| 冬之旅 |
作者：刘 璇 作于：2005-6-11 9:05:00 访问：74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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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春天晴朗的早晨，我从窗口可以看到日内瓦湖。我的住所位于湖畔的斜坡上，隔着湖水可以看到染雪的群峰和对岸平缓的丘陵。
近处岸边的树林，在春天的微风中林木摆动着树梢，清晨的湖水闪着暖暖的红光，湖水清澈，白云横曳在群峰的腰纹丝不动，从窗口看着湖变幻无究的景象，真是永远看不够。日内瓦湖此刻离我这样近，在我生命的旅程中还未曾有一片湖和我如此亲近。
湖畔疏疏落落地有几幢楼红瓦白墙，间隔着花园，十分幽静，常常在夜色昏沉之时，或星斗满天，或夜雨潇潇，有悠扬的笛声传来，这断断续续的长笛声，是从邻近那座高楼的某个窗口里飘出来的。常常听到的便是那熟悉的舒柏特的《冬日旅程》。虽然有时一曲未终，那感伤而优郁的笛声，对于我这羁旅中的游子，就好中忍闻听的哀音，更添几分思乡的愁绪。有时的时候，我很希望见到这高楼吹笛者：为何他总是吹着这样优伤的曲子?
我常在下课闲暇之作，倚着窗口，偶尔也能见到花园中，有位年轻的亚洲女子，在花坛中忙碌的身影，但因我是初来乍到，对于新邻居不敢随便打招呼：我不能肯定她是哪国的人。这天早上，我急匆匆地走进小镇一家越南人开的杂货店，想带些食品回家去。这小店在镇上颇有名气，专营东南亚风味的食品和特产，从考究昂贵贩泰国调味品到中国的春卷、烧麦，五花八门，真是应有尽有，只是价格贵得惊人，据老板说都是用飞机空运来的，难免要贵。我原先不知这店，还是在香港女同学指点之下，我才慕名而来。远远望见那大红灯笼高高挂在门口，橱窗贴得花得胡哨，想来就是那小店了。
推开门铃叮当的玻璃门，就见那个亚洲女子，三十左右，剪着齐耳的短发，正站在柜台后面，白白净净的，文质彬彬，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围着套裙，很可笑的模样，正望着街道发愣。一见我，她微微地笑了，柔声细气地用法语问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却固执而调皮地盯着她的脸，用中文问道：
“你是中国人么?”
没想到一句话，好就笑了起来，扬起细细的双眉：“我叫于玲，是从北京来的，你怎么知道呢?”
“只要一看你穿的这衣服、鞋子，我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彼此彼此呢!”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来一年多了，我那口子在这里已经三年了，他是在洛桑艺术学院学习作曲的，我原来也是学音乐的，现在可不行了，法语不过关，只好先念一年的法语班，以后能不能念音乐，还不知道呢!”她两眼茫茫然地盯着街道，轻轻叹口气。
“真可惜，把专业放弃了!”
“混吧!这年头，顾不了许多，前两天我妈来信说：‘吓，你的照片我看了，怎么满脸的皱纹?一年时间，变得这么吓人!’我回信说：‘没死就算不错了，还说什么皱纹呢?’”
我们不知是悲还是喜地笑了起来。
我告辞时，把地址留给她，才记起告诉她，我是她的邻居。
“这太棒了!以后我就有个人说话聊天了!在这里找个中国人说话都不容易呢!越南、新加坡人倒是有，可都不大爱搭理我们，只要一听说是中国大陆来的，立马脸色就变了。”
“她们是嫌我们究呢，可是我们从来没想向他们要一分钱，怕什么?”我冷笑一声。
“明天晚上来我家吃晚饭吧!”她的热情不容推脱，倒令我又吃惊又感动，来瑞士两个月了，中国学生的小气，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法郎掰成几瓣花，不是新鲜事，难得她这样慷慨大方，一见如故!
“一顿饭，哪里就吃穷了，反正是穷了，也不差这一顿饭!又不是山珍海味请你，家常便饭，聊聊天，一定来!”
于玲的家是在一座旧式的建筑物里，没有电梯，黑色大木门，沉重厚实。楼梯扶手年深月久，光滑油腻。她的寓所还不算挤：两大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创作室，厨房还有饭厅。小卫生间是改造过了，加上个蓬蓬头便可淋浴。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她也很满意了。
“你的音乐家先生一个人漂泊海外是什么滋味啊?”我笑着打趣她。“别提多惨了!打从娘胎出来还没受过这样的苦呢!简直是脱胎换骨!他在家时也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你简直不能想象他所吃过的苦!我来瑞士时，他到机场接我，黑头黑脸像个土匪，简直换了个人!”“他刚来瑞士时也是一句法语都不会，什么工都干不了，人家不要聋子哑巴!幸好我们的朋友西蒙有个朋友是农场主，在山上有大片的葡萄园，就叫凌青去葡萄园干活，什么法语都不用，肯卖力气就行。你想想看弹钢琴的尖尖十指，抓着牛粪给葡萄上肥料。他一个人蹲在高高的山顶上，对着异国的天空和太阳，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没人看见，哭完了再好好地干活吧，为了生存必须这样!理想归理想，生存归生存。”
于玲平殂地叙述着，表情冷漠而严峻。
聊着天，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凌青还未回来，于玲就带我到工作室看看，大房间里空荡荡的，靠窗一架旧钢琴，乐谱架子，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涂得黑乎乎的，占了半个墙壁，黑色的漩涡像是狂暴心灵的火焰，一个赤裸的女人模糊的身形正沉入黑色的漩涡中……
“凌青最欣赏这幅画了，是他朋友送的，我可不喜欢它，乱涂一气，什么现代派?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忽然发现墙角的小桌上放着一把锃亮的长笛：“你就是高楼吹笛者?!”
