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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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人子弟

作者：师承燕作于：2005-6-8 20:40:00 访问：300 评论：8（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潘阆
　　潘朵拉的盒子
　　青海师范学院八二届毕业生分配在即。
　　青海省的普通教育，好象与青海的地理形势相一致——由西往东倾斜，不知从何时开始，重头就一直在省会城市西宁。全省的师资分布自然也就极不平衡。当西宁各所中学的师资人满为患，渐趋饱和之时，那些生活条件差，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地处偏僻的各州、县学校却师资奇缺，嗷嗷待哺。这种不平衡，过去也曾尝试以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式加以缓解，但事实上终究无济于事。除却省外大专院校不说，单就本省的几所大专院校而论，招生来源就总是以西宁考生为主，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这就使定向招生被搁浅，定向分配也就成为一纸空文。这种招生来源的不平衡，恰恰是师资分布不平衡的直接结果之一。二者彼此影响，互为因果，形成难以治理的恶性循环。
　　82年夏季，省教委硬性规定：青海师范学院应届毕业生硬性规定：75%下州县。
　　这，就是八二届毕业生面对的现实。
　　这，已经不再是传闻、猜测，更不再是那种猛虎追逐，失足落水，结果只是一场虚惊的恶梦了，而是无所选择，无所规避的现实：……告别亲友，带着无法掩抑的失落感，涉足风尘蔽天，未卜凶吉的人生之途。
　　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找到以往历史年代中那种志在四方，指天誓日的献身精神，只有浓厚的人中娇子被屈辱的失落感。如果说他们之中有谁愿意离开城市，就想在穷乡僻壤默默地奉献，那么十个中有九个是在撒谎，剩下的一个也是另有所图。客观地看，几乎所有下州县的大学生都是抱着暂且苟存，以待机缘的动机去的。也许这糟糕得要命，令人难以承认，可毕竟是真实的。要命的不是动机如何，而是如何分析、对待他们，对待这些视下乡如灾难，不如鸡的落魄凤凰。
　　可毕竟是凤凰不是鸡。
　　人，总是低估自身对灾难的承受力。当灾难将临时，惶恐、战栗、甚至走向极端，而当灾难真的来了，也就悄语无声地承受了——忍以时日，以待来年，这好象是民族传统赋予知识分子的代表性特征之一。
　　于是，当下州县的命运如泰山压顶，不可违抗之时，毕业生们就开始积极，乐观地寻求退而求其次的去向，由此无可置疑地一齐把目光从西宁转向了海东——形成分配的第二个热点。
　　海东行署下辖民和、乐都、互助、平安、循化、化隆、湟中、湟源八个县。这些县多数为农业县，环绕西宁，交通便利，生活和气候条件大都与西宁相差无几。特别是湟中县，其离西宁最近的学校完全可以被视作西宁的郊区学校，尽可以住在西宁，骑自行车去“下乡”。正是因为这些便利的条件吸引着大家一拥而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非是想离家近一点儿，将来调动方便一点儿，由此，海东就在过江鲫鱼何其多中身价倍增，一夜之间成为仅次于西宁的理想栖身之地。
　　但在这些毕业生中，在以调回西宁的可能性大小为决定去向的选择性准则时，也不乏一批富有远见之辈。他们预见到，调回西宁的可能性与速度恰好与当地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教育状况成反比。海东八县的教育质量仅次于西宁，而且调动关口何其多，足可谓之荆棘载途：学校椦鴹教育局椣卣畻海东行署……过五关，斩六将，殊非易事。与其如此，倒不如一头扎进遥远的牧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事实证明，这种预测很有一些道理，可惜这一部分人并不很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整整一批大学生自我选择能力之弱，不成熟性之明显。
　　争先恐后，摩肩接踵，75%中的为数众多者匆匆拥向了海东，经行署教育管理部门的第二次分配，又匆匆分赴八县。
　　就这样，潘朵拉的盒子在人们的睡梦中，悄悄地开启……熙熙攘攘，跌跌撞撞，释放出一群不安分之辈，一群难以估测，管理的大学生。
　　高等教育的潜移默化，使他们形成非同一般的群体性特征：好高骛远，自命不凡。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却过低地估计别人。他们从高等学府里不仅领受到了知识，也领受到了令人陶醉的优越感。他们就如琼楼玉宇的天界中诸位大仙，被贬落凡间去经受无穷无尽的轮回之难，悲惨莫能言，却也不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陶治陶治也好，日后自有飞黄腾达之时，重返天界，再展雄图。处处不甘示弱，唯恐其聪颖的自我埋没在芸芸众生之中。敢于标新立异。蔑视传统，自视清高，不屑于同当地人为伍。就这样，纷纷在那些不那么尽人意的暂栖之地营造着独特的生活方式。
　　可是他们尽管不承认自己的不成熟，有时却稚气十足；不屑于做那些呆板，枯燥的例行小事，却也干不出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的大事；他们不愿意跻身于碌碌无为之辈，却又得尽食人间烟火，这就形成了自我感觉与实际能力的巨大的不协调。
　　就因为他们不是来扎根的，也不是来奉献的，而是来过渡，“体验生活”的，所以，接收这些“大仙”们的具体用人学校，显然是在劫难逃了。
　　没来，望眼欲穿，软磨硬泡，无非是想多要几个大学生，以缓解师资奇缺的燃眉之急；来了，热诚欢迎，安排好生活，提供种种便利，使其能尽快熟悉工作环境，无非是希望及时上岗，步入教育循环。
