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狼图腾》：狼吟中的振奋与遗憾 |
作者：元辰 作于：2005-6-12 20:54:00 访问：171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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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老三届”下乡知青的学者姜戎，以其亲身经历和30年准备，创作了“世界上唯一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长篇小说《狼图腾》，可谓厚积薄发，一经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在情理之中。编者荐言：“如果不是因为此书，狼——特别是蒙古的草原狼——这种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就会像某些宇宙的暗物质一样，原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能够在自然式微、物种迅速减少，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渐颓靡雌化的今天，读到《狼图腾》这样一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史诗般小说，实在是读者之幸。”这些评论是中肯的、可以接受的。
该书以文革中期北京知青陈阵、杨克下乡的内蒙额仑宝力格牧场为背景，以鲜为人知的草原狼、人、畜大战和游牧历史为对象，以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对草原、草原狼、草原出路的不同认知为对比，锋芒直指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我们是龙还是狼的传人？”神奇壮阔的草原风光，温馨浓郁的文化风俗，俯拾皆是的历史故事，惊心动魄的狼马、狼羊、狼人大战场面，以及草原民族内心深处的狼图腾情结，无一不把读者的目光引向夜幕下的草原、独孤的狼群和神秘莫测的腾格（天）里意志。激动，沉思，不寐。素材丰厚，视野开阔，故事悲壮，底蕴深邃，文革背景特殊，文化冲突互不相让，以及毕利格、嘎斯迈、巴图、陈阵、杨克、包顺贵等人物和小狼、二郎、巴勒、黄黄等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具备了伟大小说的感人因素，对骨子里藐视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文化优势论带来震动和冲击，对多民族国度里的汉族老大哥心理具有不可忽视的诊治作用。
尽管如此，我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和批评者，认为小说没有成为上乘之作，又是很大的遗憾。
一方面，小说艺术性没有达到与题材相应的高度。结构不够清晰，甚至比较松散，缺少上乘之作那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四伏、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的布局特征。故事性不强，情节线索与形象刻画不很突出，没有在狼群出没中，紧扣农耕与游牧文化冲突展和人们各自的态度展开情节，重置故事，使人物和动物形象足够典型。叙述语言和人物个性语言存在进一步精良化的可能性，虽然有些段落表现得很有张力，而在另一些地方却显得力不从心。引用史典来断章，虽增加了文化含量，但语录式的断章取句，与故事并无直接联系，不知所云，画狼类犬，算不得明智之举。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还不是艺术功力问题，而是价值选择问题。作者太急于把自己的研究合盘托出，太急于议论，忽略了小说自身规律，可以说，作者明知这样写不好，也愿为张扬学术性牺牲艺术性。在我看来，在小说中研究政治、经济、文化不是不可以，但首先应以小说笔法构置文本，然后兼及其它，包融其中，大象无痕，不是强行捏合。
另一方面，作为小说主旨的狼文化思考，其实是国民精神现代化的思考，这一很有意义的命题，拨动读者心弦，搔到民族精神痒处，遗憾的是，在故事叙述和长达４６面的《理性探掘》中，发现作者的理性探掘也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高度，颇多偏颇之论，带有时下思想方法上的某些通病。
作者显然受了探讨日本文化的《菊与剑》的影响，把中华文化中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比喻为狼文化与羊文化，认为狼是自然进化和民族文化再造的发动机，羊是农耕文化固有的性格，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更是狼的传人，汉民族本是融合了多种游牧民族血统的民族，这些是可以认同的。但文化研究，说到底是研究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内在的精神生活方式，须进入更高智慧层面，顾及更多更重要的事实和更深刻的原因，而不是只取自己所需的材料，搭自己所需的房子，置更多材料于不顾。将游牧文化概括为狼文化，固然也包含了狼的生存智慧，但主要还是狼的进取精神，属力，不属从农耕文化取代游牧文化、工商文化取代农耕文化、信息文化取代工商文化占据历史进程主导地位中得出的智。事实证明，尽管游牧文化有农耕文化所必须的精神，游牧民族打败过农耕民族，但游牧文化并没赢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五胡入华，忽必烈远征，满族入关，终究不能把农田变牧场。羊狼之间，需要保护的是狼的牧场而不是羊的农田。羊是农耕文化的惰性，却不是全部；狼是游牧文化的优点，却挽救不了没落的命运。这是因为历史进程固然与民族性格有关，更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民族选择有关，战争胜负还与道义有关。精神固然重要，却非万能。否则，有着庞大狮群、狼群，又有石油资源的非洲部落，也不会遭受发达国家的凌辱了。
