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忿怒”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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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的忿怒”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作者：冀山作于：2005-6-8 20:42:00 访问：608 评论：3（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伏尔泰的忿怒”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读威尔·杜兰特著《哲学的故事》的一点随想

     美国人威尔·杜兰特所著的《哲学的故事》一书中，在介绍伏尔泰的一章中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伏尔泰也许决不会从这种温文尔雅的怀疑主义哲学的宁静转入他晚年激烈的辩论。当时的情况是：他所处的上流社会欣然接受他的观点，这就使他没有一点论战的动力。甚至神父们对他所说的宗教的缺陷微笑着表示赞同，红衣主教们还考虑过有没有可能让他成为一名圣芳济会的僧侣。但是，他一下子从对不可知论平心静气的挪揄转入了反对教会的尖锐斗争的，而且不遗余力，要无情地踩死教权主义的败类——以至于，伏尔泰在自己的信笺的每一项的结尾都要注上“踩死败类”。

     使得伏尔泰态度发生重大的变化的是几起天主教会残酷迫害新教教徒的事件。比如，一妇女因为用了新教徒助产士，被罚款3000法郎；再比如，新教徒的一个女儿信了天主教，还有一个儿子，他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上吊自杀了；按照图卢兹的法律规定，自杀者都要赤身露体，脸朝下挂在一根横木上游街，然后再悬挂在绞刑架上。当父亲的卡拉不忍自己儿子被如此糟踏，就求亲戚朋友作证说他儿子是自然死亡的。结果，谣言四起，说这是一起谋杀案，意思是说，儿子要信仰天主教，父亲为了防止他便把他杀死了。因此，卡拉被捕了，受尽严刑考打，不久被处死。卡拉的家人还受到迫害，于是逐到费尔涅求助于伏尔泰。伏尔泰把他们接进家里，安慰他们，同时也对他们所讲的这个中世纪式的宗教迫害感吃惊。当时，由天主教会对于新教徒的残酷的迫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伏尔泰大概有生以来第一次变得严肃认真；政府与教会的种种暴政激励他挺身而出。他不再是一个温雅和婉的文人，而是变成了一个斗士。“在这一时期里，只要我稍微笑一下，我就会责备自己犯了幸灾乐祸的罪过。”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那个著名的格言：踩死败类！

     由于伏尔泰是当时法国知识界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有人企图收买他。他们向他表示，如果他与教会和解，将授予他红衣主教一职。但伏尔泰此时并没有妥协；伏尔泰在他的文章之中，“通向健全社会的第一步，就在于剥夺教会的权力，因为它是排斥异己的根源。”从此，写出了许许多多的小册子、历史故事、对话、书信、教义问答、讽刺幽默等等一系列作。以至于，罗伯逊说：“这是一个人进行的一场令人惊讶的、闻所未闻的宣传大战。”《哲学的故事》的作者指出：“哲学从未被讲得这样清楚明白。伏尔泰这些文章是这样优美，竟使人意识不到他是在写哲学。”

     该书在介绍伏尔泰时说过：“‘一个民族开始思考，就不可能阻止他’。法国和伏尔泰一起思考。”正是伏尔泰的关于哲学的探索引发了法国的启蒙运动，从而为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源泉。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由于新教徒在法国虽然遭受到了天主教会的残酷的迫害，但新教教徒在法国而言毕竟是少数。而正是当少数人的权利被教会以上帝的名义进行残酷迫害的情况之下激怒了伏尔泰，从而使得伏尔泰以自己作为哲学家的睿智开始对于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以上帝的代言人而自居的天主教会是否有权力对于异教徒迫害进行了思考；并且以文字作为武器，向宗教与支持宗教的政府界发出了猛烈的攻击。由于伏尔泰对宗教及政府的猛烈攻击，带动了人们对于宗教、政府即有制度的怀疑与抗争，对于异教徒的同情与容忍，从而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路易十六在狱人看到伏尔泰与卢梭的作品之后，说道：“是他们两个人杀死了法国（他的法国）。”从而，开始了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伏尔泰与卢梭两个人的思想带动下，从而创造出了人类共同的财富：《人权宣言》！

     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并非凭空产生的；她是在通过一系列发生过了的“事件”之中，依靠先知们的睿智，对于发生过的“事件”的合理性进行思考而完成的。究竟是谁带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一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主要的应当是思想文化的进步；虽然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系英雄与人类共同创造的；但其中英雄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所谓对于人类文明具有根本性作用的在于思想的解放而非仅仅象中国历史上曹操那样的以文治武功而著名的英雄；固然，建立新朝代的具有文治武功的英雄，可以在朝代建立之初带来若干年社会的兴盛与繁荣，为人们创造一定时期的和平稳定的幸福生活；但由于文治武功不会带来社会的根本性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古代朝代不断动荡、不断更叠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主要是依赖于思想的先驱们完成的；人类的思想先驱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普通人对于经常性的“事件”往往会视而不见；尤其是，当发生了受到残酷迫害的系“少数人”的“事件”时，更多地人由于自己不在少数人之列，对于人类的残酷往往会是变得麻木；甚至于：当少数人遭到残绝人寰的迫害之时，由于自己外于“多数人”的地位而幸灾乐祸，从少数人的悲痛之中寻求乐趣。而人类的思想先驱之所以系带动历史进步与发展的“英雄”，正是在于思想先驱们往往从少数人受到迫害的时候，会对少数人是否应当受到迫害、少数人应当具有哪些权利；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往往少数人的权利是最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与关怀的；而关注少数人或者说关注最需要社会关怀的少数人，才是一个人类社会最能够体现出其文明与进步。比如伏尔泰作为人类的思想先驱，其正是对于当时处于少数地位的并且最需要得到教会容忍的少数新教教徒所受到的残酷迫害，通过对于上帝是否存在、教会是否具有强制人们信仰自己宗教的权力，从而得出了信仰什么宗教系人的自由；各种宗教之间应当相互容忍，从而为实现人类的信仰自由铺平了道路。