　　教育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资队伍的稳定，教育的循环进程，更需要各种衔接丝丝入扣，不发生任何形式的脱节。因此，不管具体的人有什么具体的愿望，有什么具体的困难，用人单位都希望个人能够独自承受，默默消化，自寻克服之策，而不致影响教学工作。所以，用人单位对新来者的通常衡量尺度就是工作态度如何，这显然与新来的大学生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理态势大相径庭。一方是需求谅解和善待，一方是需求马不停蹄地工作，形成心理上的一段距离。这段距离的宽窄，直接关系到用人单位的行政管理的成败。当这段距离远得无法弥合时，当个人无法承受困难时，忧虑就会外泄而浸染到教学工作上，也就到了对具体用人单位领导水平严峻考验的时刻。此时，若视人如草芥，视这种浸染为“犯罪”，那就会诱发出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矛盾冲突。而解决这些矛盾冲突绝不是几声苛责，一纸行政命令的惯有思想工作方式所能奏效的。如果对此执迷不悟，以为强硬的行政措施万能，只能进而激化矛盾，产生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可惜，不知究竟是何原因，许多人没有能够预见到这一严重性，于是：
　　误人子弟，始于此焉！

　　湟源酒神
　　寄语东城沽酒市，拼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
　　　　　　　　　　　　　　　　　　　　　——朱服
　　从西宁出发，沿着青藏公路向西行52公里，就到了号称“小北京”的湟源县城，
　　湟源地处农业区与牧业区的衔接地带，在青海的历史上曾充当过重要的通衢之道，历来是往来物资的集散重镇。这里山阴之处林木茂盛，湟水清澈，公路、铁路交叉便利，在青海省也算是自然条件相当不错的一个县了。
　　湟源人视酒如血，尊酒如神，不可不喝，愈多愈善。待客摆酒先于菜，进门先饮后归座，这是常规。因此，湟源人大都能喝，也都爱喝，戏称湟源的苍蝇都能喝半斤，那湟源人的酒量岂不是难测深浅了？
　　善饮者受人尊重，受人尊重则一通百通，这就使酒在湟源能量通天，法大无边，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效率极高的交际手段，至使许多在正式场合极为棘手的事，拿到酒桌上就易如反掌。也正因为如此，饮酒时的节制，量微都会不同程度地引起当地人的轻视，甚至论之以懦弱，无能。因而作为当地习俗，请人来喝酒，菜尽可以凑合，酒却万不可少，如果客人脚后跟稳笃笃地踏出了门，那就是主人的耻辱，客人的不恭。所以，席至夜半重沽酒，几家连轴转一转的现象，真如日出日落，刮风下雨，屡见不鲜。
　　湟源人堪称酒神。
　　大仙们遇见了酒神，自是心领神会，入境问俗，充分利用酒这一特殊的功能，迅速地熟悉环境，探查调回西宁的种种可能的渠道及方式。但探查的结果却不象酒那样容易使人血液沸腾——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县教育局奉守不移的策略是：只进不出。任你有通天之法，有我门神当道，你就难移寸步。这是地地道道的“堵”策。
　　以堵代疏，自有其缘。
　　湟源县曾有一支颇具实力的师资队伍，其中为数不少的人都出自全国各名牌学府，才高八斗，学识过人。只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箭坠马，被贬至此地“接受改造”。以他们当时的处境而言，能以执掌教鞭的方式“被改造”，不啻于上天堂了，无不珍惜这一天不绝人的佳缘，无不个个夹着尾巴，谨小慎微，惟命是从，唯恐有些微把柄落人之手。在这种心理驱动之下，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表现，虽不敢奢谈育人，但者竭尽全力从事教学，别无它图。这样一来，一方面得以使当地的教育稳步发展，声势渐盛；一方面又促使教育行政管理逐步形成单一而又无不灵验的“一贯制”警告——惩处，以致那时当过校长的人都时常恋恋不舍地说：那时当校长是如何如何顺手，如何如何轻松。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由阴转睛，这些人出相继被“落实政策”，离开了湟源，远走高飞，留下了难以弥合的空档，而学生的数量却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特定局面下，“即来之，则安之”的原则应运而生。
　　以堵代疏，自有其弊。
　　教育局的决策人物意识到这一空档的质量无论如何是弥合不了的，只好退而求其次，从数量上权且补之，堵死新来的退路，以安其心，相对稳定一段时期。动机情有可缘，但效果就不那么尽人意了，再加上必要的辅助性措施残缺不全，更使“堵”策无论从哪一方面权衡，都是利大于弊。
　　新来的大学生与原先“夹着尾巴”之辈，可谓有天渊之别。他们没有沉重的政治镣铐，轻松自如。尽管比不上那些人的学识、才能，却有着超常的自傲，我行我素，不甘雌伏。他们理所当然地应受人尊重，却不怎么尊重他人。他们根本不把表扬、鼓励之类的雕虫小技放在眼里，也无所谓什么批评、点名、扣工资之类的惩处。总之，他们不是来“接受改造”的，而是来“改造”别人的。
　　“堵”虽然滞留住“不安分”的形体，却使其变异，不停地滋长蔓延，不停地膨胀，往来冲撞，以种种扭曲的形象表现出来，冲击着教学，冲击着行政管理。只是后来以疏代堵之时，其才逐渐自生自灭。
　　新来的大学生善恶观出奇地简单：放我者善，卡我者恶。
　　这，完全是不同的一批人，对这样一些似乎不可理喻的人施用“一贯制”的镇山法宝，那可真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可惜，这一点太容易被人忽略了。
　　但任何人都不会忽略的是，教育质量是学校赖以生存的命脉。寄希望这样一批人提高教学质量，显然是很难的，但也并没有难过干沽河水，移动泰山的地步，只要措施得法，难能化易。不可能可以成为可能。
　　遗憾的是：
　　“一贯制”不灵，那就看看第二件“镇山法宝”——下公社。
　　矛盾在产生，在加剧，在冲击，在横扫……
　　当时考虑到县城学校各方面条件相对优越于公社学校，也为了稳定人心，这才把绝大部分新来的大学生咬着牙，顶着下面的压力留在了县城里的一、二中工作。可谓一片诚心，可谓体谅至周了吧？谁想到不图报知遇之恩，反倒吊儿郎当，尽出难题。家长怨声载道，校长牢骚不断，真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既然如此，请君“下公社”锻炼去吧！
