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的鲜花为什么没有盛开在中国大地上 |
作者：白云 作于：2005-6-8 20:41:00 访问：248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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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是千百年来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人思想发展两种思想形态。禁锢人们的思想，削弱、铲除人性中的反抗意识和创新意识，是其共同特点。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国人没有了大胆的创新意识，没有了破除陈规的勇气，缺少了一种对新事物的探索、追问精神，因此也就更不可能创造出现代的科技文明了。
关键词：思想 创新意识 科技文明 儒家 道家
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是中国人民为世界科技文明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我们曾经耐以自豪的资本。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随着西方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随着飞机的上天，现代远洋轮船的下水，随着火车的发明，随着电的发现和运用，随着无线电波的发现，随着……强大的东方礼国却大大地落伍了。
今天，尽管飞机、轮船、汽车、火车、电脑、电视、电话等等这一系列的现代科技的产物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然而这一切又有哪一样是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最早发明和研制出来的呢？又有哪一样不是从他国引进的呢？至少也是别人有了以后我们才研制生产出来的。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有着灿若群星的人类文明。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否通过自身的发展独立创造出现代的科技文明呢？回答是否定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更有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原因。这里我们就从人们的思想意识这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研究。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从根本上讲，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消除人性中的反抗意识和创新意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在儒、道思想意识及其在它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大胆的创新意识被抹杀了，中国人没有了破除陈规的勇气，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被禁锢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因此也就更不可能创造出像现代西方那样辉煌灿烂的科技文明了。
一、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主要是指孔丘和孟轲的思想。
（一）孔丘的思想及其对中国人创新意识的影响
孔丘生活的春秋末期，奴隶社会已经走向了全面的崩溃，新的封建制不可遏止地形成和壮大起来，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空前的激烈，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更加激化，奴隶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风起云涌。已经开始壮大起来的新兴地主阶级开始了向奴隶主贵族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一切，猛烈地冲击着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度和政权。这一时期，天下大乱，“礼坏乐崩”。孔丘思想就是这个大转变时代的产物。
孔丘是奴隶主贵州的后裔，他的思想代表着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他认为造成这“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邪说暴行乱作”。因此他极力地宣扬“仁”学、“礼”学，提出“仁者爱人”，主张“中庸之道”。企图通过这种温情脉脉的面纱来掩盖和消除阶级对立，安慰被压迫者，消除他们“犯上作乱”的思想意识。他要求人们应“忠君”“尊王”，严等级，正名分，极力地维护“礼”“义”，维护奴隶制统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意识形态。
1、孔丘的“仁”学思想
“仁”是孔丘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和最高范畴（《中国哲学史》P155）[1]。孔丘曾说“人而不仁如何礼？”（《论语·八佾》），把“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社会更替归因于人心不仁。他认为只注重“礼”，而没有“仁”去保证是不行的。因此，他主张把“仁”和“礼”结合起来，认为代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礼’” [2]，必须由“注重于个人内在修养的‘仁’去保证”[3]。
那么何为孔丘所说的“仁”呢？孔丘说：“仁者人也” （《论语·中庸》），即“通过不懈的修养工夫，一个人所达到的使其成为人的那种境界。”[4] （P118）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孔丘所说的“仁”是指的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功夫。那么怎样的道德修养才算是“仁”呢？概括起来说，有三层涵义：其第一层涵义是就其用而言，认为“未识得本心仁体的平常之人，凡其一言一行，其结果是善的，则皆可就此言此事之结果，许其为仁。”[5]（P119）可见，在这里孔丘所说的“仁”是就其行为的外在后果之善恶而言的。其第二层涵义也是就其用而言的，但它是从行为的动机上来说的，认为“一切思想行为，凡发于良知，亦皆为仁之用，皆可在此意义上许其为仁”[6]（P122），亦即“未识得本心仁体之平常状态之人，凡其一念一事，其动机有合于良知情理的，则皆可就此念此事，许其为仁。”[7]（P123）其第三层涵义是就“仁之体”而言的，这也是“仁”之最高境界，是人们通过不懈努力的修养工夫，“使自己的意识回复到先天之本性，回复到心体之寂而照、照而寂的境界。”[8]（P128）
“仁”虽然有这样高的标准，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因为仁是一个人内在固有的本质。孔丘曾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在这里，他把“仁”说成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本性，认为“仁”不需要远求，它就在我们的身上，要不要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从而使得全天下的人，即便是最普通的百姓学“仁”、重“仁”、讲“仁”成为可能。认为只要“通过有意识的修养、发挥，‘仁’便可显露出来；只要自己下决心去追求，‘仁’就会达到。” [9]那么怎样去加强个人的修养而达到“仁”呢？孔丘认为：
