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退一步天地宽————从电视剧《西线兵车行》谈军事训练的残酷性 |
作者：冀山 作于：2005-6-8 20:42:00 访问：72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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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看了反映西部汽车兵训练改革的电视剧《西线兵车行》，作为一名曾经当过兵的退役军人来说，对于片中的汽车团团长敢于突破部队训练中“安全第一”的传统观念，大胆进行训练改革以确保部队的应急作战能力的故事情节很受感动。但此片中将一名连长在运送抢险物资中车毁人亡的责任归责于上级首长由于人情关系而购进了劣质产品，从而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汽车团团长的形象和一个完美的故事情节。但我认为，如果此片将车毁人亡的责任不是归责于上级首长，其原因是训练改革本身所造成的，其更能够深刻地反映出针对未来战争的军事训练的残酷性、军事训练对于指挥员的残酷性，对这一问题的进行理性的思索，可以突破我军训练改革中“安全第一”这个思想上的障碍，为我军的军事训练改革奠定正确的思想基础。
一
在看这部电视剧时，李陵的形象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李陵是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历史上对于李陵的同情，是因为李陵所指挥的作战失败的原因在于汉武帝而非李陵本人；读《李陵答苏武书》，可以发现李陵对于因自己失败的原因不在自己而感到很冤枉；尽管后人怀疑这篇文章系后人伪造的，但这篇文章中文情并貌地反映出李陵因为作战失败的责任不在自己而感受到的冤屈，因此非常值得人们的同情，而使得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是不是李陵反而并不重要了。每次读到此篇文章，我常常在想：如果退一步说，作战失败的原因不是其他的指挥官陷害他或者直接由汉武帝所造成的，而就是李陵本人指挥失误而导致作战失败的，那么对李陵就公平了吗？换言之，指挥官指挥的失误而造成作战失败后，由于作战失败必然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乃至于毁灭性的灾难，因此指挥官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作战失败的责任；但指挥官应当以何种方式来承担这种责任？以刑罚的或者以其个人的生命乃至于全家的生命追究其责任，对于指挥官来说是否公平？
战争尤其是失败了的战争对于社会及下层官兵所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是众所周知的，从大量的文学作品及史书上的记载以及上个世纪刚刚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反侵略战争都可以看到；但战争对于一级指挥官来说，其残酷性人们反而很少去思考。文学作品对于优秀指挥官的不断美化甚至于神化，这固然可以从感性上获得美好的精神上的享受；但其对于现世现实中的指挥官具有非常大的不公平的因素：人们往往以经过美化、神化了的指挥官的标准要求现世的、现实中的指挥官。在文学作品中的指挥官，如诸葛亮，完全就是一个神的化身，比如其对于战争构成的天文、地理等诸作战要素都是用非理性的方式得到的，但正因为各作战要素的信息都是通过非理性的手段得到的，因此也是绝对正确的，大部分战斗均能出神入化地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似乎指挥官指挥作战是一件非常浪漫、充满美感的活动。但现世、现实中的战争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现世、现实中的指挥官是如何指挥部队作战的。由于现世中的指挥官只能由人来担任，并且指挥官不可能如神化了的指挥官那样可以凭借非理性的力量来认知各作战要素（如地形、天文、敌方的态势等），只能凭借已掌握和能掌握的情报，经过自己对各作战要素综合分析来形成主观上的作战态势，并且依据自己主观上的作战态势形成自己的作战决心从而指挥部队作战。那么，在已掌握的情报的真实性及全面性都有缺陷，并且在作战中由于敌方为了迷惑我方而使用的各种欺诈措施，使得对情报的真伪性的判断更加困难；其次，由于现世的指挥官是由人担任的，而作为人的指挥官自己的分析判决能力上也必然存在着缺陷。由于情报本身的缺陷以及指挥官自身的分析判断能力上的缺陷，要求任何一名指挥官百战百胜都是不现实的。尽管每一名指挥官从自己的主观上均以取得作战的胜利为自己所追求的最大目标；社会对于指挥官的评判标准也在于在作战中能否达到作战的目的；现世的、现实中的指挥官也正是由于自己所追求的作战效果以及社会意识对于自己的评判标准而承担着巨大的思想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世、现实战争中，指挥官指挥作战是一个艰苦的、痛苦的过程，战争对指挥官的残酷性更大，因为指挥官除和下级官兵一样冒着生命危险作战外，还承担着巨大的精神上的压力。诚然，由于指挥官指挥的失误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我不想否认一名指挥官应当对于因自己的指挥失误而造成的作战失败应当承担责任；但我想说的是，因指挥失误而造成作战失败的指挥官应当用什么方式来承担责任才是公平的。因此，退一步说，李陵战败的责任不是其上级指挥官造成的，就是李陵本人指挥失误所造成的，李陵固然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战败的责任，但是用其全家的性命为此承担责任是否公平？诚然，对李陵的同情还有一个底线没有突破，那就是李陵的投降在于诈降——为下一步汉朝的作战做内应；其实，同样后退一步，突破李诈降的这个底线，李陵如果是真的投降杀其全家就公平吗？（本文的篇幅所限，仅仅就战败的责任来谈这个问题而不涉及其真降还是诈降这个底线的问题）
