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诗人习久兰 |
作者：刘小平 作于：2005-6-8 20:41:00 访问：199 评论：1（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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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
习久兰（1929.9─1979.9），土家族，出生于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作协湖北分会理事，1965年出席北京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周恩来同志亲切接见。其主要作品有诗集《习久兰诗歌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其代表作《大山里的歌》由《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向国外介绍。
一
在山青水秀的鄂西清江河谷下游，长阳县城西20多公里，有一个名叫盒子坳的小村子。村子西端，有一条名叫紫枫溪的小溪。溪旁，有一栋小小的茅屋。1929年九月初九，茅屋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农民诗人习久兰降临人世。因为这一天刚好是重阳节，所以习久兰的乳名就叫“重阳”。
习久兰的母亲方和秀是一个苦命的女人。生下习久兰的时候，习久兰的父亲、那个嗜赌成性的名叫习贵洪的男人已经在外赌了三天三夜不曾回家。幸好习久兰的姐姐习兰阶已是11岁的少女了，她帮着母亲剪断了脐带，用破布片包裹了胎儿，再给母亲烧了一碗开水喝。方和秀对习兰阶说，去找找你那死爹，告诉他我给你生了个弟弟。习兰阶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找到了习贵洪。习贵洪暴跳如雷地回来了，因为他输了本钱，刚赢回几把，火气正旺。回家后他并没有因为新添了一个儿子而安慰产妇，却当着产妇的面借故打了习兰阶一个嘴刮子。习兰阶满腹委屈，却不敢哭出声来。
习久兰满周岁生日又过了四天，家庭惨剧发生了。其母方和秀因不堪习贵洪虐待，不满习贵洪嗜赌而吞鸦片自尽了。她抛弃了这个她曾经无限热爱而终至令她绝望的人世，寻求了自身的解脱。母亲的辞世，使习久兰的命运雪上加霜，虽然他此刻还处于混沌状态。
姐姐习兰阶似乎肩负起了母亲的责任。习久兰是吃什么长大的，已无人知晓。有时一饿几天也没有东西可吃。要不是姑妈习贵菊偶尔接济一点口粮，能不能活下来真是问题。饥饿，成了习久兰人生的第一课。贫穷、饥饿和缺少父母之爱的童年，肯定给他的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
习久兰5岁那年，父亲习贵洪为了换回一点赌资──妻子的自尽并未唤回他的良知，把刚满16岁的习兰阶嫁了出去。夫家还算殷实。习久兰成了习贵洪的拖累。好心的姑妈习贵菊把他接过去住了下来。
一两年后，习贵洪的茅屋里来了一个姓李的女人。她刚成了寡妇，就被习贵洪弄上了手，不明不白地到这间茅屋里住下了。习久兰的姑妈习贵菊日子也艰难，这样，习久兰又回到了紫枫溪的茅屋，跟李氏生活在一起。
习久兰到了9岁的时候，在姑妈的再三争取下，习贵洪让他上了私塾。不过只读了四个月，就因再也交不上学费而失学了。这四个月的学历，对于习久兰来说相当重要。因为它开启了习久兰的智慧之窗，使习久兰懂得了文字的美妙，懂得了苦难的生活之外，还有让人无限憧憬的境界。习久兰从此喜欢上了一件事：看书。凡是能借到手的书，习久兰就是彻夜不睡也要把它看完。没有煤油灯，他就从火中夹一粒木炭，吹亮一下看几行书，再吹亮一下看几行书。他还用松树油作过照明工具看书。幸好，他的记忆力很强，差不多过目不忘。
李氏虽然自己也是苦命人，却对习久兰十分刻薄。于是，习久兰被姐姐习兰阶接去生活了三年。才十二三岁的习久兰在姐姐家过的是长工一样的日子，初学放牛，后学耕田，每晚要将五升苞谷推磨成面。再大些了，习久兰能给人打打短工了，就坚决地回到紫枫溪茅屋。习久兰的归来，对于李氏来说，是一件麻烦事。现在他在与李氏的对抗中，常常占了上风。所以没多久，李氏离开了紫枫溪茅屋，从此音讯杳无。
习久兰的家乡，是土家族聚居地，是一片民族民间文艺的沃土。土家族人民虽然穷苦，多灾多难，却爱唱爱跳。在田间劳动，要敲锣打鼓地唱“薅草锣鼓”歌；村子里死了老人，不沉溺于悲伤，而是通宵达旦地用跳丧舞来为亡者壮行色。这种生当狂歌、死亦狂舞的达观豪放性格是数千年民族文化的积淀，已经成为土家民族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习久兰白日里给人打短工混一口饭吃，晚上除了看书，就到村子里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学唱歌跳舞。他记忆力好，模仿力强，很快就积累了很多的民间文学段子，而且能唱能跳，在当地青少年中显得很出众。后来他不仅记的段子特别多，而且会“打白”，即随口就能自编一套一套的“顺口溜”，幽默风趣，让大家捧腹大笑。
1947年古历九月十八，刚满18岁的习久兰与同村女青年熊明秀结为眷属。这桩婚姻是姑妈习贵菊撮合的，请人算了“八字”，正好相合。熊明秀娘家是家大口阔，同样艰难。娘家嫂子曾劝她，习久兰这么穷，你嫁过去要受罪的。熊明秀是一个勤劳、有主见的姑娘，她说，嫁到哪里去都要靠自己劳动，我嫁给习久兰只要合心，也许会过上好日子哩。熊明秀从娘家带来的全部嫁妆是一篮子鸡蛋，百十来个。结婚时，习久兰自己的茅屋已破烂得不能居住了，向邻居家借了一间屋子做新房，成就了百年之好。住了七八天，才搬回自己的茅屋。这个穷呵，连锅也没有一口。熊明秀对习久兰说，我们总得把锅灶支起来吧。你把我带来的一篮子鸡蛋提到三渔冲街上卖了，买一口锅，再给我俩各扯一件衣服布吧。习久兰惭愧地照办了，他暗暗下决心，要好好持家，让熊明秀过上好日子。新锅买回来了，紫枫溪的茅屋顶上又冒出了炊烟。
婚后的日子，是难以想象的窘迫。他们开始向地主家租课田耕种，然后开荒种上小菜田。习久兰散漫自由的时代结束了，他像一匹野马被套上了鞍鞯。他们喂了猪，却在长达四年时间里没杀过猪──猪被卖掉，卖得的钱用来偿还父亲习贵洪所欠赌债。习贵洪的赌债虽然说不上“数额巨大”，但这家欠几元，那家欠几十元，合起来就不是小数目。过去，因习贵洪多年浪荡，是个“无皮剐”（即一无所有），所以债主也就习惯了不向他索讨。现在债主们见习久兰小两口立起了门户，便纷纷上门来逼着还债。直到第四年，熊明秀怀上了头胎，才对习久兰说，我们吃这种无油无盐的饭菜倒也能对付，但不能太委屈了肚子里的孩子，再说你爹的赌债也还得差不多了，我们还是杀一回年猪吧。小两口这时才吃上猪肉。习久兰边吃边骂，妈的，猪肉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二
