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大约是在四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头一天，校长来到我们教室，对大家说：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老师，她姓梅，从这学期开始给你们带语文课，当班主任，大家欢迎!”
一阵噼噼啪啪的掌声响过，我这才注意到校长后面的确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她梳着一对小辫，穿一件小翻领的蓝毛料外套，领口露出洁白的衬衫。她走到讲台正中，两手握住垂在腹下，向大家鞠了一躬，用非常好听的普通话笑吟吟地说道：“同学们好!我叫梅玲，梅花的梅，玲是王字旁一个命令的令......”她说着，就拿起讲桌上的粉笔，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玲”字。她的举动让我们既好笑又新奇，因为没有一个老师愿意让学生把自己的名字知道得那么清楚。
校长又介绍说，梅老师是北京人，刚从县城一小调来，她在一小就是优秀教师，以后大家都要听她的话，跟上她好好学习。
“北京人”?我的心里忽然莫名其妙地怦然一动。难怪她的普通话说得那么好，却原来是北京人。要知道，在我们这个至今尚不通公路的小山沟里，连县城来个人都很新鲜，都要被当做新闻传讲，而这位新来的班主任居然就是北京人，并且那么年轻，那么──漂亮!
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的时候，山区大饥馑的阴影还未完全消退，一些外出逃荒的人还没有回来，很多人脸上还带着三分菜色，家家（几乎是家家）新坟上的土还没有被野草覆盖。我们这所全公社唯一的完全小学当初被迫停课，上学期，也就是去年秋天才逐渐恢复。六年级的大同学在停学近两年后都不来了，五年级只来了三四个，跟三年级坐一个教室，全校就我们四年级来的同学最多，停课前是三十八名，现在是三十一名。
我们的年级没有升，年龄却长了两岁。山里孩子上学本来就迟，有的都十岁了还是一二年级，这一耽搁，我们的年龄跟学龄就更不相称。我是全班最小的，也足足十三岁了，年龄最大的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唐年娃，据说已过了十五岁生日。跟我同村同姓同座位只是年龄大我一岁的李宝祥私下告诉我，唐年娃家穷得很，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唐年娃的爸和姐赶场，两个人穿的裤子都只有半截子，补丁摞补丁，屁股都露在外面呢。
这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唐年娃就穿的这号裤子。其实我们全班，我们全校同学，除了极少数几个公社机关干部的子女外，没有哪个衣服上不打几块补丁的，只是唐年娃穿的特别破烂，都三月份了还不换季，一件到处开花露出旧棉絮的袄子整天裹在身上。直到天气的确热起来了，才将棉花掏掉，变成旧夹衣。裤子只有半截，勉强遮过膝盖，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补丁连缀起来，早已辨不出原来是什么布，什么色。这些补丁都很旧，针脚都很粗，而唐年娃偏偏又长了一副五大三粗的身板，所以一不小心就开了缝，经常露出肉来。他家吃的也不好，他每天带的干粮都是一块黑乎乎的面菜疙瘩，或者是头天晚饭剩下的半干半焦的锅巴。并且，他好象脑子也格外迟笨，十五岁的人面对一道本应在十二岁就学会的算术题百思不得其解。认生字的能力也很差，特别是笔划相近的字，他老是搞错。有一次教室里贴了一张画，名字叫《女同学们去打乒乓球》，他一边欣赏，一边一字一句地念道：“女同学们去打乒乒球。”大家都笑，他一急，又念成“女同学们去打乓乓球。”一下惹得全教室轰堂大笑。自然，不论是每天的作业，还是考试，他的分数都是全班最低的，前任班主任张老师就不止一次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他说：
“唐年娃，我看你不如回家去打牛胯骨算了，念啥书哩!”
我们就都回过身朝后看，就见唐年娃挺着一副粗大的身板，怯怯地站在最后面，低低地垂下脑袋，两只手大概还在捏弄着破夹袄的襟角。他的自卑感可想而知。但唐年娃为人诚实、宽厚，性格温和，还乐于助人，打扫卫生时从半里路外的淖池里抬水，他找根扁担，一次挑两满桶，顶过我们两个人抬两三趟。搞勤工俭学，搞支农学农，他专拣最苦最累的活干，谁完不成任务他都乐于帮，所以全班大多数同学跟他关系都不错，非但不笑话他吃得差穿得烂，还意愿和他玩。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特别讲究成分，即家庭出身，唐年娃家是贫得都翻身解放当了十几年主人了，还一贫如洗的硬梆梆的贫农，公社干部下队非得去他家里不可，即便不吃饭，水也得喝一碗。所以谁也不敢无故欺负他。前任班主任就是因为老说那句话让校长知道了，校长生怕担个打击贫下中农的罪名，赶紧将他调到别的班去了。
我们班成分最高的是李宝祥，他爸是不折不扣的地主分子，一年四季在人面前腰不敢伸头不敢抬，放学路上碰上我们也老远让在一边。但李宝祥却不因此而自卑，原因是他家生活好，吃的、穿的都略略强于一般人家。他们家早就被没收、清算，同样在生产队记工分，分口粮，并且他爸一年还要按规定出许多“义务工”，以示改造，不知为什么日子就能比别人过得好。曾经跟我同过座位的杨晓珠偷偷告诉我：地主富农都藏着“变天账”哩。杨晓珠的爸是供销社职工，安徽人，妈妈在我们村落户当农民，她家的生活当然比李宝祥家更好。但我却相信了她的话，只是当时没有仔细想“变天账”不等于馒头和衣服，藏一本那玩意就能吃得好穿得好吗?
我们学校不大，恢复后，有五个年级，四个教室，总共也就百八十个学生。四个老师除了校长和我们的新班主任梅老师、原班主任张老师外，还有一个是社请教师，跟我们一样是农民，一放学就急急忙忙回家干农活。另外还有一个看大门、烧开水兼敲钟的马老头。学校是在一座旧庙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大门两边的白墙上写着八个红色大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几座教室宽敞明亮，桌椅配套齐全，乒乓球室、篮球场都很正规，根本不像九十年代“希望工程”援助的那些农村学校那么寒碜。我们学校最显著的标志是大门前的那棵银杏树，它拔地而起，树冠入云，那盘错的树根足足占了一个教室那么大的地面，如一座木山。树干有多粗?一年级二十几个小不点拉一圈只能围住半拉；枝叶有多茂?夏天全校师生可以在树荫下开大会作游戏。树上的喜鹊窝多得数不清，最大的窝巢重重叠叠有十几层，简直就是喜鹊们的摩天大厦。
２
满坡的草莓花开了，星星点点，连成一片洁白的颜色；两场雨落过，小河里水声喧哗，麦苗蹿起一尺高，学校下面荒地里的苜蓿一夜之间长得又胖又大。老银杏树也发出了淡淡的新叶。
铛铛铛，马老头敲响了上课的钟声。
喧闹的校园立即安静，接着，老校长发出“咔咔”两声威严的咳嗽，就听一阵清脆而轻盈的皮鞋声朝我们教室敲打过来。
“起立!”随着班长一声喊，全班三十来个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男女同学唰地一下肃然站起，几十双眼睛如一颗颗清晨的露珠看着讲台。
“同学们好!”这位从北京来的女老师笑盈盈地朝我们点了一下头，“老师好!”我们朗声回应，班长又喊了一声：“坐下!”然后梅老师便拿起花名册点名。
跟任何一次新学期刚开始那样，同学们都处在一种新鲜、兴奋甚或带点忐忑的感觉和气氛中。虽然大部分同学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但却都洗得干干净净；闲撂了一个寒假的书包和红领巾也散发着洋碱或皂角的清香味；男同学几乎全都刚理了头，几乎全都是大人用剃刀将脑袋的下半圈刮得光净白亮，上半圈的黑发便形成一个典型的“毛盖子”。女同学都梳了小辫或扎成两只“羊角子”，都系着一截鲜红或碧绿的头绳。唯独坐在我前排的杨晓珠脑后缀着一只亮晶晶的翡翠色蝴蝶形发卡。
为了便于认人，梅老师要求被点到名字的同学都举一下手，同时报出村名和家庭成分，这是每学期开始的老规矩。与前任班主任张老师点名时又快又严厉的声音不同，梅老师的声音又轻柔又甜美。我们这些山里娃，许多人念到小学毕业了，还一直用的是小名，而我们这儿给孩子起小名，不论男女，统统离不开一个“娃”字和一个“子”字，比如唐年娃，小名叫年娃子，据说是过年的时候生的。我的名字叫满娃子，加上姓就叫李满娃，这是因为我生于二十四节气的“小满”那一天。杨晓珠虽说是干部家的孩子（我们把凡是吃供应粮拿工资的人统统称干部），又是外地人，但她父亲刚解放就在我们这儿供销社当营业员，她母亲也是地道的农村妇女，所以她跟我们一样也有一个很响亮的小名叫“珠娃子”。每天黄昏，她妈喊“珠娃子”跟我妈喊“满娃子”，唐年娃的娘喊“年娃子”，李宝祥的娘喊“宝娃子”等等声音混在一起，响彻村子，溶进袅袅的炊烟。“珠娃子”与“猪娃子”同音，声调都不差分毫，所以李宝祥一听杨晓珠她娘喊叫，就立即“唠唠唠”发出唤小猪的回应，杨晓珠一但听见，便要大声回敬一句：“地主家的狗崽子!”这样，他俩在整个小学期间都是死对头便是很正常的事。
梅老师就这么左一个“娃”右一个“子”地一路往下念着。凡点到名的都响亮地答应一声，同时高高地举起右手，她就微笑着看一眼，点点头。奇怪得很，这些土气十足并且有的还很拗口的名字一经她念出来，就好象立即带上了几分文雅和优美。她的普通话那么纯正，那么好听，不光有声音，好象还有形状，有色彩，有味道，有一种说不清的亲切和慈爱的意味。难怪被点到名的同学那一声“到”和那个举手的动作格外与往常不同。我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她，从她走进教室，站上讲台的那一刻起，视线就不曾离开她，身子几乎也没有动。现在眼看就要轮到我了，前面只隔一个杨晓珠了。
“珠......珠娃子!”