首先、孔丘从他的“仁”的观念出发，认为“人心”是一个人的本质，认为人没有人心就是不仁，就不能算作“人”；认为人们必须有忠、孝、恕、礼、智、义、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这些最基本的伦理德行。为此，他提出“仁是爱人” （《论语·颜渊》）观点。主张“己欲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论语·雍也》）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主张“胜残去杀”（《论语·子路》），反对“不散而杀”（《论语·尧曰》），主张“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提倡“安民”、“富民”、“教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认为只有有了“爱人”的主观意愿，“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自觉地按照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要求‘忠’于君主，孝顺父母；就统治者而言才能‘得众’”。[10] 他曾明确地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认为用行政命令对待人民，用刑罚镇压人民，人民可以免于造反，但并不认为造反是可耻的；如果用德教导人民，用礼训练人民，那么人民不但会认为造反是可耻的，而且能从心里服从。从而消灭人民犯上作乱的念头达到社会统治的长治久安。
其次、孔子提倡“孝”。孔丘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把宗法等级名分观念的孝悌作为“仁”的根本。他说，能孝顺祖宗，尊敬兄长的人，很少有喜欢“犯上”的，不喜欢“犯上”的人就根本不会“作乱”了。这就是“孝于亲必然忠于君。”（《中国哲学史》P161）而这也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仁”。所以说，孝悌是防止“犯上作乱”的“仁”的根本。
第三、“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在这里说得很明白，要达到“仁”首先要“克己”，就是要对自己有个要求，应该“推己及人”，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才能“复礼”。只有“克己”，即加强自身的修养，在心理上存天理、灭人欲；只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能在行为上达到“复礼”。
第四、孔丘提倡“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于是他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要求君、臣、父、子都按照宗法氏族奴隶制中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名分办事，要求人们要“名正言顺”、光明磊落地做事，用“仁”去纠正自己行为中的不符合“礼”的地方。他认为只有正名，才能挽救礼乐崩溃的奴隶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丘所说的“正名”就是要不同等级地位的人，都要安于自己已有的社会地位，不能有非分之想。
由此可见，孔丘认为只有拥有“爱人”之心，只有讲“孝”，只有重“礼”，只有“正名”，只有“忠君”“爱国”“尊王”，只有忠诚于奴隶制国家，只有灭掉自己心中的欲望，心中没有反抗意识，没有打乱现行社会制度的意识，才能达到“克己复礼为仁”的目的，才能使自己达到一个“人”，也才能挽救“礼乐崩溃”、天下大乱的社会格局。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孔丘所说的“仁”，只是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只是为了“得众”、“使民”、“忠君”、“弗畔”（《论语·雍也》）而已。因此他的“仁”学思想是一种要从根本上削弱、消除人性中的反抗意识，消除人们破除陈规的勇气的思想意识形态。从孔丘的“仁”学思想出发，人们就只有绝对地服从，绝对地听命于他人的摆布，又怎么可能去创造出需要大胆地创新意识、大胆地想像力，需要大胆地破除陈规的现代高科技文明来呢？
2、孔丘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孔丘以“仁”为核心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调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和对立的一种调和思想。（《中国哲学史》 P163）
孔丘把“中庸”奉为最高的道德规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人们在做事情时既不要“过”，也不要“不过”，应做到一种“中和”的态度。那么，什么才是孔子所说的既不“过”又不是“不及”的“中”呢？他说：“礼乎礼，夫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就是说，“礼”即统治者的典章规范和道德意识是“中”的实际内容，“礼”是衡量“中”与“不中”的尺度。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中”的实质就是一切思想、言论、行动都必须以“礼”为唯一的准则。一切违礼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就是“不中”，就是对“礼”的“僭越”和偏离。孔丘把“中”和“庸”联系起来。郑玄注解《礼记·中庸》说“庸，用也”“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就是说，中庸有“用中为常道”即以“礼”为经常不变的准则的意思。孔丘还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论语·中庸》），“允执厥中”（《论语·尧曰》），认为在对立的“两端”中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道”维护“礼”这个“中”，从而统治人民，这是永恒不变的最高原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丘的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对异端的倾向，表明了他惧怕和反对犯上作乱的革命，反对“超过旧质的思想界限”（《中国哲学史》P164）。
为了维护“礼”，孔丘的中庸哲学主张调和。他说：“有鄙夫问于我……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所谓的“叩其两端而竭焉”，是说用反诘法，“以揭示把矛盾着的两方面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从而取消和抹煞矛盾的对立和斗争” （《中国哲学史》P165），主张矛盾调和。他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就是要取消异端的对立，调和对立的矛盾。从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孔丘是企图通过调和哲学来使人们保持一种冷静、克制的态度，以此来熄灭人们对“礼”的反对斗争，对落后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制止“礼坏乐崩”的祸害。
孔丘的这种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的“中庸”哲学思想被我国历朝历代的封建者们进行加工改造，成为一种统治人民、调和阶级矛盾、麻痹人们的灵魂、消除人性的反抗意识的一种有力而且有效的工具。孔丘的这些思想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起到了以共性扼杀个性的作用，对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是一种极大的束缚。