1952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地主徐彩章的砖砌四合院被作为胜利果实分给村子里最穷的两户农民居住，其中一家就是习久兰，共分得三间正屋、两间附属屋。时来运转，习久兰一下子进了天堂。已经有了一女儿的小母亲熊明秀还疑惑地问，这么好的房屋是我们家的？住多长时间又要还给人家？习久兰哈哈一笑，你真是妇道人家的见识，万恶的旧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习久兰还分到了三亩多耕地。
习久兰真诚地感激共产党，感激毛主席。
村里开始成立互助组。从公社下来的工作组组织翻身农民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习久兰自然是其中的骨干。他连夜创作了薅草锣鼓《婆婆入组》，并组织几位农民演唱。工作组负责人正是县政府文教科的龚发达同志。龚同志看了《婆婆入组》，认为很有意思，让习久兰把词儿誉写了一遍。龚同志一看，尽是错别字，还有的是只有习久兰本人才明白意思的记号。龚同志笑了，说，久兰呵，我们马上在你们村里办夜校，你得多认几个字呵。习久兰局促地说，那是，我正想多学习，提高自己哩。
且不管习久兰的错别字如何，诗作本身是有一定价值的。龚同志回县后略作修改润色，自作主张用电话逐字逐句报给了《宜昌报》编辑李啸海。李啸海则迅速让《婆婆入组》全文登上了《宜昌报》的版面。这就是习久兰的处女作。遗憾的是，这篇处女作是何内容，现已无法查找到资料。
1952─1953年，习久兰参加了村里的脱盲夜校，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1953年底，县文化科培训全县文艺骨干，龚同志推荐了习久兰。在培训班上，习久兰创作了一些作品，现已散失。
1954年，宜昌地区文艺汇演，长阳县推荐习久兰参加。他带着自编自演的薅草锣鼓《比一比》参加汇演，受到好评。省群艺馆《布谷鸟》杂志编辑何伙应邀来宜昌观看了汇演，他怀着浓厚兴趣观看了习久兰的《比一比》：
那抽水机和水车比，
一个笨来一个巧，
那年天旱不得了，
眼看庄稼枯黄了，
……抽水机，多灵巧，
它的本事真是高，
能抵几百个小伙子，
一眨眼，水来了，
旱苗被救活，
黄山戴上绿毡帽……
这种用来自群众之中的鲜活语言写成，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韵文相对于文人墨客所精心创制的酸腐文学，完全是新的气象，新的品格。何伙感到收获很大，形容是“家鸡子肉，鸭鸡子汤，吃在嘴里格外香”。他在汇演结束时找到习久兰，两人一见如故。何伙回汉后，在《布谷鸟》杂志上全文推出了这篇长达130多行的作品。这是习久兰作品第一次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
习久兰从宜昌地区载誉归来，刚进家门，姑妈习贵菊迎上来向他报喜，你得了儿子。习久兰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给儿子取个什么名字呢？习久兰一拍脑门，有了，自己读书太少，跟不上时代，儿子将来要多通文墨多读书，按辈份是“文”字辈，就叫“文墨”吧。
人逢喜事精神爽。习久兰的创作激情被充分调动起来，他开始更勤奋地用五句子、快板、薅草锣鼓、排歌等传统民歌形式进行创作，内容则焕然一新，表现新生活的欢欣，表现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之情。他甚至在劳动的间隙，在膝头上就铺开稿纸进行创作。他回忆昔日的苦难：“红寨山上几十户，／穷得穿不上补巴裤。／我家生活更加难，／老鼠子跑得一身汗，／找不到一粒过年的饭。”他唱对党的感激之情：“爷爷唱歌挨过鞭，／爹爹唱歌坐过监。／如今翻身作主人，／先辈唱苦我唱甜，／是党给我唱歌权。”“日晒想起云遮荫，／落雨想起伞遮身，／口渴想起清凉水，／天黑想起指路灯，／幸福想起党的恩。”
《布谷鸟》、《宜昌报》陆续发表了习久兰的大量诗作。他的这些早期作品，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呈示着诗人的赤子之心，充满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三
有一个时期，习久兰患了一种羞与人言的怪病，他的尿器没来由地肿痛。起初，他没有在意这件事，后来，疼得实在支持不住，甚至长期不能进行夫妻生活，才在妻子的催促下到三渔冲街上看医生。医生竟看不出原因，胡乱开了几幅药方，回去煎服后，疼痛竟得到减轻。不久，又疼痛起来。乡里的医生没办法了，说，你去县医院看看吧，他们高明些，反正也不远。
那时，县人民医院条件比较简陋。也是不能确诊。这是什么怪病呢？再往宜昌市里的医院去看吗？习久兰又没有钱。于是只好又开了几副药回家吃，却并不见好转。这怪病带给习久兰很大的痛苦和精神折磨。
这样拖延了一两年。1957年秋某日，县文化科龚同志下乡来到盒子坳习久兰家里，了解到习久兰的病情，回县后电话向省文化厅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那时习久兰已是省里重点培养的业余作者了，省里当即指示通知习久兰到武汉住院治疗，费用由省文化厅解决。龚同志连夜赶到盒子坳。第二天一大早，习久兰就随龚同志出发了。到了县城，龚同志拿出10元钱对习久兰说，这是县文化科的一点心意，请拿上作为路费。
习久兰走后，熊明秀发现了他留在枕头边的一张留言条。大意是说，秀，这病折磨得我太痛苦了，这次赴汉若治不好，我就不打算活着回来了，就在县城东的白石桥上跳入清江。熊明秀不识字，这份“遗书”是邻居一个学生娃子念给她听的。
习久兰到了省文化厅，群众文化处的领导接待了他，为他预支了50元医药费。习久兰去医院一检查，原来也不是什么大病，是尿结石，约有豌豆大一块石头藏在尿器里，要做切除手术。医生问，你的家属呢？要签字。习久兰说，我的家在千里之外，哪有家属签字？医生生硬地说，那不行，手术出了问题谁负责？习久兰在医院门口坐了一整天。第二天，他又去向群众文化处的领导汇报，那位领导倒是关心他，亲自陪他到医院，在家属栏签了字。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住了几天院，50元钱还未用完。
多年后，习久兰的遗孀对笔者念叨，要是没有组织上关怀，习久兰不到30岁就会不在人世了。
