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仁柯的“红色情结” |
作者:金戈铁马 作于:2005-6-8 20:41:00 访问:67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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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黄仁柯是在杭州南山路一幢年代久远的老式别墅里,当时,浙江省作家协会在那里租了这幢据说曾经是宋美龄来杭州时居住的别墅里办公。从黄仁柯的办公室里望出去,是一窗绿荫,墙上斑驳的青苔和藤蔓似乎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的沧桑。 那时,我并不知道,黄仁柯已经开始了他的“红色系列”长篇传记文学的写作。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4部书,126万字,历时9年,这对于一个年过五旬的作家来说,是一次挑战。 数年前,我去位于云居山上的浙江烈士纪念馆,发现浙江省陆军监狱的旧址居然是在美丽的西湖边上,现在,那儿建起了一座星级宾馆,历史与现实竟然是以这种形式交替呈现在我的眼前。其时,我正在阅读黄仁柯的长篇历史小说《陆军监狱》。也许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黄仁柯的写作了,随着与他本人的渐渐熟悉,也慢慢知道了这位作家丰厚的内心世界。随后,黄仁柯又相继推出了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的《沙孟海和他的CP兄弟》、《生死天山——俞秀松与盛世才兄妹》以及《鲁艺人——延安走来的红色艺术家们》。 黄仁柯的“红色系列”的写作,缘起了1992年,当时,黄仁柯奉杭州市委宣传部之命写作一部反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艰苦斗争的长篇传记,起初,黄仁柯并不在意,是以一种奉命写作的态度接受这个任务的,他觉得,在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时,人们关注的热点早已不是革命,再把半个世纪前的陈芝麻抖搂出来,读者能接受吗?而且一部《红岩》挡在那里,要越过去,谈何容易。然后,当黄仁柯在采访了薛暮桥、骆耕漠、张崇文等一大批陆军监狱的幸存者之后,他的灵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撼。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黄仁柯的写作态度开始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他不光要写好《陆军监狱》,还萌生了写作“红色系列”长篇传记文学的冲动。 在“红色系列”陆续出版后,一些严肃的评论家在评论黄仁柯的作品时,认为他的创作是“为历史立证、为民族立魂、为革命立传”。说他的作品“总是激扬着一股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教育的好书”。在文坛和荧屏“戏说历史”成风的今天,黄仁柯的写作姿态无疑是独特的,值得称道的。 在我读过的“红色系列”作品里,《鲁艺人》最让我难忘。1999年夏天,浙江省作协组团赴西北访问,黄仁柯是副团长,在途中,我第一次从黄仁柯那儿知道他手头正在创作一部很特别的传记文学作品。这就是后来我读到的《鲁艺人》,黄仁柯以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美术家莫朴与孙铮夫妇投身革命,成为鲁艺成员的经历,以及其后人生遭际为线索,追寻了一批蜚声文坛的鲁艺人,如艾青、丁玲、贺敬之、冯雪峰等人的命运,也追寻了一批名声不那么大,生命却一样悲壮的鲁艺人如刘保罗、沙季同、彦涵、王流秋、金野等人的人生道路。 黄仁柯在回忆写作《鲁艺人》时,记忆犹新。在采访莫朴时,黄仁柯与他素不相识,但他很早就知道,著名的油画《南昌起义》作者就是莫朴。黄仁柯对莫朴的采访持续了一个月,开始时,是莫朴一个人谈,后来莫朴的夫人、在延安第一次演出歌剧《白毛女》时与王昆同在一个剧组的孙铮也参与了进来。书稿写成后,黄仁柯特请当时的浙江省作协主席叶文玲过目。叶文玲认真地阅读了原稿,郑重其事地给黄仁柯写了一封信,说:“大作拜读,大气磅礴,很好。”在得到叶文玲的肯定后,黄仁柯才将书稿送交莫朴审读。 在莫朴审稿的过程中,有一则小插曲让黄仁柯十分感动。当时,莫朴已经住院。十天后,孙铮带着莫朴修改过的稿子找到黄仁柯,她特意关照说,稿子中讲到江泽民同志的名字,莫朴说千万不要这样写。黄仁柯知道,莫朴与江泽民同志的叔叔江上青同志相厚多年,抗战初期两人曾一起组织过抗战团体。但莫朴不想给人造成一种拉大旗的印象。这件事,令黄仁柯肃然起敬。 读完《鲁艺人》,我的心情有些沉重。书中的主人公们大多出身官宦门弟,为了革命理想、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与旧的家庭决裂,投身革命。然而,他们也大多因各种不明原因不被革命队伍信任。