“啊?”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于是我就说起了夜晚的笛声，《冬日旅程》等等。
“那都是心情郁闷时，摆弄两下呢!”她神情郁郁地低声说。
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洗菜切菜，四个电炉盘同时打开：熬汤的熬汤、妙菜的炒菜，不一会儿饭菜就上了桌，只等凌青回来就开饭了。那都是一些经济菜：妙蛋、蘑菇鸡腿汤。瑞士的鸡很多又便宜，看来她是个精明的家庭主妇，干活手脚利索，日子过得细。
这全都是练出来的，在北京时是个大小姐，什么事都不管，现在可不同了。”她笑着说。楼着里有了脚步声，挂钟敲了七下。凌青回来了，他很感意外地见到我，彼此寒暄介绍一番。
他是个细高挑，长头发披在肩上，的确是个“颓废派”。他总是神经质地眯着眼，说话也是飞快。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灵巧的手指有着神经质般的迅速动作，并且不停地把披在脸上的长发掠到脑后。他的眼光机敏而且锐利。
在席间我们很自然地谈论到了艺术的话题，他认为当代中国的艺术风格、潮流，都在而且必须向西方现代派风格的艺术思潮看齐、融合，才能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对这偏激的观点，我表示异议，我认为：只有民族的东西，才是世界的东西，假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失去自己原有的文化和风格，都统一在一个现代化模式里，这世界不太单调乏味了吗?
我的观点激怒了他，他很不客气的嘲讽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所谓的中国艺术家都跑到西方社会来，大谈什么民族主义?真可笑!我看笨蛋一个!不配生活在西方?早该滚回中国去!”
这场唇枪舌剑的辩论，几乎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晚餐在很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这个结果令我意外，我很抱歉地告辞了。
于玲满脸歉意地送我到了门口：“你俩都太认真了，我从来不和他做这种辩论，由他胡说去，你别介意!”她温和地笑着小声说。
第二天晚上，于玲来参观我的房子，“真不错，还有单人沙发、地毯，不像我那木板地，咯吱咯吱叫，好运气!怎么租到这样好的房子?”
“那是我新认识的西班牙女朋友帮忙找的。我们是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闲聊天认识的。好漂亮的西班牙女郎!要不是她热心相助，这会儿恐怕我要住到大街上去了!”
“怎么一回事?”
“我刚来这里时，是学校帮我租下的房子。在山上有一大片葡萄园，风景也不错，刚住了两个星期，女房东就要我搬家了，说是要收回房子借给法国来的朋友住!”
“你当初怎么不定合同就搬进去呢?”
“定了合同又怎么样?她要是不爱租给你，日子能好过么?她是怕我找不到工作，付不起房租，赶又赶不走，只好对学校撒谎，害得我心急火燎地要在两周内找房子，她限我一个月内搬走。求助学校，好几家房东一听是中国学生都不愿租，穷国小民到哪里都受歧视，我们何曾少付一法郎的房租呢，怕得这么厉害!”我越说越火，简直忘不了那一周内，我凄凄惶惶，到处打电话求人帮忙找房子，学校最后无能为力，也不管了，甚至叫我到教室去问问肯不肯大发慈悲，调个房间给我，我可不愿意做到那样可悲的地步，幸好还有古道衷肠的女朋友。“我只要一想起那个脸色灰暗、满头金发披散得像疲惫的母狮子的女房东，我心里又厌恶又可怜她。”
“可怜她?”
“她十八岁念大学时，爱上了自己的老师，这个大她十五岁的英俊男人把她给迷住了，她怀孕后只好退学结了婚。十八年后，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了，丈夫又另有新欢，和她离了婚。他现在的妻子年轻漂亮，只比大女儿年长两岁。两个大点的女儿跟着父亲，她们二十岁的继母住在日内瓦。她自己和七岁的小女儿艾艾怨怨，在洛桑过着凄凉孤寂的日子……”
“我看她不见得孤寂，离婚了，一定还有情人、男朋友，在这里是很普遍的事，瑞士离婚率是三比一，大多数年轻人对婚姻感到恐惧，认为还是同居好，少许多麻烦，有的孩子都十几岁了，父母是还是同居关系呢!”
“对!就是可怜了孩子!她那个小女儿长得人高马大，天生小美人胚子，可就是脾气太古怪了，她简直不能容忍母亲和别人多说几句话，只要她妈妈跟我聊天久了，她就又吵又闹，对金大瞪白眼，很有意思。”
每次我要是和女房东谈起她小女儿的将来，她总是泪眼汪汪，看来她非常担心再失去小女儿，两个大点的女儿很少来看她，而对自己风流倜傥的父亲很崇拜，真令人费解。这可怜的女人令我又可怜又厌恶，她拿了一条用了十几年的羽绒被给我睡，那被子其实只剩下薄薄的床套，里面没有几根羽毛了，冻得我一夜直打哆嗦，天不亮，就起床打开行李包，幸好自己带了一床厚毛毯。而每天早上，她总是假惺惺地问我晚上睡得暖和么?
“她是个虚伪的女人，阴阳怪气的，每次周末晚上，打扮一新去约会，却总是不承认。其实我并不感兴趣她的私事。”
“现在小房东还好吧?”于玲感兴趣地问。
“似乎也很怪，我刚搬来时，发现电话上了锁，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的房租不包括电话费，要打电话上街用公用电话。我又气又好笑：‘那样多不方便，我还是另外多付一些电话费吧!’她才放心地开了锁!”