习久兰的病痛暂时解除了，他对党组织的感激之情更其浓烈。他不仅在劳动之余继续写诗，而且向村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递交这份申请书，习久兰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当时村党支部书记是一位女同志，名叫方玉玉（化名），曾在村里的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过习久兰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搞生产精力不集中，而是自己写诗发表挣钱。当时习久兰确实收到过一些稿费，缓解了经济上的极度困难。这样，在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一些人的言语中流露出心理不平衡。而习久兰则一直对这位比他年长10多岁的女书记不太敬重，他知道她的过去，认为她的入党和当上书记都是很奇怪的事。而且习久兰极有可能在某些场合流露过这方面的情绪。所以，尽管习久兰对党组织充满感情，但因为这里的恩恩怨怨，他的这份《入党申请书》却交得很艰难。
申请书交上去之后，便没有了下文。
不久，在“大鸣大放”的氛围中，习久兰写了一首可以算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顺口溜：
鸡子翻身啄草皮，
猪子翻身一打皮，
老头子翻身炕烟皮，
婆婆子翻身啃树皮。
这首《翻身歌》，真实地反映了土家族人民虽然翻身得解放，获得了政治上的自主权利，但由于生产力低下和自然灾害方面的原因，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未有很大提高的严峻现实，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这首诗并未发表，也未在公开场合诵唱，却不知怎么传到了方玉玉那里。习久兰自然受到了公开批评，而且在随后的反右时差点儿被打成了右派。方玉玉当众把《入党申请书》退还给习久兰，说，你还要再改造几年思想。习久兰入党的想法在此时严重受挫，他的政治前途似乎更加渺茫了。
习久兰还从这一次“闯祸”中明白了什么是文学创作中的“禁区”、“雷区”。后来习久兰的创作中，似乎再未出现过充满忧患、善意批评的诗句，再未犯过文字上的“错误”。他接受了这一次的教训，变得成熟和乖巧了，但是对于文学事业本身，这显然是具有悲剧意味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人祸加天灾，1959年下半年，大饥饿终于来临。10月某日，习久兰的父亲习贵洪从鹰子崖收工回来时，一阵因饥饿引起的晕眩突然袭来，他一头栽下了70多米深的崖底。这个一生品行不端的人，最终死于非命。直到第二天上午，人们才在崖下深沟里找到了习贵洪残缺破碎的尸体。对于习贵洪的死亡，习久兰或许难以产生太大的创伤。但习贵洪毕竟是在不正常年代的不正常死亡，不禁让人悲从中来。
四
病痛的折磨、政治上的的压抑、经济上的贫困、失去亲人的打击，似乎都没有窒息习久兰的创作。相反，当时光进入到六十年代初期，习久兰更是进入了旺盛的创作期。
1961年，习久兰长达70多行的《尖峰岭，牛背窝》在《湖北日报》发表后，被时任《诗刊》主编的藏克家先生发现，《诗刊》立即全文转载。该诗描述了一个叫“尖峰岭、牛背窝”的穷山沟在毛主席的时代“穷山变富窝”的故事：
毛主席的光辉照到尖峰岭，
农业专家上了坡，
查得牛背窝前土壤好，
尖峰岭上木材多。
九里坡前好种稻，
十里横山出水果，
阳坡好种茶，
阴坡种草药……
山下搬来五百户，
集体生产好热火。
春来茶花香十里，
秋来稻田黄遍岭，
冬来木材药材运下河。
白日里劳动歌声响，
黑夜里灯火似银河。
按照今天读者的阅读眼光来看，这首诗里有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同时也勿庸讳言地具有浮夸风气。这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作品，习久兰的作品自然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尖峰岭，牛背窝》一炮打响，使中国文学界看到一颗新星正在升起。
随后，《人民日报》副刊以通栏醒目的标题推出了他的另一首代表作《千山万水共太阳》：
会听歌的听歌头，
会打铳的看枪口，
会用牛的看牛脚，
会种田的炼脚手，
会走路的跟党走！
千条木船万把桨，
千船万橹一条江。
千家万户向公社，
千枝万桠一树长，
千山万水共太阳。
再随后，《人民文学》、《民间文学》、《收获》、《长江文艺》、《萌芽》等一大批报刊都纷纷向习久兰约稿，习久兰作品风靡中国文坛。他的《三闯峰岩垴》、《山里青松》、《铁肩挑起花果山》等大批诗作就是在那几年发表出来的。据粗略统计，1961─1965年间，他发表了近千首作品。他在一首传统情歌里发现这样两句：“郎要行船姐泼水，姐要下雨郎铺云”。这样的诗句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不健康的，是传统民歌中的糟粕。习久兰反其意而用之，化腐朽为神奇，创作了《公社铺云我下雨》这首著名的新民歌：
贫下中农组织起，
就是泰山也能举，
党来指挥我上阵，
公社铺云我下雨。
这首诗唱出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诗刊》在显著位置隆重推出。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荟萃全国民歌作者代表作品的新民歌选集《公社铺云我下雨》，用此诗作为书名并把此诗放在开篇位置。至此，习久兰在“新民歌”热潮中的耀眼地位得于确立。
1965年，北京筹备召开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省作协研究决定，习久兰为正式代表。按照当时的工作惯例，要有基层党委签署意见，填写《推荐表》，再逐级上报。县里负责此事的是已担任文化馆长的龚发达，他接到通知后，向县委宣传部汇报。一位副部长说，这样的人还要培养？听说他资本主义思想很严重，社员都在挑粪，他却落在后面写诗！龚发达又将电话打到三渔冲公社，公社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签意见盖章，说这个人在外面热闹，但据村里反映表现不怎么好。龚发达只好将情况汇报给省作协。省作协指示说：“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他推到北京。”省作协还派了一位姓肖的同志到县里来督办此事。这样，龚发达，省里的肖同志，还有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组成了一个临时工作班子。为了保证一举成功，三人小组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工作策略，即直接到习久兰所在的生产队里开群众代表会，每户派一名代表。会上，省里的肖同志先作了引导性发言，介绍了习久兰的创作成就以及他对于全国文坛的意义，再讲到稿费问题，解释说稿费是作家脑力劳动应得的报酬，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生产队社员们纷纷说，我们都同意习久兰去北京，他是土改根子，过去是苦命人，他去北京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光荣。全队28户都签了字。群众集体签名很起作用，拿到村党支部，尽管方玉玉不太情愿，也只好签字盖公章。拿到公社，公社负责人见组里群众、村党支部都通过了，也只好签字盖章。