3、孔丘的教育观念
至今，一提到孔丘这个人，人们都知道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是进行私人讲学，把文化知识向民间传播，打破官方垄断文化的第一人。诚然，孔丘为我国古代的教育事业的向前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等方面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人民创新意识的发展，对我国科技技术的向前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孔丘强调的是一种“学而知之”的教育观。但孔丘所说的“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处于风雨摇摆中的奴隶制度，是为了维护周礼，是为了论证他上述哲学思想体系的正确性的；而不是让人们真正获得怎样去认识生活，怎样去改造生活的知识，去获得怎样去认识世界，怎样去改造世界的知识的。因此他的这种“学而知之”的教育观又是受唯心主义先验论所制约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偏见性，对人们思想的发展，视野的开拓，具有很大的束缚性。
第一、关于学的对象问题。孔丘说：“君子学道。”（《论语·阳货》）“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见，孔子主张的“学”的对象主要是“仁道”，而非客观的物质世界。
第二、关于“学”的具体内容问题。孔丘认为学的内容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些奴隶制的宗法氏族等级秩序和仁、义、孝、悌、忠、信这些奴隶制的宗法等级道德规范。而关于自然界及其规律的知识，即自然科学，孔丘是知之甚少，甚至采取鄙视、轻视的态度。
第三、关于学的过程问题。孔丘认为“学”的过程就是从学习“圣人”制订的“礼”到懂得“仁”，懂得“天命”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内心修养的过程。而非我们今天所说的让学生懂得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也非我们今天所说要培养学生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的“学”。
第四、关于“学”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孔丘对社会实践采取鄙视的态度，否定知识来源于生产劳动，来源于社会实践。孔丘认为，学生要学的都是圣人之言，圣人之事，他认为大千世界中的一切在圣人那里都可以找到答案，因此学生的任务只是向“圣人”学习罢了。因此，他主张向“有道”的“圣人”学习，向尧、舜、禹、文、武学习。企图把人们的认识匡在圣人预先设计好的框架之内，使人民不敢不“敬服”、不敢不折服于圣人教诲之下，从而达到维护奴隶制宗法等级的“礼”“义”的目的。
第五、关于学的态度问题。孔丘主张“述而不作”、“好古敏求”。主张向古人学习，但反对对知识进行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在《论语》中，孔丘虽然有一系列对我们今天非常有益的关于学习的论述，但没有一处鼓励学生创新的话。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强调：“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1]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汉代经学、宋明理学以及清朝的考据之学，“都没有表现出创新的精神，既不致力于自然界的新探索，亦不鼓励生产工具的新创造。” [12]
孔丘这些教育观念，是为了加强人们的“仁”的修养，以此来维护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即“礼”为出发点的，是为当时的奴隶制政治制度服务的。他的这些极力维护“礼”，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制度，湮灭人性的欲望、人性中的反抗的意识，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作用，主张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教育观念，被我国后代的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了在思想上，文化上统治、压抑人民的工具。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儒者们重“德”不重“功”的局面。对我国人民的创新意识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极大的制约、阻碍作用。
（二）、孟轲的思想及其对中国人创新意识的影响
孟轲所处的战国中期，封建制已在各国确立，奴隶主阶级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在全面的决战之中，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已成为定局。奴隶主阶级的一部分人已经感到和认识到旧的社会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于是，他们就从奴隶主阶级中分化出来，转到掌握着未来的地主阶级方面来。孟轲就是代表由没落奴隶主阶级转化而来的新兴地主阶级上层的利益的政治思想家。
1、孟轲的“仁政”学说
“孟轲所处的战国中期，地主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各国国君虐民暴政，刑罚繁重，赋税苛重” （《中国哲学史》 P221）。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尖锐化起来，直接影响和威胁着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孟轲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于是提倡“施行仁政于民”，争取人心，“改善”君民关系，为封建统治者设计了一幅理想的治国安民的蓝图，企图通过实行“仁政”来实现封建制的大一统和长治久安。
孟轲的“仁政”思想是对孔丘“仁”学思想的继承、发挥和改造。
第一、孟轲的“仁政”思想是以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他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无限制地兼并土地，认为应把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然后从这些农民身上征收赋税。这样地主阶级不但可以从农民身上获得自己所需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可“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封建的生产方式上”（《中国哲学史》 P224），固定在分给他们的土地上。从而可以大大减少、降低甚至消除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武力冲突、斗争，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第二、重视发展生产。孟轲认为农民起来反抗是因为他们不能维持自己和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因此他提倡生产致富，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以此来“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争取人民的拥护和归附。”（《中国哲学史》 P225）因此他要求封建的统治者应做到“民事不可缓”（《滕文公上》）、“农时不可违”（《梁惠王上》）的发展农业生产。