“这真是太过分了，听都没听说过!”
“是啊，小小年纪算盘这样精，听她自己说每周末给父亲打扫商场，也要付工资的。”
“这不奇怪，西方社会就如此，人情关系很淡，金钱上一是一，二是二，孩子，十八岁了就自己独立门户……”
我感慨地说：“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震惊’吧。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东方人，很不习惯!”
“慢慢就会习惯的。”于玲幽怨地叹口气：“我也总觉得我和凌青已经是生活在两个剧目里，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下子无法合在同一出戏里，他先出国三年，变化太多了，太多了。”
我呆望着她，她避开了我的目光，我不好多问。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她说自打来瑞士后，很久没有这么畅快地说话了。“中国学生一到了国外，立马就成了骗子：有了工作都说还没找到；打两份工，工资高、房子便宜全部保密，生怕别人眼红，惹事生非。也难怪，生存竞争吧!就一碗饭，别人拿吃了，自己就没得吃。你以后对别人也得多个心眼，说话保留一点。”临走时，她笑眯眯地好意叮咛我，另外加上一句：“找工作，可要积极点，硬关头皮也要上，在这里，全靠自己啦!”
我非常感谢地“照单接收”她的指导。
的确，凡事全得靠自己，我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不靠自己靠谁呢?
第二天一早，我一狠心花了十法郎，买来了当地所有报纸，把广告栏看了个遍。我在北京外语学院，补了三个月的法语，这会儿全派上了用场，终于找到了一则很适合我的情况的广告：一家宾馆要招收年轻的服务员……
我兴冲冲地买了四法郎的火车票，直奔四十公里外的小镇里雍去面试。
里雍小镇非常古雅，鹅卵石铺的窄窄的小街，弯弯曲曲，两旁里幽静的小店，古老的风灯挂在斑驳的墙壁上，小小的教堂，古堡式的建筑，也年深月久了。
像许多旅馆一样，我要找的那家旅馆也坐落在美丽的湖畔，游客在露天酒吧里悠闲地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着优美的湖光山色。
我羡慕地远远望着他们：这些幸福都不属于我。
在大厅里已经挤满了十几个前来面试的青年女子，青一色欧洲人：黄头发，蓝眼睛；红头发，绿眼睛，我顿时泄了气。
她们叽叽呱呱地用欧洲各种语言在谈天，一边很警觉地瞟着我，我缩在角落里，对这种十几比一的竞争，完全没有信心；那时正值海湾战争时期，从南斯拉夫涌来了大量的难民，而且还有不少英国人、希腊人、葡萄牙人、罗马尼亚人，他们国内的失业率很高，都跑到瑞士来。在瑞士据说有个规定：雇主考虑的人选的顺序是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亚洲其他国家的人。
面色红润保养得很好的经理先生，一一接见了我们，他用相当漂亮的英语问了我许多问题，他的眼睛像鹰一样地巡视着我的验，我手足无措地坐在那里……
他很抱歉地摊开肥胖雪白的手：“很抱歉，我不能收学生，这是违法的，学生不能工作全日制。”
我讷讷地退了出来，只感觉他的目光像针一样刺着我的后背……
我重又回到小镇边上的小火车站，等着坐火车回到蒙特去。小站没有自动售票机。
西下的夕阳把我沮丧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地上，小站里空无人影，我孤单单地坐在那里发愣，心里心疼四法朗的火车票。
远远地走来了一个胖大的中年汉子，络腮胡，衣服邋遢，风吹来一阵酒气，原来是个酒鬼，他一路打着饱嗝走了过来，睁着红红的眼睛，醉醺醺地瞪着我，大着舌头向我问好。
我顿时心情紧张地回答了一句，就把头转开了，没敢跟他多说话，免得节外生枝找麻烦。
他一屁股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搭讪道：“女士……”我连忙说：“非常对不起，我不会说法语，请原谅。”他很扫兴地不说话了，不时用奇怪的目光，探究地看着我。
我们默默无言地坐在天色将暗的小火站上。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非常难熬，我暗自希望多一两个乘客，来打破这尴尬的局面，偏偏这小镇地处荒僻，没什么人坐火车，我只好壮着胆子，装着若无其事地观赏着黄昏的景色。
第一次找工作，就以这样痛苦的感受而告结束。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学习紧张，工作无望，时间就在这种不安和愁烦中消耗了。于玲也每天来去匆匆地上课、上班。我偶尔路过她的小店，短短说几句就走，怕那个越南老板不高兴。她也常在晚上没事做时，到我的屋里坐坐，喝喝茶，一面看我完成美术学院的作业，一面聊天，很自由惬意。
有天晚上，于玲突然打电话说我：“不要老闷在房间里画画儿吧，出来走走，你不是想听我吹笛么?”湖湾里泊着一只小小的旧游艇，在湖波上荡漾着。明月刚刚升起。
“哇!你过得很阔气啊，还有‘豪华游艇!’”
“那是我们给一个瑞典老太太打了一天工换来的，她要开周末party，我们为她做了一天的中国菜，宴请二十多个朋友，没算工钱，把旧游艇送给我们了，朋友嘛，马马虎虎了!”
她熟练地解开缚在钢桥上的缆绳，我们跳上了游艇，这游艇坐四个人还行。
“月色很好的时候，我常常带着笛子夜游湖上。”
“独自一人?”
“是的，湖上空旷清寂，一切烦恼都消失。”
我凝望着她，近来她似乎消瘦了，脸色苍白。
“我带你去女王岛、锡雍古堡那边转转吧。”
“女王岛?我不知道，锡雍古堡我去写生过了，非常雄伟，身后衬着积雪皑皑的群峰，太美了!”