1965年9月初，习久兰启程前往北京参加青创会，他从宜昌乘船到达武汉。《羊城晚报》的记者已从广州赶来武汉等候了他三天。在省文化厅见面后对他进行了专访。次日，习久兰和湖北代表团的著名“工人诗人”黄声笑、长航工人作家鄢国培等一道乘火车前往北京。在北京一下火车，就看到报摊上《羊城晚报》推出的关于习久兰的整版记者专访文章。刚到宾馆住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记者又慕名造访，两家国家级大报同时推出了关于他的专访。一时间，习久兰成为轰动一时、全国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青创会上，习久兰用长阳方言，用他所擅长的“顺口溜”方式作了即席发言，博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会议期间，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会议代表，并与代表们合影留念。
同年，习久兰被中国作协吸纳为会员，被湖北省作协增补为理事。
五
从北京青创会回到省城武汉，习久兰受到各界隆重欢迎。无疑，他创造了辉煌，他是那个时代万众瞩目的明星。他这一年才36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华。
习久兰应邀到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武钢、长航等大专院校、大型企业作了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报告，交流创作体会，传授创作经验。这一时期，因创作交流活动的需要，他对自己十多年来的创作进行了一些必要的理性概括。他在各地的演讲大致是回答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改造思想。毛泽东同志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习久兰在认真学习《延座讲话》之后认识到，改造思想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如果思想改造不好，就写不出好东西。不管你有多高的技巧，好高的文化，都是不行的。只有踏踏实实向工农兵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同那些手上打泡，脚上长茧，身上有牛屎，腿上有泥巴的劳动人民滚在一起，干在一处，创作上才有出路。
第二，关于认识生活问题。习久兰认为，生活本身跟矿产一样，需要我们去开发；认识生活，关键是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如他的一首诗《队长挑起当家担》经历了这样的创作过程。有一年腊月二十七，队长带领七、八个男社员挑粪。休息时，大家把桶子放在稻场上。会计习兰松说，队长的桶子比我们大些。副队长习贵福说，是的，他力气大，担子比我们挑得重。这两句话，使习久兰想得很远，想到队长解放前受苦，现在当上了队长，挑起了全队的重担。再由队长想到农村许多基层干部的事迹来，于是
塑造出了一个具有较高思想境界的生产队长的形象。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春天到，春燕飞，
生产队里上追肥。
队长挑粪前头跑，
一群社员后头追。
扁担闪开凤凰翅，
汗巾飘起锦鸡尾。
路上只听脚板响，
送肥号子赛春雷。
……
正二三月挑底粪，
四五六月挑追肥，
七八九月挑丰收，
十冬腊月挑分配。
一头挑的国家富，
一头挑的集体美，
肩挑土地三百亩，
挑起一个生产队。
再如他写的《红砂石》。老石匠告诉他，红砂石是由一颗一颗的红砂凝结的，石质坚硬，内外通红，用途很广。用红砂石砌的路，象金路，闪闪发光。习久兰从红砂石的性能，联想到贫下中农的品质，写道：
天上群星颗颗明，
地上群山座座青，
园里金竹根根直，
山里砂石颗颗硬。
……
红砂石在太阳下，
风来雨来都不怕，
十级暴风刮不倒，
千度烈火烧不化。
内外通红个性直，
专门利公不利私，
山区社员内心美，
个个都是红砂石。
第三，关于艺术构思问题。习久兰习惯于用他独特的“打比方”的方式讲述他对艺术构思问题的见解。他的如下几段论述即便在今天也很有借鉴意义：“学诗就象农民学手艺。我们编山歌，如果只埋头种田是不行的，还要向九佬十八匠学习：要象砌匠那样注重结构和形式；要象木匠那样注重构思和选材；要象缝匠那样擅长剪裁和样式；要象蔑匠那样讲究穿插和铺叙……写诗不讲究艺术技巧，就是有了好材料，那也是闪亮的珍珠没有线来穿。”“什么是布局？先打个比方。我们山区搞坡改梯，要砌坎子，光有一堆石头不行。要选择哪些石头放在底脚，哪些石头放在上面，哪些石头放在中间。这就要有一个安排。”“我们创作一个作品，一定要有一条主线，这样展开情节，才铺得开、收得拢、写得深、写得透。一定要合理使用笔墨，对表现主题有关的情节就写，无关的就不写。关键的地方多写几句，过渡的地方一笔带过。这个道理，正如农村妇女纳鞋底，前头后头多纳几针，纳密点儿；中间少纳几针，纳稀点儿。”习久兰举了《朝阳路》一诗的创作为例。他在田头歇凉时，几个歌手在笑谈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天作棋盘星作子，何人敢下？地当琵琶路当弦，哪个能弹？”习久兰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地当琵琶路当弦”一句，使他想到可以作为一首诗的主线，以此来展开情节。他迅速写出了《朝阳路》：
土路石路路连路，
山路坪路村连户。
座座新房闪银光，
条条金线穿珍珠。
三里店来五里铺，
八里新仓十里库，
发电厂对机器厂，
特产局对百货部。
白的山羊黑的猪，
银的棉花金的谷，
乘龙跨马出山去，
欢笑一湾歌一路。
铁路铺起朝阳路，
车辆飞驰人迈步。
地是琴来路是弦，
英雄弹奏英雄谱。