如果作者只是赋予狼一种文化精神，让人们懂得人和自然、人和万物、人和草原的关系，对天道地道多一点敬畏，好好保护环境，不要人为地将一种生产方式消灭，我们不必如此费舌地加以评点。问题在于作者的主旨在于探索民族精神现代化，那我们就不得不说，丧失狼的进取精神是危险的，只有狼的进取精神更是危险的。从更高的智慧层面看，狼羊问题只是个度和时机问题，而把握这个度和时机的智慧正是农耕文化提倡的中庸之道。如果被作者批判的农耕文化仅仅是羊那么简单，早被狼吃了，何来今日之虞呢？其实，人从动物中来，又在社会中斗，人人有天生斗性。生产方式造成习惯和注意力改变，却不曾消灭斗性，带来的后果只是战斗意志释放快与慢和如何权衡利弊的问题。毛泽东在羊群中发动“文革”，其参与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斗争手段之残忍、被斗人地位之高，岂是古老的游牧民族可以想象，连老人家也不得不哀叹：“文化大革命八年了，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而今，这种斗性又与急功近利的商业文明相结合，生出制假贩假、杀人越货一类的刑事案件。何以抑制恶性膨胀的狼性，靠的正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东方智慧，包括作者批判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温文敦厚的儒家精神。
百余年来，中国学术界总有一种偏执，以为中国问题出在孔、老学说，传统文化一次一次成为现代化的靶子。现代化不能固守传统，可也不能离开传统。审视传统需要平和心态和正确方法。不能陷入要么传统要么现代、要么东方要么西方、要么姓资要么姓社、要么从狼要么从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之中。以儒道佛为支柱的中华文化，使古老的中国完整维系至今，是世界唯一的奇迹，其中必有深刻的奥妙。对国学对西学没有吃透真义便排山倒海地批判，结果只能是劳而无功的混战。刚与柔固然是研究国民性格的一个层面，道与器、体与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则是不可忽视的更高层面。不进入这种层面，就很难理解鲁迅为什么要提倡“韧”的战斗，也难以找到国民精神现代化的途径。对中原农耕文化来说，游牧民族的输血固然重要，自身能够接受输血的机能更重要。邹牧仑在《伴孔子周游》代后记中说：“遍瞩人类典籍，人们不能不感慨万千！从西亚的沙漠荒原到欧洲的辉煌殿宇，一一部被捧为经典的著作，哪一部不透露隐隐杀机？哪一部不叫嚣复仇，哪一部不高喊着扩张？哪一部不狂呼着种族至上？”“人类——，几十万、几百万或几千万年发展而来的人类，在他们漫长岁月的经验里，无不对武力津津乐道！如果说人类曾经在一个地方，或一个群体中，发明出一个能够覆盖全人类的仁义、和平、公正和友爱精神，那就是中国和中国人，因为中国和中国人拥有一个跨越国界的伟人——孔子。”看来一种文化，强大的不仅是它所依赖的力量，更伟大的是爱心和兼爱的自制力。“可是，在近１００年的衰败时期，一些性情急躁的中国人却无法耐下心来审时度势，他们轻率地以１００年的历史来否定２０００年的业绩。”
这就是农耕文化的精粹，儒道佛构成东方文化的主体，远非一个“羊”字了得。东方的仁爱和人天合一的智慧，使不少西方学人在看到西方哲学对宇宙无穷而人类认识能力相对有限、认识经过人的过滤同样存在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以及有限认知经验何以检验无限的新认识等根本矛盾日渐显露的无能为力时，认为东方智慧可以弥补不足，２１世纪将是东西融合的世纪，东方复兴是人类福音而不是黄祸。中华民族复兴的契机也隐藏于此，除了东西融合别无它路可走，也只有这条路是安全可靠的。吆喝着蒙古草原的狼群赶赴现代化，给人黄祸再起的印象，于人于己都行不通。
为什么农耕文化具有适应信息时代工商文明的机制？因为农耕文化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离不开水。河图洛书均出于水，决非偶然，而且大禹就是治水后继位的，都江堰是世界上最早最大也是唯一沿用至今的水利工程。水至柔至汹，生命起源于水，水一来一去，田野的庄稼一青一黄，再大的创伤很快恢复了。在长期与水相伴的经历中，逐步形成了与水一样至柔至刚的文化特性。这些特性包括：珍爱生命，重视整体，讲究变通，能从每个局部看到背后的生命整体，主张生命的整体性，自制力强，与重局部重效用的西方文明有所不同。钱穆《晚学盲言》开篇就论述东西方文化特性的不同。西方到了系统论、信息论之后，才发现局部包含整体的可能性。西方学者也是从这些不同中发现玄机。东方智慧，并不仅仅与农耕文明相联系，它包含了更高层次的人类智慧，因而不仅不是现代化的天敌，而且可以容纳现代文明方式。中西合璧，才能使人类社会进入更理性更人性更自然的自觉文明阶段。“老三届”根基不足，容易落于常见的学术病垢之中，是个人遗憾，更是时代悲哀。我也属“老三届”，职业虽非学者，却希望学术更加昌明。
２５／０５／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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