“是的，它是瑞士最著名的古堡，历史最久，有八百多年了，也是欧洲最负盛名的水上古堡，它这样有名主要因为它是查理三世大公时期的宫殿，同时又因在它的地下土牢里囚过三个兄弟，那三兄弟是推翻群主制的爱国志士，后来听说死在牢中，你知道么，英国在诗人拜伦和雪莱曾经到这古堡游历时，据说像我们一样，泛舟湖上，同游古堡呢!”
说话间，已到了古堡的脚下，古堡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有桥头堡相连，初升的明月照耀着古堡宏伟阴森的巨大身影，小艇沿着古堡的基石绕了一圈，在离水面两米左右有个小小的铁窗，于玲指着它：
“这就是地牢的铁窗口。”
窗口里黑黝黝的，冷风飕飕，我担心远古不屈的亡灵会飘出来，打了个寒战，急忙离开。
船沿着岸边嶙刚的岩石，慢慢滑行。
我曾经在冬季时登上过这古堡的断崖，那是我刚来时，为这里的景色画过几幅速写，断崖上吹着猛烈的风，古堡的水波冲击下，呈现着坚强的姿态，在寒冷的天气里，我孑然独立，身后是密布着丛树林的山坡，我寻求的正是这种沉郁荒寒的景色。远远地传来了教堂沉缓的钟声……
“你在想什么?”于玲打断我的沉思。
“我总不能相信自己是栖身在异国陌生而冷漠的国土上……”
她默然点点头，船向女王岛方面而去。女王岛是瑞士联邦政府赠送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礼物，小岛不过二百平方米。岛上林木葱茂，有一幢白色漂亮的别墅，掩映在浓密的树从中。
“女王常来这里度假么?”
“哪里呢，听说只来过一次，岛上有人看守着，不能随便上去，我们就在岛的四周转一圈吧。”
“现在我们到湖心吧，你别忘了吹长笛给我听哟!”
“当然，吹什么呢?”她笑吟吟地看着我。
“我对长笛知道太少了，以前曾听人吹过柴可夫斯基的《沉思》，很美!要么再来吹《冬日旅程》吧，可我从来没听你吹完它，为什么呢?”
你的脸色忽然暗淡了许多，低下头去，我隐约见到她眼角的泪光，我愣住了。
“你不舒服了，怎么了?”
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过了一会儿，她说：“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昨晚我和凌青大吵了一架，两个人打了起来。”
“什么!”我轻声地惊叫起来。
“是的，你总是夸我们是天生的一对，艺术家……事实上，从我一瑞士以后，我们就不停地争吵，打架……”
“你们原来不是十分相爱吗?”
“那是过去的事了，在中国的时候。”于是她断断续地告诉了我这样的场面：当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到瑞士后，有一天整理房间时，在隐秘的角落偶然发现丈夫的秘密：一大叠照片，那是一个年轻美丽的金发女子。当她拿着这些照片，假装不经意地问起凌青时，这位很有才华的温文尔雅的音乐家，出乎意料地暴跳如雷，“捕风捉影，胡搅蛮缠!”两个爆发了争吵，她宁愿相信自己是错误的，多疑的。但是随后的日子中，丈夫经常整夜不归，朋友们善意地暗示，使她终于明白她面临着一场婚姻危机：她所珍爱的人从来到瑞士后，就和自己的钢琴女学生住在一起，直到妻子快来的前一个月，女孩子才很不情愿地离开了他，这位十八岁的瑞士姑娘崇拜他，爱他爱得发狂，就像她自己当年在大学时代那场如痴如狂的恋爱，为了这个长发披肩、不修边幅，但富有才华的钢琴家，她和疼爱自己的父母闹翻了，搬出家去，以草率的的婚礼来表明一切无可挽回了，父母只好认同了这个捉摸不定的女婿，据说他将来前程无量……
“谁会想到呢，我千辛万苦来到瑞士后，竟是这样的局面等待着我!说实话，我当时的震惊和失望超过了痛苦，我觉得自己被欺骗、被愚弄了!”
“他从来不觉得对不起你或者理亏么?”
“他怎么会这样想呢。”她扬起了双眉：“他要是有负疚感，就不会还继续偷偷摸摸地和那瑞士姑娘来往了。他觉得自己还算有良心没把我抛弃，像许多其他的中国留学生那样，把老婆孩子抛在国内。他还费了力气帮我申请来到瑞士，情义上不欠我了，还清了!”
“好像做买卖似的，等价交换?”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好原谅他，希望保持这个家庭的完整，毕竟我们是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过来的，怎能轻易放弃这个家呢……希望他和这个小妮子的恋情也只是一时狂热，以后会冷却下来，一切恢复平静……”她若有所思喃喃地说。
她默默不作声地开着游艇，我也闭口无言，水波激荡船底，发出啪啪的声音。
水声富有情致，使人依恋可亲，冷清清的、苍绿的湖水缓缓流去。
“于玲。”“唔!”她入神地看着湖水，我看着好凄迷的神色，艰难地挤压心中隐藏着的一句话：
“那个瑞典小伙子——杰米，怎么样?”我感觉到她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
“于玲!”我不放松地追问。
“我不知道。”她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说。
“他爱上你了，我从他的眼神看出来了。”
“不知道!”
“你从来不想这事!”我盯着她。
“我怎么能想这件事?他实在只是一个大孩子，对东方人感到新奇，谈不上什么爱，凌青对他倒大吃醋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和杰米怎么样，他好像一个小弟弟吧!你不相信我?”