第四，关于运用语言问题。习久兰说，群众的语言很丰富，很形象，很生动。还说，我们学习民间口头语言，要认真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俗话说：“要吃灶里的巴巴，先得吹吹灰。”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巴巴吃得灰吃不得。习久兰举出前面提到过的《千山万水共太阳》这首诗的产生过程为例。这首诗是受一首情歌“郎在沙市街，／姐在鹦鹉洲。／虽说隔得远，／同天共日头”的启发，却产生了本质上的飞跃：“同天共日头”是陈旧的，“千山万水共太阳”是全新的。
六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此为标志，一场给神州大地带大深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8月，长阳县开始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露“牛鬼蛇神”，揪斗“黑帮”分子。12月下旬，武汉“钢二司”红卫兵来长阳串联发动，县直机关出现了派性斗争。1967年1月，夺权风波波及长阳，长阳各级党委、政府被夺权，自此，各级政权陷于瘫痪。
在这种空前狂热、空前混乱的局面中，几乎所有的公民都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不是造反派就是保守派，想站在中间立场的“骑墙派”被视为可耻的政治投机。农民诗人习久兰戴上了红袖章，参加了造反派。他之所以参加造反派，大约有三个原因。其一，三渔冲公社一位原副主任带头造反，夺取了原党委的领导权，新成立了三渔冲公社红色造反司令部。这位副主任文革前分管文化工作，与习久兰交往密切，他扯旗造反后，常通知习久兰到“司令部”参加会议和活动，习久兰自然就归顺到他的旗下。其二，习久兰过去受批评、误解，入党受阻，政治上压抑，现在遇到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初期，他感到扬眉吐气。其三，村党支部书记方玉玉也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宣布“下台”。方玉玉几乎是习久兰头上压着的一块石板，她的下台使习久兰更觉得“造反有理”。
习久兰怀着满腔热忱，投入到三渔冲公社的造反运动中。他没有在造反派组织中担任职务。他参与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写大字报、办宣传栏、写造反诗。这些诗，很少在外面的报刊上发表，因为原来发表他诗作的一些刊物相继停刊了，原来培养他、熟悉他的一些老编辑也多半成为了“文艺黑线人物”，靠边站了。他这一时期的诗，多半是在宣传专栏中发表，沦为造反派的“投枪和匕首”。如他写诗批评保守派群众到县城去打探消息的行为，并形象地称之为“捞盐菜”。诗是这样写的：“上街跑下街，／跑破几双鞋，／稻草没捞到，／捞把烂盐菜。”又如他写诗批评一类“以生产压革命”的观点，动员人们放弃生产，全力投入造反运动：“造反就造反，／生产你莫管，／天晴戴草帽，／下雨就打伞。”这些造反诗保持着习久兰幽默风趣、形象生动的创作风格，显示着习久兰是坚定地站在造反派一边的立场。
文化大革命继续向纵深推进时，形势变幻莫测。1967年春节刚过，解放军部队奉命介入地方，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任务。为稳定地方形势，长阳县人武部下令取消了县内12个造反派组织。一时间，造反派陷入低潮。又过了几个月，林彪、江青等人于7月20日在武汉制造了一起打击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政治事件（简称“七·二O”事件）。受此事件影响，长阳县造反派组织重新得势，反击“二月逆流”，“揪军内一小撮。”9至10月份，长阳造反派组织中的少数人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以上夺下揪的方法，对上至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下至农村生产大队民兵连长全部进行了揪斗，大部分遭到毒打。同时，由于受江青7月22日在北京接见河南省“二·七”公社的代表时称赞“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以及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于8月份提出“砸烂公检法”的错误主张的影响，长阳全县掀起了一股“打、砸、抢、抄、抓”的浪潮，“全面内战”愈演愈烈，各派之间的武斗急剧升级。混战中，各方动用了步枪、手枪、冲锋枪、机枪、六0炮、手榴弹等武器，多人致死，伤者、致残者达5000人以上。这场混战，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上旬。那时，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严禁破坏交通、冲击解放军机关和制止抢枪武斗的通知，责成各地群众限期交回各类枪支弹药。8月上旬，毛泽东主席亲自平息北京派性斗争，派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自此，闹轰轰的派性斗争偃旗息鼓。
文革初期，造反运动因切合农民诗人习久兰的某些内心欲望而给他带来惊喜，他成为造反派一员。但是，随着武斗场面的出现，习久兰开始以一种迷茫的目光打量这一切。动辄毒打，动辄砸烂，这似乎不符合他参加造反的初衷吧？或许，诗人的良知使他对“打、砸、抢、抄、抓”保持了应有的警觉，阻止了他向罪恶渊薮坠落的势头。
大约在1967年9月上中旬，习久兰从三渔冲公社造反派组织中称病淡出。
1970年底，长阳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主要任务是查处政治上和经济上有问题的个人，查处1967年的极“左”派组织和打、砸、抢事件，发动群众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某日深夜，雪花纷飞。习久兰因事不在家，一群戴红袖章的民兵敲开了习久兰家门，不由分说翻箱倒柜起来。熊明秀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可怜地央求，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民兵中有一位领头的吼道，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习久兰政治上有问题，我们要清查他。那一晚，民兵抄走了习久兰全部的书籍、诗稿。临走时，还顺手拿走了一件新雨衣，那是习久兰1965年在武汉某大学讲学时，校方赠送的礼品。习久兰回来后，看到家里乱糟糟的场面，特别是看到十多年积累的书籍和诗稿尽数被抄走，象剜了心头肉一样难受。
