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命运
1977年，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三年级。那年秋天，学校里接连不断的变化让我们既新奇又兴奋。先是学校告别了原来那几间东倒西歪的土坯房，迁到村头新建的砖瓦校舍。接着，又来了一位新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从此，我们这帮淘气小子才开始接受真正的小学教育。
新老师姓杨，三十多岁，个头不高，一身灰涤卡衣服，一顶晒得有些发白的灰涤卡帽子，脚穿一双黄胶鞋，背一只军用黄布挎包。校长带他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们全都睁大了眼睛看他，据说他是我们小学当时仅有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学问渊博，字也写得极漂亮。我们都对他充满了惊奇和敬意。
老杨家住在离我们村子不过二里半路的临村。村头一间独立的不到两间房的小土屋，就是他的家。他每天上下班都要穿过我们村子，骑着一台老掉牙的旧自行车。我们总是跟在他的车后飞跑，乡间土路上便常常荡起一路烟尘，一路叫声。那是我们觉得离他最近的时候。而在学校的大多数时间，老杨总是一脸严肃、冷峻模样，爱发脾气。上课时有哪个学生调皮捣蛋，常被他拎着耳朵拽到前面罚站。不过他对我倒很好。也许是因为我最老实听话，成绩又最好，老杨一接我们班，就指定我当班长。有时有校长或外校老师来听课，他怕别的学生回答不出，就总是提问我一个人。记得有一次上课我溜了号，在下面偷偷地看《烈火金刚》。正看到肖飞买药虎口脱险的紧张关头，一抬头却发现老杨已站到我的桌边，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又羞又怕，心想这回一定要挨批评了。谁知他并没有说什么，把书还给我，就又接着讲课了。可是为这事我仍内疚了好长时间。
四年级以后，每天放学时老杨那台自行车的后座就成了我的“专座”。平时还常借我一些作文选之类的书看。我那时不懂事，有时小心眼里免不了生出些小小的得意来。
转眼小学毕了业。在全乡小学毕业生统考中，我出人意料地考了第一名。记得老杨去我家报信时，兴冲冲的，几乎是喜不自胜了。爸妈留他吃饭，他一再推辞不吃，只是不停地搓着手，一连声说：“想不到，真是想不到，我的学生能考第一，真是不简单哪！”当时我自己并没觉得怎么样，很有些不解他为何会那样兴奋。后来我才慢慢了解，老杨出身不好，父亲是摘帽右派，那时还没有完全平反。他能在三十多岁当上这个民办教师很不容易，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那以后，我便离家去县城读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与老杨见面越来越少了。只听说几年里他的境遇并没有多大改变。为了由“民办”转成“公立”，在拼命复习考试。直到我上了大学，大一那年的寒假我去看他。老杨仍住在那个小土屋里，屋子里生了火炉，把墙壁熏得漆黑漆黑的。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条幅、大字。我去时老杨正伏在书桌上埋头写字，见我去了，极为高兴。我问他教师转正的事怎么样了，他苦笑笑说：“语文还可以，数学总是过不了关，不行了，年岁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了。”接着就指着他写的字给我看。其时我也正练柳公权的《玄秘塔》，看他的字，眼光也就带了一些挑剔，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尊崇备至了。老杨告诉我，他看报纸上介绍有一个书法家离休时才开始练字，五年时间就成了名。他现在四十岁，就算再练二十年时间，到六十岁时没准也能成个什么“家”呢！
我以前只知道他喜欢书法，却从来没想过他还有这么大的志向。又不好说什么，只好说：那绝对没问题，以您现在的基础，二十年之后一定能成名。老杨受了我的鼓励，孩子般地笑了，仿佛已看到自己二十年后功成名就的美景。
事随时移，此时的老杨在我眼中，早没了当年的神气和风采，反倒显得和气谦卑，甚至还有点迂腐可笑。