忽然从她嘴里有点迟疑地发出这样一个声音，这三个土得掉渣的字经她用标准悦耳的普通话念出来，那种滑稽可笑真是不可言状!杨晓珠显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冲懵了，她没有喊“到”，而是半举不举地伸了一下右臂。
“哗──”教室里一阵轰堂大笑，跟我同桌的李宝祥甚至笑得摇头晃脑，显得十分得意。
事后发现，点名册上“杨晓珠”三个字被人用白粉笔涂掉前面两个字，在后面又添上“娃子”二字。杨晓珠不依不挠，除了哭了一场外，还要求班里追查“凶手”──那时我们把干了坏事的人统统按电影、连环画里最常出现的称谓称作凶手──梅老师自然也是间接地遭到了戏弄，但她没有发火，甚至也没有变脸，只是笑容消失了。下来她把杨晓珠叫到自己房子里单独谈了一次话，杨晓珠便不再哭闹，也不提追查凶手的事了。
我也讨厌这个恶作剧的“凶手”，因为他破坏了我当时近乎神圣的期待梅老师喊我名字的那种心情。后来待到教室里平息下来，梅老师的声音就带上了几分严肃和慎重。
“李满娃!”
“到!”我响亮地答应一声，并且高高地举起右手。
她平静地看了我一眼，那亲切的笑容没有了。
“住址?”她的眼睛盯着点名册。
“松湾大队松湾生产队。”
“家庭成分?”
“老上中农!”我像在课堂上抢答老师提问一样，声音又高又快。那时候中农里面分下中农、中农和上中农，后来在上中农里面又划分了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我觉得“老上中农”这个距富农仅一阶之差的称号挺特别挺琅琅上口的。
不料就见梅老师忍不住似的笑了一下，看着我说：“就是中农罢。”
问到李宝祥的家庭成分的时候，李宝祥声音低低地咕哝了两个字，连同座位的我都没听清，讲台上的梅老师肯定不知他报了个啥。正在这时，我眼前的那只翡翠色玻璃蝴蝶突然一跳，就听杨晓珠大声嚷道：“地主，他家是地主成分!”
下来，梅老师宣布在学校一律称官名。她在我的满字前面加了个小字，变成李小满。
“点名风波”引起的不愉快很快就过去了，新来的班主任以她独有的魅力，在新学年给我们全班带来了一种令人激动的新气象和新感觉。梅老师除了给我们班代语文课外，还代全校的唱歌和体育。在所有课程中，我最爱上的就是语文课，在所有作业中，我最喜欢的是作作文。我发现梅老师对语文也有偏爱，无论是教认生字，领读课文，还是讲解内容，分析段落，她都十分投入，十分有感情。她的习惯动作是双手捧着语文书，一边读，一边在课桌间的空地上轻轻地来回走。通常情况下，她朗读一遍后就给我们领读，几十个稚嫩的嗓音跟在她那优美悦耳的普通话后面，汇成一片琅琅的读书声，飘出教室，飘出校园，在大银杏树的顶端袅袅回荡。
梅玲老师给我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是：《我的理想》。
这已经是开学两周以后了。我们和这位从北京来到县城，又从县城来到我们这儿的女老师已经混孰了，所以，当她给我们布置了这个作文题并进行了一番讲解后，我就大胆地举手提问道：
“梅老师，‘我的理想’是不是要写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她刚才在讲题时举了一些例子，如长大了当人民公社社员，当工人开机器，当解放军战士保卫祖国，还可以当科学家，当运动员，当生产队会计，等等。可我的理想却不是这些。
梅老师那黑亮的大眼睛看着我，略微一怔，随即她甜甜地笑了笑，说道：
“当然要写你真实的想法。李小满，你的理想是什么?给大家说说看。”
“我......”这一下我语塞了。虽然我有明确的不同于她所列举的那些理想，但我却不意愿在课堂上当着大家的面讲出来。
“李小满的理想是......”我眼前的那只翡翠蝴蝶跳闪了一下，杨晓珠转过身笑着看了我一眼。我生怕她说破，原因是我和她都极喜欢看小说，经常在一起交流，我曾给她讲过我将来也要当作家，写小说。幸而杨晓珠很机灵，她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我的意思，便再没往下说。
我万万没有料到，我的这篇作文竟然得到了梅老师超乎寻常的赞扬。那天发作文本，她先让我自己把作文给大家读了一遍，然后她就作为范文给大家讲解。我看出她很动感情，在许多地方她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她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精神火炬的传递者，等等。这些话我们都似懂非懂。她又举了我们熟悉的高玉宝与《半夜鸡叫》，保尔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例子，还第一次给我们讲了她在北京曾经见过的几位作家伯伯的故事，听得我们如痴如迷。其实我对自己将来要当作家的所谓理想并未认真思考过，也不十分向往，只是喜欢看小说、儿童文学和连环画一类的课外书，又对语文课特别感兴趣，就不知天高地厚贸然写了这么篇作文。下来，梅老师指导我把这篇作文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后，贴到了我们教室的“学习园地”上。过了不久，学校在大门口那面写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八个大字的围墙前竖起一块偌大的黑板报，梅老师又把我的这篇作文推荐给了，还让美术组的同学配了一幅我在小油灯下煞有介事地看书写作的插图。
这一来我对作文的兴趣更大，写作时也更认真，几乎每一篇都得到梅老师的表扬，都要在课堂上给大家朗读。甚至连老校长有一次也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表扬说四年级的语文课这学期教学方法得当，成效显著，例如李小满同学的作文就很不错，学校已推荐参加全学区的作文比赛。老校长这么一讲我就成了全校的小名人，成了引人注目的“学习尖子”，梅老师脸上当然也很有光。不料却把虚荣心很强的杨晓珠和历来就不服人尤其不服我的李宝祥给气坏了，他俩本来是冤家对头，却在嫉妒我的基础上结成了联盟，课外活动时故意甩开我，放学路上也不跟我一起走。只有每次都将作文写得一塌糊涂的唐年娃诚心实意地佩服我，捧着那被梅老师用红笔批改过的乱七八糟的作文本求我帮他往好里写。
３
我最不喜欢上的是算术课。
给我们代算术的是原班主任张老师。
大约兴趣跟聪明是成正比的，即便你是一个天才，面对你不喜欢的事情也就变成了傻瓜。我在算术课上也并非没有下功夫，但那枯燥的数字，单调的公式，死板的定理，乏味的演算却无论如何也激发不起我的学习热情来，成绩一直在全班倒数十几名之内，这大大地损害了我这个由梅老师一手栽培的“学习尖子”的形象。张老师先是耐心帮助我，常给我吃“偏食”，继尔就有些失望，有些不耐烦，批评、罚站的事接踵而来。直到有一次“调牌”，我和李宝祥同时走上讲台，用粉笔在黑板上演算两道题，李宝祥很快就全作对了，回到了座位上。我算来算去，用擦子擦了又写，写了又擦，张老师和全班同学大气不出地盯着我，眼看一堂课的时间快让我耗完了，张老师实在忍无可忍，拿教鞭在我头上不轻不重地敲了两下，吼道：“滚下去!”
放学前的课外活动时间是一天中最热闹开心的时候，除了打扫卫生的值日生外，所有的同学都来到大银杏树下的操场上，打篮球，拍皮球，踢毽子，溜滑梯，坐翘翘板......即便什么也不玩的同学如唐年娃，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凑热闹。现在这里唯独少了我──那个大名鼎鼎的“学习尖子”李小满。
从学校后门出来，是一条通往厕所和水泉的小路，旁边有一片苹果园，繁密的枝头上，青青的果子已有乒乓球那么大；另一边是老师们的一畦菜园子，种着葱、蒜、豆角、小白菜和洋芋。有拉拉蛄在吱吱地叫。
我已经在果园里独自呆了好一会了。我并不怎么恨张老师，他的两教鞭比起我挨过的父母亲的打来根本不值一提。我更恨的是我自己，为什么连唐年娃都能弄懂的算术题，我却百思不得其解?我真像张老师骂的“半个脑子是猪脑子”吗?我这样不争气，怎么对得起梅老师呢?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有几分怪她，谁让她那么惊惊乍乍地夸赞我的作文来?如果压根儿别那么张扬，我也许还不至于丢这么大的人，现在该怎么办?
“李小满，”忽然传来一声呼唤，是梅老师，她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身旁，“一个人呆在这里干什么?怎么不去操场上和同学们一起玩呢?”她的声音很温和，但脸色却是严肃的。
“梅老师，我......”
“学习没有搞好，就应该接受批评，是不是你觉得受委曲了?”
不用说她已经知道了刚才课堂上发生的事情，我一时百感交集，止不住“呜──”地一声杵着头哭起来。
梅老师怔了一下，她显然很少遇到过这种情况，她毕竟还是个大姑娘，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点慌乱地说：“哎,哎，李小满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这么大了，都五年级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梅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就在我们五年级教室的隔壁，紧挨着拐角处的老师们的集体灶房。我跟她走进这间永远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馨香的全校最为整洁的房子，她拧了一条湿毛巾递给我，在我擦脸上的泪痕的时候，她用手拈掉粘在我蓬乱的头发上的草屑。一股不可名状的神秘而强烈的感觉通过她的手指传导到我的头皮上，再流射至全身各处，我那颗蒙胧混沌的小少年的心像接通了电源的灯泡似的，“噌”一下放出了光亮，将那从娘胎里下来就一直黑暗着的呆着生命意识的小房子照得雪亮......我的身子不由地轻微战栗着，眼睛不敢抬起来看她的脸，只是偷偷瞟着离瞳仁最近的她的胸乳处。她大约说了些开导、鼓励和批评之类的话，但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
这时，门忽然被猛地推开，“小梅......”原来是张老师，他没有料到我在这儿，下意识地“哦”了一声，立即改口道：“梅老师，今天的晚饭我们合伙包饺子，怎么样?”
梅老师明显地被他那声让我听见了的异乎寻常的昵称弄得不好意思，嘴里掩饰地“嗯、啊”胡乱答应着。张老师自然是聪明不过的人，立即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李小满，我对你的批评你要好好想想，你是个好学上进的娃娃，既然当了学习尖子，就要各方面全面发展，怎么能在算术课上这么不用心呢?我和梅老师都是为你好，懂吗?”