事后，组织上查明习久兰在文革中虽参加了造反活动，但较早退出，且无打、砸、抢问题，故未作出任何处分。但是他的书籍诗稿亦无人退还，不知去向。
七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渐渐变成了淅沥小雨时，农村社会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农业学大寨”上来。诗人习久兰和其他社员一样，每天在农业社劳动，每天记12个“大寨工分”。这时，他已是6个孩子的父亲了。长女文淑已经出嫁，嫁了一位初中教师。最小的女儿习文绪于1970年出生。这么多人口的穿衣吃饭，着实是一桩难题。60年代上半叶，他靠着些许稿费，还能偶尔为一家人添几件新衣和改善生活，但现在他时时显得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几个孩子受到的学校教育都很少，都是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深知文化重要的习久兰对儿女们怀着深深的歉疚。幸好这时长子习文墨已能参加生产队里劳动，挣几个工分，再加上熊明秀善于勤俭持家，所以在同队群众多数人家都欠生产队口粮款的情况下，习久兰家却未欠下债务。
一天，县文化馆长龚发达来看望习久兰。好几年未曾见面的老朋友终于见了面，真是非常开心。龚发达在文革中是保守派，曾被当作文艺黑线人物游斗，现在政治形势稍微宁静些了，又重新主持文化馆工作。龚发达说，久兰老兄呵，你沉寂了七、八年了吧，很多喜爱你的作品的读者盼望读到你的新作哩，为什么不重新执笔写些诗？习久兰说，这些年不动笔，已经生疏了，我都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写。龚发达说，这几年你虽然没写，但我知道你是个闲不住的，学习上肯定没放松吧？习久兰说，那倒是，看了一些书，也想了一些创作上的问题。可是，我是个造反派，政治上有阴影，写的作品不知还能不能发表？龚发达说，你写，我以组织名义帮你推荐。一席话，习久兰心里已经跃跃欲试了。
作为热身运动，习久兰一口气写出了长达100余行的《大山里的歌》（薅草锣鼓词）。
三星还在天上挂，
男女老少齐出发。
支部书记雷天柱，
妇女主任石秀花，
开山队长刘铁军，
造田队长王兴华，
公社社员一大队，
大军开到卧虎洼。
……
山上长满松、柏、槐，
社员站满豹头岩，
开山大锤空中飞，
劈岭钢钎插成排，
当代愚公好气派。
高山当饭岩上菜，
钢钎就是乌竹筷，
你一口来我一口，
啃得老岩往下矮，
拿下豹头虎也呆。
南风放了假，
北风上了马，
大雪横飞盖山洼，
冻死白头鸦，
开山不下马，
岩上腊梅斗雪花。
……
烟雾弥漫冲云霄，
石头飞起万丈高，
小的满天飞，
大的遍地跑，
公社威力真不小。
老岩迁居水改道，
豹头卧虎全改造。
顽石献真金，
清泉来送宝，
山上平原种水稻……
稿子写成，习久兰再三呤诵，自我感觉良好，便抄正了，连夜送到县文化馆龚发达手中。龚发达看后，连称“好”、“好”。次日，龚发达以文化馆名义写了一封公函，陈述习久兰在文革中未搞打、砸、抢，沉寂多年，近有新作，请贵报支持刊发。然后将信、稿一起寄《湖北日报》文艺副刊。过了月余，还未发出。怎么回事？龚发达打电话向报社催问。一位值班总编在电话中答复，稿子早已收到，写得很好，出手不凡。暂未发表，是因为省里准备在年底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等待这样一个好时机大力推出。请耐心等候。龚发达又去了一趟盒子坳，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习久兰，两人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次苞谷酒。那时，供给紧张，酒是稀罕物，过年过节都难得喝一次的。
果然，12月8日，湖北省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之日，《湖北日报》文艺副刊以整版篇幅，套红推出了习久兰《大山里的歌》。
一时间，全国文坛震动：习久兰又出来了。
1974年，《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将《大山里的歌》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大山里的歌》成为习久兰又一次创作高峰期的里程碑式作品。
此后，习久兰创作了以“农业学大寨”为主要歌颂内容的大量诗作。他的《太阳出来满天照》、《凤凰歌》、《铁姑娘队》、《青年突击队》、《龙王老爷认得我》、《要吃生姜不怕辣》等作品就创作发表于这一时期。
习久兰的名声再一次响亮起来。新任生产队长是习久兰的族侄，1974年底春耕备耕时，央求习久兰说，现在化肥紧张，叔叔名气大，请出面到外面帮生产队弄一点化肥回来，明年的春耕才有着落。习久兰爽快答应了。料峭严冬，他到数百里外的某大型国营农场买到了1吨碳铵，还有一些化肥水。据说为了弄到化肥还以生产队名义给农场领导送了几件二屉柜、五屉柜等木制家俱。因穿得单薄，路上受了冻，回来后就病倒了。文化馆长龚发达得知，将习久兰弄到县人民医院检查，确诊是胸膜炎再加肺炎。于是住院两个多月才康复，文化馆承担了医疗费。
八
这一时期，习久兰在文学创作上再获丰收，却在家庭关系上陷入烦恼。主要是与长子习文墨常常意见不合。
习文墨出生于1954年，在兄妹六人中次于长女文淑排行老二。文革中造反派受到清理的时候他失学了，仅读到小学四年级。他的失学自然受到习久兰政治上受挫、经济上贫困等原因的影响，因而习文墨的心里，认为习久兰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至于习久兰的诗歌创作，那都是虚架子，不是种田人的本份。这样，习久兰的创作不仅在社会上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现在也偶尔得到来自自己长子的非议。看来有着较高精神追求的习久兰，在生活中的确有些格格不入。如果说外人的非议他还能够忍受，自己家中的非议却真的令他伤心。
习文墨现在长大了，而且比习久兰幸运，年仅20岁就入党了。他受到党支部的培养是因为方玉玉早已下台，新任书记对习久兰比较友好，否则是不可能的。习文墨还由团支部书记提拔为党支部副书记，进入了村级班子。