她诚挚的眼睛盯着我，我默默地点点头。
两个人静静地坐在船上，一言不发地看着月光下的湖。
雾气悄悄地漫上了湖面，从昏暗的远处传来了几声天鹅的悲鸣，我倚着船舷，凝视着散发着冷光的月亮，心中升起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凉。仿佛她说的一切都成了可以遗忘的过去。带着麻木、疲惫的神情，她端坐在那里，我用手轻轻拍打她的肩膀：“你没事了吧!对吗?”
“嗯，没事，咱们不说伤心事，我来吹几首曲子给你听听吧。”
于是优伤的曲调，从她灵巧的指尖下缓缓流出，小船随波逐流而去。
舒柏特所歌唱的孤独的旅人，在冬季里寻找幸福的途程，他找到了吗?似乎没有找到……我隐约只记得这个模糊的结尾。
青绿色的湖水，在月光下泛着古铜色，湖对岸的群山峻岭中，闪烁着法国的万家灯火，近岸的地方，湖水映照着两岸的灯火，数百年来一直被浸泡在水中的古老建筑物的墙根所散发的潮湿气味，那些古老的院墙围着一个个沉思在昏暗阴影中的静静的院落，那一扇扇窗口的灯光，洋溢着静谧气息，令我想起那古老而著名的诗口：“夜深寂寞打孤城……”
自从那次湖上泛舟夜谈之后，她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我知道那“冬之旅”的秘密后，每当夜深入静之时，常静立窗前，怀着矛盾的心情，希望听到那熟悉的笛声，但又不愿听到它，我担心这笛声又意味着一场争吵。
我所住的蒙特城镇，依山傍水，恬静妩媚，景色非常迷人，周围的山峰奇伟峻峭，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我就读的美术学院就靠近这个小城镇，人口不过两万，却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全赖美丽的日内瓦湖，为它增添了无限绮丽的风光。
游客中大多是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们，中东干燥酷热的气候，经年不断的战火，使这些腰缠亿贯的富豪，纷纷来到瑞士这块美丽和平宁静的土地上，度过悠闲的时光。他们随身带着成群的妻妾，羞答答的年龄各异；更有脸色黝黑的菲律宾女佣，抱着、牵着一群欢蹦乱跳的小阿拉伯们，这是一个五光十色、喧嚣的人群。还有就是一群群身背照相机、叽叽呱呱说个不停、也拍个不停、不知疲倦的日本人，他们有钱又酷爱旅行，时间不多，又爱寻根问底，来去匆匆。当然也有不少大大咧咧的美国人，自由自在地游荡着。
每年五月，世界爵士乐节在这里举行，为期一个月，世界各地的爵士乐音乐家和爱好者便蜂拥而来，把蒙特市所有大小宾馆饭店都挤满了。蒙特有二十多家大饭店，四星五星级的就有四五家，这些气派豪华、富有欧陆风情的饭店大多建在湖边，沿湖岸而去，鳞次栉比。
于玲及时地通知我：“夏季来了，你赶快抓紧这个机会!每年旅游旺季，便是学生们大捞一把的时候，就连瑞士本国的学生也趁机挣零花钱呢!”她在电话那头嗡嗡地说。
“可是……怎么抓紧机会呢?”我又兴奋又紧张，激动得结结巴巴。我太需要工作了!“你可以自己找到大宾馆问问，要不要季节工、临时工、临时服务员!对啦!我也是听法语班上那些很老道的中国学生说，在大游乐场、大饭店，夏季经常举办盛大的千人晚宴，临时找许多学生当服务员端盘子，你快去问问看吧!”
“我……我……”我一想起里雍镇的“冒险经历”就头皮发麻。
“别那么胆小如鼠!娇生惯养的洋娃娃!还放不下艺术家的臭架子!不然要饿死在瑞士啦!入乡随俗吧!” 我横下一条心，按照于的指点，“精心打扮”一番：既不能太妖艳时髦，那样老板觉得你太轻浮，不是干活的料子；又要穿得整齐干净，这样老板觉得你有精神，印象深刻。话不能说的太多，那样他觉得你夸夸其谈，不干活只会耍嘴皮，偷懒；又不能一声不吭，那样又嫌你太木讷，不活泼，不懂得招呼客人……
我连夜把蒙特的地图仔细研究一番，犹如临战前的指挥员，把所有的宾馆全部画上红圆圈，准备挨家挨户厚着脸皮问过去。这回是豁出去了。
银行里的存款将要坐吃山空，那胖乎乎的小房东，总是闪着蓝眼睛，怀疑地问我：“怎么你都不去打工呢?像所有的中国学生那样拼命干活?”她是担心我付不起房租，到时候又怕我赖着不走了!
第二天我按地图问了许多家旅馆，都毫无收莸；要么连连摇头说人满了；要么耸耸客气地说先把名字登记下来，什么时候缺人再通知我。
我垂头丧气地站在落满五月艳丽的阳光的街道上，湖畔公园那边，传来了一阵阵游客的欢声笑语，我不知是继续问下去，还是退回去，缩到自己那间小房间去……
踟躇间，偶然发现还有一家旅店掩映在绿树浓萌的水边，决定最后再试一次运气。
长着一头栗色卷发的经理，是个漂亮的年轻人，他正在为明晚的大宴会上服务员不够而发愁，他频频点头：“是的，是的，明天晚上我这里需要一百多个服务员，但是，你以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么?这很重要。”
“当然!”我急忙回答：“我在中国当了一年多的服务员。”我做了个端盘子的手势，天知道我竟撒起谎来，如此流利而且毫不犹疑，似乎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这正像于玲说的：中国学生一到国外，立马就成了骗子!
