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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砖砚
作者:药 茶  作于:2005-6-8 20:40:00  访问:124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Save to inu.cc
  曾听说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到美国之音学习说汉语,理由是美国之音的汉语说得好听,而且中国人喜欢听。这两个公司的汉语节目我都听过,而且听过很多年,倒不是因为声音的好听——其实短波的音,实在不值得提及,只是有声而已——反倒是内容的新鲜而好奇罢了。中国人喜欢听美国之音汉语广播的好听的声音的结论,却是外国人特有的思维逻辑。
   喜欢开骂,特别是大骂台湾当局的李敖先生,近期,突然在大陆的媒体露脸,这回当真体验一下‘过份被政治化’的感觉,即使没有看到李敖先生坐在中央电台的演播厅里骂人,但是听说也接受过大陆电视台记者的专访。
   有幸在“人民网”看到一篇问答的文字,题目是《李敖狂言:“鲁迅被高估茅盾文字烂”》,推测作答的人就是李敖先生吧。
   李敖先生所涉及到的思想的内容,不是我的兴趣,而我的兴趣是现代汉语。
   李敖先生说:“鲁迅象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大家觉得鲁迅杂文犀利,其实不好。第一个,他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不够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第二个,他杂文里面情绪表达太多,真正的资料部分并不多。”
   鲁迅的文字,是处在“四不象的阶段”,因为在那以前,没有人用过像鲁迅的文体语写过白话小说,而用杂文表现思想革命是鲁迅自己走出的路。鲁迅的语文观是要加工过的大众语,而翻译的文字,为了保持原文的味道而用直译的方法,甚至可以不顺,但绝不是字对字的死译,决不生造,虽然有不合当时的中国读书人的语言习惯,只要陆续吃一点苦,语言里所装的一些方言的、古的、外国的句法,习惯了,就可以变成自己的,当然听和看都能懂的句法是最理想的,这样至少可以弥补某种文体所需要的精密,例如:法律文件,其实法律文本只是为了看懂为目的,所以,外国文法侵入中国白话的原因不是好奇,而是必要。其实,李敖先生说的‘过份被政治化’不就是典型的外国文法吗?
   至于‘不够成熟’,说客气点,大概李敖先生缺乏起码的语言学常识;否则,倒真是‘水平出了问题’。
   鲁迅的杂文,力争文言一致,尽量写白话文,但绝不是语录,更不是中古的口语。片面强调北方官话为国语的年代,抹煞其它方言的准确、生动的表现方法,一味用北方的土话,说书的油滑,闲谈的散漫,这些都不符合鲁迅的大众语的观点;只有加工后,才能指望将来会成为“好像普通话的模样的东西”。
   接着,李敖先生有说:“我觉得鲁迅被过分高估了。连他弟弟周作人也这样讲,……”
   李敖先生没有指出‘过分高估’了鲁迅的人品,还是作品的内容及文字,暂且估计是两者都有吧。说‘周作人也这样讲’,好像根据不足吧,这不能怪李敖先生监狱里待的时间长,据报道有生的一半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所以阅读不足是可以理解的。
   周作人晚年的回想录里说过: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于任何人有什么情面,所以他这种态度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可佩服的,与专门“挑剔风潮”,兴风作浪的胡风等辈,相去真是不可以道理计了。
   至于文字,周作人说: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
   周作人还说过《古诗今译》和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和我早年的文章一样,”另外,又说:在《新青年》投稿的时节,……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所以就混进到《热风》里去,这是外边一般的人所不大能够理解的。
   当然也有鲁迅的《怀旧》是用了周作人的笔名发表的。
   如果要说周作人对鲁迅的作品有看法,那也只是对《狂人日记》的主题而言,因为周作人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钱玄同、周作人三人所关心的思想革命的结果,其价值超过文学革命。
   虽然现在出版的某些文学史的书籍,把《狂人日记》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里程碑,其实,文化革命并不是作者写作《狂人日记》的目的。
   可能李敖先生没有把鲁迅和周作人的已经出版的全部文字通读一两遍,所以误解了周作人的婉曲的文字,才有“连他弟弟周作人也这样讲”的滑稽结果。
   李敖先生以为的“文字很别扭”,想必是李敖先生自己的中国语文的修养不足吧。我敢狂言李敖先生不能讽诵说文。像有的劣等编辑把鲁迅文章里的“钞”书改成“抄”书,其实是自家修养的贫乏,反倒说是别人文字的毛病。
   看看李敖先生对自己运用中文能力的认识吧。
