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先前陕北穷山沟里的民歌，后来十多亿人共同传唱的颂歌，而且我们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还把它的弦率送进了浩瀚无涯的太空。无论怎样说，都是一个了不得的奇迹。当然到了文革，这样的歌，这样的颂，更是铺天盖地。让我们来重温几首。“红棉花开红万里，红水河畔歌声起哎，千歌万曲歌颂毛主席，献上我们壮族人民一片心意”，“金瓶似的小山，山上虽然没有寺，美丽的风景已足够我留恋，……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进你，你给我的幸福却永在我身边”，“村村寨寨哎打起鼓唱起歌，敲起锣，何佤唱起新歌。毛主席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人民公社好哎，架起幸福桥哎，道路越走越宽阔，哎！江山木啰！”“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边疆一片红。长白千里歌声嘹亮，海南江畔经旗飞扬。千条江河归大海，万朵葵花向阳开。延边人民纵情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毛主席领导我们胜利向前方。”“桑木扁担轻又轻，千里送茶情意深，香茶献给毛主席，贫下中农一片心。”“我战斗在金色的炉台上，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好象那春雷响四方。”“千山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春耕夏锄全想到，防旱排涝挂在心，八字宪法亲手订，丰收的道路细指引。”，“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你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你的功绩比天高，你的恩情比海深，心中的态阳永不落，你永远和我们心连心”……象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要重温或要举例，恐怕就不知道会浪费掉多少森林。
文革当然是一个怪物。不说其它，就说象这样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颂歌，就是一个仅中国才有的现象。试想，十亿多亿人的一个诺大的民族，而且是多民族，怎么把一个人的幸福变成了所有人的幸福，怎么把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变成了所有人的喜怒哀乐，怎么会叫所有人的不同情感让一个人来把守，怎么会叫所有人的不同希冀挣扎奋斗让一个人来规定和引路。本来古人早就明白，人的不同情感是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这就是古老的《尚书》中的第一篇《尧典》中的大家都熟知的“诗言志歌永言”；这就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簒《诗经》中所描绘所抒发的各式心情和不同图景；这就是唐宋诗词巅峰里展示的宏大叙事和切切私语。写下这些文字，不是说要用来声讨文革这样的颂歌（也许那是另外一则文章所来承担的事），我是想说，象这样的颂歌其实是有传统的。《诗经》里就专门有《颂》。“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维天之命》）。在这里，“天”就是文王，“文王”就是我们所有庶民百姓也包括了后辈王的“天”。为了“天”为了“王”，我们就得赞美不止，我们就得颂歌不止。“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緸，迄用有成，维周之祯。（《维清》）。开山鼻祖，开国帝君，又有清明政治，自然而然就载歌载歌。“执竞武王，无竞为业。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执竞》）。先王们（像文、武二王）或今王们文治武功，既赐福于民又威慑四方。当然，我们得钟鼓齐鸣；当然，我们得齐声合唱。歌为王侯，看来作为任一王侯的子民们来说，都是一件顺乎天合乎礼的事儿了。