他们都很单纯,努力地改造自己,因为他们坚信,即便面对坎坷境遇,党最终会理解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我相信很多中国读者和我一样并不陌生,《鲁艺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就某一个人的命运感慨人生,而是把一批对革命艺术青年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在他们执着、彷徨、曲折的经历中写出了一个人面对逆境依旧信念不变的忠诚。《鲁艺人》让我解读出作者这样的一个命题:面对这些本应被视为革命财富的艺术人才不公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黄仁柯在创作“红色系列”作品的后期,担任了浙江省作协创作联络部的负责人,近几年浙江作协不少有创意的文学活动,黄仁柯是具体的组织实施者之一。在很多作家的眼里,黄仁柯更是一个出色的行政工作者。“红色系列”完成后,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会暂时搁一搁笔,休整一段时间。但不料,到了2002年末及次年春初,我忽然在好几家媒体上读到内容相同的一则消息,曾因导演电视剧《牵手》而成名的杨阳接拍了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这部电视剧的原作者正是黄仁柯,电视剧是根据黄仁柯和辽宁作家徐广顺合著的长篇小说《世界没有末日》改编的。 这部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依然鲜明地体现了黄仁柯的创作风格,题材重大,叙事宏阔。这部小说具有极强的现代意识,反映了二战题材及战后中、日关系,主题的多义性是这部作品的特点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匠心独运地将人们“反思战争”这样一个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内容融入到布满悬疑的推理情节之中,使政论性与可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者对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进行了前人所未有过的思考,在创作中将历史的悲壮与厚重同现实的冷峻与机智结合到了一起,许多精彩、犀利,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雄辩性语言令人有振聋发聩之感。小说给读者展示的故事扑朔迷离,悬念迭起,作者以惨烈悲壮的历史为经,惊心动魄的现实为纬,展现了一幅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画卷引发人们对历史、战争及人性进行深刻的思索。 根据《世界没有末日》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描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战俘和劳工被抓往日本仓津岛修筑军事工程,不堪日军的残酷压迫,劳工们奋起进行了多次几乎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反抗,起义终因日军的疯狂屠杀而失败,其中惟有萧汉生侥幸生还。在战后五十多年的岁月里,这惟一的幸存者始终没有忘记死难的同胞,根据记忆写下了一本时断时续的《回忆录》。饱经风霜的萧汉生在生命的垂危时刻,惟一希望就是填补上《回忆录》中一些扑朔迷离的历史空白。萧汉生惟一的孙子萧忆毅然从命,放弃了工作,踏上了赴日本寻找证人的艰难之路。在日本,萧忆得到了日本姑娘青山小百合的热心帮助。那些被查找的当年的日本老兵,不得不再一次面对那段冷峻的历史记忆。随着萧忆和小百合的深入调查,终使沉积了60年的历史真相昭然。 针对这部电量视剧,导演杨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据日方统计,二战时被日军抓到日本做苦役的中国劳工有近20万之众,而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劳工们惨绝人寰的苦难也掩盖了历史的尘埃,围绕该问题的追溯和诉讼至今仍在进行之中。纵观历史与现实,本剧所涉及的主题严肃而凝重,虽然那场战争的浑浊烟尘早已散尽,但对历史的记忆永远不会沉睡,即使它总被企图歪曲历史的噪音所搅扰。我们只想通过这个作品给历史以正视,给现实以警醒。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眼下文坛,每年生产着数以千计的长篇小说,但真正能进读者视野的却并不多。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黄仁柯的“红色系列”长篇传记文学,以及刚刚出版的《世界没有末日》是值得一读的。因为作者强烈的“红色情结”驱使他每一部作品都会高扬主旋律的旗帜。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多一些像黄仁柯这样有责任感的、悲悯情怀的作家。 200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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