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态社会病态人——《药》意蕴切入与深 |
作者：阿里 作于：2005-6-8 20:43:00 访问：154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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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一文，选自《鲁迅全集·呐喊》卷一。是紧随鲁迅《狂人日记》之后的又一名篇。它是鲁迅创作的现代白话的代表作之一，深刻地体现了其文融社会批判和国民精神暴露为一体冷峻客观，简省凝重的特点。
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能以毕夏两家，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交叉缠绕，贯穿全篇，从而层层剥笋，把社会本质以及人性弱点节节败露，从而发人深省，启迪心智，令人廓清云雾，豁然开朗。
小说基本以药、血为中心点，展示了“买药——吃药——谈药——看药效”和“献血——吃血——血源——血的代价”的双过程。但就其深刻内蕴而言，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小栓来看
小栓得的是痨病，即中医所说的结核病。据唐·段成式《异疾志》载：“河南刘崇远有妹为尼，尝有一客尼寓宿，病痨，瘦甚旦死。”“痨病”可称封建社会的“异疾”，足见其难治；而“瘦甚且死”，亦可知道其病可危及性命。据称，这种病在古代甚至在近代都是一种无药可救的绝症。从这里可以看出，小栓得的是真病，是一个身体“残疾”或有“瘴”的人。
患上这种病，只有闭目以待毙的份了。药吗？也不能说没有，民间有云，人血可以医治肺结核病，处决犯人时，便有人向刽子手买蘸过人血的馒头治病。当然，这只是一种迷信，是某些唯利是图者的造谣，由于传的人多了，似也成了“偏方”。这是旧中国国民愚昧的体现。文中老栓买到药后，“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小栓吃药时，“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可见其痴信至此。也正是有这种人云亦云的偏执的狂信，所以小栓才会“十分小心”，好像掉下哪怕一丁点馒头屑都会要了他的命一般；所以才会“不多工夫，已经全在肚里了”的狼吞虎咽，握着了救命草，求生的欲望也便如饥似渴，异常的强烈了。
你不禁要喊，这是精神和肉体都饱受封建愚昧思想折磨的人。他的死是一个必然。
患了真病，而用一种象征愚昧和迷信的“假药”来医，也只有越医越病。如果说身体上的不幸病毁了他的性命，那么，精神上的愚昧与麻木便更催促了死神的到来。
二、从老栓来看
老栓可谓勤勤恳恳，安于本分。开了间茶馆，生意倒还算旺，能吃能做，真可谓健康的还可以。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儿子却得了“痨病”，难免也就悲从心起，寝食不安。秋天的后半夜，“窸窸窣窣”的起床，“夜游”的东西，除了他，还有谁？
爱子心切，听说有“人血馒头”，便掏空了积蓄，走起路来，即便是黑夜，也能觉出几分爽快，感受真可谓独特；胆子不壮，远远地看见一条丁字街，便生了几分惧意，他毕竟知道，有血必要杀人，杀人总会伴随几分惊惧与不安，身上“有些发冷”自是难免。但为了自己的儿子，或许还真是什么“十世单传”，也就有了前行的勇气与动力。
在“馒头”面前，在希望面前，更何况不止一线，难免激动而冲昏了头，“慌忙摸出洋钱” ，“抖抖的想交给他”，这又是何等的清醒。再小的胆子，再怯的心理，等待的也只是那似不敢而实盼的一塞了。
老栓类的人物，文章竟也不少。“急急走出”的华大妈，劈面就问“得了么？”多多虔诚的笃信，多么激荡的内心，这是封建专制腐朽思想窒息下的人们心理所唯一能激起的波澜了。“三步一歇”，面带“羞愧的颜色”，“硬着头皮”上坟的夏四奶奶，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些貌似健康的人，不正是被封建愚民政策——封建礼教、迷信思想所愚弄或深深毒害？他们所患的不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痼疾？这些只会劳作，不会思考的躯壳不正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究竟什么样的药才能救治他们灵魂深处的顽疾？
三、从康大叔来看
鲁迅先生曾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写道：“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其实，不仅这个社会多的是愚弱的国民，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一个病态社会。毕竟，不幸的人们来自不幸的社会。
病态社会，不就是造就病态人们的温床。整个清末社会，专制思想，礼教思想，宗法观念，迷信思想，哪一项不深深扎根于这贫瘠的土壤，植入人们的灵魂。正如一个评论家所言：“整个清末社会像一个层层叠叠的坟场，吞噬着无数无辜者和少数先觉的生命。”
如果病态的群众也算无辜者的话，病态的社会终究难辞其咎，这才是疾病的根源。病态的社会不仅吞噬那些落后的愚弱的国民，也棒杀那些健康的少数觉醒者。如果说资本主义尚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那么封建社会也不乏其发指的罪行。范进、祥林嫂、阿Q、夏瑜等等诸人，不正是将其推向被告席的铁证。
夏瑜的死，不仅有康大叔等人直接执斧，更有康背后所仰赖的深厚的封建根基——那充满“破铜烂铁”、“剩菜残羹”的“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病态社会！
四、从花白胡子等来看
孙伏圆在《鲁迅先生二三事·〈药〉》里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某一私人的福利。”革命者的悲哀，除了作为一个病态社会的牺牲品。同时也是群众的牺牲品。
依照群众的理解，革命者的鲜血，不仅可以作为治疗痨病的灵丹妙药，“运气我们的栓叔”；而且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享用”一番，作为人们幸灾乐祸的热闹来瞧看。
瞧的人多人，谈的人多了，也便形成了一种“社会舆论”，一传十，十传百，既是群众的笑柄，也是获取精神愉悦的第一资源。不需广播的宣传，不需屏幕的传送，更不用广告的支持，就靠了那“愚昧的见解”，就可“众口铄金，击毁销骨”了。“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政策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华盖集·忽然想到》）就这个层面看来，小栓的死与民间偏方的谣传，夏瑜的死与夏三爷的告密，这种关联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死相”的、“冷嘲”的，“卫道”的都是群众，或许还有很多半醒的“欲试”者因了舆论的压力而“望而却步”。谣传的民众，告密的夏三爷，谈论的茶客，这些“正经的活人”，恰恰成了自觉或不自觉卫道的朽民。
愚弱的国民成了封建落后文化的传播者、追求者，为毒害人的社会制造着最广泛的广大底层群众的社会舆论，被吃的同时，也便“想着”怎样去吃人了。这是血淋淋的事实。大概中国精神文明的高超，不仅可以由病态社会直接吃人，还可以藉着腐朽制度思想的影响间接转而人吃人。《藤野先生》中的看客也好，《药》中的茶客也罢，不正尝试或导演着一出出吃人的惨剧。
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吃人的人，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封建专制大厦的三个基石。鲁迅先生正是藉着其深邃的眼光洞穿了这一切，从而揭示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看来，欲疗救这个社会，除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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