老杨在生活上并不十分如意。这是我长大后才慢慢了解到的。老杨婚后多年，师母却不能生育，后来要了一个男孩，大眼睛，长得虎头虎脑的，是个挺招人喜欢的孩子。记得我们小时候去老杨家，我还逗过他玩。夫妇俩对孩子自然像眼珠一般。却不料长到两岁上，生了一场大病，找人套车去医院的路上，便咽了气。据说师母哭得嚎啕失声，险些晕过去。
那以后老杨一直萎糜不振，好久都没有从打击中缓过神来。一年多以后，又要了一个孩子，也就是现在的这个。
据说那天师母正在炕上做被，心里隐隐约约觉得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忽听院门响，隔着窗子一看，是弟弟走了进来，怀里还抱着个什么东西。
师母当时心里就是一颤。进屋打开毛衣包着的包裹，原来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闭着眼睛还在睡着。师母说：“你从哪弄这么个小冤家来？快给人家送回去，我这辈子是没这命了！”说着，泪就流了下来。
原来，弟弟那天去镇上赶集，正巧遇见一群人围着个妇女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他掏出身上仅有的40元钱塞给那妇女，脱下毛衣把孩子一包，就给师母抱了来。
师母执意不要，老杨却欢喜异常，给这孩子起名叫拴柱，又特意买了一只正产奶的母羊，精心喂养孩子。平时更是百般呵护，唯恐有什么闪失。
我上大学那年去看老杨时，这孩子已长到8岁，上了小学。当然比第一个更娇惯，夫妇二人恨不得把心剥出来炒了给他吃。
大一那年暑假，我又一次去看老杨。此时他的境况好了许多，转正的事有了点眉目，人也精神了许多。知道老杨喜习字，我还专门买了一管毛笔送给他。老杨很高兴，一连声地道谢，久久地把玩着那只笔。
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老杨却一病不起，再也拿不起那只笔了。
那一年元旦将至，天气降到零下二十多度。老杨在晚上仍不肯休息，火炉已熄，屋里冷似冰窖，他还是坚持在桌前临完最后一幅帖。他还计划着要在春节前赶写出一批春联，拿到集市上去卖，赚一点零花钱。然而，第二天早晨师母起来时，忽然觉得老杨哪不对劲，再仔细一看，嘴向一旁歪着，问他怎么了，唔唔呀呀的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急忙找人送到省城医院，诊断为中风，治了月余，嘴不歪了，却仍然说不出话，下肢也不能动弹。医生说下一步需要手术治疗。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老杨住院的第三天，被托付给邻居照看的拴柱领两个孩子跑回家去玩，不知怎么竟失了火。几个孩子逃出来在村巷里大呼小号，等村人们赶来时，火早已上了房，根本就没法救了。
可怜老杨夫妇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小巢，两间草屋连带东西家什，连带老杨的字画纸帖之类，就这样顷刻间化为乌有……
春节将至，老杨病情不见大的好转，而东凑西借来的钱早已花光了。
师母无奈，强忍悲痛为老杨办了出院，携病夫弱子住回到娘家。此时的老杨，根本不知道他的家已经没有了，谁都不敢也不忍心告诉他。
那一年春天来得早。春节刚过就冰消雪融，天气明显地暖起来。临开学前几天，我想约齐当年同在老杨班上的同学一起去看老杨。结果最后只约到了四个人，都是当年的好学生，现在正在读大学或中专。这在我们村，是有史以来考出去最多的一届学生了，老杨曾经很为此骄傲过。
我们骑车到镇上买了些水果、糕点、罐头之类的东西，一路走一路说笑着。小时候最调皮的小林子还半开玩笑地说：“要不是看他瘫痪了，我才不来看他，你们忘了他那时怎么收拾我来着？”
我们骑了快两个小时才赶到师母娘家。
不大的屋子里，老人、孩子、病人挤得满满的。老杨正半搭条棉被在炕上躺着，面容憔悴得我们几乎认不出他。见到我们，他先是有些一愣，接着就慌急地想要起来。师母扶他坐起，用枕头给他靠在腰上，才勉强倚住。“老师！”“老师，您怎么样了？”我们围到跟前，七嘴八舌地问候着。只见老杨嘴张张合合地想要说什么，却“唔唔啊啊”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大滴大滴的眼泪跟着就涌出深陷的眼眶。
师母在一旁大声大气地呵斥他：“你咋又哭了？你学生来看你你哭啥呀？”