经理先生很满意地记上了我的名字，并且吩咐我自己去准备服装：黑裙子，白上衣，白围裙，最好还要锈花的，加上黑皮鞋。
原来这里服务员的服装都是自己装备的。我又急急忙忙直奔大百货商场去。转来转去，挑了一件最便宜的白衬衫，六十法郎，我付了钱，心疼得唏嘘不已。
然后我兴冲冲地赶到于玲店里去。十二点钟她就上班了。
我到那里时已经十三点多钟了，正赶上她在吃午饭，那全是此店时卖不完的剩菜，花花绿绿，乱七八糟的。“真难吃!”于玲皱着眉头：“这哪里是中国味，边越南味也不是，就为省下一顿饭钱，老板也不喜欢我回家吃饭，浪费时间……”
我几乎一字不漏地把我找工作的经过说了一遍，并且告诉她，旅店经理同意她也去上班了，反正缺人，她周末也没事可干。
她高兴权了，连连夸奖我“长进”了许多。我叹口气：“我回可要写信告诉家人，找到工作了，他们一颗心都悬着听我的好消息呢!虽然不是每天都有工可做，但一星期干三四个晚上，每小时十五法郎收入也不低，足够生活费了，过了夏天，以后再想办法吧!”
我一边跟她说话，一边心虚地往门瞧，她很诧异：“干吗鬼鬼祟祟的!”
“我担心你那个越南难民老板炒了你的鱿鱼!见我干天天老在这里和你说话，误了做生意!”那个胖老板不喜欢我，因为我不是出手大方的顾客，每回只买些便宜的中国货，他老大看不起我，我也同样厌恶他。“别担心!这会儿可以说个痛快，他带一家子去苏黎世串亲戚去了，周一才会回来。”
“越南难民比我们过得还自在潇洒呢?”
“可不!”她又气愤又感慨：“我们中国学生还不如难民呢!瑞士政府每月发给他们八十法郎生活费，足够用了，孩子免费读书，大人上业余学校，安排工作，十几年了，有的越南人都成了小老板了，我这个老板最近在湖边也买了一套豪华公寓，安家立业了，不过他们两口子也能吃苦肯干，他老婆每周六上午都在大超市门口卖中国春卷呢!”
“噢!就是那个梳着高高的发髻，长得水灵灵、白净净，挺俊的年轻女人么!听说春卷生意非常好，一个卖三法郎呢!”
“免费我都不吃，那个馅都跑了味，一点也不地道的。中国人谁去买，骗骗洋鬼子吧!”
正说着时，门铃一响，走进一个高高大大的年轻人，二十出头，淡黄头发，蓝眼睛，挺帅气的。
于玲一见他，就叫了起来：“杰米!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今天下午不上课么?”她连忙给我介绍：“这是我法语班的同学，从瑞典来的，他准备学习一年的法语后，在洛桑高等工学院学习精密仪器的专业。”
杰米腼腆地笑着和我握手，问好。
我想我也该走了，就告辞出来了。
湖滨大饭店的待者领班吉娜夫人，是个四十多岁的意大利人，这个典型的意大利南方的美人，来自四季如春、阳光灿烂的西西里岛，长着一头红发，高鼻梁，深棕色的大眼睛，皮肤雪白，高大丰满，她泼辣、干练，又不失亲切幽默。
她似乎是一见到我，就喜欢上了我，也许我同样是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缘故，不同的是，我是东方人，她是西方人。
她像个大姐姐似的，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一大群叽叽呱呱、五光十色的临时服务员都里去，交给了一个从葡萄牙来的年轻女人手里，“诺拉，今晚由你带这两个新手工作吧!她们是中国来的大学生，英语很好!”
这种盛大的宴会，客人来自世界各地，服务员必须说英语，而不是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在巨大的圆形拱顶大厅里，吉娜夫人开始用法语向一百多个服务员训话，好似指挥员战前动员一样，那边整整齐齐地站了几排穿白衣黑裙的青年女子，几乎青一色是亚洲人，我以为是唱诗班，正纳闷，于玲凑在耳边对我说：“那些是从酒店管理学院借来的学生，她们是从东南亚国家来学习酒店管理的，瑞士酒店管理非常著名，许多国家都来学习，就像他的军队训练一样闻名于世，据说瑞士曾经为其他国家训练军队而获得巨大利润呢!这些来学习的学生都是腰缠万贯的富家子弟，学成后，回到东南亚开酒店，自己当老板，或继承父业的。”
“那么有钱了，还来打工干吗?”我有些嫉妒地说。
“挣零花钱，假期去旅行吧。”
大家七手八脚开始换上黑裙白衣，有的忙着大喷香水。葡萄牙女人原来是光着脚板穿着凉鞋的，这会儿从提包里摸出一双长筒丝袜套上脚去。这个动作让我奇怪，问她为什么。她一边吸着廉价的烟卷，一边回答我：“丝袜很贵，一双要十法郎。平日里舍不得穿，只在需要场
合才穿。”
我俩目瞪口呆：“早知这样子，我们从中国买一打送你，不贵，要不了几法郎呢?”