　　这件法宝意在惩一儆百。
　　这件法宝失在惩一惊百。
　　当法宝落入某些心术不正，视权如命的人手中，其功能就会被无限制地扩大了，成为维系自我体系“家天下”的绝好工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横空挥舞，频频现身，恐吓威慑，尽使惩处的标准面目全非。
　　这件法宝的确使人谈虎色变，人人自危。公社学校真实情景被恐怖地夸张了，就象是张着血盆大口，足以吞噬所有的大仙，所有的逆民。前无调回之径，后有落难之虞，自我保护本能自然驱使大仙们竭尽全力免遭第二次失落。工作吗，当然是无暇顾及了。这时候，理智与冲动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甚至不分彼此地混为一体。也正是在这时候，人际关系中的理解、坦诚、互谅、自责逐渐淡化，强化的却是角斗意识。只要能保护自我，何须顾及斯文、道义？只要能唯系自我，何须不厌其烦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也正是在这时候，在这种特定的温床上，怪异无比的“西宁帮”违人心愿地脱胎而出，拉开了悲剧般的“整体对抗”的帷幕……
　　误人子弟，形于此焉！

　　鹬蚌相争，谁人得利？
　　凝伫，凝伫，楼外一江烟雨。
　　　　　　　　　　　　　　——贺铸
　　湟源一中，位于街市繁胜之地，常会引起过往行人的驻足观望。这所有几十年历史的学校，就因其在某个历史年代中曾跻身于全省十九所重点中学之列，因而被拥戴为此地的“最高学府”，倒也称得上威风凛凛，气派十足，独掌全县普教之龙头，但其盛名之下，也有许多难言之隐。
　　县城里的大部分人家子弟都在一中就读，望子成龙，这当然是家长的共同心理，那么一中也就频频引起此地大部分的关注，关注得差不多视其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关注的方式各异，但目的却是一致的：子弟不能亏。由此而来，有权者插手干预，无权者大兴舆论，一中的任一细小的震动，足以在全县引起轩然大波。由此推之，一中的婆婆就不仅仅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了，上至一县之长，下至个体商贩，谁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随心所欲地对其品头论足，摆一摆婆婆的架子。因而，一中所处的这种地理、社会环境，就决定了其内部的行政管理有着与一般学校不尽相同的特异之处：校外舆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校外舆论直接左右着一中，也就免不了有时某些基于此的具体的行政措施与教育行政管理的内在规律相悖。而媳妇总得听婆婆的，哪怕婆婆不完全有道理，这是一中不可更改的传统，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一中的领导班子总是象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从81年到87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先后竟然有四套班子轮番上阵，各展其雄图大略。帅旗升降不断，朝代轮换不休，一时间，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道不尽多少风波，数不完多少逸事。
　　师资队伍需要稳定，那么领导班子呢？
　　这四届领导班子的头一届，就已经是处境不佳，但与其后任相较，倒也算得上无甚大起大落。从81年开始陆陆续续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整日忙于适应这陌生的环境，而且也忙于彼此之间的相互适应，在一中还没有占有多么显要的位置，只是一开始就被当地人统称这“西宁教师”。这些人大都很年轻，有的甚至比在校学生大不了多少。古怪、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着衣款式总是那么奇，令人咋舌；颜色又总是那么艳，令人目炫；说话总带剌，玩笑，正经话分不清；每星期至少必回一次西宁，每天都可能做出几件新鲜事。他们按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自然选择规律，朝夕相处，结伴而行。
　　西宁教师仿佛是校长的克星，自打进校伊始，他们与校长的冲突就从未间断过。但这时的冲突，只限于零星的、个体的，虽不足以撼动校长的宝座，倒也令人伤透了脑筋。校长最头痛的就是西宁教师的请假回西宁。西宁教师请假的多，每星期少则一天，多则三、五天，甚或整整一个星期，特殊一些的几个月。校长有一次翻阅请假条，惊异地发现有的西宁教师每一星期的具体请假日子，天数几乎是固定不变的，仿佛成了国家法定休息日了。西宁教师请假请得勤，今天请了，明日请，后天有事还要请，好象湟源呆不住，脚底老抹油。西宁教师请假的理由何其杂：拉煤砖，送亲友，买冬菜，搬房子……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而最让校长恼火的是西宁教师的请假方式，往往人走留条，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哪里由得着领导。与其说是请假，倒不如说是留言：老伙计，哥们儿有事回家了。请假的人走了，讲台就空了，学生回家如此这般地一说，家长就得跳。在家长的眼里，教师讲得如何另当别论，但没人上课就是误人子弟，一次发发牢骚，二次就要骂街了，三次非得怒不可遏地找上门，管你是谁，见面就来上一顿排炮，火气发了，还要求给自己的孩子调换班级，有的甚至指着校长的鼻子斥责曰：连个娃娃教师都管不住，当什么校长？
　　其次是西宁教师的工作，教案啦，讲课啦，出勤啦，批改作业及学生管理工作，随便拣拣就可以拣出一大堆毛病，真象是12眼的蜂窝煤，体积不大，漏洞不少。还有那，生活散漫，睡懒觉，打桥牌，化装舞会，绅士聚餐，全是闻所未闻的花花点子。教师吗，为人师表，焉能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宁教师在领导的眼里，渐渐地一无是处了。