     我认为，法律系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只能存在于某种社会文化的环境之中；并且，法律往往系人们文化背景，人们的价值观念的最强烈、最集中地体现，同时也是一定时期文化背景下主流社会价值的制度保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仅仅系一定历史时期人们主流价值观念的保护者而已；法律自身并没有什么先进与落后而言，比如在中国封建时代，中国的法制就已经高度的发达了，但由于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念系保障以皇帝为最高等级的社会秩序而存在的，虽然当时的法制非常发达，但其却是保障皇帝的特权与对一般民众的残酷压迫与剥削的法制制度；在此种制度之下，固然可以偶尔地出现一个“圣君”而使得人们可以过上一个时期的稳定生活，但更多地人们却是在动荡与混乱之中度过的。因此，社会的根本进步在于文化的进步；从而，当着社会的文化有了相应的进步之后，作为社会文化最强烈的体现、作为人们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的保障的法律，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得到进步之后，才能够作为人类进步与发展的保障。而在人类发展进步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往往系人类思想的先驱；而先驱们的思想产生的过程之中，正是通过一系列发生过的“事件”，通过对于“事件”的思索而为社会的进步发展提供出文化这种原动力。而引起思想先驱们思索的“事件”，其必然地包括一些对少数人应当具有的权利的思索，因为少数人往往系最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怀与帮助的。比如“伏尔泰的忿怒”，正是伏尔泰对于当时属于少数的新教徒的信仰自由的权利的思索，进而向教会与政府发出了猛烈的攻击，从而为人类社会的信仰自由奠定出了思想基石；进而，通过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使得法国人具有了信仰的自由；同时，由于人权宣言的普及，现在信仰自由的权利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共同的观点，并且，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之中对于人们的信仰自由的权利予以了保护。

     “伏尔泰的忿怒”无疑对于西方近、现代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该书的作者在评价伏尔泰对于西方近、现代社会文明的影响时说：“……我们已经跨越了那个时代，转向了新的战场；我们已不关心来世的状况，而是留意于现世的经济生活。……”显然，在该书的作者看来，西方人从宗教的桎酷之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性的解放与自由，无疑伏尔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作者认为伏尔泰不仅仅属于法国而同时属于世界。

     由于中国在进行法治建设的时候，缺少象西方那样的文化启蒙运动，使得作为法律所赖于存在的社会文化没有进行启蒙与普及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因此法学家应当比西方社会的法学家承担起更多地责任；即应当承担起西方思想启蒙运动中思想先驱们的责任，为社会的文化观念的进步发挥出作用；在研究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法律的时候，应当考虑到中国社会中少数人尤其是最需要社会关怀与帮助的少数人的权利，从而使得我国的法律成为保障社会文明的根本性制度。现在，我国社会上少数人的权利最需要关怀与帮助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希望工程”现象，虽然孩子上不起学的人数相对于整个社会仅仅系少数人，但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义务教育”，按照宪法的规定国家应当是义务教育的主体，而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现在的城市越建越漂亮甚至于达到了豪华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在贫穷的农村却又以没有财政经费为由而使得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础教育中却不得不依靠“希望工程”而完成——且莫说用于吃喝以及购买豪华轿华的公款了；而“希望工程”的经费毕竟非常有限，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完成义务教育；政府的财政经费紧张而不能承担起基础教育的义务的前提下，以巨额的财政经费用于城市的美化合理吗？再比如，煤矿爆炸事故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下井打工的系少数人，但他们却在生命丝毫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工作着；一个人最为宝贵的是生命，但他们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应当系最需要社会关怀与帮助的少数人；这里面固然有黑心的矿主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政府是否尽到了其保护劳动者劳动安全的责任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我国没有宗教对于世俗社会进行干预进而剥夺世俗社会的权利的现象；但我国社会之中仍然存在着少数人并且是其最需要社会关怀与帮助的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现象。法学家的任务系通过研究社会现象并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供立法机关参考，而在为立法机关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的时候，应当考虑少数人的权利并且以法学家的社会影响力为少数人的权利而呐喊，从而肩负起时代的责任。并且，“现代化”系一个包括了人文关怀并且首先应当是包括了人文关怀的综合性的概念，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应当借鉴“伏尔泰的忿怒”中对于少数人并且系最需要社会关怀与帮助的少数人的权利的思想方式，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真正地实施，以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