原来葡萄牙、希腊、南斯拉夫等欧洲穷国，经济不发达，收入很低，许多人都跑到瑞士、法国“淘金”来了。他们所从事的大多都是瑞士人不愿干的低等粗活。干了十几年，攒足了钱，回国买房安家乐业去。
诺拉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交谈之下，才知她还是个大学毕业生，学社会学的，在葡萄牙原是一家小公司的管理人员，丈夫在瑞士当建筑设计工程师。她在暑假里带着三个孩子来看望他，偷空到旅店里打短工，补贴家用，问她屈尊来端盘子有什么感觉，她耸耸肩：“为了生活，没什么感觉，法郎最重要!你们不也是么?中国的艺术家!”我们相视而笑。
宴会厅里摆着两百多张大圆桌，杯盘刀叉，琳琅满目，其实没什么可吃的，最常见的就是烤猪排、煎土豆泥之类的，倒是西式糕点、冰淇淋做得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吉娜夫人气定神闲地指挥着服务员们，排着长队为几千客人端上一道道佳肴，有条不紊，井然有序。那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风度以及她高傲美丽的身影，留给我极深的印象。一个夏季下来，我和于玲都累瘦了一圈，但都很高兴：我也因为这笔收入，解了燃眉之急。一天晚上快十二点了，电话铃响了，是于玲的声音：“我见你的灯亮着，还没睡吧，是在画画儿吗?”
“是的。”
她沉默了一下，突然问我：“你能为我画一张肖像画么?”
“当然可以。”
“明天是周末，我到你那边，你为我画吧。”
“这么着急呀!明天我得赶功课呀!以后有的是时间，我要为你精心画一幅，慢慢的……”
“不!我请求你明天就为我画吧!”她央求着。
第二天早上，我刚吃完自己煮的稀饭，门铃就响了。我打开门，她容光焕发地站在那里，脸上有些红晕。
我们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她端坐在靠窗的沙发上，清晨艳丽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肩上，穿着白色套头薄衫的她显得干净单纯，阳光照在她的脸颊和手臂细细的绒毛上，使肌肤带着透明的金黄色。我为她选择了侧光，这样她秀气的脸庞大部分在淡淡的阴影中，显得含蓄郁而略带神秘……
在早晨的宁静中，我重新仔细凝视着她精致的面容，那洁净得近于苍白的脸颊，孩子气的嘴唇的线条，摘去眼镜后，略带惊惶的眼神，我想象着她所叙述的家庭悲剧的发生，在那种仇恨的粗暴中的互相殴打，像她如此文静缠绵的人，会像被追杀的小鹿那样恐惧逃窜。
她的眼光也凝视着我，眼神显得遥远、冷漠，似乎隐含着某种梦幻、渴望……我希望探讨好冷冷的眼神深处。
“最近都好吧?”我轻轻问她，仿佛漫不经心地，我诚挚地想知道：她好吗?
“我很好。”她的声音有些嘶哑。
我怀疑地看着她。
“你不必美化的形象，真实自然最好，我要把它当做永久的纪念。”
“我太有幸了!”
“是的，它将是我在异国他乡遇到的知己给我的最好的纪念。”
“把它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我调侃她，希望那严肃的面容上，透出一丝笑意。
“不会有子孙了!”
“什么意思?你不是非常希望有个孩子吗?孩子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
“生命?”她的眼神有些异样，漠然地投向那不可知的远方。
我吃惊地不敢多说什么，沉默了，只有画笔在画布上涂抹的声音。
休息的时候，她像孩子似地屈着膝盖，蜷在沙发上，眯缝着两眼道：“还是你这样好，一个人，自己工作养自己，无拘无束，逍遥自在。”
“哪里就那么快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什么全靠自己打天下，还是你好，有个丈夫撑着，不怕天塌下来。”
她苦笑一下，摇摇头：“这个家全靠我撑着呢，他教课的收入刚够学费、交通费，我的工资用来养家呢!真没想到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国外，就是为了这一切，我所追求的意是这样的生活，每天上班站在柜台里时，我总是这样想这样问自己：这就是我追求的生活么?法郎一天天多了起来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我失落了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也并不明白!”
“失落了爱情?”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摇摇头：“我并不是爱情至上者，没有了爱情就活不下去，不是的。我悲哀的是真实的爱不存在，宇宙万物中有什么是真实可靠永恒不变的呢?什么地老天荒、海誓山盟，见鬼去吧!”她叹息，又喃喃地说：“沧海可以变成桑田，何况人的心呢?”
你何必太认真呢?”我有意化解她的忧郁，宽慰她：“何况凌青离你而去。你可以再寻找新的爱，我就不信没有人爱你，比如那个可爱的小伙子杰米?”
她扑哧一笑：“算了吧!那只能再重复第一次的悲剧，到最后其实是一样的结局。”
她抬起头来：“你说真爱永不存在么?”
我迟疑地：“也许……”
“活着其实也是很累的，这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呢……真想找个可以躲起来的角落……”她叹
息着，沉默了一会儿。
“为什么不回家去看看呢?或许回到那里可以平静一下心灵，不会那么忧郁呢!”