我点了点头。我偷偷瞟了一下那张戴着一副白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的棒形的脸，突然一种厌恶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是比恨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的一种心态。
这时，马老头敲响了放学的钟声。
“去站队去吧!”张老师向我发出了本应由梅老师发出的命令。
我刚走到门外，梅老师忽然赶出来问道：“李小满，你家是不是有醋?”
“嗯，”我点了一下头说，“我奶奶在做醋。”
“你帮我打一瓶好吗?我给你钱。”她的手伸向衣兜。
“不，”我摇了一下头，“我奶奶的醋都是先让人家尝了味道再付钱。”
奶奶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酿造专家，举凡烧酒、醪糟、甜醅、酱油和醋，她都会做。前几年遭难，人们九死一生，奶奶的一切酿造活动都停止了，去年才开始断断续续做点醋，一斤八分钱，主要卖给公社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奶奶的酿造工艺很原始，酿酒是用一口大铁锅，叫“烧锅”，做醋是用一只半人高的扁桶，下面有一根出醋的细竹管。我只知道奶奶从磨房赊来麸皮，然后怎么搅和一番，捂到扁桶里，几天后拔开细竹管上的塞子，一股黑红色的汁液就汩汩流出来，香气四溢，人们老远就抽鼻子。
由于奶奶是一扁桶一扁桶出醋的，每次的质量、味道都不尽相同。奶奶也有完全失败的时候，整桶醋都酸涩不能吃，或者清淡无味。尽管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但奶奶卖醋每次都要让人家先尝过后才成交，她说，百人百味，万一人家嫌醋不好吃，我岂不赚了昧心钱?
这天下午，我几乎是怀着神圣而激动不安的心情，甩开同路的李宝祥、杨晓珠、唐年娃等人，一口气跑回家，一头冲进奶奶的醋房，一把拔开扁桶下面出醋管上的塞子，里面连一点醋影子也不见。我又搬来只小凳子，踩上去，用双手揭开扁桶的木盖，企图拿水瓢去舀里面的醋，不料一股难闻的生酸味扑面而来，冲得我差点要呕吐。
奶奶正在厨房门口剁猪草，见我的形状如此反常，撂下剁草刀跟进醋房，一迭声地喊道：“我的小先人，你是咋了，哎吆，那塞子可拔不得!天神爷，你揭那盖子干啥?我刚把醋糟捂上......渴了，饿了，去厨房里吃去喝去，你这小先人!”
“醋，醋!奶奶你的醋哩?”一无所获的我冲着奶奶怒不可遏地吼起来。
“醋我才捂上，还要两三天才好哩!小先人，你急着要醋干啥?”奶奶忙着去塞塞子，盖桶盖。
这两三天对我来说比一个学期还长，好不容易等到奶奶出醋的日子，却恰好是星期天，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的情绪。我怀着一种少有的虔敬和诚挚，用漏斗亲手将梅老师给我的两只玻璃瓶灌满，让奶奶找了一只布兜，将醋瓶款款放进去，小心地提在手里。一向毛手毛脚的我，这会儿竟然变得如此小心仔细，奶奶追着我的脚步一再说这两瓶醋是她送给梅老师“尝尝味道”的，不能要钱，我“嗯、嗯”答应着，心里不由地就有了一种微妙的幸福的体验，这是何等甜美的滋味啊!
学校里阒无一人，所有的门都关着。我来到梅老师房子前面，先站了片刻，借以平息自己的心跳，然后轻轻地叩了几下门。
没有声音。
我又略略用劲敲了几下，当断定梅老师不在时，我就打算将醋提回家去。我出了学校，经过大银杏树下，沿着那条被庄稼和树木掩映的上下学的路往村子里走去，心里盘算着明天星期一要早早到校，将这两瓶醋送到喜欢吃醋的北京女老师手里......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喁喁的说话声。
离操场不远，有一条两米宽、半人深的水渠，沿渠岸长着一排青青的白杨树，在那儿，就在那绿水陪伴、青杨掩映的小路上，有两个人肩并着肩缓缓朝这边走来，他们似乎靠得很近，又似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的头都微微低着，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穿着裙子的梅老师手里玩着一支勿忘我花，她那修长白皙的双腿和极富线条感的楚楚动人的腰身，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领略到的人体的美。张老师雪白的衬衣掖进裤腰，梳向一边的头发带着几分自然的蜷曲，再配以脚上的黑皮鞋和脸上的白眼镜，其风流倜傥简直让我大吃一惊。我下意识地用脏兮兮的手将自己那雀窝般的头发梳拢了几下，同时把装着醋瓶子的布兜往身后藏去。
他们走了一会儿，就选择了渠畔一处铺满打破碗碗花和露水草的土包上坐下来。渠水从他们脚下不动声色地流过，白杨树繁密的叶子在他们头顶窃窃私语般地悉索作响。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但却能隐隐体会到那种不同寻常的甜蜜美妙的感觉。我看见张老师的右手似乎不经意地搭上了梅老师的后背，抚弄着梅老师那黑亮的富有魅力的短辫，梅老师不自在地动了一下身子，但并未能摆脱那只缠绵而狡猾的手。我想梅老师大概不意愿让那只手抚摸自己，这多少有点让人看不顺眼。正在这时，就见梅老师的一只手轻巧地一扬，那支勿忘我花便落进了水渠，颤颤悠悠一直朝我跟前漂来，同时听得她发出了一声咯咯的笑，这笑声是那样的悦耳，又是那样的轻浮。我紧紧抓着沉甸甸的布兜，看着那支勿忘我经过我眼前的这段渠道漂向远处，便赶紧离开这儿，再返回学校，将两瓶醋放在梅老师房子的窗台上，然后像被马蜂追赶着似的，撒开脚丫子跑回了家。
４
一年四季，每天放学后都有活儿等着我们。春夏秋三季主要是打猪草，冬天是放牛拾柴禾。我家和李宝祥家都养着好几头猪，天天都得两大背斗猪草。放学回到家，匆匆扒拉几口剩饭，或拿一块包谷面干馍，就赶紧背上背斗去打猪草，赶天黑要实实瓷瓷打满一背斗才行。杨晓珠也一样，只不过她爸是拿工资的人，可以用钱买肉，家里养的猪少，但也必须每天打一次猪草。
通常，村里的孩子都是结成三五个人的小团体一起行动，我和李宝祥、杨晓珠、唐年娃是一个班，打猪草自然也就往一起凑。但说实话，除了憨厚的唐年娃，我对那一珠一宝都不怎么感兴趣。李宝祥的爷爷是大地主，解放后被枪毙了，他爸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一天到晚勾着头，生产队长让干啥就干啥，几个月也不见他说一句话。但李宝祥却脑子贼，话多，他从骨子总有点瞧不起唐年娃那样的贫雇农家的孩子，好象我这个“老上中农”家的人跟他还挨得近一点似的，无论上下学路上还是打猪草，他都爱跟我凑伙子。至于杨晓珠是女同学，我怎能老和她在一起?何况她还不时表现出一点“公家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这最使我难以忍受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她也喜欢干啥都约上我。不幸的是，唐年娃家里缺劳力，而他又长得壮大，尽管也才十五六岁，放学后却不得不去地里跟社员们一起干活，给家里挣工分。他家的猪草全靠他七十多岁的聋子爷爷打。
大约在我送醋后的有一天下午，我刚吃完母亲留给我的半碗剩搅团，李宝祥就背着背斗，拿着镰刀来了，一见面就催我赶紧走，说他今天领我去一个猪草特别多的地方。
我问：“在哪儿?”
他说：“你跟上我走就行了。”他显出几分诡谲的神情，“快点，要不杨晓珠又要跟上来。”
走到村口，我们看见唐年娃正跟大人们一起从饲养场往秋播地里背粪，那泥团样的猪粪装在大粗篾背斗里，压得他躬成了一只虾，草鞋上沾满了黑乎乎的猪粪。我看着他那艰难行走的背影，心里不由产生了一种酸楚的感觉。李宝祥又催我快走，我冷不丁说：
“咱们就等一下杨晓珠吧，你是不是怕她跟我们抢猪草?”
李宝祥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吗?杨晓珠可能是美蒋特务。”
“什么?”我怔了一下，脑子里立刻就闪出了电影和连环画上常出现的特务的形象，“你从哪里听说的?莫非她有手枪和发报机吗?”
“嘘!”李宝祥连忙制止我，原来是杨晓珠背着背斗小跑着追过来了。
“李小满，你们今天去哪里找猪草呀?”她脑后的两只小辫像一对黑蜓蜻似的跳闪着，一件蓝底小黄花布衫包着她那正加速发育并且已经显出小少女的雏形的身子。她来到我俩跟前，很大方地从兜里掏出两颗水果糖分发给我和李宝祥。她爸是供销社卖糖茶烟酒的，她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糖果味儿。
李宝祥知道甩不掉她了，且又受了贿赂，只好主动邀请说：“杨晓珠，走，我领你和李小满今天去一个好地方。”
“美蒋特务”自然很高兴，小屁股一扭一扭居然抢先走在我和李宝祥前面。我有意无意地将她全身搜索了几眼，似乎没有发现手枪和发报机的线索。杨晓珠咂着嘴里的糖说：“李宝祥，我可不去河里耍水哦，老校长知道了要批评的，我爸也骂我哩!”
李宝祥说：“我知道。”
他领上我和杨晓珠一直朝学校操场下面走去，当我明白了目的地后，我有点犹豫──我怕在水渠边碰见那个秘密。可是我又不能说出来，只好忐忑不安地再次来到那天我一个人偷看了许久的地方。
水渠边什么也没有，几只青蛙咚咚跳进了渠里。
李宝祥这会儿倒有点像特务之类的角色，他弯下腰，瞪大眼，轻手轻脚地沿渠岸朝前搜寻，到了那个长满打破碗碗花和露水草的土包跟前，他歪着脑袋仔细观察一阵，低声招呼我和杨晓珠说：“你们看。”
这就是梅老师和张老师坐过的地方，野草被踩乱了，压平了，有明显的坐过的印子和脚蹬过的痕迹。在梅老师的位置前面，散乱着一片被掐成短节的草棒，每根都有火柴棍那么长，有的已经干枯，有的青青绿绿。干枯的说明他们在这里约会已经好久了，青绿的说明这会儿他们刚刚离去。
“嗨，这有啥看的!”不料杨晓珠大大咧咧地喊起来，“这是梅老师和张老师坐过的地方嘛，他们正在谈恋爱着呢!”