　　领导爱喝酒，上班喝，下班喝，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什么时候都是酒气冲天。一喝就醉，一醉就要骂人，喋喋不休，翻过来覆过去总是那么几句话：西宁教师有什么了不起，大学生又怎么样，还不都在我的手心里……骂得人直皱眉头。
　　领导爱摆架子，颐指气使，官腔十足。手总是背着，肚子总是挺着，料子上衣不穿上，而总是当作大氅那样煞有介事地披着，好象唯有如此才能证明主仆关系不容颠倒。见人斜着眼，脸上没表情，不说是木乃伊吧，倒象是百足之虫，僵而不死。有事找他，连眼皮都不屑一抬，哼哈一阵，就算是打发了。反映家庭困难，就更是不耐烦了：这我管不着，这与我无关。说得多了，白你一眼：我又没请你到一中来？
　　领导爱训人，开会训，办公室训，走到路上狭路相逢也忘不了训上一训，好象领导的义务就是训人，训又训不出个儿所以然来，只是统统冠之以“不象话”。
　　领导爱扣人钱饷。扣工资，扣奖金，惹火了连工会福利费也要扣上一扣。东扣西扣，就是扣不出个儿教育质量出来。
　　有一次，某一西宁教师突染重感冒，连续高烧，辗转反侧，折腾了一夜，第二天勉强支撑着病体去请假，谁料领导眉头一皱，“真病，假病？”赶紧拿出医院病假条，验明正身，又不料他嘴角一撇，“这样的东西要多少我有多少。”
　　有一次，某一西宁教师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心急如焚，恨不得立插双翅，一去请假，领导就发火，“你家里就没别人了吗？”
　　领导吗，应该是公仆，应该是德才兼备。而这样的领导，十足的缺德少才，竟然还是领导，岂不是阴差阳错？
　　一次累加一次，一人再添一人，矛盾就这样慢慢地积聚，象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如若朗朗晴空，再大的血球也会逐渐缩小以至消溶，如若朔风横吹……
　　当西宁教师亲身领略到领导的威严之际，也是一种厌恶情绪逐渐滋长、产生共鸣之时。“西宁帮”就在这种厌恶情绪愈加激化的过程中，悄悄地孕育、组合，以致发展到罢饭事件爆发之日而瓜熟蒂落，正式形成，跳上了一中的舞台。
　　一中有一个小食堂，上灶吃饭的二十多人的绝大部分都是西宁教师。民以食为天，吃着不顺口，自然牢骚满天飞。吃的人发牢骚，做的人也发牢骚，众口难调吗，一个管理员管着三个婆姨，那就更难调了。做好的嫌钱贵，做次的嫌味差，别说无米之炊难煞人，有米之炊也照样难煞人。总之，种种做与吃的矛盾，这里倒样样齐全，一个不缺。
　　另一个突出矛盾是开水。学校没有专烧开水的锅炉，所以小食堂还得供应西宁教师的开水。一口大铁锅，蒸完馒头，移走笼屉，灶台上摆上两三只大舀勺，要喝请自便。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如果蒸完包子，锅里的水就会变成莫测深浅的浅绿色，味苦带涩，据说还致癌。这水能喝吗？又没有谁请你喝，反正我不喝。这种令人生畏的液体不仅没有润滑、中和不满情绪，反倒象是添加剂。
　　一中小食堂好饭味道飘得远，平时那些不上灶，自家开火的人只要一嗅到，那就会像是过节似地，早早登门恭候，大盘小碗，一拥而上，常是热气还没有散发出来，锅里已经是空空如也。来晚的人只好对着硕大无比的空锅摇摇头。为了解决这一供需不合理的矛盾，管理员施行翻牌制，上灶教师大名分别书写在一块块儿小木牌上，依序排列翻挂在墙壁上。下一顿要吃的人自己翻牌展示大名，以示张口待哺。管理员计算出张口人的数量，量体裁衣般地下料。这一制度蛮不错，至少保证了翻牌者有其食。但如若保证不了，便会成为触发矛盾爆发的媒介。
　　有一天中午开饭时，管理员宣布晚餐食谱：饺子。提醒大家吃者翻牌。吃饺子在一中那真是货真价实的改善伙食了，这与通常的晚餐“老三样”——剩菜、面片加面条相比，足以令人垂涎三尺。到了晚上，饺子煮熟了，却没有翻牌者有其食，各得其所。有一位女教师自恃已经翻示了大名，煮熟的鸭子，手到擒来。谁料乘兴而来，只见炊事员神若菩萨般地静坐一旁，饺子却连个皮都没有剩下，煮熟的鸭子竟然会远走高飞，无影无踪。恼怒加惊愕，免不了要出言责问。翻牌者无其食，当然是食堂的责任，不管是做少了，还是送了人情，当然也应该好言相慰，以释人扫兴之心情。可是无理的偏比有理的蛮，正襟危坐的菩萨变幻成凶不可耐的雷公，污言秽语，辟头盖脸，差点儿震落房梁。盘子是盛饺子的，现在却盛了一盘如此回敬，哪里顾得上争辩，唯有掩耳而遁。想在家中，姥姥拌好馅，妈妈包成饺，爸爸煮熟了，姐姐端上桌，热腾腾，香滋滋，温暖暖，甜蜜蜜，哪会有这样的事？怪谁呢？怪自己，怪自己不该到这里来，怪自己不该考大学，委屈、恼恨、羞辱、无奈……唯有泪千行。
　　左邻右舍，前堂后室，纷纭登门相劝，你一言我一语，无形之中竟开起了控诉会，有冤伸冤，有苦诉苦，平日所积，此时一吐为快，由此及彼地联想，由彼及此地验证，不满情绪一泄而出，无遮无拦，温度升到顶点时，有人睹气而言，吃不好还受气，干脆不吃了。这是火花，迸溅到分列的炸药上，引起了整体性的爆炸。一人振臂，应者云集，左串右联，一致附议。“罢饭事件”遂告开始。
　　事后有人议之曰，这是西宁教师有组织、有计划的向领导发难，饺子不过是师出有名的藉口而已。这一说法有失偏颇，十足的饱汉不知饿汉饥。一者，一时之怒，源于平日所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难道真的需要去组织、去策动吗？再者，要想发难，藉口俯拾皆是，何必非要借助一玲珑水饺不可？客观地说，这时的西宁帮只具雏形，要说有组织、有计划，那太有点儿夸张了。再说了，在此火星四溅，大有燎原之势的当口，校领导与其探测、猜疑、杜撰，倒不如以诚相待，尽力安抚，扑灭火源，这样做的代价，充其量，无外乎听几句逆耳之言，这又有何难？假如身为领导之人连听几句逆耳话的胆量都没有，又会有别的什么胆量吗？肚大能容，宰相的肚子能撑船，是因其位尊，位尊则应善权衡。着手改善伙食，批评批评肇事人，出出“罢饭人”的气，这又有何难？气出了，胃也腾空了，吃得满意了，自然也就温顺谦恭了。更重要的是，这是校领导拢住人心的一次绝好机缘，近者平息了一次意外事端，远者缓和了西宁教师与校领导之间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抑其反感之心，扬其潜在能量，与彼与此，不都是何乐而不为的事吗？
　　遗憾的是，校领导缺乏这样的远见卓识，闻讯却无动于衷。