是这般的。像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唱了《三吏》又《三别》，杜甫也会由衷地唱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真诚祈望。众所周知的《长恨歌》，看似对君王的讽喻，其实在我看来，《长恨歌》中对君王的赞美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虽说“汉王重色思倾国”，虽说“君王从此不早朝”，虽说那时举国上下“不重生男重生女”。但是，君王与初长成的杨家女儿的爱情，感天地、泣鬼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爱情，诗人白居易才唱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开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在此之前、在此之后，谁能想象君王的爱情，会是这样让人一咏三叹，会是这样让人断肠寸寸。本来，唐宋大家，个个都是挥洒自由，极抒情灵中人。只要尽欢，天王老子都可不在话下。诗仙与酒仙于一体的太白，那是诗中极和酒中极之人。你看看李仙人就是这样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在太白心中，就只有酒，就只有诗，就只有剑，就只有友谊，哪有其他什么达官显贵啊。然而，就是这个李白，他也不能免“俗”。“生不用封万户候，只愿一识韩荆州”。像这样的歌功颂德,简直就是把马屁拍在天上去了。歌为王侯，依然成了李白这个中华文人的文脉和血脉中不可更改的一部份。
初民时期，更是这样。中外的英雄史诗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示的。传奇天才盲人歌者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今天我们知识和智慧的水平，肯定是最早和最伟大的歌为王侯的巨篇了。“让阳光照泻，使我们重见天日！把我们杀死吧，杀死在灿烂的日光里，如果此时此刻，毁灭我们能使你欢悦” （《伊利亚特》十七卷）；“一位远比你杰出的战勇。还有我——没看见吗？长得何等高大、英武，有一位显赫的父亲，而生我的母亲更是一位不死的女神”（《伊利亚特》二十一卷）；因为有了“宙斯的女儿。海船破开水浪，彻夜奔行，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奥德赛》二卷）“听听我的祈诵，环绕大地的波塞冬，不要吝惜你的赐予，实现我们的希求，我们的告愿”（《奥德赛》三卷）。无论是天上的神，还是人间的人，无不充满着对英雄和王们的崇拜和歌颂。无论是对战争惨烈的描绘，还是对男神女神之间彼此的阴谋和情感纠葛的叙述，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字里行间，赞誉之词也是举不胜数。是的，战争让庸夫成为强者，让平民成为英雄。而英雄一旦耸立，赞美之辞就会一丁点都不得不会放过。相反，这样的誉词其实是极为奢靡的。联想到这则文字一开始就“文抄公”的“文革颂歌”（其实应称为“毛颂歌”）中一些耳熟能详的词章，我都不知道是“毛颂歌”抄袭了荷马史诗，还是那些英雄史诗抄了“文革颂歌”和“毛颂歌”。只是象“文革颂歌”中“最”“最最”“最最最”之类的辞藻，荷马史诗才是没有的。
汉族好像没有这样的史诗，但是在中国这样诺大的版图和众多的民族大家庭里，也有值得自己骄傲的《格萨尔》。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 以史诗的体裁、风格和技巧，特别是史诗那独有的宏大叙事方式，热情讴歌了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作为神、龙、念（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种厉神）三者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英雄，黑发藏人的君王——格萨尔王，征战四方、降伏妖魔、抑强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的描绘，史诗的作者们赋予他特殊的品格和非凡的才能。让我们来吟听吟听吧：“ 坐着世界雄狮王，面如重枣牙如雪，格萨尔本举世无双。上有稀奇宝幢与旗幡，中有众人在歌唱，下有龙族的好供养 ,甘霖普泽花开放。上天神仙喜洋洋，世间百姓欢舞且歌唱，下界群龙高兴布祥云，地狱魔类失败在悲伤。这一面白色旗，是象征太阳光辉的旗；这一面黄色旗，是赞颂权势的旗；这一面红色旗，是象征吉祥的旗，这一面绿色旗，是拜谒天母的见面旗；这一面青色旗，是龙王邹纳的见面旗。将这家谱献给您，愿您和臣民不分离；将这法旗献给您，愿您为众生谋福利。”（第十二回）格萨尔王“你是光明神祗的后裔，是修行成道的法统。你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因此做的并非错乱的梦。玛邦山顶出太阳，光辉照耀岭噶布。这是圣知慈悲的阳光，象征岭地百业俱兴。”（第二回）只要格萨尔王一出现，“太阳从东方升起，乌云虽厚也要回避； 鹰雕在疾飞觅食，小雀虽多也要逃避；雄狮王出兵讨敌，敌军虽众也要躲避”（四十六回）。听见这样的颂歌，除了我们都会唱的《东方红》外，我们肯定还会温习到文革中的一首叫做《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歌。那首歌是这样唱道的：“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川万里气象新，五谷生长绿茵茵，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有了神，有了王候，就有了“朵朵祥云”，就有了“色彩缤纷的长虹”和“五彩装饰的箭和聚宝盆”（《格萨尔》第十二回）；就有了红又红的红太阳，就有了“山川万里气象新”，就有了“五谷生长绿茵茵”。（《格萨尔》里说的是“六谷”）这好象不是什么历史的巧合，也好象不是什么民族之间意识深处里的某种沟通和偶合，而是作为（自古而今）平凡人心中生生不死的英雄情结。