我和李宝祥都吃惊不小，在我看来，这是一件绝顶机密的事，可杨晓珠居然就脱口道出来了，难怪李宝祥怀疑她是特务。
“你咋知道的?”李宝祥有点不服气地问道。
“嗨，我在梅老师房子里都碰上过好几次了，张老师把梅老师叫‘梅’，梅老师把张老师叫‘华’，只有谈恋爱的人才这么互相称呼。有一次我还看见他们两个头挨着头在看书，是《青春之歌》，长篇小说，那里面就是写爱情的，爱情就是青春，也就是恋爱。你们看过那本小说吗?”
我和李宝祥都丧气地摇了摇头，对杨晓珠过人的见识自叹弗如，尤其是我，还号称将来要当作家哩，连这么重要的小说都没看过。
李宝祥说：“我们都要替他俩保密，不许说给第四个人。”
“为什么?”杨晓珠问。
“这还用问吗?这号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当然要保密!”我抢先作了回答。
李宝祥还不死心，他沿着渠岸上那条小路仔细察看，企图发现什么更能满足我们好奇心的东西。杨晓珠就咯咯笑起来，说：“嗨，李宝祥，你还要找证据吗?你如果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谈恋爱的，我和李小满给你学一下你看!”
李宝祥眼睛一亮，高兴地说：“嗨，这主意倒不错，你扮梅老师，李小满扮张老师，假装这会儿就你们两个人，我也不在这儿。你们先顺着渠岸走，梅老师手里拿了一支野花，张老师捧着一本书......”
这一下我也来了劲儿，觉着这挺好玩的。我便和杨晓珠肩并肩从渠岸上往过走，李宝祥揪下一支破碎的打破碗碗花塞到杨晓珠手中，又找来一块石头片递给我，权当《青春之歌》。他像一个世界级大导演似的，颠前跑后，左观右瞅，一会儿张牙舞爪让我们这样，一会儿又指手划脚让我们那样，惹得杨晓珠直嚷：“你看过人家几次，好象你是恋爱专家似的!”好不容易走到那个土包上，我和杨晓珠便分别在张老师和梅老师坐过的地方搁下屁股。李宝祥要我把石头片子捧到两人眼前，然后头挨头津津有味地去看。他还要我把一只手从背后搭上杨晓珠的肩头，我明知这个细节是真实的，但杨晓珠死活不相信，她说：“那样他们岂不成流氓了!张老师肯定不会那样，梅老师也绝不允许他那样，李宝祥你少捉弄人!”
李宝祥只好放弃这个令人心动的画面。他揪来几株狗尾巴草给杨晓珠说：“你得掐草棍，要掐得一样长短，在地上扔一片。”杨晓珠果然就一下一下掐起来。李宝祥又说：“你们要说话呀，坐着不吭声怎么叫谈恋爱!”
“说啥呢?”杨晓珠嘻嘻笑着问，看来她对我们这样紧挨着坐在一起已经很满足了。
“你不是说你听见他们一个叫‘华’,一个叫‘梅’吗?你们也互相这样叫吧!”
杨晓珠那对扑闪扑闪的黑眼睛笑吟吟地看着我，率先叫了一声：“满”，话音未落就笑得差点滚到渠里去。我也笑着，像认生字似的直楞楞地叫了一声：“珠”。
杨晓珠越发笑得岔了气，捂着肚子从土包上跑下来。
李宝祥乐得一个蹦子跳起三尺高,喊道：“哈哈!真好玩!他娘的,过瘾得很!”
我们在这里玩了大半个下午，临末，我和李宝祥趁杨晓珠不在跟前，掏出“牛牛”朝小土包上张老师和梅老师坐过的地方噗噗一阵乱浇。李宝祥意犹未尽，摸出一截粉笔头，在我刚才捧的那块石头上写了“谈连爱”三个字（李宝祥写错别字的毛病直到三十多年后也没有多大改进），他将石头端端正正放在我俩浇过尿的地方，我们哈哈大笑，然后扬长而去。
５
不知是由于吃了奶奶精心酿造的醋，还是由于那神秘而好玩的恋爱，抑或是喜欢上了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环境，爱上了我们这些快乐、粗野、肮脏而又天真憨厚的山里孩子，反正梅玲老师整天显得那么欢乐愉快，活泼开朗，刚来时的那一丝隐隐的苦涩和忧郁荡然无存。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和绰约的丰姿，使我们这所简朴孤单的小学校平添一道迷人的风景。我们吃惊地发现，梅老师简直是一天比一天漂亮，一天比一天光彩照人。当她从学校大门里出出进进的时候，就连那木呆迟钝的马老头也要多看她几眼。她作为我们班的班主任，我们全班同学当然尤其感到自豪。
梅老师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她不光把我们班的语文课教学搞得呱呱叫，班上同学的作文老在全校和全学区得名次，而且举凡音乐、体育、美术、自然这些副课，她都代得非常出色。她弹得一手好风琴，每天下午，总要从某个年级的教室里传出悠扬的琴声和宏亮的歌声。她鼓动老校长搞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歌咏演唱活动，公社领导、家长代表和兄弟学校的人都被邀请来观看。梅老师弹风琴伴奏，张老师担任指挥，从《学习雷锋好榜样》到《公社是棵常青藤》，唱了一首又一首。我最爱听，或者说在我心中印象最深的是梅老师独唱的一首不知名的歌，它的前两句是：
陕北有个高西沟，
我家就住在沟里头......
三十多年后，当我坐在省城自己的书房里写着这篇小说的时候，那天梅老师唱这首歌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略带几分苍凉的民歌味很浓的曲调袅袅如在耳际，梅老师那冰清玉洁充溢着青春动人光彩的美丽的身影栩栩若活了般闪现眼前。这使我不得不停下笔，走到阳台上，朝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方向久久地瞩望。
然而，尤其使我不能忘怀，在我心灵最深处隐藏最严，甚至过了三十多年仍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却是那次体育课──游泳。
离学校约二三里远的小河拐弯处，有一个几亩地大的清澈平静的回水潭，每到天热的时候，人们都喜欢去这个天然游泳池里游玩。梅老师在经过了一番实地考察后，决定把这个潭作为我们上体育课学游泳的地方。消息传开，我们都兴奋难耐。
那是一个万里无云，骄阳似火的天日，梅老师领着我们五、六两个年级五十多个同学来到小河边。平静的大潭绿得人心花怒放，小河两岸有一株株巨大的核桃树和老柳树，地上开着一丛丛萱草花和鸢尾花。潭边镶着半圈洁白光滑的石子，还有像桌子和小房子那么大的巨石，都被水冲刷得像剥了皮儿的蒜瓣一样又白又光。尽管这里是我们经常来玩的地方，可大家今天的心情却格外地不同。梅老师也显得特别有精神，她说我们今天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游泳是很重要的体育科目，我们有这么好的天然条件，为什么不利用呢?毛主席号召我们从小就要去大风大浪锻练成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游泳。然后她将男女同学分开编成两个小队。她带上女同学们到一个大石头后面去换衣服。男同学中大多数人已迫不及待了，脱得只剩下裤衩，一个个像青蛙似的咚咚跳进碧澄清凉的水中。立即，潭里水花四溅，一片笑闹。谁知女同学们从大石头后面出来时，只有杨晓珠等三五个脱了外衣，穿着汗衫和短裤试试探探地走到潭边。别的都聚在一起，远远地朝我们这边看。我们越发得意，连跳带蹬，又打又闹，把偌大一个潭搅得波翻浪滚。
正在这时，忽听有人喊道：“快看，梅老师!”
我是男同学中为数不多的会两下“狗刨”并能潜几秒钟水的人，我正在给大家展示我颇引以为自豪并轻易不肯示人的“水底寻石”的手段，听到喊声，赶紧将湿淋淋的脑袋从水里捞出来，一霎时，我惊呆了。
梅老师穿着一件藕荷色连裤衩带汗衫的衣裳（我那时候尚不知世界上有“泳装”一词），那奇特的小玩意好象全是用胶皮做的，紧紧地裹着她的胸、腹和大腿根，窄小紧巴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从后面看，她的大半个肩背和和小半拉屁股都露在外面，那光溜溜的双腿一下子比平时长了许多，整个身子呈流线型，每一处地方都完美得无可挑剔，迷人得无以复加。那一刻，我感觉到鸟儿不飞了，河水不流了，太阳没有了热度，连蓝天、绿叶也失去了色泽。只见梅老师像条美人鱼似的跳进潭里，身子不乱动，水面不开花，倏忽一下就游出十几米远。她的白皙的皮肤在水里若隐若现，幻化成一个奇妙的梦境，整条小河，整个世界都一片静穆。
梅老师游了一圈，从潭里出来，她那线条毕现光洁如玉的身子上缀满一颗颗水珠，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她给我们大致讲了一下游泳的要领，比划了几个动作，就又率先走进潭里。我们所有准备下水的男女同学都纷纷跟在她身后。梅老师领我们走到水深淹至胸膛的地方，一边讲一边作示范动作。她简直像条鱼，在水里游转自如，轻松柔曼。李宝祥按捺不住，学着她的样子伸直双臂往水里一爬，不料脑袋先就沉了下去，他手忙脚乱，连连作了几个“狗刨”动作才浮出水面，呛了好几口水，眼珠子憋得直往上翻，大家都笑成一团，杨晓珠乐得呱呱直拍巴掌。
不料梅老师却表扬起李宝祥来，说要学会游泳，就要不怕呛水，要有一种勇敢顽强的精神。接着她就一个一个手把手地教我们掌握水中的基本动作和技巧。
轮到我的时候，我却变得比唐年娃还要笨，因为就在她伸出双手扶住我，帮我利用水的浮力平衡身体的那一瞬间，一种来自体内某个隐秘部位的异样的感觉像强大的电流般传遍全身，我一下子被击得心酥神麻，淹在水里的腿肚子像发虐疾似的簌簌颤栗。现在，梅老师那裹在窄小的游泳衣里的半裸的身子与我几乎挨在一起，天哪，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啊!我那颗从娘肚子里出来就一直沉睡着的少年男子的心猛地苏醒过来了，我的体内山呼海啸般刮起一股古老而又新鲜的风暴，每一根血管，每一寸肌肉都在燃烧，都在膨胀，都在奔腾呐喊。活这么大岁数，我从没有遇到过来自自己身体的这种危险和紧张......