旁边的老太太倒似乎很理解他，说：“他这是高兴啊，看这帮孩子一个个都出息了，他能不高兴吗？”又说：“他这回看见学生都来看他了，一高兴没准就好了呢！”
老杨听着我们说话，嘴里啊啊地急得不行；脸上笑着，眼里仍止不住地流泪。一时我们的眼睛也有些潮了。
眼看快到中午了，师母开始张罗要做饭，我们赶紧起身告辞。老杨见我们要走，伸出好使的右手紧紧地抓住我们，嘴唇翕动着，久久不肯松开。
老太太探过身问他：“你是不是想说啥呀？”
老杨使劲点着头，嘴仍在翕动着。
此时我真希望能有奇迹发生，老杨能一下子说出话来，并且能像常人一样站起来。然而，老杨仍说不出一个字。
我忽然想到老杨虽然说不出，但脑子还好使，有什么话可以让他写下来呀。老杨似乎也同时想到了这一点。他示意我把那只他正抓着的手翻过来，然后慢慢地伸出食指，开始在我手心上吃力地划字。他手抖得历害，刚写了一笔，似乎觉得不满意，用手抹抹，又从头写起。他竭力止住颤抖，一笔一划地写着，每一笔都像是饱醮了浓墨，要力透过手背去。
我终于认出来了，那是一个标准楷书的“好”字。
“是‘好’吧？”我大声地问他。
老杨激动地使劲点着头，泪水哗哗地流下来。
这一刻，我们再也无法忍住泪水，一齐哭了。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沉默着，谁也笑不出来。我的手心里热热的，仿佛种下了一种神奇的东西。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老杨能早日恢复健康，并重拿起笔，实现他当书法家的梦。
然而，过了还不到两个月，老杨的病又一次复发，这一次却再也没能好起来。想不到那一次见面，竟成了我和他的永诀！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与家乡隔得越来越远。去年春节回家，一种说不清的情愫驱使我专门跑到老杨在村头的房子那里去看一眼。我看到的仍是那个焚毁的废墟，上面盖着厚厚一层雪，像野外无主的荒冢。村里人告诉我，师母与孩子走后就再没回来过。好多老人都说那房子是冲了什么风水，有邪祟在作怪，因而人们一直不愿去碰那块地。
那以后我再没回乡下去。前两天在街上不期然遇见同村出来打工的小子，小我四五岁，如今也是粗腿壮脚、铁塔一般的小伙子了。闲聊之中，他后来也曾经是老杨的学生。我就问他杨老师那房子还那样吗？他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啊，就是失火了的房子啊？今年一开春让他们村的李胖子翻了扣上大棚种菜了。那菜长得才好，不用浇水上粪，一茬一茬跟气儿吹似的，听说今年到这阵儿，都卖一千多块了。”
我不禁想到老杨，村里人也许早已将他忘了吧。生命无非就是如此，在它灿烂若花时总会有人关注到它；而一旦凋谢，就如一缕轻烟瞬间即逝。那曾留给世间的暖意终究能持续多久？
幸福的炊烟
小的时候在乡下，最向往的就是城市。那林立的高楼，宽敞的街道，常勾起我无尽的遐想。直到大学毕业，自以为已练就满身文武功夫，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了。那些日子，我整天拎一只档案袋，骑了台拣来的破车，东奔西跑地满城去推销自己。然而踏过无数的门槛，经过无数次的碰壁之后，才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老板对我表示兴趣，同意试用一段时间。
在我濒临绝望之际，这无异于一根救命稻草，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立即便收拾行装去上班。然而紧接着的问题却让我大伤脑筋：公司里没有单身宿舍，我晚上到哪里去住呢?学校肯定是住不下去了，新生马上就要入校，宿舍管理人员已经不只一次地催我搬“家”了。可是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哪里有我的家啊！那天，当我在宿舍管理员的监督下搬出住了四年的寝室，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校园里东游西荡时，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阵悲凉。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走投无路的感觉。身边走过一群群的学弟学妹们，纷纷侧目看我，眼里带着新奇和不屑。他们一定把我当成提前来报到的傻乎乎的新生了。悲凉落寞中又添了几分尴尬，生怕遇到熟人，低着头不敢抬起来。