1976年，已担任支部副书记的习文墨考虑到土改时分的旧房早已千疮百孔，不太体面，甚至影响到“谈朋友”的大事，所以提出建一栋土木结构瓦房的动议。而习久兰则不同意。理由是家里人口多经济困难，现在勉强不欠债，若建房，势必加剧经济困难。再加上习久兰身体不好，近几年每年住院。所以他力主缓建。以他们父子为代表，家里形成了两派，熊明秀当然站在丈夫习久兰一边。后来习文墨不退让，他的意见占了上风。
建房过程中，习久兰父子之间又遇到意见不合的一些事情。几次差点打起架来，好在旁观者人多才劝下架来。
好不容易新居落成，习文墨却受到三渔冲公社的党内警告处分。文件中称他利用职权挪用资金60元，并且犯了“在毛主席去世之年大兴土木而不重视红苕”的错误。习文墨作了经济上的退赔。
习久兰沤气不少。而这，也许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笔者无意判断习家谁是谁非，只是天真地设想如果在家庭生活中，双方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人生不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幸福和快乐吗？
九
1978年7月，习久兰又病倒在床。熊明秀心急如焚，请人用担架将习久兰抬到县医院住下。医院会诊后得出结论，仍是以胸膜炎复发为主，且存在大量的胸腔积水。此外，还伴生的有肺气肿、甲亢、尿结石等病。就说甲亢吧，习久兰脖子肿得有小脸盆那么粗，据医生说，是缺碘症。习久兰青少年时代经常没有盐吃。
此时已升任县文化局局长的龚发达和陈洪、肖国松、陈金祥、覃发池等一些文化人闻讯都到医院来看望习久兰。龚发达说，你安心养病，医疗费用我会向省里报告，几级共同来想法解决。
这一年春节是在医院度过的。这时习久兰稍微有了些起色，就催促熊明秀回盒子坳家中去，说儿女们都在家里，你回去跟他们吃团圆饭。习久兰一个人留在医院里买饭吃了年饭。习久兰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其实是非常爱儿女们的，但因为受到经济条件限制，没能为儿女们创造良好的教育和生存条件。他觉得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好父亲，但他委屈地想，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实在不是自己的过错呵。
大约在三月份，习久兰的病情又有所加重。龚发达力劝习久兰转院到宜昌地区人民医院，并告诉习久兰，省文化厅对他的病情相当关注，已解决800元医药费，县文化局虽然困难，也决定先预支300元医药费。组织的关怀让习久兰热泪盈眶。他想，自己也就是一个农民吧。却一直得到组织上的关怀厚爱。说到底，自己为党为人民奉献得少，组织上回报得多呵。这样，自己曾经受到的非议、误解、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龚发达还说，县文化局集体研究，已有将你调入县文化馆，转为正式文化干部身份的动议，希望你早日康复！
习久兰转到地区医院又住了两个月，病情好转。他回到了离开大半年的盒子坳村。回家后，他根据能找到的资料，将自己的作品收集到一起，又进行了筛选，最后将160多首重要诗作整理成一本小册子，自名《大山里的歌》。这可是他从事业余诗歌创作20多年来的心血呵。他希望找到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若组织上能将自己调进文化馆，这也就是一份见面礼吧。
书稿刚整理完毕，习久兰再次病倒在床，再次住进了县人民医院。习久兰对前来看望他的龚发达、肖国松等人说，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最不放心的是自己的诗集出版问题。作家肖国松回忆说，有一天下乡回来，去医院看望习久兰，他卧床不起，面色苍白，瘦如干柴，声音低微。他的那身补巴衣服，大补巴有巴掌大，小补巴有铜钱大，全身上下有24个补巴。他紧紧抓住肖国松──他的那双手经过几十年农业劳动磨得象松树皮一样，说，我看不到我的诗集问世了。肖国松潸然泪下，勉强安慰他说，老习，你会好的，你才50岁，病好后再写20年不成问题。习久兰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最后这次住院，是一种痛苦的炼狱，浑身的疼痛无法排解。习久兰曾三次央求他的爱妻熊明秀给他一根绳子，让他吊死算了，那才是一种解脱。有一次他暴躁地一脚把熊明秀踹倒在地，说，我这么受折磨，你就不帮我一把？
最后这次住院，他在稍微支撑得住的情况下，在病房里写下了最后一首遗诗《爱情歌》：
开口不唱郎和姐，
情歌不唱哥和妹。
千丈深情唱血肉，
千首情歌唱鱼水。
党是水来我是鱼，
社是青山我是煤。
鱼儿活在深水中，
煤在青山怀抱内……
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对党表达出真挚热诚的爱情。这首诗在习久兰去世后由《布谷鸟》杂志很快刊发。
1979年古历九月十一日夜，一颗诗人的心脏悄悄停止了跳动。
习久兰病逝后，他的亲人为他缝制了三套新寿衣。这个一辈子都穿补巴衣服的穷诗人死后没有穿补巴衣服。村里群众再加上县、区、乡各级各部门干部近千人隆重地为他举行了葬礼。中国作协、诗刊社、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单位发来唁电。省文化厅、省作协和地区文化局、文联都派人前来吊唁，并送来了抚衅金。
十
习久兰去世后，长阳县文化局和习久兰家乡津洋口区连续三年在他的祭日举办“久兰诗会”，以弘扬民族民间诗歌传统和纪念这位曾经对中国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农民诗人。
为习久兰出版专集，是很多人关心的事情。但是，诗集出版十分艰难。习久兰生前自己整理的诗集稿在省文化厅里耽搁了三年，出与不出还没有个结论。龚发达已经等得失去了耐心，便说，我们自己来印。他责成肖国松担任责任编辑。肖国松接受任务后，发函邀请《布谷鸟》杂志的老编辑、习久兰生前好友何伙写序。何伙接信后，很快写成《鄂西大山里的一颗明珠──农民诗人习久兰山歌创作初探》一文寄了过来。他在文中称赞道：“他的诗歌作品语言形象生动，构思精巧，情真意切，富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和民族风格，雅俗共赏。他一生手拿锄头编山歌，首首山歌都是唱的群众心头话，唱出了我们时代的声音。他的代表作《尖峰岭，牛背窝》、《三闯峰岩垴》、《千山万水共太阳》、《公社铺云我下雨》、《大山里的歌》等，至今仍在广大群众中流传。他不愧为优秀的农民诗人。”