许多年后，我始终回忆不起那天的“游泳课”是怎样结束的，我是如何从性意识初次觉醒的剧烈震动中逃脱的。但我却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我作的那个混乱荒唐难以启齿的梦，以及生命之舟首次试航引发的潮动而溅出体内的那片湿......
６
“游泳课”后我的另一个收获是，梅老师让大家以那天学游泳为题材写一篇作文。我用梅老师讲的那些话作为题旨，结合自己的感想体会，夹叙夹议，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梅老师看后，大加赞赏，推荐到县文教局办的油印小报《教学通迅》上发表了，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老校长拿着报纸亲自到我们班来表扬祝贺，还当场奖了我一个作业本，以前我们的作业本都是买一张大白纸裁成块，用针线缝起来，再拿尺子打上格子。这个有现成方格的精美的本子让全班同学好一阵羡慕，杨晓珠居然异想天开地提出用十颗水果糖跟我换这个本子，被我断然拒绝了。
天下老师都喜欢学习好的学生，梅老师当然不例外，她对我呵护更甚，宠爱有加。这在她来说是很正常的，可对于我，除了那份愈来愈深的师生之情外，另一种更为强烈，更为纯洁，更为激动人心，更为执着悲壮的感情也自然而然不屈不挠地产生出来了。尽管我还不能清楚地知道它究竟属于哪种范畴，它的结果如何，但那来自于生命深处的冲动却是那样的汹涌澎湃，那样的瑰丽壮美!有一阵子我简直处于颠迷状态，睡觉不稳，吃饭不香，眼前老是出现幻觉，我变得孤僻、敏感、烦躁，喜怒无常，脸上老是挂着成年人才有的那种怅惘和愁闷。而有时我又莫名其妙地兴高彩烈，快乐无比，好象心中融满春光，好象生活甜蜜幸福得让人陶醉。我曾经无数次在放学前后和星期天假装打猪草或干别的事，一个人溜到学校外面，在周围偷偷地逡巡、窥视。看见梅老师从后门出来，去水泉里打水，或在菜园子里摘菜，我藏在隐蔽处，瞅着她的脚，她的腿，她的臀,听她哼着“陕北有个高西沟”、“一条大河波浪宽”，我的那颗心啊，咚咚咚就跟擂鼓一样地跳，吓得我赶紧用手把胸窝捂住。有一次，我还非常流氓地跟随梅老师到了厕所外面，我实在管不住我自己，就偷偷爬到女厕所的便洞口......第二天见到她，我的脸整整红了一堂课，我在心里用最恶毒最难听的话骂我自己，同时一遍遍向梅老师认错、忏悔，请求她的宽恕。
与此同时，我对梅老师和张老师的所谓“恋爱”有了一种厌恶乃至仇视的情绪。现在我看见他俩拿着《青春之歌》和毋忘我肩并肩散步，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一脸的阴沉不说，鼻腔里还要哼哼冷笑几声。并且在潜意识里我把张老师当成了我的冤家对头（我那时尚不知汉语中早就给我准备好了“情敌”这个词）。我当然不可能明火执仗地跟他争夺或决斗，我设计了几种在我看来既解恨又巧妙的方案：比如，我知道他们在渠岸上散步时张老师必定走在靠渠的那一边，于是我偷偷将沿渠的某一处挖开一个小小的豁口，轻轻地搭上柴棍，覆上土，这样张老师就会一脚踩空，掉进渠里。他当然不会淹死，因为渠里的水只有半人深，并且张老师也会游泳。我只是想将他搞成落汤鸡或落水狗的样子，以便让梅老师嫌恶他，不跟他好。还有，我在他们坐的那个小土包上，也就是我和李宝祥浇过尿的地方，认准张老师每次搁屁股的那一块儿，掏个浅坑，拉上一泡稀屎，然后撒上浮土，再用野草伪装起来。试想一下，当张老师沾着一屁股稀屎，又脏又臭，骂骂咧咧，狼狈不堪的时候，冰清玉洁的梅老师还会跟他再谈什么恋爱吗?
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梅老师和张老师不经常在一起散步了，更不依偎着往那个小土包上坐。许多次，我都看见梅老师一个人若有所思地顺着学校后面的那条小路往山坡下走，手里也再不拿什么破勿忘我花了。杨晓珠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她亲眼看见有一次梅老师从张老师的房子里出来，脸色很不好看，她走进自己的房子，砰一下关上门，张老师随后赶来，在门上一遍遍地敲，还爬在窗子上低声喊：“梅!”梅老师就是不开门。
杨晓珠的结论是：他们谈崩了，张老师肯定失恋了。
这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或曰转折，不久就被我亲眼看见的一个场面所证实。
那是有一天放学后，我仍然以打猪草为掩护，在学校后门一带转悠。我看见梅老师一个人坐在水泉边一块洁白的石头上，旁边的洋瓷盆里放着几棵洗好的青菜、洋芋。这时，张老师来了，因为我隐藏的位置在他们的侧面偏后，看不见他们脸上的表情，就见风度翩翩的张老师走到梅老师跟前，不知说了句什么话，梅老师没搭理，却将脸别向一边。张老师便俯下身，把头凑到梅老师脸边，就见梅老师猛地扬起巴掌，只听“啪”一声脆响，张老师捂着脸噔噔往后退了几步。扇得好，扇得好!真是大快人心!我高兴得差点喊起来。梅老师扇完，端起洗菜盆子转身走了，张老师用手捂着脸，怔怔地站在那儿。我偷偷冲他扮了个鬼脸，心想这一巴掌扇得太及时，太果断了!扇出了正义，扇出了力量，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这比我煞费苦心地让他掉进渠里，或坐一屁股屎出他洋相要解恨到哪里去了。
张老师显然不知道世界上竟然有我这样一个时时想置他于“屎地”的情敌。在挨了梅老师一巴掌后的某一天，他把我叫进他的房子，将一封厚重的信交给我，要我去送给梅老师。我猜出这是一封什么信，显然，他和梅老师已经僵到不能面谈的地步。我就想，话都不说了，写信有屁用。我那时还不懂得“情书”这个词，更不了解它的魅力和奥妙。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这封信交给了梅老师。
一切如故。
过了几天，张老师又让我送去一封信，分量似乎比第一封更重，鼓鼓的如一只癞蛤蟆。当我第七次将那只“癞蛤蟆”送到梅老师房子里，正准备转身出去的时候，梅老师忽然叫了我一声：“李小满。”
我答应了一声，我看见梅老师那美丽的亮闪闪的眼睛里透出隐隐的痛苦和悲伤，头发也有些乱，嘴唇干涩，嘴角老是抿着，大不如先前那般活泼烂漫光彩照人了。我认定这是被张老师缠磨的结果，现在可以说，那个衣冠楚楚的姓张的家伙是我和梅老师共同的敌人。
“你奶奶的醋真好吃，”梅老师笑了一下，“吃了这么长时间你奶奶的醋，我还没有当面向她表示过谢意呢，哪天领我去你家里看看，行吗?”
我点点头：“行。”
“这儿居住太分散，搞家访很不容易。”梅老师轻轻叹了一声。“老想着先去最远处的同学家，最后再去你们近处的，结果，远处的也没去完，近处也耽误了。”
我听说，老校长曾经领上她搞过几次家访，后来张老师自告奋勇陪她去。有一次两个人回来都半夜了，马老头开大门时动作迟缓了一些，让张老师一顿臭骂，还将马老头一把搡倒在大门套里。马老头告到了老校长跟前，老校长批评了张老师，并责令他给马老头赔情道歉。
我鼓起勇气说：“梅老师，你以后要去哪里，我跟你去，还可以叫上唐年娃。我们班同学的家我都知道，我还不怕狗。”
梅老师又笑了笑，她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仿佛在说：“比我刚来时长了一大截，已经是个正儿巴经的少年男子汉了。”
“你要在学习上好好帮助唐年娃。按他的年龄早就该升中学了，可是却连小学功课也学不好，你们是好朋友，不要光在一起玩，要在学习上多下功夫，多动脑子，相互促进。”
“嗯。”
她瞟了一眼桌上那封鼓鼓的信。我心里嘀咕她会不会让我把这只“癞蛤蟆”仍给张老师还过去，那样张老师肯定会迁怒于我，那我就要倒霉了。
“你作业作完了吗?”不料梅老师又问。
“作完了。”我说。
“那就去准备站队放学吧。”她搬过一大堆作业本，旋开红墨水瓶的盖子，将蘸笔伸进去，又在瓶口上刮了刮。
我站着不走。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梅老师，”我涨红着殓，鼓足平生的勇气，终于提出了我蓄谋已久的那个要求，“我想跟您借一本书......”
“什么书?”
“《青春之歌》。”
“哦?”梅老师那闪亮的眼睛疑惑地看着我，但是聪明的我从她的眼神和声音中已经感觉到我的这个要求她不会拒绝。
果然，她微笑着说：“喜欢看书，这是好事，不过，那是一本很厚的小说，是大人看的书。”
我看着她，不吭声。
“好吧，”她又微微一笑，“我可以借给你看，不过，可不能光顾了看小说，影响学习。”
这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为此付出的代价虽不十分惨痛却也够铭记一辈子的：打猪草时光顾了看书，直到夜幕降临背斗还是空的，却急得大人们满坡满洼地找我，还以为我遇上了狼。晚上凑着小油灯阅读，将帽檐烧掉大半拉，摘下帽子，却又烧了头发。走路时边走边看，不小心掉到水沟里，而我的任务却是妈妈打发我去给邻居还满满一碗白面......