怎么办？去找公司吗？可是现在才只是试用期，而且说好了没有宿舍的，我现在去找公司，明摆着是想自砸饭碗。徘徊许久，看来还是得暂时在学校想办法。
当晚，我带着行李悄悄潜回本系低一年级的宿舍。有一个本市的同学不常在学校住，我就在他的床上暂且栖身。
此时正值新生开始入校，学校对宿舍管理检查极严。一旦发现有谁私下留外人住宿，轻则通报批评，重则给以处分。我现在既毕了业，当然已属外人，而且最糟糕的是在这住了四年，管理员剥了皮能认得我的骨头。所以人虽然住下，却像做贼一样，时时提心吊胆的。每天晚上都等到熄灯之后才敢上床，有时遇到查寝，就赶紧去水房或厕所，直到人去声远才悄悄溜回被窝。
也许是大学生活实在太乏味了，同屋的兄弟非但不怕我牵连他们，反而纷纷以替我打掩护为乐趣。有一天，我刚刚躺下，一个哥们儿幸灾乐祸地跑进来通报：“不好了，查寝的来了！”此时再想躲已来不及了，情急之下，我只好用被把头一蒙，假装睡熟。没想到这次竟有他们的辅导员，进门巡视一圈后，指着我的床说：“这是谁呀?怎么还蒙头睡觉呢？”我听到有人支支吾吾地报出了那个市里同学的名字。辅导员说：“蒙头睡觉不好啊，再说这天这么热能好受吗。”
我躲在被里，心几乎要蹦出被窝，一头一身全都湿漉漉的，说不清是因为热还是因为紧张。检查的人走后，全屋人都出乎意料地兴高彩烈，纷纷叫道：“真是好危险，哥儿们，开工资时别忘了请客啊。”我口上答应着，心里却禁不住悲从中来：我这成了什么呀，不就是在学校住几天吗？我从小就一直向往的城市生活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
躲躲藏藏地又过了一周。周日晚上，那台破自行车怠工躺倒，不得不抬到走廊里大修。此时已过了熄灯时间，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远处一盏灯昏黄地亮着。我的心也昏昏的，说不清是什么感觉。这时，走廊那头忽然有一道手电光直射过来，伴随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我知道又是查寝的，却无暇再躲，只好硬下头皮，继续低头忙着手里的活。
手电光一晃一晃地摇过来，毫不客气地照向我的脸。
“你怎么还不就寝呢？”
废话，你没见我在干啥吗！我心里嘀咕。
“你哪个系的？”
“中文。”我答道。
“中文？几年级的？不知道学校的规定吗？”口气很横，像训小学生一样。
我抬起头：原来竟是学生会的两个小干部！装什么呀，老子干学生会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呢！
我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告诉他们：“对不起，我现在已经毕业了，明天就搬走，那个什么规定管不着我了。”
第二天，我再次收拾起行李，用那台破自行车推着离开了学校。
接下来的日子，我就在四处游荡中度过。上班时还好过些，下了班别人都急着往家赶，我却不知道该到哪去。许多的傍晚或黄昏，我只好一个人在街道上徘徊。看着身边走过的各色人等，仿佛脸上都满是骄傲和得意，因为他们都是有家的，最起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二尺木板，可以堂堂正正地栖身。白天劳累奔波一天，晚上有一个放心睡觉放心做梦的地方。
城市依然在不知疲倦的建设之中，一座座大厦破土动工，几个月后便拔地而起。那些外地来的建筑工人，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入时我还疑惑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然而转眼在一天之间，他们竟燕子垒窝一样垒起一大排工棚。入夜，万家灯火齐明时，那些简陋的工棚里也亮起一盏盏临时架设的灯泡，炊房里也传来热油爆锅的香味，惹我几许艳羡几许留连，那毕竟也是一个可以栖身的巢啊！
初冬慢慢降临这个城市。傍晚坐在人迹渐稀的街心公园里，我不禁想起欧·亨利的小说《警察与赞美诗》里为过冬而发愁的苏比,也不禁想起小时候在乡间草甸子上淘气掏鸟窝，那些无家可归的鸟儿在空中凄厉的鸣叫。那时候总是不明白那些鸟儿，对于它们来说，草地上随处可以为家的，为何单单对自己的老巢如此恋恋不舍呢?