　　有的领导自信心太强了，强得竟然连审时度势，未雨绸缪的能力都丧失了。自己何等身价，岂能屈尊俯就，去出面调解这种儿戏般的胡闹；自己又是何等显贵，岂能置学校大事不抓，埋头于这类区区小事之中？不就是没吃上几个饺子吗？何必斤斤计较，抓住不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如此幼稚，如此心胸狭窄。“罢饭”？向谁示威？向我？向组织？岂有此理！不吃算了，有何惧哉？不过二、三天的功夫，自生自灭。于是充耳不闻，任由其发展。
　　具有一定的领导技能，这并不难，只要有机缘，再假以时日，自会熟能生巧，应裕自如。而具有一定的领导艺术，却不是机缘、时日所能促成的。领导艺术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善于审具体时且度具体势，针对不同的情况拿出不同的、具有实效的预防，解决措施。可惜的是，这一届校领导不具备这样的领导艺术。
　　“罢饭”在无人问津的情形下，继续……
　　不但没有自生自灭，反倒其乐也融融。西宁教师依兴趣、性别分散成数个小团体，其分工严明，各司其职，采购、洗刷、掌勺，然后围聚而食，俨然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小型群体社会。团体与团体之间互通有无，互较烹技，不仅进一步沟通了感情，而且妙趣横生，自得其乐，乐不思蜀。更有些不动手但会品尝的美食家穿梭做客，吃起百家饭，论长道短，成为联结各个小团体的纽带。兴头所致，一拥而至，引导出各种各样的群体性自我消遗的活动。美哉，乐哉，照这样发展下去，别说自生自灭，恐怕是涓涓细流，永无衰竭之日了。这的确出乎于领导的意料之外。西宁帮炊烟四起，食堂可就惨淡经营，门可罗雀了。没人来吃饭，亦无人来打开水，清闲倒是清闲，可就是烦恼与日俱增，愁得人简直无法承受这种清闲。没人来吃，但又不能不做，否则停灶灭火，正中西宁帮下怀，授人把柄。做了又没人来吃，只好下顿再热一遍，一热再热，热到最后，连猪也不吃了，只好倒进垃圾堆。做了倒，倒完了还得做，循环往复，如此下去非得赔光了关张不可。这时校外的舆论责难四起，不管怎么说，教师罢饭领导难脱干系。这时校领导才感觉到事态严重，事关重大，非得正视不可了。于是凭一校之长虎威，频频向西宁帮施加压力，企图以此尽快平息事端，平息舆论。有意见可以提吗，罢饭是错误的，年轻人呀，做事就是欠考虑，危险啊，这样下去非犯大错误不可！
　　风马牛不相及。
　　我不愿吃，是违校纪还是犯了国法？
　　习惯于“一贯制”的校领导在“整体对抗”面前似有点儿力不从心，但领导的技能自会有变化多端的措施：个别谈话，拉拢、恐吓，一句话，凡是能从上对下的可施之策，无所不用其极。硬则有余，软则没有考虑余地，企图各个击破，瓦解西宁帮的阵脚，一击而散。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认为代表着一级组织，强大无比，所向披靡。领导吗，自然要居高临下，岂可平起平坐？部下吗，自然得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岂能治于人？
　　从某种角度看，这算得上比较娴熟的领导技巧。
　　可惜，时机不对。
　　西宁帮一旦形成，算不上一荣俱荣，倒千真万确地一损俱损。其凝聚力恰与外部压力成正比，压力越大，凝聚力就越强。当恐吓辟空而至，却不足以令人胆寒之时，反倒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企图个别拉拢，也是枉费心机，团体内部的牵制力又与凝聚力成正比。于是在校领导的诸多招数面前，西宁帮中的硬者不屑，软者诺诺，罢饭却没有一丝一毫行将终止的迹象。
　　婆婆发怒，媳妇只好惟命是从，哪怕违其心愿，也必须做出让步。正式出面调解，答应诸多条件，调离肇事人员，平息了事端。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西宁帮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这一回合的全胜，群情激昂，弹冠相庆。他们初次尝到“整体对抗”的甜头，依附性也越来越大。他们一夜之间突然真正领悟到了小时候在电影中所看到的情景：地下党员为启发工农大众的革命觉悟，为什么总是用一把折不断的筷子作比喻。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真正领悟到大革命时期的比喻含义，多么滑稽，多么荒诞，而又是多么可悲！
　　假如……那么……
　　从此开始，西宁教师与校领导进入了“整体对抗”阶段。一人有难，众人相帮，频频发难，得理不让人。西宁帮也就从此在湟源大名远扬，当然也就引起社会舆论的沸沸扬扬。如果说某一个教师被扣了工资，家长们会拍手称快，大加赞许的话，那么十几个教师一齐被扣了工资，家长们就乐不起来了，只会引起惊疑、猜测，并依据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推断。但有一点是家长们都会推断一致的：一中的教师人心涣散，一中的教师问题复杂，那受其教的子弟也就免不了也复杂起来。本来可以避免的却发生了，本来不可能发生的却变成了现实。已经发生的无从避免，但尚未发生的也一定是无从避免的吗？“整体对抗”，两败俱伤，子弟怎么办？于是责难四起，而局外人的责难大多是各拍五十大板，西宁教师无所谓，校领导可就拍在身上，痛在心里了。哪怕是只轻轻地拍一板，也是对其施政才能和效果的否定。大势不妙，只好顺手祭起第二件法宝，长长地列出十几名分批下公社的西宁教师的名单，准备分批调离，一举铲除乱校祸根。这就是“黑名单”的由来。西宁教师闻讯拍案而起，不就是下公社吗？民不畏之，奈何以此惧之？对抗骤然升级，发难层出不穷，矛盾愈演愈烈，双方都摆出了决一雌雄的阵势，可怜学生尽受池鱼之苦。
　　误人子弟，尽在此焉！
　　众怒难犯，教育局出面干预：下公社缓议，校长调离。
　　一中暂时出现了平缓局面。

　　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一枰棋坏，救时著数宜紧。
　　　　　　　　　　　　　——张绍文
　　第二届领导班子升起了帅旗。
　　虽受命于危难之时，却有力挽狂澜之来势，顾盼自雄，精力旺盛的新任校长，旗帐严整地步入危机四伏的一中。
　　新任校长在人们的传闻中多少有些传奇色彩。年届不惑，精力充沛。据说在文革中曾被贬到火车站扛过大包，精神上想必是痛苦不堪，却练就了一副好身板，以至于有人在严冬之晨看见他只穿一件汗衫出外提水，不禁长叹自己不曾有过这样特殊的际遇。新任校长走路急如风，嗓门儿震天响，事必躬亲，为人严厉，不苟言笑，铁面无情。他在县二中工作期间，哪怕是西宁教师对他也有几分敬畏，这就使其君临一中之前，引起了各色各样的翘企。