不过这些代价与我从这部小说中所得到的东西相比，那就不算什么了。
最大的收获就是：梅老师就是林道静，而张老师整个儿就是那个余永泽。
遵照梅老师的吩咐，我的确诚心实意帮助唐年娃把学习往前促。可这家伙笨得简直像头猪，一首七言古诗，总共也就二十八个字，你教他一百遍他都不能顺顺当当地背下来。教他用“美丽”和“美好”这两个近义词造句，他不是说“我吃饭很美丽”，就是说“我美好地吃着饭”。我气得忍不住骂他：“你就知道吃，吃，都笨得跟猪一样了，还想着吃!”
唐年娃就哭丧着脸说：“我晌午饭只吃了一碗酸菜糊糊......”
他家人口多，劳力少，年年短款，年年缺粮，而唐年娃饭量又大，我便从书包里掏出奶奶装给我的一块馍：“给，吃饱了再造句，就别再吃啊吃啊的了!”
唐年娃终于没有熬到小学毕业。
他父亲早早给他订了一门亲事，是倒插门给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女人招婿。
那是在寒假里，成亲的那天很热闹，一向穷得只能顿顿半饥半饱地喝酸菜糊糊的唐年娃家，居然也开起了流水席，我、李宝祥、杨晓珠等一干同学伙伴们居然也都大模大样地被招呼到席桌上当了一回客人。唐年娃穿着一身新崭崭的蓝卡叽面子的棉袄棉裤，袖口和裤角翻出一圈白布里子，他身上左右交叉披挂着两条大红绸带，像遭了绑架一样。他一一给席上的客人敬酒，敬到我跟前的时候，他仿佛显得很激动，闷声闷气地说道：“李小满，多谢你在学习上对我的帮助，来，干!”他一仰脖子，就将一小碗由奶奶酿制的烧锅酒灌下去了，顿时脸就红得如猴儿屁股一般。
我心里却涌上了一丝难受，席没坐完，我就溜掉了。我不愿看见那两支琐呐将我的好朋友吹送到村外去。
仅仅一个星期，唐年娃就从上门的那家逃回来了。
我、李宝祥、杨晓珠不约而同去看他，不约而同地问道：
“你怎么逃跑了?”
唐年娃很沮丧，才几天时间，他似乎老了一大截，面容憔悴，浑身蔫塌塌的。
“唉，上门汉不是人当的......”
“咋了?”我们问。
“唉!”
“你那媳妇儿对你还好吧?”杨晓珠似乎要刺探什么有用的情报。
“好个屁!”唐年娃突然愤愤地吐了一口唾沫，“她瞎得很!”
“瞎得很?”我们大吃一惊，“怎么个瞎法?”
“她......她晚上光骚我......”
“什么?她竟敢骚你?”我们都瞪圆了眼睛。
“骚”这个字眼在我们这儿除了唐年娃所暗示的那种意思外，还有欺侮、轻贱等含义，我们当然只作了后一种理解。想想看，我们的好朋友，好兄长，块头如此壮大的唐年娃，竟然让一个外村的女人给“骚”了，这简直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李宝祥就用了刚从课文上学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愤慨：“他妈的，这还了得，是可忍，郭不可忍!”我好象记得那个挺像郭的字其实不念郭，但又把握不准，只好不予纠正，连听他“郭不可忍”地骂了几遍。我们一个个都义愤填膺，怒火中烧。骚，就是往你头上拉屎，朝你碗里撒尿；骚，就是欺负你上门招婿，低人一等，家人亲朋都无能；骚唐年娃，也就是骚我们大伙，骚我们全村!大家嚷嚷着即刻就要让唐年娃领上去找那个女人算帐，唐年娃却蔫叽巴拉地不动。还是杨晓珠足智多谋，她想出了一个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主意，说：“她晚晚骚你，你就不会天天骚她吗?看到底谁骚过谁?哼!”
“对，对!”我立即赞同，“这就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唐年娃蔫巴着，终是打不起精神来，就像一只泄气的皮球，我们都骂他太老实，太窝囊，嚷嚷一阵各自散了。杨晓珠总结说：“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唐年娃的婚姻失败了，也失学了，从此正式成为家里的一个壮劳力，生产队的一名好社员。
７
不知是不是因为那一封封由我转交的癞蛤蟆一样的所谓“情书”起了作用，我发现梅老师对张老师又慢慢好起来了，虽然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也不见他们一同散步或关在房子里密谈，但却有说有笑，还在一起打乒乓球。我估计，这样下去要不了很久，他们又会恢复到他叫她“梅”，她称他“华”的热恋状态上去。
经过调查，我才知道，就在唐年娃给人招女婿的那个寒假，梅老师生了一场大病（她不知什么原因，每个假期都呆在学校，既不进县城，更不回北京），寒冷空旷的小学校里就剩下她一个人，每晚陪伴她的就是那大银杏树上的寒鸦。她拉肚子，发虐疾，躺在床上水米不沾。就在这时候，已经回家的张老师突然奇迹般地出现了，他给她请医生，买药煎药，做饭洗衣，甚至倒大小便......一直侍候到她完全康复。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消息，整个寒假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学校。危难见真心，板荡识忠臣，可想而知，梅老师是多么地感激张老师，而对我又是多么地失望啊!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梅、张之间的感情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并稳定发展，甚至还传出了他们准备在某某日子结婚的坏消息。杨晓珠一口咬定说这情报百分之一百二十地可靠，梅老师其实早就在作准备了。想想看，在这里她再跟谁结婚?总不能跟老校长或马老头吧。我们只听说梅老师的爸爸是北京的大右派，好多年前全家就被遣散了，梅老师那时正在大学读书，她毅然宣布跟父亲脱离关系，并中止学业来到大西北我们这个偏僻小县当老师。我们这儿至今不通车路，进一趟县城要步行两天走一百多华里。除了梅老师，从地区师范毕业的张老师就是这儿文化最高，见世面最多的人了。
然而我决不甘心。我不相信我斗不过那个姓张的，我不相信美丽纯洁如百合花一般的梅老师，会跟一个在我看来只配掉水渠坐屎坑的人结婚。
杨晓珠问我梅老师真要结婚我们拿什么表示祝贺，她提供情报说她爸那儿最近刚进了一袋白砂糖，机关干部凭购货本每人半斤，一斤七角钱。她让我掏四角钱，她通过她爸走后门我俩合伙买一斤白糖给梅老师送去。
这臭娘们明摆着是想占我一角钱的便宜。
可是此刻我顾不上心疼一角钱，对我来说迫在眉睫十万火急的问题是如何阻止他们的婚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一句话，不能让我敬爱的梅老师落入敌手，掉进火坑。我必须营救她，保护她，必须拿出男子汉大丈夫天塌下来只手擎的气魄，不能再光想着玩了。
最好是让梅老师自己幡然醒悟，迷途知返，可我用什么办法去打动她，说服她呢?给她加倍地送去奶奶酿造的醋吗?她未必每天能喝掉两瓶；也学张老师的样儿，每隔一天半给她写去一封如癞蛤蟆般鼓鼓的信吗?我相信我的写作才华能作到这一点，可她愿意看吗?看了后能接受吗?
我忽然想到了唐年娃。他虽然不上学了，但我们仍是好朋友，他年龄比我大，经见的事情多，况且又结过一次婚，也算是“过来人”，他也许能帮我出出主意。
不料唐年娃却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原来他入赘的那家人追来要他回去，他死活不肯，父母亲也拿他没有办法。那家便来了五六个壮汉，拿着麻绳，要强行将他绑走，他便四处躲藏。最后那家也无可奈何了，只好将那个女子送到唐家，说唐年娃不去上门也罢，但无论如何也要给这女子留个娃儿。他们给唐年娃限了两个月时间。那女子便在唐家住下来，唐年娃根本不愿见面，每天东藏西躲。我不用费劲就找到了唐年娃藏身的地方，那是当年我们放牛时常去玩的一个山洞，离村子不太远，但颇隐蔽。
唐年娃像野人似的呆在洞里。我不明白他对“留个娃儿”这样的历史重任为何如此恐惧，但我觉着这样挺好玩的，我给他拿了些蒸馍、烧洋芋之类，鼓励他坚持下去，不妨就当个像白毛女那样的“白毛男”，等候大春率领解放军来解放，那才叫带劲哩。然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嗨，你说，恋爱是不是就要结婚?”
唐年娃正狼吞虎咽地吃馍和洋芋，他点点头，含混不清地“嗯”了一声。
“那我也要结婚!”我突然像被马蜂螫了似的大叫一声。
唐年娃惊得一口洋芋咽在嗓子眼里。
“你......你也想招女婿?”
“不，不!”我挥舞着拳头，冲唐年娃的鼻尖晃了几晃。
“那你......你要跟谁结婚?”
“跟──梅老师!”我的脸憋得通红，每一个字都那么斩钉截铁，看样子我今天真是豁出来了。
唐年娃自然是被吓呆了，他像不认识我了似的怔怔地瞅着我。
“咋，不行吗?”我示威似的瞪大眼睛逼视着唐年娃。
“你，李小满，你该不是疯了吧!学生跟老师怎么能结婚呢?你和杨晓珠结婚还差不多，那也得再过几年。”唐年娃的语气并不十分严重，但却击中了我的要害。
“杨晓珠，哼，一边去吧!她能跟梅老师比!学生为啥不能跟老师结婚呢?我喜欢梅老师，非常非常喜欢......年娃哥，我说的是真的。”我几乎要拉哭腔了。
“我们都喜欢梅老师，可再喜欢也不能往结婚上想。”唐年娃耐心地开导我，“结婚不是闹着玩的，结了婚就成了两口子，就要在一起过日子，还要在一起睡觉哩......”
“这有啥不行的?”我大声反驳他，“我一直跟我娘睡觉，现在又跟奶奶睡......”