而如今的我，一个人离开家乡来到这个别人的城市，终日惶惶然不得久安，竟不如一只无家的鸟儿！
我在这城市里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那已是我毕业三年以后的事。
当我第一次拿到钥匙，打开门踏入那间房子时，许久许久，都有一种趁主人不在偷入人家的感觉。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这个地方属于你了，不用担心谁会来赶你走了，但心里却仍惴惴不安，恐怕手中的钥匙会突然飞走，恐怕忽然锁头换了，再也打不开……
已相处了一年多的女友很不理解我的感觉。我说我恐怕是有什么毛病了，她很不以为然，说：“我给你治治，你说吧，怎样才能治好？”
我们结婚吧！我说。
我足足用了两个月时间，把那间旧房子重新装饰粉刷了一遍。我甚至有意留下一些明显的痕迹，好让它时时提醒我，我与这个地方有着渊源已久的关系。我虽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置办一切，仍忍不住一种诱惑和冲动，去不断地买来有用没用的箱箱柜柜一类，塞满我的房间。我要一进门或是一睁眼就能看到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是名正言顺属于我的，似乎只有这样心里才感到踏实一些。
最后，我极尽“铺张”地把新娘娶进了家门。我记得在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里，有一对新婚夫妻成家时，丈夫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咱们的烟囱先冒起烟来吧！”夕阳下一缕炊烟袅娜上升，那种温馨的暖意多年来在我的心头始终萦绕不散。妻子没看过这部电影，我们这里也没有烟囱，但是，那天我送走了客人，情不自禁地拥妻子入怀亲吻时，妻子满面桃花地指了指窗子，说：“把我们的窗帘拉上啊！”
我心中一动，鱼跃至窗前。当我们的咖啡色窗帘缓缓拉严时，我忽然想哭。我就真的哭了。
妻子见到我的样子，惶然不知所措。我安慰她说，别怕，我是高兴。
妻子可能至今也想不到，她羞涩中说出的那句话——“把我们的窗帘拉上吧！”让我怎样地感动啊！正如我在那部电影里看到过的那句话一样：先让咱们的烟囱冒起烟来！
打“的”的女人
我近来很有些困惑：如果说，只有对爱人之外的异性毫不动心才算是情感专一、道德高尚的话，那么眼下这个正在路边打“的”的女人肯定不属于“好人”之列。因为她刚刚跟丈夫撒了谎。
如今打“的”挺容易，只要不赶上大雨大雪就行。这不，两辆红色的出租车几乎前后脚停了下来。琼下意识地钻进后面那辆。是个女司机，模样挺喜兴。笑脸儿总比板脸儿强。琼想。
“中日医院！”琼说。
猛然手机响，是刚分手不到十分钟的丈夫。大概电话里丈夫又重复了“早点儿回来”之类的话，琼的表情有点儿不耐烦了。她说：“加班儿，时间哪有准儿！我尽量早就是了……”
“你是大夫？”女司机开口了。琼一愣，马上联想起刚才她说的“医院”、“加班儿”之类的话，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头回撒谎实在防不胜防。她突然觉得女司机很多嘴，不无恼怒地冲着前方的后视镜瞪了一眼。她看到了一张和她同样年轻的脸。
请原谅，琼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会儿她正赶着去看刚住院的旭。而这个旭不是别人，正是琼的初恋男友，一个她深深爱过、并且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男人，也是长期以来丈夫最忌讳提起的那个名字。
琼和旭不是青梅竹马。高三那年成了同桌。同桌的你渐生情愫，在某个夏日四目相对触了电。从此，上学一起来，下课一起走。偷偷摸摸玩的就是心跳。每当他俩的自行车先后摆脱了同学，汇聚在玉渊潭那道水闸旁，就像出笼双飞的小鸟，笑声闹声洒满一路。
躲得过同学瞒不过家长。看着旭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多，声调越来越低，模样越来越诡秘，旭的妈妈决定把这“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理由十分充足：高考前决不能分心。但私下里旭听到双亲的议论，他们对琼的家庭背景很不满意。也是，旭的爸爸是位干练的局长，据说已进入副部级后备梯队；而琼的父母则在一个乡镇小厂打工做塑料桶，月收入不过几十元。
再过15年当琼已成为一个6岁女孩的妈妈时，她也许能体谅当时旭父母的心情，甚至会苟同。你想，为人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过得舒服一些、负担少一些？
然而当年的琼在听到旭迫不得已的“转达”时，竟激动得失去常态。她一遍又一遍地骂着“势利眼”，其所指再明晰不过。这一骂，倒把本还内疚的旭惹急了：“门当户对的观念是不对，但是你不能骂我爸我妈，他们是为了我好……”一个要骂，一个不让骂，几个来回，崩了。谁让我们当初这样稚嫩，竟承受不住沙沙小雨的洗涤呢。