　　这时普遍认为一中乱校的症结在于西宁帮，大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味道。但由于它善恶兼而有之，好坏参半，要想对西宁帮毕其功于一役，谈何容易。一方面，西宁帮中除个别人外，无不把自身的教学效果视如脸面，倍加珍惜。论其生活如何散漫，尽可一笑置之，可要是对其教学妄加评论，那非得据理力争，不争则罢，要争就非得争出个是非曲直才告罢休。他们大都追求灵活的讲授方式，漠视那些经久不变，呆板、枯燥的固定程式，很重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厌恶教者一字一顿，学者面如木雕的课堂气氛。他们自尊、自傲、自恃讲普通话、信息吸收广而快，因而很受学生的欢迎，因而也就无形之中与一些本地的老教师格格不入，但这并没有对他们的自我满足，彼此仿效产生任何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时时与校领导处于对抗状态，又都不愿意在教学上倾其全力。尽管暗地里彼此都在比试，但如果大家相聚时有谁想谈谈如何上好课，那一定会被视作神经上出毛病了。也正因为这种心理态势所驱策，至使在公开场合受到校方的表扬总觉得愧对西宁帮的哥们儿姐们儿。于是，他们往往在教学上浅尝辄止，见好就收，不争第一，也不落人之后。时好时坏，令人捉摸不透。
　　而最让校领导头痛的是西宁帮也视胡搅蛮缠为离经叛道。理亏时任你鞭挞，默不作声；理盈时则一触即发，一哄而起。喜好计谋，讲究策略，彼不动我亦不动，彼欲动我先动；你有你的一套，我亦有我的一套；你大道理满天飞，我也不失为冠冕堂皇，针尖对麦芒，你又奈我如何？
　　统治着这么一类油盐不入的人，可谓是难上加难。可新任校长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从前任失利中得出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始终掌握主动权，总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在他看来，一中的西宁教师之所以难加管束，频频发难，那是因为行政措施不利，就象是桀傲不训的孙猴子头上少了顶金箍咒。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吗，当常规性行政措施难以奏效时，就应大胆、果断地制定出更加严厉的行政措施，针对性更强，约束力更大的校纪校规。因而，新任校长的施政纲领简而明确：以罚为主，以奖为辅。
　　如果说教育质量是学校赖以生存的命脉，那人心凝聚力就可称之为血液。凝聚力强则行政措施形同虚设；凝聚力弱则行政措施事倍功半。而凝聚力来自何处？来自强硬的行政措施？来自严近苛刻，不近人情的校纪校规？
　　新任校长进校不久，就着手制定针对西宁帮的新措施。
　　如欲摧其勇，必先钝其锐。他发现西宁教师自认为教学效果好，因而目无尊长，目无领导。于是他轮个儿听课，力图亲身证明西宁教师的教学并非象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好。可惜他不是全才，免不了听如天书，优劣难辨。怎么办？就此罢休？那还能成？大处抓不着，小处总可以吧？于是把柄抓不完，缺点一大堆：板书乱，字太草，教态不严肃，着衣太时髦。原可以通过个别谈话方式解决的，却一古脑摆到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啊？这象话吗？这怎么能成？何种教学态度仿佛就此分明。有一次，为了证明西宁教师与本地教师的孰优孰劣，他特意挑选同一课头，同一篇课文分别听课，可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一做法本身无可挑剔，遗憾的是不能善始善终。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也许由于公事繁忙，也许由于稍比即足，他只分别各听了一个课时，听完后当面打哈哈，背后却眉飞色舞，大加渲染：西宁教师没什么了不起，态度极不认真，何以见得？西宁教师讲这篇课文时讲讲时代背景，念念课文，解释几个词就完了，而本地教师的确严肃认真，详尽地分析课文，结构啦、写作方法啦、艺术特色啦，最后再加上练习，几达至善至美。殊不知由于教学进度的差异，他碰巧听的西宁教师的前一课时，却听的本地教师后一课时。如果他也听听西宁教师的后一课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到底谁不认真？到底谁态度不端正？真让人啼笑皆非。
　　新任校长的审核技能令人拍案叫绝。一连几天他可以放下别的一切，通宵达旦地趴在办公桌上复核西宁教师计算过的学生成绩册上的百分比数字。逐一复算，逐一核对，一经找出误算，哪怕是小数点后面的几位，也如获至宝，喜上眉头，足以在教职工大会上指手划脚几个小时，足以证明西宁教师的工作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何必呢？至于吗？堂堂一校之长，百十人之尊，对小数点的兴趣如此浓厚，正常耶？名正耶？权集一身，事必躬亲，原本是教导主任、干事、教研组长以及主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副校长职权范围中的事体，他统统揽之于怀。小题大做，无限发挥，原本提醒、提示即可解决的事体，非要端到大会上一见分晓，大肆渲染，到底意欲何为？无非是想证明西宁教师这不好，那也不好，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痛加贬斥，不留余地，无非是想树己之虎威，灭彼之勇锐。更甚之，他不辞劳苦，风雨无阻，每天早晨上班前三十分钟，必会现身于西宁教师宿舍区，逐门逐户地擂响房门，伴之震天响的吆喝之声。一则喊醒尚在沉睡之人，一则向人宣示，其是多么认真，多么富有实干精神。也不知还有多少精力有待发泄，还有多少怪招有待出笼？
　　也许这是基层领导干部的楷模，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也许这是一种应该赞颂的工作动机，全心全意，身体力行。但肯定的是，这一切强烈地引起了西宁教师的反感情绪。“整体对抗”的矛头遂又重新指向了新任校长，争闹者有之，讲理者有之，讥讽者有之，任你有三头六臂，纵有分身之术，也只有招架之功。