   当一回抄手,请各位读者不要计较。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原来李敖先生的文言文,就是‘象《红楼梦》’,倘若如此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就应该更名为“中国文言文语法”了,而孙中山的文字就是文言文的文言文了,这些听起来都是呓语,反倒合了李敖先生的中文技巧。大概,李敖先生也知道自己的白话文写的拙劣,但是又不愿意‘高估’别人,干脆通吃,骂过了事,就是:“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当然,“从来没有人”,这也包括李敖先生自己。原来李敖先生的‘太自负’,充其量,也就是没有‘成熟过’。
   北京中山公园里的特价书市,也有人挂过招牌,四折卖李敖先生的新书,但我还是不愿意糟踏了我的钱,去买四折的李敖先生的新书。有幸在“人民网”看到李敖先生的小说《北京法源寺》,想来不会是假李逵的。
   看看第一章悯忠寺吧。
   文抄公的事还是不能省略,免得李敖先生要说没有证据,‘情绪表达太多’。
   “七世纪的六四四年,中国正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的天下。他忍了好多好多年,决心亲征东北的高丽了。高丽那时候,不仅在朝鲜半岛称霸,北边的势力,还延伸到中国东北的辽水流域,这是好大喜功的唐太宗绝不能忍耐的。不能忍耐归不能忍耐,他不能不小心,因为隋朝就为了三十年前打高丽,害得国内空虚,引起了革命,唐太宗才趁机灭了隋朝,建了唐朝。如今三十年后,他自己再重新发动这一进攻,是不能不特别小心的。
   唐太宗的计划是,用二十万人以下的兵力,用快速进攻,速战速决。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个三十年前曾参加打高丽的老战士,但老战士却说:辽东太远了,补给困难,高丽人很会守城,速战速决恐怕很难。但是,老战士劝阻不了唐太宗,最后劝阻他的一个大臣——魏征——也死了,没有人劝得住他,他决心打这场仗了。”
   “七世纪的六四四年”,这种纪年方式,即不合古汉语的习惯,也不合现代汉语的习惯;逻辑上也有毛病,似乎七世纪前也有六四四年,倘若有:六世纪的六四四年,五世纪的六四四年,等等。现代汉语一般只说某世纪某年代,如:七世纪四十年代,而不说具体的年份。评语:思维糊涂。
   “他忍了好多好多年,决心亲征东北的高丽了。”读起来不顺,文气不畅;应该在“决心”前加‘最后下’三个字,‘了’字是可要可不要的,删掉。评语:哮喘病人说话。
   “高丽那时候,不仅在朝鲜半岛称霸,北边的势力,还延伸到中国东北的辽水流域,这是好大喜功的唐太宗绝不能忍耐的。”‘高丽那时候’的‘候’和‘不仅在朝鲜……’前的‘,’应该删掉,否则,也不合现代汉语习惯;一般是:主语后接‘某时’,然后接谓语;‘某时候’,一般放在句首;放在句尾,一般是:‘当某时候’。
   “不能忍耐归不能忍耐,他不能不小心,因为隋朝就为了三十年前打高丽,害得国内空虚,引起了革命,唐太宗才趁机灭了隋朝,建了唐朝。”‘三十年前’应该放在‘隋朝’前,在‘就’后加‘是’,在‘害得国内空虚’前加‘而’,在‘引起了革命’前加‘所以’,这样读起来,文气才和顺。这是不会用虚字的常见的毛病。评语:不会使用虚字。
   “如今三十年后,他自己再重新发动这一进攻,是不能不特别小心的。”‘三十年后’和‘再’多余,应该删掉;‘再重新’改成‘又要’比较好,因为现代汉语,有的时候,一个句子听起来没有问题,但是看的时候,就有问题,有歧义;有的时候,看的时候,没有毛病,而听起来就感到疑惑不清。
   “唐太宗的计划是,用二十万人以下的兵力,用快速进攻,速战速决。”‘用快速进攻’的‘用’字应该删掉,否则使人感觉话没说完;一般是:‘用……方法’;‘用+对象+动词’。评语:丢三落四。
   “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个三十年前曾参加打高丽的老战士,但老战士却说:辽东太远了,补给困难,高丽人很会守城,速战速决恐怕很难。但是,老战士劝阻不了唐太宗,最后劝阻他的一个大臣——魏征——也死了,没有人劝得住他,他决心打这场仗了。”两个‘但’字出现得太近,挺腻歪的,所以,第一个‘但’,改成‘而’,意思不变;‘老战士劝阻不了唐太宗’的‘唐太宗’改成‘他’,而‘他决心打这场仗了’的‘他’改成‘唐太宗’,删掉‘得住他’的‘他’。评语:罗里罗唆。
   改后:
   七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正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的天下。他忍了好多好多年,最后下决心亲征东北的高丽。那时侯,高丽不仅在朝鲜半岛称霸,北边的势力,还延伸到中国东北的辽水流域,这是好大喜功的唐太宗绝不能忍耐的。不能忍耐归不能忍耐,他不能不小心,因为三十年前隋朝就是为了打高丽,而害得国内空虚,所以引起了革命,唐太宗才趁机灭了隋朝,建了唐朝。如今六四四年,他自己又要发动这一进攻,是不能不特别小心的。
   唐太宗的计划是,用二十万人以下的兵力,快速进攻,速战速决。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个三十年前曾参加打高丽的老战士,而老战士却说:辽东太远了,补给困难,高丽人很会守城,速战速决恐怕很难。但是,老战士劝阻不了他,最后劝阻他的一个大臣——魏征——也死了,没有人劝得住,唐太宗决心打这场仗了。
   短短的第一章,二千九百一十九字里(包括标点符号),单用的‘他’,就出现了三十六次,而‘它’十四次,还有七十九次的‘了’。满纸的‘他他他’‘它它它’‘了了了’,好像是蛆虫,膈应得很。谁能用耳朵听懂这些‘他了它’。这样的欧化文法,早就被扬弃了。孤岛闭塞,也不怪李敖先生喜欢使用。
   难怪国民党的特务,放着永明砖砚不拿,却偷走一块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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