肖国松从习久兰自己编选的160多首作品中精选出51首，经龚发达审定后，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交县新华印刷厂印刷成册。肖国松在扉页上附上了一段说明文字：“习久兰是解放后在长阳山歌摇篮里成长起来的优秀农民诗人。他的诗热情地歌颂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国广大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风貌。他的诗语言生动，构思精巧，情真意切，富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和民歌风格。今年九月十一日习久兰同志逝世三周年的日子，按习久兰生前遗愿编印《大山里的歌》，以表示对这位优秀农民诗人的深切怀念。”
1982年12月上旬，习久兰生前诗友、河南诗人陈有才专程来到长阳，拜谒了习久兰之墓。陈有才把这本县文化馆编印的小册子带到北京，请习久兰生前素所尊敬的老师、著名诗人藏克家题写了书名《习久兰诗歌选》，又请著名作家李尔重新写序。习久兰出诗集的事柳暗花明，终于于1985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
李尔重的序言题为《从“大山里的歌”想到的》。李尔重说：“我不认识习久兰，读了他的诗很受教育。我非常怀念这位同志，他不应该五十一岁就离开人间。社会主义需要这样的同志：这样一位和人民滚在一起，了解人民的志趣，懂得人民的心声，会说人民的语言，自己做为人民的一员来歌唱的艺术家。”
李尔重在该文中论述了民歌对于中国诗歌的意义和贡献。他列举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大家，他们都有向民歌学习的经历，他们都只不过从民歌的海洋里舀了一匙水，就创成了优秀作品。
李尔重站在一部中国诗史的高度，极力称赞习久兰的创作。他认为习久兰诗歌作品艺术形象是高的，语汇是人民的，含情是深重的。他说，我看“创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句子，是比较容易的，而创造人民喜闻乐见的，用人民语汇组成的，抒发着人民情趣的诗篇，倒是实在困难的。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习久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习久兰若有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
《习久兰诗歌选》出版后，出版社分两次寄来近2000元稿酬。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稿酬由县文化局长龚发达亲手转交给习久兰遗孀熊明秀。龚发达建议说，这笔钱，作为习久兰的遗念，他的儿女们可以都分享一点，然后留下一部分供你养老之资。熊明秀为6个儿子女儿每人分配了75元，然后给两个准备出嫁的小女儿每人300元左右。最后自己治病和零用了一些钱。熊明秀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笔钱的分配上，与儿女之间又闹出一些矛盾。长子习文墨认为，他是家里的当家人，母亲的养老他承担主要责任，这笔钱的使用他应有一定的支配权。而熊明秀认为，习文墨对自己不够孝顺，钱由他支配自己不太放心。在这个问题上，母子之间产生了隔阂。截止笔者前往采访时，近20年时间过去了，其间的隔阂似乎并未化开……
笔者前往采访时见到了习久兰遗孀熊明秀，这是一位已有73岁高龄的老人。她满头灰白头发，慈眉善目，神态安祥，思维清醒。自1979年习久兰去世以来，她独自走过了20多年时光。这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她对于习久兰的创作活动以及其对于中国文坛的意义知之甚少，但她一辈子全身心信赖丈夫，与丈夫情深意笃。谈到习久兰，她深情地念叨，他走得太早了……
在习久兰身后，他的儿女们日子都过得不错。习文墨后来当过十来年村长，于1997年重做了一栋一层楼的预制结构楼房，大儿子中专已毕业去远方打工。长女习文淑的三个孩子（二男一女）中培养出了两个研究生、一个本科生。次女习文英嫁在本县，家里比较富裕，有一栋近300平方米的小洋楼……毕竟，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
写到这里，文章显然已进入尾声。评价和褒贬习久兰的创作，本不是本文应承担的内容，但笔者觉得意犹未尽，遂赘语如后，敬请读者诸君见谅。笔者认为：习久兰是一个特定时代造就的农民诗人，他的作品明显带有那个时代所烙印的浮夸虚假痕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图解政治的传声筒、工具。这使习久兰及他的创作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他对于中国文坛毕竟是有意义的，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诗坛的缩影，他创造了属于他所处时代的辉煌。他是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话题和典型。他有着成熟的风格和创作技巧，他的少数早期作品是有一定生命力的。他所走的学习继承民间诗歌传统，弘扬民族民间文学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真正“百花齐放”的今日诗坛，其作为一种诗歌流派的存在价值也是勿庸否定的。总之，习久兰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风景，他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尚需我们进一步研究、批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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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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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哟 |
长阳人撒 |
<2007-11-4 13: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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