　　西宁帮下决心予以反击，又拿出与人为难的看家招数——请假。所谓你不仁我亦不义。
　　校长似乎对此早已有所预见，胸有成竹。他立刻着手组建校务委员会，增强声势，加大压力，以其为自己的御用工具，以整体对抗整体，开始与西宁帮分庭抗礼，一决胜负。
　　校务委员会既是校长的“智囊团”，出谋划策，言出法随；又是校长的“集团军”，秣马厉兵，冲锋陷阵。针对西宁帮发难的种种所为，不断花样翻新地拟定出各式各样的校纪校规，抛洒出一个又一个似乎无法规避的束身之圈，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宠大的整体性对抗。
　　校务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一中的“元老院”。其成员要么是各部门的负责人，要么是一些资深历远的老教师。这些人彼此之虽间有摩擦，但在对西宁帮的看法上却出奇地一致：江山是我们的江山，天下是我们开创，岂能容这些乳臭未干之辈骄横驰骋，焉能视小字辈犯颜触上而不顾？
　　校务委员会大旗一展，阵线立显分明，顿时令不少人趋之若骛。原先曾对西宁教师深怀同情之人，此时期期艾艾，缄默无语；原先就对西宁教师深怀不满之人，此时更是乐不可支，同气相求，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一时间，对垒双方界线分明，互不相让，鏖战不休。
　　这时候，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西宁帮显然处于劣势。他们现在与之对抗的已经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整体，一个要资历有资历，要后台有后台的坚不可摧的整体。而自己呢？外来和尚，别说念不好经文，就连斋饭恐怕都难以保全。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照此推之，西宁帮的全线溃散势成必然，缴械投降，跪而称臣是其唯一出路。真若如此了，校务委员会可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天下就此太平矣！
　　但事物的发展，很少呈直线状态。事与愿违也终非少见。西宁帮在这场对抗中不仅没有全线溃散，反倒愈战愈烈，愈战愈勇，几乎使形势发生逆转，这又如何解释呢？
　　校务委员会武器虽多，但但惜之用其过滥。左一招，右一招，总是万变不离其宗：无不以罚为宗旨。
　　罚所当罚，其效顿显；罚不当罚，自然会破绽百出，更会倒持泰阿，授人以口实。概而论之，校务委员会最大的失策就是一概而论。对西宁教师的心理、动态分析，简单地一刀切。也许他们根本不屑去作具体的分析。这就必然形成只知己却不知彼一胜一负的被动局面。
　　除了罚而再罚，别无良策，这是无能的表现。
　　与之相反，西宁帮倒是既知己又知彼，扬己之长，避己之短，避其之锐，攻其之弱，巧妙地进行反击，往往使校务委员会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出师不利，枉费心机。
　　对抗的主战场就摆在了请假问题上。
　　校务委员会明令：请假人必须办理请假手续，经批准后方能离校。未经批准擅自离校者按旷工处理。
　　令行禁止。以往那种“通知”式的请假销声匿迹。校长乐了，校务委员会乐了：措施得利，百战不殆。但西宁帮的顺从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默默地、耐心地等待时机。有一次，教导主任整整一个下午坐在家中，邀朋呼友，猜拳行令，不醉不休。西宁教师闻知此讯，不由得精神一振。你可以上班时间在家喝酒，我为什么不能回家歇息。这种天赐良机岂能错过？几位西宁教师立刻填好请假条，请教研组长签上字，故作不知地拥到教导处，苦等若干小时，最后显出无奈神情，把假条压在主任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底下，扬长而去。第二天，教导主任一见假条，肝火大发，撕碎假条，扬言全部按旷工论处。有人问之曰：你昨天下午到哪去了？到哪去了？开会去了。一阵哄笑，一阵讥讽，弄得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肝火全消。只好默认请假条有效。经此一举，这条明令功效如何，彼此心照不宣。只是请假依旧是人走留条，当然是批准人不在时。
　　校务委员会明令：请假人不得托人带假，不得事后补假，电报、电话请假一律无效。请假人必须亲身到学校请假，自己不能来时，须由家人亲来代办。
　　这与其说是一条措施，倒不如说是整人。其弱点就是不分清浊，不辨菽麦地一概而论。不合理性过于显露其外，自然也就容易顺谬而演，大做文章了。有一次，某位西宁教师整整一星期音讯全无。校长闻知怒火烧起三千丈，这不是以身试法吗？辫子在手，焉能轻易放过。校务委员会紧急磋商，最后由校长毅然拍板，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郑重宣布：责令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作检查，然后视其态度再给予严肃的处理。如此性急，如此轻率，无非是想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果断之至，严明之至乎！
　　下星期人来了。正副校长、正副教导主任、教研组长、甚至总务主任集于一堂，威风凛凛，俨然三堂会审，以示郑重。开堂一审，被告云其爱人病了。为何不请假？爱人病卧，需人看护，如能脱身，何必请假？合情又合理，因为既不能托人带假，电报、电话又无效，家无别人，我欲何为？我又能何为？希望各位领导给予明示？应者堂而皇之，审者面面相觑，实不知如何再审。曾几何时，大会上点名训斥何其严厉，纠住不放之心何其坚决，到头来只好认定补假有效，还要为其恢复名誉，被动异常。明令显然被扯开一条大口子，不断扩大，以致飘渺离散。
　　校务委员会明令：事假二天以上扣发当月奖金，五天以上扣发工资；病假五天以上扣发当月奖金，全部以累计方式结算。