“嗨，睡跟睡不一样......嗨!”唐年娃痛苦地跺了一下脚，他显然知道这睡觉中所包含的重大机密内容，但他不愿进一步透露。“跟梅老师结婚这话你千万不能讲出去，要不，学校知道了会开除你的。”
“可是，梅老师她要跟张老师结婚了......”我终于哭着说出了这句我最不想说的话，这等于承认我败给了张老师。
８
突然，文化大革命来了。
先是批“三家村”，接着批“封资修”，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这下我的写作才能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一篇篇批判文章从我的笔下源源而出，再抄成大字报贴满校园。大门口“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八个修正主义大字被铲掉，变成了大批判园地，有时候一天就要糊几层。接下来是批“走资派”，将公社书记、主任和老校长揪出来乱轰乱斗一番。再下来就是组织红卫兵，进行大串连。我们五六年级大同学每人胳臂上戴一只红袖章，举一面红旗组成“长征团”，整整走了三天来到县城，与县城的红卫兵一起将县委书记、县长这些走资派揪斗了一通。回来，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就按县上的阵营分裂成了两大派，一派叫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总”，另一派叫红色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张老师和我、杨晓珠属于“兵团”，李宝祥和梅老师属于“联总”。
不知是由于“文革”风暴的冲击，还是别的原因，张老师和梅老师的婚未能结成。而我呢，完全被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冲昏了头脑，一开始就全副身心地投入了进去，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早把跟张老师“争夺”梅老师的事扔到了九霄云外。现在我和张老师不仅不是“情敌”，反而还成了一个阵营、一条战壕里的革命战友，而梅老师反倒成了我们的对立面。
老校长早已靠边站，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经过一系列的分化、瓦解、组合，拉出去、打进来，最后“中间派”或曰“逍遥派”只剩下马老头一人。因他出身好，又是学校唯一的工友──准工人阶级，所以，以张老师为首的“兵团”和以梅老师为首的“联总”，都想将他拉过去。两派轮番去劝说、动员，或威逼利诱，或软硬兼施，可这马老头就是顽固不化。最后两派都向他发出了“最后通谍”，限他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抉择，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到了第二十三小时，人们发现马老头已经在大门口他那间小房子里上吊了。这是“文革”开始后我们学校死的第一个人。
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峻。学校的两派由写大字报、开辩论会互相攻击、谩骂，发展到将学校一分为二，各占一半，中间用沙袋、课桌垒起一道“三八线”，连那架梅老师经常弹的风琴也被搬来筑了工事。两派都准备了刀、矛、砖头等武器，晚上都不回家，望着星星和月亮，热血沸腾地面对北京起誓：毛主席啊毛主席，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丢!为了捍卫您，为了捍卫您的革命路线，我们──您的忠诚儿女，甘愿洒热血，抛头颅，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李宝祥和杨晓珠这下真正成了死对头，李宝祥隔着“三八线”骂杨晓珠是“兵团”女特务，杨晓珠则以“联总”狗杂种、地主家的狗崽子回敬李宝祥。李宝祥他们又群起而哄叫：“猪娃子，猪娃子!母猪娃子配公猪娃子!”杨晓珠气极了，不顾危险跳出战壕大骂起来：“李宝祥，我日你娘!”李宝祥就下流地说：“你用啥日?连你也要别人日哩!”骂着骂着就互相扔起砖头块来。这时我们“兵团”派的头目张老师就说，光这样骂不行，要揪出对方的坏头头，揭出对方的老底子，才能致对方于死地。李小满你不是梅玲一手树起来的“学习尖子”吗?你要用现身说法揭露她妄图将你培养成修正主义接班人的罪恶目的，包括她生活中的一些丑事、坏事，都要毫不保留地往出揭，把她搞臭、搞烂。
我犹豫了一下。但这犹豫很快就过去了。面对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几千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格尊严都顷刻间土崩瓦解了，何况像我这样一个初涉世事的孩子。狂热和冲动代替了一切。我迅速写了一篇揭发批判梅老师的文章，以现身说法列举了几件事。一是用“作家”的头衔作为诱饵，大搞成名成家、白专道路那一套；二是不光自己看大毒草《青春之歌》，还用来毒害我；三是以学游泳为名，当众脱去衣服，妄图将同学们引上流氓道路。杨晓珠也狂热得可以，她满怀战斗豪情地说：“再加上一条：梅玲还大摆资产阶级臭小姐、寄生虫的臭德兴，每天都往脸上抹雪花膏，顿顿吃饭要放醋，让你奶奶给她做了一瓶又一瓶的醋......”
对方迅速发起反击，目标也直指我方首领张老师。说张华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本不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不安心在山区工作，对贫下中农子女毫无感情，经常发牢骚，说怪话，还动手打过马老头。生活作风很不检点，道德败坏，等等。
这些话显然是有来头的。张老师气得脸色发青，眼镜直往下跌。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梅老师家庭问题的材料。原来梅老师的父亲就是那位说起来我们都知道的大文学家，他早就被批倒批臭了，他的书也被烧光、禁绝，我们难道还能让他的女儿在这里向革命人民猖狂进攻吗?除了揭发梅老师家庭的老底外，张老师还提供了梅老师这个“黑五类”的子女向他这个红心红皮、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施展“美人计”的一些事实。我们将这些杀伤力很强的材料连夜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学校大门口；我和杨晓珠还拿着洋铁皮喇叭筒，对着“联总”的阵地轮番宣读大字报内容。张老师意犹未尽，亲自动手将梅老师父亲的“罪恶历史”和梅老师施展“美人计”的种种细节画成漫画，一共有几十幅，贴了满满一墙。梅老师被画成一个足蹬高跟鞋，烫着大卷发，身穿露出大半个屁股的旗袍，两只乳房像悬在胸上的两个大篮球，手里夹根香烟，大张着的嘴里藏着一条毒蛇的妖怪似的女人。这一下引起轰动，不光学校师生，连公社机关干部和附近的农民都赶来观看。
这种打击显然是空前的，致命的，对方一下子沉默了，好几天不见任何动静。我们乘胜追击，用喇叭筒向对方广播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梅老师等“联总”的虾兵蟹将们赶快放下武器，悔过自新。我们为这大好革命形势而欢欣鼓舞，就又在月光下对着北斗星那个方向起誓：“毛主席啊毛主席，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我们时刻没有忘记您，时刻在用您的教导鼓励斗志；在取得了一定胜利的今天，我们革命战士更是想念您，一切成绩归功于您。毛主席啊毛主席，请您老人家一万个放心，我们一定要牢牢占领每一寸阵地，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不用说，对方也在向北京，向毛主席起誓，并且他们很快就付诸行动，发起了新一轮反击。
我估计连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没有料到，梅老师竟然把张老师写给她的由我转交的那些“癞蛤蟆”信全部抄成大字报，公诸于世。
“去看张老师给梅老师写的情书喽!”校园里一下子欢声雷动，看来人们对“情书”似乎特别感兴趣，不论是“联总”还是“兵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们，都纷纷从“三八线”两边走出来，学校大门前围得水泄不通。
张老师这些“情书”的内容拉拉杂杂，五花八门，有肉麻的恭维，有露骨的欲望，有荒唐的幻觉，有恶心的宣泄，有引用名人的爱情诗句，有名著里面关于爱情的描写（请注意，这些名人的诗和名著早都被打成大毒草了），有呻吟，有低诉，有誓言，也有狂呼。尤其是他对梅老师的赞美，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梅老师是报春的红梅，是傲然挺立的百合，是碧海青天上的一轮月亮。这些倒也罢了，可他竟然声称梅老师是他心中的红太阳，不但照亮了他漆黑的心田，还融化了他心中的坚冰，除了梅老师，世上再也没有太阳了。这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言论，光凭这一条就可以砸烂他的狗头。他还说梅老师是他全部的爱，全部的生命，死，他为梅老师死，生，他为梅老师生。海可枯，石可烂，他对梅老师的爱情永不变。他甚至还无耻地写道，他愿将梅老师的玉体从脚尖一直吻到发梢，不漏针尖大一点地方，并且要吻一千遍、一万遍......
可想而知，这些信引起了多么大的反响，张老师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什么形象!
我不等全部看完就气恨交加，羞愤难当，转身冲出了人群。我没有想到张老师追求梅老师竟然到了这种卑鄙无耻的地步，我没有想到我一次次转送的竟是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肮脏语言和反动思想!张华，你他妈的算什么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你是个大流氓，大骗子，大反革命!
９
然而，张老师却并没有因那些“情书”而招祸，原因是一两天后形势陡变：县上支左的部队明确表态，宣布“兵团”为革命造反派组织，“联总”为保皇派。虽然最后申明说要实现革命大联合，但胜者为王败者贼乃千古之理。从县城到公社到农村生产队，我们“兵团”一派的人扬眉吐气，弹冠相庆，欢呼声山摇地动。同时向“联总”的群众发出号召：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联总”的人纷纷倒戈，顷刻间土崩瓦解。我们学校李宝祥动作最快，第一个贴出“申明”，杀出“联总”，加入“兵团”，并且作为“立功”举动还揭发了不少梅老师的“罪行”，其中最荒唐的一条是说梅玲这个修正主义保皇狗、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每次吃面条都要放醋，而这醋就是强迫他风雨同月（他把舟写成了月）的革命战友李小满送的。
以“兵团”为核心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后，武斗和派仗逐渐停止了，但大规模的残酷的揪斗、清洗、批判、迫害却日甚一日地开展起来。部队表态后“联总”的许多人不服气，性格刚烈的梅老师赶到县城，与支左部队的领导面对面进行辩论，随后又和“联总”的几个核心人物直奔北京，要当面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汇报。不知他们见到了这两个人没有，反正半个月后梅老师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联总”坏头头押回了我们学校。
那是红五月的一个晴朗明丽的日子，夺取了胜利果实，坐了江山的“兵团”造反派在学校操场上召开了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举凡打倒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各类牛鬼蛇神、投机倒把小偷小摸以及乱搞男女关系者，当然包括“联总”的头头脑脑，全被押到了会场上，黑鸦鸦站了小半个操场。令我心碎欲裂的是，我奶奶也被“揪出来”了，罪名是一贯酿醋卖醋，走资本主义道路。她的脖子上给挂上了两只黑乎乎的醋瓶子。与奶奶并排弯腰站着的还有老校长、李宝祥他爸。李宝祥他爸脖子里挂的照例是每次批斗挂的“老三样”：算盘、木升、变天账（其中“变天账”是用李宝祥的算术本代替的）。梅老师恰好与奶奶挨在一起，她的脖子上挂了好几样东西：一只破鞋，一本“坏书”，一块写着“‘联总’坏头头──梅玲”的黑牌，还有一只月白色乳罩。农村人没见过乳罩，还以为是驴推磨时蒙眼睛的罩子，就奇怪说这与当老师的有啥关系，为啥挂在她脖子里?