第三、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力”的“霸道”。孟轲曾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人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中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因此，他反对为了聚敛财富而进行掠夺性的战争，而应以德政争取人心，以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因此他说“域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 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威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下》）
第四、“贵民”思想。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著名思想。重视劳动人民的力量在封建统治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对于维护统治权来说，人民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人民的拥护才有政权，才有君位；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孟轲“仁政”思想统治下的封建农民的生活条件与奴隶社会奴隶的生活条件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民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地位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毕竟还非常的有限，而且这种改善只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者们为了牢固地把农民拴在土地上，给他们创造无穷的物质财富，让农民感到自己是丰衣足食的，以此来消除农民对他们的反抗、斗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罢了。
为了实行他的大一统的“仁政”思想，孟轲主张“性善论”。认为善性是人天生来就具有的一种品质，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但是由于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知道爱护自己的本性，他们的本性逐渐被他们的物质欲望所破坏，以致丧失了这些本性”（《中国哲学史》 P229）。因此，他认为只有遵守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只有限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只有“放下心来”，只有经常对自己进行“内省”，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仁义等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才能恢复心中固有的“善性”，“才能找回失掉的良心”，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从这里，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孟轲的这一套“性善”理论无非就是要让人们放下心中的欲望，心中的反抗，遵从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听从地主阶级的统治罢了。
2、“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孟轲肯定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上存在着“天”。他认为“天”的权威是不可抗拒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离娄上》）。他认为“非人力有所作为而出现的事情，是天的力量；非人力努力想要得到而得到的遭遇，是天的安排”（《中国哲学史》 P231）。从而赋予“天”以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因此，人们在“天”的而前，只有绝对的遵从，服从于自己的命运。
为了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统一，孟轲还宣扬君权天授。认为君主传授王位给谁，不是由君主自己决定的，而是“天与之”的，是“天”决定的。君主的治国政策就是代表着天的意愿，君主是代天行事，代天发号施令的。君主就是天，天就是君主。人们遵从于人，因此，人们也就必须听从于君主的号召，屈从于君主的统治。
从对上述孟轲哲学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孟轲的这一系列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人们放下心中的欲望，放下心中的反抗和不平，听命于命运的安排，听命于君主的统治，服从于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的要求。
上面我们通过对对我国人民思想发展影响最大、最深、时间最长的两位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丘和孟轲的思想进行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孔丘所主张的“仁”“礼”“中庸”，还是孟轲所说的“仁政”“性善论”，都是为了当朝的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都是想用自己的这一套哲学思想来麻痹人民、愚昧人民，都是为了消除人们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都希望把人们的思想、行动限定在一个狭小的、事先为统治阶级设定好的、为统治者所容许的范围之内的，以此来实现统治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所主张的这些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愚民”思想。从儒家思想中，人们不可能获得太多的有用的真正的知识，相反只能让自己被戴上一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难以摆脱的而自己又根本不知道的精神枷锁。因此，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我国人民的创新意识、科学探索精神、科学冒险精神基本上被扼杀了。人们不能、不敢、也不可能违背圣人的教诲，去突破前人的成果而有所创新。从而严重地滞后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
二、道家的思想
道家思想主要指老子和庄子的思想。
（一）老子的思想
老子处在奴隶制土崩瓦解，没落奴隶主阶级走向灭亡，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走上历史舞台积极变法的时代。他的思想是没落奴隶主不甘心于灭亡，但又虚弱无力，不能挽回颓势的反映。《老子》认为，造成这种社会颓废的根源在于“人多智”，在于人们心中有欲望。因此，他认为挽救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灵丹妙药、杜绝一切社会进步、消除人心中的欲望的最好办法就是“为无为”，就是要“绝圣弃智”。他要求人们应该放下心来，放下心中的欲望，抵制知识对人灵魂的腐蚀，去追求一种能使自己从现实生活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更高的思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他认为“道”是唯一能够使人身心愉悦，能够使人“终身不勤”的东西。