因此上，我认为，如果对于李陵的评价突破了对于作战责任是由谁造成的这个底线，可以对战争中的指挥官如何承担作战失败的责任对于指挥官来说才是公正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在司马迁时代就对于这个问题予以探讨，那么，可能就不会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样美好的文学作品产生了，诚然，马谡的责任除了战败之外，还有一件就是违抗上级指挥官的命令；但接下来所要思考的问题在于：战地指挥官根据自己对于自己的作战任务所面临的各作战要素的分析判断而否定了上级指挥官的作战命令从而造成了作战失败，诚然应该承担作战失败和违抗军令的双重责任；由于在文学作品中诸葛亮是神化了的英雄，因此上他对战场的分析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但现实中的上级指挥官对于各作战要素的把握肯定符合于战地的实际情况吗？因此马谡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承担责任呢？用生命为代价承担这种双重的责任就公平吗？再退一步说，斩马谡是因为马谡立了“军令状”的，但“军令状”这种契约在法律上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我想，如果在李陵的时代，如果司马迁不因为战斗失败不应由李陵负责而为李陵鸣不平而受到宫刑，如果司马迁时代对此问题的探讨突破了战斗失败的责任的承担方式这个底线而对于李陵的遭遇是否公平进行探讨，对于李陵问题的思索突破了作战失败的责任这个底线的话，也许现在我们就不会从《三国演义》中欣赏一个美丽的故事了；但从理性上讲，我宁愿减少自己欣赏美丽的故事的机会，也不愿从一个无辜的指挥官走上断头台（我认为马谡虽然应当承担作战失败和违抗军令的双重责任，但不应让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此承担责任）这样的故事中来得到自己精神上的享受。尤其是在现阶段，由于我军所面临的严峻的形式，我军的侦察设备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上级指挥官制定作战意图所依据的情报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可能差距更大；并且由于我军的通信设备的落后，在敌实施电子战信息战的情况下，上下级指挥有可能中断；那么，如果不能公平地对待下级指挥官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临机处置而否定上级的作战命令，而只是强调追究违抗军令的责任，很难调动下级指挥官在作战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对于我军未来的作战是非常不利的。
二
每次读《论语》中孔子“以不练之民与战，是谓弃民”这句话时，我的脑海中总是有两个画面挥之不去；并且当兵的时候，一有部队的训练、演习，孔子的上句话和上面两个画面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两个画面一个是义和团的好汉们手拿大刀长茅冲向外国驻华使馆；另一个是二战初期英勇的波兰骑兵熟练地挥舞着战刀冲向德国的坦克。我想，义和团的好汉们为了惩罚洋鬼子（尽管用攻占驻华使馆的方式惩罚洋鬼子是否符合理性值得怀疑）而进行的训练不可谓不认真；波兰骑兵保卫自己的国家的战术不可谓不精；那么，为什么在侵略者面前不但不能达到自己的作战目的甚至于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作战能力，而且还变成了侵略者洋枪洋炮、德国鬼子坦克这种铁蹄下的原始意义上的“牺牲”了呢？之所以读到《论语》中的这句话脑海中就出现这两个画面，之所以当兵时部队一有训练、演习就想到了孔子的这句话，因为我想如果不针对未来可能的敌人而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那么当战争爆发后，即可能的敌人成为现实的敌人时，军队没有经过针对可能的敌人和可能的战争进行过军事训练就相当于没有训练；那么当一旦战争爆发时，我们的士兵就只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但不能达到作战的目的，或者以非常大的伤亡为代价而取得作战的胜利；甚至于很难形成针对高技术装备之敌的有效战斗力；而且还只能成为敌人高技术武器这个现代屠刀下的原始意义上的“牺牲”；让这样的官兵参战，就如孔子所说的是在“弃民”。
我想，由于未来战争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的残酷性，决定了我军现在的军事训练必然同样是非常残酷的。我认为，军事训练本身是一项风险性非常大的军事活动，尽管指挥员应当尽到责任减少悲剧的发生，但实际上完全避免军事训练的风险是不现实的；同时我军的军事装备不断的改善，这为提高我军的现代作战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必须看到新技术装备必然的会对我军的军事训练带来负面的影响。任何一种武器装备都仅仅是一种武器装备，它不会自然地形成战斗力；只有官兵熟练地掌握它后，它才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性能，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战斗力。但熟练掌握新武器装备的过程中，必然会增大军事训练的风险性。