分手以后，琼一咬牙考上京城一所名牌大学；而旭，差6分，只好到外地一所二类院校就读。没有书信，没有电话，但是两人都悄悄地向中学校友打听彼此的近况。这种藕断丝连，以至于4年后当旭拖着行李、怀揣一份回京报到的通知单走出北京站时，正巧琼去送毕业离京的同室好友，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期而遇。片刻的惊愕之后，便爆发了老派中国人最看不惯的场面：当众热烈拥抱！一切尽在意料之中。
旧情复燃。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年。现在两人在同一起跑线上。琼不是爱记恨的女人，她爽快地喊旭父母“爸爸妈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说实在的，改革开放到了这会儿，人们的观念已大有不同。没权的有了钱；有权的更有钱……
遗憾的是故事到了这里，历史又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个反复。琼早就通过了托福考试，并在毕业前夕向国外一家学院发出求学申请。没料到原以为无望的事情却突然有了结果。当琼迟疑地告诉旭她要出国学习时，旭的反应比当年的她更为激烈。如果断定婚后两人将长期分居，那么这种婚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旭是对的。于是在琼无尽的泪水中、旭强忍的决绝中，两人再次分了手。
说是报复也好，空虚也好，真情实意也好，总之，旭在一个月后匆匆完婚。妻子是舞蹈演员，很高雅，且漂亮。
没料到琼的出国签证却没有获通过。也许是她的心神不定让签证官员皱起了眉；抑或上苍执意要把她留在故乡的土地上。琼的懊悔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她终于结了婚。丈夫是大学老师，知书达礼；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现在的琼相夫教子，过去那本书已重重地合上，再不翻开。只有当爱吃海鲜的丈夫兴高采烈地在厨房里烧开水焯扇贝，准备全家一饱口福的时候，琼就会不无心痛地想起旭那张一吃海鲜就皮肤过敏的脸。
直到一小时前突然接到旭的电话扰乱了她平和的心境。旭几乎是带着哭腔叙说：前天收到一封没头没尾的信，提醒他妻子已有外遇。话很难听，说他已被戴上了“一顶不大不小的绿帽子”。他震惊，他愤怒，古往今来，最让七尺男儿怒火中烧的莫过于此。8年的平静一下子画上了句号。昨天他晕倒在办公室里，大夫说是心肌梗塞。好在同事发现早……旭在电话那头哽咽，琼在电话这头流泪。那么今后怎么办哪？他说只想马上离婚，马上……在最痛苦的时刻，旭想见的不是父母，而是琼。琼在激动之余，不免感到有些悲壮。
病房外的走廊上，护士礼貌地拦住了琼：“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探视，现在正有人呢！”坐在过道里凝望旭所在的6号病室，琼的心里搅成了一团。她胡乱地为旭设想着一个又一个的结局，也为自己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的可能。这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在潜意识里是何等不忠。
一个苗条的身影出现在病房门口。是个女人，正端着一盘苹果往洗漱间走去。琼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旭的太太。你看那特殊的走路姿势，外八字型，舞蹈演员特有的。琼紧张起来。尽管她们从没见过面，但琼深信，历史已写在自己脸上。
头一回如此专注地窥视一个同类，琼不由得慨叹，上帝给了她一张多么精彩的脸！尤其是那双明亮的眼睛，就像一汪清澈见底的湖水藏不住半点秘密。女人瞥见琼，露出浅浅一笑，算是跟陌生人打招呼。那无意中流露的真诚，使琼不禁自问：那封匿名信内容可靠吗？旭是否还爱着妻子？自己傻呆呆地坐在这里想充当什么角色？劝离还是劝和？……人哪人，没有理由对一个并非友好的隐私揭密者抱以绝对信任。难道我们活得还不够累么？
兜里的BP机不合时宜地叫起来。琼低头一看，已是晚上9点多。机上两行小字跃入眼帘：“生日快乐！盼你回家！”是丈夫。天哪，竟然昏头昏脑忘记了今天是自己的33岁生日！此时此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人还牢牢记着这个微不足道的日子。贪心的你还企求什么呢？琼的眼睛潮湿了，一股暖流扑进疲惫的心灵。肚子也“咕咕”叫了。这会儿，琼真的特别想吃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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