“现在回国去?只会更伤心，触景生情。更何况如何对父母家人说起这一截事呢?我又不忍心欺骗他们，当初他们就是坚决反对的呀!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吧!”她又陷入痛苦莫名的深思中去。
天色阴沉下来，太阳消失了，起风了。
“快下雨了，我也该回去了。”
肖像画没有画完，说好还得再来画一次。我把它靠在墙根上细细地看，我希望能捕捉到她永不安宁的灵魂，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正探究地望着我：真爱永不存在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听夜风夹着细雨敲打着窗棂，不知谁家的风铃，在夜风中飘来寂寞的声音。
那一夜我没有睡好，那天快亮时，才在细微的风雨声中昏然入梦……
第二天是星期天，只有星期天我才放心地睡民懒沉，在床上舒展着筋骨，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窗外下着雨，天空阴沉沉的，云朵厚厚地堆积在远处的山顶上，积雪的群峰和浩渺的湖水都隐没在一片雨幕中。
星期天的早晨总是这样的安静，劳累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都在睡懒觉，特别是经过周末一夜狂欢的年轻人。只有教堂的钟声不停地响着，召唤虔诚的信徒做礼拜去。
窗外，风刮得厉害，我起身关上被风吹得啪啪作响的窗门，凝望着楼下冷清的街道，忽然发现窗台上停着一对鸽子，在风中竖起灰色的羽毛，它们用一种忧伤的眼神望着我，那是一双温顺善良的、琥珀般晶亮的红眼睛，令我心动：在这风风雨雨的世界中，它们竟也能在这个小小的并不安全的角落里，营造自己温馨的爱巢……
“砰!砰!砰!”有人急促地敲我的房门，门开了，于玲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晃了进来。把我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她眼皮浮肿，脸上似有泪痕，摇摇头，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愣在那里。我猜他们又是吵架了，急忙倒了一杯热茶给她。
两个愣地那里，半晌，她哑着噪子低声说：“我失去他了。”那声音充满痛楚，令人心碎。我扬起眉毛，等她说下去。
“自从我来瑞士后，凌青就不断地说起到奥地利去学习音乐，我当然很赞成。但是他总是说他一个人先去开辟战场!拖着我是个累赘，等以后情况好了，我再去。如此这般，说了许多次，到了后来吵架时，他总是冲我大吼：‘为什么你老缠着我，滚开去!’我才恍然悟，他实实在在是不想跟我在一起生活了，我让他厌倦了，累了!”
“累了?!”
“是啊!”她痛苦地看了我一眼：“他跟我在一起自然累了，跟我在一起他只能是个留学生的身份，他必须不断地读书、打工，假如他和那个妮娜结婚，他成了瑞士公民，有了国籍，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一家剧团、乐团工作，收入很高，什么都不发愁，妮娜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商人，会为他们安排舒适的环境。他何乐而不为呢?他和妮娜一起去奥在利，就用不着打工挣钱上课了。妮娜会养他的，她有的是钱。就缺一个崇拜的丈夫呢!”
“你就肯定妮娜跟他去!”我怀疑地说。
“是西蒙偷偷告诉我的，连他也觉得这样不好!我不能肯定，昨天晚上我们大吵一场，他半夜里走了，带着衣服走了。也许他躲在洛桑城朋友家中，我必须去找他。”
“明天再去吧!雨下得这么大?”
她还是坚决地要走：“我还是要到洛桑找他，我的心痛得厉害……”
我默默地随她去，看来无法留住她，不让她去找，她会更加痛苦。
于玲撑着伞，在我的窗下喊我。雨幕中，她向我挥挥手，走了几步，突然停住，转身呆望着我，足足有几秒钟，“再见!”她高声喊道，我似乎看到一丝微笑浮上她的脸。
她终于走了，消失在茫茫雨幕中。
第二天清晨，我惊醒了，忍不住焦灼的心情，拨通了她的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没有人接，她还没有回来?她在洛桑找到凌青了?他们为什么不回家来?
一连几天，天总在下雨。我迷惑不解地打了几天电话，她的家中仍然无人。我跑到那家小杂货店，那个越南老板怨气冲天，一连叠声地用法语问我：“这怎么行，怎么这样，中国小姐?几天不来上班?”
最后一天，终于有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接了电话：“我是弗里德·西蒙，你找于玲女士?她出事了，她的船沉到湖里去了……这几天雨下得很大，有人发现了那船，在女王岛附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去?我已经通知警察了。”
“找到于玲了吧?”我战战兢兢地问。
“没有找到尸体，奇怪……”他嘟嘟哝哝。
“她的先生呢?”
“凌青先生在奥地利，今天下午就赶回来。”
“……”我没敢问杰米，假如她不在凌青那里，也许在杰米那里?我暗暗希望如此。
她的失踪，使我堕入无限的迷惘痛苦之中；杰米已经很早就离开洛桑了，我不知这之间有什么联系?警方在湖里找了很久，没有收获。
她向我告别的时候，面容是这样沉静，像默然地选择了她早就在心中准备好的决定一样。
她是不慎沉船还是有意自杀呢?而且要选定那么美丽的地方。
原先她不是要坐火车去么，为什么要改坐船呢?
或者她没有死，躲起来了?或者到遥远的地方去，和杰米在一起?
我站在靠湖的窗口，哀伤莫名地看着湖水一波波地冲上岸边。
如果她找到了凌青，她该不会选择这条道路吧?这是浪漫的女子，也是个坚强的人，应该不会选择这条路作为她的终点，而且是在远离祖国的异乡，是在经历了如此艰苦的奋斗之后?尤其令我感到痛苦而终日无可忘怀的是，我始终不曾觉察到她的选择。假如我稍为留意细心一些，我或许可以改变她的决定?可是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不信任我?
痛苦啃噬着我。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悄悄伫立于屋后湖畔，听着湖水的呢喃，每一次走过那寂静的花园小路，我都回头看看那扇紧闭的、垂着绿色窗帘的窗户，人走楼空。似乎又飘起一缕悠悠的笛声，侧耳一听，又没有了，那是幻觉的声音。
那幅未完成的肖像画，就一直靠在我房间的墙角，她默默无言地凝视着我。
瑞士的夏季是短暂的，冬天很快又要来临，我的异国旅程是从冬季开始的，转眼又是第二年的冬天，飘然而逝的友情如同短暂的夏季，余下我独自继续这艰苦而未知的旅程，在异国他乡茫然而陌生的国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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