由于军事训练本身就具有风险性，又由于军队是为了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而存在的，那么作为军事训练组织者的指挥员必然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之中：如果认真地针对未来可能的敌人和可能的战争进行军事训练，那么由于军事训练本身的风险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人员伤亡、武器装备的损坏等悲剧；但同时如果为了防止军事训练中发生悲剧，确保训练中“安全第一”，那么就不可能形成针对可能的敌人和可能的战争进行训练，形成针对可能的敌人的作战能力，那么战争一旦发生时，即可能的敌人成为现实的敌人时，不但我军的作战任务难以完成，还会使官兵成为孔子所说的“不练之兵”，成为敌人屠刀下原始意义上的“牺牲”，会大幅度地增加不必要的伤亡，从这个角度上讲，将安全摆到军事训练效果的前面的位置上，必然是以牺牲部队战斗力为代价来换取安全的。比如在这部电视剧中，由于我国西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了保证在任何条件下部队都能很好的完成运输保障任务，必须针对特殊的地理和恶劣条件进行军事训练；而在复杂的地理及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我想作为一名熟练的驾驶员完全杜绝事故也是难以避免的；而新的驾驶员成为熟练的驾驶员的过程中出现事故更是在所难免；而未来战争很可能就会发生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部队必须有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完成运输保障任务的能力。如果是为了打赢未来战争，在训练改革中出现车毁人亡这样的悲剧也是正常的。在此，我并不是说由于指挥员怠于自己的职责而造成人员作伤亡后就不应该承担责任；但在正常的训练中指挥员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而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固然因军事训练本身而造成了伤亡的人员是无辜的；但不能因为伤亡人员的无辜就用指挥员为此无辜的承担责任为之进行补偿；否则，指挥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只能是用怠于提高战斗力这个部队的根本任务而确保安全；并且从片中可以看出，原汽车团团长正是由于害怕出现事故自己承担责任而怠于军事训练。因此上，要深刻认识到军事训练和未来战争一样，是一项非常残酷的活动，其自身的规律决定了必然会有一定的风险性，部队的战斗力永远是第一位的，部队的一切活动必须要围绕战斗力的标准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训练是一项残酷的活动；军事训练的本质上的规律性对于军事指挥员来说是更为残酷的。在军事训练发生了悲剧时，应当公平地对待各级指挥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各级指挥员以牺牲部队的战斗力为代价换取部队的安全。
从上面可以看出，笔者认为，虽然该片中将车毁人亡的责任归责于上级首长，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汽车团团长的光辉形象；但这样做很容易让人想到军事训练的改革创新是一件很浪漫的活动，缺少了对于针对未来可能的敌人、可能的战争所进行的军事训练的残酷性的理性认识。现在部队中对于训练改革要求同样有一个底线，那就是部队训练改革不能出现悲剧；那部反映西部汽车兵训练改革的电视剧，如果在剧情的设置上，后退下一步天地宽，突破了部队训练改革不应当出现悲惨这个底线，将那位连长的车毁人亡的责任直接归责于训练改革本身造成的，比如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而至，或者是新驾驶员由于技术生疏而造成的，而不是归责于上级首长，然后通过剧中的人物对此问题的探讨，剧中人物对于军事训练的残酷性以及对于军事指挥员的残酷性形成了共识，虽然这样会破坏汽车团团长的完美的形象，但这样更能深刻地反映出军事训练改革的本质性的规律，更清楚地认识到军事训练本身的残酷性，正确对待军事训练中所出现的必然的风险，突破部队训练中“安全第一”的障碍，将“战斗力标准”系部队工作的第一标准落到实处，使我军确实能够打得赢并且能够以最少的代价打得赢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形式的战争。
对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样的美丽故事，我认为在我国强调以法治国的情况下更应当对于我军未来的战时司法体制进行理性地思索。因为，在一个法治国家之中，理性的战时司法体制作为国家司法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发挥出其在战时公正审判和调动各级指挥员战时的积极性中的独特作用。理性的战时司法体制不仅关系到对于指挥官进行公平地审理以保证司法公正，系法治社会应有的含义；同时对于应当承担责任的指挥员公正地审判对于确保在未来残酷的战争中调动各级指挥员的积极性同样地相当重要。但尤其是在战争失败之后，人的感情因素必然会对于应当承担责任的指挥员非常不利；因此上，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之下，战时的司法体制如何才能够避免感情的影响尤其是是避免上级指挥员感情的影响，理性、独立地对于应当承担责任的指挥员进行公正地审判？我认为，在我国向法治国家过渡的进程中，这些都是应当进行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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