《老子》第四十章说“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是由“无”派生的。它把这个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叫做“道”。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混沌未分的世界的本原，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道”派生出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它是一种虚无，所以它是“无状之物”“无物之象”。“道”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认为“道”的这种运动变化是人的力量所无法改变的，认为“道”“是一种恍惚的不确定的不可感觉的最原始的无物。”（《中国哲学史》P250）所以，在“道”的面前，人们只能是绝对地无条件地顺从。
“道”是一切事物的本原，那么“道”是怎样产生了万物的呢？《老子》认为世上的万物都是由“道”“自然无为”地产生出来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刑之，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老子》第五十一章 下只注篇名）在这里，《老子》认为世上的万物都是“道”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万物也自然地分得了“道”。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认为人效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道”不效法别的什么东西，而效法自然的自然而然 《中国哲学史》P25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正因为道自然无为，所以才能无不为，才能化生天地万物，因此“道”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万物之“宗”了，也就“成了生成万物而又为万物的最终归宿的精神。”（《中国哲学史》 P253）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无为而为”呢？《老子》说“为学者日益，闻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第四十八章），它主张“至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归根归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明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即要求人们应注重自己的内心修养，去除一切欲望，把内心打扫得一尘不染，“象清明幽静的镜子，没有任何尘埃污垢。”（《中国哲学史》P260）这样，就能够回复到性命，回复到常道，这样就能够包容一切，就能王天下，就能与天道通，就能与道合一，就能长久，就能不会有危险。
由于老子认为“道先天地生”，是万物宗，认为“无为而无不为”，所以他认为造成今天这种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智”，在于人们拥有了知识，拥有了先进的劳动工具。因此，他对新兴封建制的确立，曾带的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一批有聪明才智的学者的出现，采取誓不两立的态度，极力地攻击法家的法治和耕战政策。他把一切随着社会进步而出现的生产技术、智慧的进步，都看成是万恶之源。因此，他极力地主张“绝圣弃智”，认为智慧是一种罪恶，“智慧出，有大伪”（第十八章）；极力地提倡愚民政治，认为“古之善者为德，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认为最理想的境界应该是弃绝学问，摈弃圣智，恢复到婴儿状态。因此他认为世上最理想的政治社会就是使人民象婴儿一样，无知无欲，能吃饱肚子，筋强骨壮就行了。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天道，也才能得到“道”。所以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 ，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他认为只有“塞其兑（口），闭其门（智慧）”才能“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将“终身不救”。
（二）庄子的思想
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的最主要的代表。他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对道家哲学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上，庄子和老子一样，认为“道”是产生宇宙,使鬼神有灵的本原，认为世上的万物都是“道”“自然无为而生”的。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 下只注篇名）又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认为“道”的特点是客观存在的，无有作为，无有形象的，可以传授却是不可感觉的。把这种“道”，说成是不可感觉的无形的东西，说成是“玄之又玄”的东西，从而给“道”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虽然世上万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但是对现实事物进行感知，却是不可能真正得“道”的。他认为感官只能感觉有“貌象声色”的“物”，而“道”是无形的，不具有“貌象声色”，所以也就无法依赖于感官的感觉来认识，认为通过感官感知的“道”只能让人坠入现实世界的虚假之中，坠入现实世界的欲望、痛苦之中，所以“道”是不能通过感官进行感知的。那么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道”呢？庄子认为要得到真正的“道”就必须“捐弃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而注重于心神的修养”（《中国哲学史》P275），“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养生主》）。而只能通过“遗其耳目”（《大宗师》）的精神的独立活动来把握。为此，庄子提出对精神的一系列要求，如“静”“一”“恬淡”“和”“粹”“心斋”“坐忘”“绝学”“弃智”等等。在庄子看来，精神修养的最高阶级，就必须“无知无欲”、就必须“绝圣弃智”，达到一种“虚静”“物化”的境界。“不但感官的感觉活动要排除掉，而且思维的主动活动也必须停止。”“形成一种完全本能的下意识的状态。”（《中国哲学史》P276）他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真正地把握“道”，才能与“道”合为一体，与“道”同在，也才能“游乎四海之外”“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才能超越“物”，超越生死，具有着绝对的自由，甚至“能与道分享派生主宰万物的功能。”（《中国哲学史》 P278）