奶奶和梅老师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她们知道一个爱吃醋，一个醋做得好。现在她们在如火的太阳下、如林的拳头前和如雷的口号中首次相遇了，并且挨得那么紧，腰弯得那么低。她们肯定互相认出来了，她们交流眼神了吗?她们提到或者想到我了吗?我是她们最疼爱的孙子和最喜欢的学生啊!
大会进行到中途，又有一批人被揪出来，当场挂上牌子，站到“阶级敌人”的队列里，其中有杨晓珠的爸爸，说是他在供销社当营业员时有贪污问题。这样，我、李宝祥、杨晓珠就都有亲人在挨批。大操场今天简直是一片狂暴的大海，我们像一粒小沙子，被冲得没了踪影，但我们肯定都举了拳头，喊了打倒自己亲人的口号。
开完批斗大会回到家里，我帮奶奶卸下脖子上的醋瓶子和黑牌，奶奶喘着气，花白的头发散乱在布满皱纹的额头上。我给奶奶倒了一缸子凉开水，又拿来两粒奶奶每天都要服一次的镇疼片。
“你们梅老师，我今儿见了，一个大姑娘家，长得那么清秀，唉......”奶奶叹息着，因缺牙而瘪进去的嘴角微微颤动。她不想想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被揪去挨五六个小时的批斗，却为梅老师的命运悲悯担忧。
“满娃，”奶奶忽然放下缸子，霍地站起来，说：“从今以后我再做不成醋了，扁桶都让他们砸了，不过我还留了两瓶头茬好醋，你瞅空子给你们梅老师送去，别让人看见。你告诉她，就说我说了，一定要咬牙挺住，当午的毒日头就那么一会儿。下次开大会，我还跟她在一起......”
醋，我给梅老师送去了，但话我却没有传到，一是当时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气氛，二是我也实在鼓不起勇气。
那次大会后，各大队、生产队和各个机关单位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检举、揭发、揪斗、批判（文件报纸上叫“斗批改”）。各种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打击报复和残酷迫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我们这所全公社唯一的六年制小学，被认定是受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毒害最深的地方，加之一度时间“联总”的势力比较大，很让“兵团”的人低了一阵子头，所以这次就成了重点。坐镇指挥的当然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战火中奋勇拼杀出来的张老师，他将全校百十名同学集中起来，开梅老师的批斗大会，决心要攻下她这个资产阶级反革命堡垒。大约有二十几名同学组成了“敢死队”（其中就有“反戈一击有功”的李宝祥），准备了绳子、皮鞭、砖头、木棒等武器，事先张老师专门给他们讲了话，作了战前动员，他们一个个表决心，献忠心，磨拳擦掌，慷慨激昂，仿佛即刻就要成为堵枪眼的黄继光或炸碉堡的董存瑞。
这是我这一生中经遇的最刺激，最恐怖，最具伤害力的人与人斗的场景。梅老师被整整围攻了十几个小时，不许坐，不许靠，不许喝水，不许上厕所。她一会儿腰弯成九十度，两臂伸向后面（“坐飞机”），一会儿跪在砖块上，两手高举作投降状，一会儿又高高地站在一只摇摇晃晃的木凳上。她讲了自己许多缺点、错误、毛病乃至“罪行”，但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是反革命。她承认自己是大右派作家的女儿，但又说她早已跟爸爸划清界线，与家庭决裂，否则她不会来这里。她是从小受党的教育长大的，她是党的女儿，人民的教师。她承认“联总”是“保皇派”，但又说自己决不保皇，自己是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所以，她是响当当硬梆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那些强加给她的种种罪名，不过是有的人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卑鄙目的而捏造的，完全是莫须有，她一概不承认。这一下不仅激怒了张老师,也使“敢死队员”们义愤填膺，皮鞭、拳头雨点般朝她身上落去。她那乌亮的黑发被揪得乱糟糟像大银杏树上的喜鹊窝，衣服被扯破，白皙的皮肤拉开了一道道血印子......但她仍然不认罪，不低头。同学们都露出惶惧的神色，儿童天生的恐惧心理从低年级同学中首先显露出来，并迅速蔓延。大家喊口号的声音不那么高昂了，而是带上了几分颤抖。我浑身像着了火一样,心里如有无数玻璃碎片在割划。可是我无能为力，我不但救不了我依然深深爱恋着的梅老师，甚至连一点同情或悲伤的表示都不能有。
这时，我忽然听到一个低沉而有点歪扭的声音：
“扒下她的衣服!”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静得可以听见某个低年级的同学嘬手指头的声音。
“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看着“敢死队”员们迟疑的表情，那个声音又威胁地说了一句。
几双“敢死队”员的手终于在梅老师身上动作起来。她本来就穿得单薄，又经过刚才的撕扯，所以很快她的大半个身子就暴露出来了。那真是一树落了雪的白梅，是一弯静美清澈的月亮!我们的眼睛都被刺得眨了一下，我看见，那天挂在她脖子里的那只月白色乳罩系在她胸上，护住那两只我们都告别还不太久的奶头。除此而外，就剩下裤衩和袜子了。
有几只手强行去扒乳罩，梅老师一直反剪着的双手这时猛地抽回来，企图去护自己的胸乳，但却被一些更有力更野蛮的手拧到后面，乳罩带子被揪断了。
她游泳时也没有露出这么多的身子。
我恨不得挖掉我的双眼，因为我知道梅老师不希望任何人看见她的身体，而有人偏偏要强行让大家看。
“再扒......”
这命令像是从癞蛤蟆的喉咙里挤出来的。
几只毒蛇般的手朝梅老师胯间的短裤蠕动。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哇──”一声，原来是我嚎啕大哭起来。我根本没有料到我自己会这样。我其实已经不小了，随便哭鼻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的个头已差不多跟梅老师一样高，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就该小学毕业升中学了。可是这会儿我却像幼儿园里挨了大孩子一拳头的小不点一样，放开嗓子哭起来。我这一带头，一二年级的小同学们率先群起响应，接着三四五年级也跟了上来（我相信杨晓珠也是尽情放声大哭），霎时，校园里哭声震野，泪飞如雨，大银杏树上喜鹊王国的居民们被惊得纷纷钻出窝巢，在树顶盘旋鸣叫，喳喳的鸟声与我们的哭声彼合此应。
除了张老师外，参加批斗会的还有公社的“兵团”领导，他们一商量，宣布今天的批斗就到这里结束。几个高年级的女同学赶紧去给梅老师披上衣服。她终于保住了女性身子的最后一块地方。这是她的学生──孩子放声大哭的结果。
但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当天夜里，也许是第二天黎明，梅老师在她那间房子里永远辞别了人世。这种事情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时有发生，连李宝祥他爸都上过两次吊，两次都没死成。所以，梅老师出事的消息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只是县上打电话说对尸体先不要进行任何处理，等上面来人检查后再说。
这其实是等于让尸体烂在房子。
１０
最先促使我策划并参与这一了不得的行动的是我的奶奶。她说，人死了不能那样撂着，七天以后十窍生蛆，魂儿到不了天上，就没法儿转世为人了，一定要赶紧把她埋掉，入土为安。
我大约就是在这时候由孩子一跃而成为大人的。我丝毫没有犹豫，立即就去约我的好朋友唐年娃，但我们两个人毕竟太势孤力单，于是我又去动员了杨晓珠，唐年娃又去外村叫了一个哑巴牛倌，这样我们四个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半夜时分，我们偷偷溜进小学校梅老师的房子。我们没有哭，也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就好象平常在教室，在校园，在梅老师的房子里跟她相处一样。包括杨晓珠，这时都显出了意外的平静和胆大。我们给梅老师穿戴好，杨晓珠用手绢扎住她披散的头发，然后用她床上的毛毯裹起来，外面再裹上被子。那个哑巴牛倌力气大，他背上梅老师，我们悄悄来到唐年娃当过一阵子“白毛女”的山洞里，将她临时放在这儿。
接下来就是挖墓穴。杨晓珠放哨，我们三个用铁锹和镢头挖。我们给梅老师选的墓址是山洞前面一道干土梁，长满半人深的荒草，这样便于隐蔽。
出殡是在那个阴沉沉的中午，四野荒寂，连一只鸟儿也不见。梅老师静静地躺在山洞里的石台上，两只眼睛深深地、深深地紧闭着，好象在赌气说：“我再也不愿见到这个世界了!”杨晓珠仔细地给她洗了脸，梳了头，再用洗过脸的水把她的手臂和脚也洗干净。最后，我和唐年娃一人抱起梅老师的一端，将她缓缓地抬出山洞，杨晓珠拿着几样简单的祭品跟在后面。我们这个小小的送葬队伍没有哭声，没有披麻戴孝，更没有招魂幡和亡命钱，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怕被人发觉。仍然由杨晓珠放哨，我和唐年娃手执铁锹迅速将墓坑填平并垒起一个小小的棱形的坟堆。当第一锹土落下去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向这位引起我的“初恋”的敬爱的女老师告别：“再见了，梅老师。奶奶说，入土为安，您就安心躺在这儿吧，再也不会有谁来打扰您了。”
我们三个跪下来，向梅老师磕了三个头。
梅老师的故事到这里就算结束了。但还有一些话我觉得不妨赘几句。
我的那位擅长酿醋的奶奶活了九十二岁，直到去年春天才去世。我带着妻、子回老家奔丧。我的身分是专业作家，儿时的愿望，亦即梅老师对我的期望应该说是实现了，梅老师如九天有灵，不知她是欣慰还是悲酸。
办完奶奶的丧事，我独自一人来到梅老师的坟上。这坟已经被岁月冲刷得只有浅浅一点小土堆，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我给梅老师带来了一大束芳香四溢的鲜花，我静静地陪着她坐了许久。
此外，唐年娃已经作了爷爷，整天领着孙子在村里乐呵呵地转悠。杨晓珠八十年代初随父母调回了安徽老家。李宝祥大学毕业后一门心思从政，在省上混了个处长，前不久因受贿和乱搞女人被处理了。
至于那个张老师，我不想再多提，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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