不仅仅是初民，也不仅仅是平凡人，从心底，从远古就生就的骨子里有这样的歌为王侯的情结。即使到了文艺复兴展开后的近、现代，这样的情结并没有消退。十八、十九世纪，整个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在自由、民主、共和与战争中喧嚣。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意识形态，都在这样的喧嚣和冲突中激荡。但似乎有一点没有变，为王而歌仍是主旋律之一。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位音乐史上的天才，三位音乐史上的巨人。但是他们与当时的君王们和教堂就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白了，其实他们就是宫廷乐师和教堂乐师。他们在那儿拿薪金，他们在那儿为尽责为宫廷写作。虽说贝多芬不是专职的宫廷乐师，但是贝多芬是一个宫廷歌唱家的儿子。海顿作为一个从小吃苦耐劳而又极具音乐天赋的人，因勤奋和天赋从民间走进上流社会走进宫廷，写了5支弥撤曲、30首钢琴奏鸣曲、12部歌剧、40首重奏曲和100部交响曲。海顿不仅多产，而且长寿。正是因为长寿，海顿晚年还专门为他的君王写了一部名为《皇帝》的四重奏。海顿的伟大还不至于此。海顿老爹一生中还收了许多弟子，但是有两位弟子的名气兴许比他们的老师还要出名，还要伟大，这就是莫扎特和贝多芬！莫扎特肯定是天才中的天才，三岁能作曲（尽管只有那么两三句），六岁就登台的音乐神童，遗憾的是他没有他老师那般长寿，也没有他师弟那样的撼人心魄。但是他一生中写下的626部独立的乐曲，很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当他35岁就离开人世时，当时的国王都不得为凶举行了一个天使般的葬礼。我不知道莫扎特究竟给当时君王写了多少颂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作为一个宫廷乐师，莫扎特写下的626部乐曲中，一定不会少了专为国王写的歌（譬如《朱庇特交响曲》）。贝多芬的出世很可能就是为英雄出世的，也就是说贝多芬在其一生中就为英雄和君王的情结中渡过的。尽管贝多芬一生多灾多难，但他对英雄的崇拜与他天生对自由的追求是合二为一的。也许他就是英雄，他就是王——音乐史上的王，交响曲史上的王中王。我们知道，《第三交响曲》是贝多芬专门为拿破仑写的。公元1799到公元1805，是拿破仑一世最为辉煌的年代，也是贝多芬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1799，这一年拿破仑被选为法兰西第一执政。这一年，贝多芬38岁，耳疾已十年。虽说，这部被后人又称之谓《英雄交响曲》的交响曲，在贝多芬本人看来，此时的拿破仑不再是他心中的至高无上。在拿破仑在1804、1805相继当上法兰西皇帝、帝国元帅、意大利国王后变成独裁者时，贝多芬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知道，这支正式名字叫做《第三交响曲》的曲子里的精髓和灵魂，不一样是为王而歌的交响曲吗？史学家房龙（Van Loon）在评价贝多芬和拿破仑时说，拿破仑的职业一直是以“第一人称”自居，而贝多芬一直用“我”对“你们”的赞美和述说来表达自己。但是，贝多芬成为人世间的一位“圣人” 拿破仑则成了“不怎么样的糕点”（房龙《音乐的故事》）。可以说，“王”最终没能成其为“王”；相反，为王而“歌”的倒成了“王”。历史有时真会开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玩笑。
于是，在我耳际和心中响起了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那最后一支曲子：《拉德茨基进行曲》。这是老斯特劳斯为庆贺82岁高龄还率军远征的奥军将领拉德茨基的战功，于1848年所创作的——歌为王侯真是生生不息！不过，不要说《第三交响曲》是为谁写的我们也不太清楚，就是“文革颂歌”中为谁写的，我想，要不了久，也会叫人忘记的。不信，问问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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