从上述对老、庄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老子》《庄子》所说的“道”“不是在感觉中为人们所反映的客观存在，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一种不能感知的非理性的东西。从而把人们引向了追求某种虚无漂渺的“玄之又玄”的超感知、超理性的观念性的东西上去了；把人们引向了追求“无”，追求心灵的“虚静”的道路上去了；把人们引向了愚昧、迷信。《老子》《庄子》的思想对人们的积极投身于社会劳动，投身于除旧立新的科学发明创造，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在他们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我国人民乐于谈论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对现实生活毫无疑义的虚无的“道”的局面，而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却采取斥责、抨击、抵制的态度，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特有”的重“道”不重“功”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
三、我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对儒家、道家思想的发展和它们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地位、作用
秦汉以后，随着我国封建经济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适应各个时期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经过不断改变和加工，并融合其他各家思想，逐步形成封建专制主义宗法思想体系和道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而对儒学进行加工改造的统治文人们，为了能在思想上对人民进行统治，维护封建制的长治久安，他们于是把儒家学说捧到了吓人的高度。对那些能禁锢人们思想的观点大加吹捧、加工，大加宣扬、提倡，并想方设法给它们披上“合理”的外衣。“象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中国哲学史》P183）。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它被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旧哲学、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旧习惯、旧作风，用以维护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奴役和毒害人民、镇压农民起义。成了一种“置之四海而皆准，行之成世而不悖”的永恒不变的“客观”真理。它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特别是理学、心学兴起以后，越发更加严重地给中国人民戴上了沉重的难以摆脱的精神枷锁，严重地影响了我国人民的创新意识的发展，影响了人民对知识的探索与渴望，把人民的思想严格地匡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地向前发展，也致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在17、18世纪后开始全面地地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致使中华民族被刻下了百年的历史耻辱。
道家思想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不是官方的统治思想，但儒学家们在对儒学进加工改造的过程中却大量地吸收了道家思想。而且道家的代表人物也得到了许多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加封和敬拜，如公元2世纪，老子被加以“老君”“太上老君”的称号；东汉灵帝时，大臣们“与王共祭黄老君”（《后汉书·陈敬王羡传》）；到了唐代，道家学说更是全国盛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老子也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道家思想还成为我国封建社会里失意文人的精神寄托和归宿，陶潜、柳宗元、苏轼等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子还被神化为道教的始祖，道家学说被发展为道教，使我国迷信思想漫延，上至当朝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无不烧香拜佛，企求平安、太平，企求风调雨顺，企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格局。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人们不可能用科学去解释生活中的各种奇怪现象，而只能把它归咎于神。从而形成了重天重神不重科学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上述我们对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从根本上影响人们思想意识发展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进行的分析，我们知道：灭人欲，禁锢人们的思想，消除人性中的反抗意识和创新意识、探索意识，把人们固定在统治阶级的精神枷锁之下，听从于统治者的统治，听从上天的命运安排，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因此，在中国传统思想意识形态统治下的中国是不可能创造出像西方社会那样光辉灿烂的现代科技文明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要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达到并赶超世界强国，就必须大力地、彻底地、持久地解放人们的思想；消除封建消极思想在头脑中的作用；就必须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就必须大力地培养人们的创新意识，培养和丰富人们的想像力；发掘人们的科学探索精神、追问精神、科学冒险精神；形成全社会重科学、学科学、献身科学的良好社会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科技工业强国，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说明：本文的哲学思想建构依据杨宪邦主编的《中国哲学史》
参考资料：
[1]、《中国哲学史》杨宪邦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87（文中以下所注《中国哲学史》皆指此书）
[1]、[ 3 ]、[9]语见王玉哲《从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论证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不是礼》
[4]、[5]、[6]、[7]、[8]语见《圣哲先师孔子》 焦国成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10]语见汤一介《孔子》
[11]语见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8月23日
[12]语见张岱年的《孔子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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