　　令之无情，人之神黯。整人之心不可有，容人之心不可无，这难道不也是行政措施的目地所在吗？论之请假，有事需要请，天数应视具体情形而定，岂能限以时日，短则合法，长则违法呢？没事就不应该请假，这是校长的看法，但有事就要请假，这也应当是校长的看法。为人设身处地，分忧解难，不也是校长的职责之一吗？领导不是群众的公仆吗？假如校长的亲人患病，是有可能不请假的时候，晚一点来，早一点归，终可二全。而西宁教师却无此两全之策的可能，唯有在请假与不请假二者中择一而行。假如校长容必请之人之事，劝可请可不请之人之事，事情自然好办了。但这一条明令无异于明而告之：不准请假，不准请长假。蛮横有余，宽容不及。
　　换言之，西宁教师因家不在湟源，需要请假的事体的确不少，但也的确可分为必请的和可请可不请的二大类。假如校长能宽以待人，辅以必要的关怀、协助、体谅，那么可请可不请的必会减少。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何须扣奖金、扣工资呢？扣者固然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若施之过滥，其作用就大打折扣了。这与刚柔相济之策相较，显然是下策中的下策了。彼此以诚相见，彼此相聚合一；彼此仇隙不断，彼此相争不休。客观地看，这条明令不仅没有限制住必请之假，反而逼人无事也要请假，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不是二天事假才扣奖金吗？我每个月没事只请一天半，不多但也不能少，你能少我分文？戏之曰定期休整。病假补其余，只要不超过五天，奖金照样拿，戏之曰定期疗养。结果是，请假增多，奖金却未扣分文。
　　校务委员会明令：西宁教师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后才能离校，星期日下午必须返校，星期日晚八点以前须到教导处签到，否则按旷工处理。
　　如果说前两条明令有点儿不近情理，那么这一条可算是愚蠢至极了。唯一引起的结果只能是招致更凶猛的对抗。星期六可以顺乎其令，而星期日可就由不得你了。国家法定休息日，你有什么权力剥夺？国大耶？校大耶？人大耶？星期一早晨上班前黑压压一大群一拥而入，算我旷工凭什么？本县教师不也是这个时候才到校吗？校纪面前人人平等，何况我又没有误课，充其量算我迟到，你又奈我如何？扣吧，一扣二、三十人，全端着饭碗到你家等饭吃，吃饱了还要争一争，凡事总要讲个理字，你校长就能例外吗？好吧，那就改到星期一上午上班前签到，这总行了吧？可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长途客车不属一中管，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再加上有时免不了轮胎放个气，油箱漏了油，耽搁了时间，我有何法，我有何错？要不你校长派辆儿专车，不可能？那我也没有办法。
　　朝令夕改，功效全无，只好被悄悄地束之高阁。
　　对抗在升级，在激化，但无人从中受益。
　　校务委员会绞尽脑汁，却招招失灵，这时不思改弦更张，反倒变本加厉，一意孤行，不断拿出注定无用的新措施，如此不惜花费全部精力对付西宁帮，又能剩下多少精力去研究学校其他悬而未决之事呢？他们入局者迷，挖空心思必欲置西宁帮服法归顺而后快，殊不知治校根本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而非一味压制、排斥。他们视此常识而不顾，本末倒置，其结果不外是乱了人心，乱了学校，乱了诸多子弟，他们有何受益呢？反之，西宁教师分配时的失落感日趋强烈，又要穷于应付各种各样的自身之难：有的已届婚龄，但西宁的女子不嫁湟源郎，苦恼异常；有的家有高堂父母无人服伺，焦灼异常；有的夫妻分居，天各一方，相思绵绵，痛楚异常。内心境况已经是苦不堪言，还要尽全力抵御来自校方日甚一日的压力，唯求生存，又能有多少心思用在教学上呢？他们又有何受益呢？
　　误人子弟，续于此焉！
　　整体对抗愈尖锐，就愈加广泛地引起了家长们的关注，一场不可避免的决战即将来临……

　　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轼
　　一九八四年寒假过后，三月一日湟源一中如期开学。
　　例行的全校教职工大会开罢，副校长递给一位西宁教师一张小纸条，上面疏疏落落地写着几个字：XX到县教育局报到。
　　这张纸条很象是随手书就，既无抬头，也无落款，连那象征权力、无处不在的鲜红的大印也没有。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纸白条，就算是关系到一名教师身家利益的调令了。内容简单、明确，不容抗拒，只此一端，可见调动与被调动之间关系之一斑。问及调动缘由、去向，副校长讳莫如深，端起架子神秘地说：去了就知道了。
　　教师的地位由此可推，就象是棋枰上一粒小小的棋子，任意腾挪，毫无顾忌。也不知有多少人，大声疾呼了多少年，应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尽管疾呼者出于对社会的责任，但也由此可以反推教师的实际地位如何，否则为何要提高呢？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一段逸闻：某学区教育干事拍着教师的肩膀鼓励着：好好干，有机会提拔你到供销社去当售货员。可笑？可悲？还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教育局答复：调申中公社中学工作。
　　寒风乍起，飞沙走石，尚方宝剑寒光凛冽，摧人心魄。
　　全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西宁帮顿时目瞪口呆，举足无措之余，其潜在的脆弱性在寒光激射中尽现原形。
　　有的人噤若寒蝉，唯恐殃及自身，不敢请假，深居简出；更有的人四处奔波，讨好酒神，以求保全渺小的自我。
　　这也难怪，西宁帮中为数不少的人对聚帮对峙是抱有幻想的，无非是藉此能产生一种既与己无害，又能威慑领导的作用，使佩剑者拔剑时有所顾忌，在自我得以保全的基础上，以窥调回西宁的机缘。一纸白条明明确确地宣告这种天真，一厢情愿的幻想犹如一触即失的肥皂泡。此既无效，另寻它策，也属人之常情，但也注定了这一辈子都将受人摆布的可怜命运。
　　西宁帮濒临全线溃散。
　　但不管私心如何，每一个西宁教师终将面对一个严酷无情的现实：今者他人，明者谁人？只要凌厉无比的尚方宝剑所向披糜，那谁敢保证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横扫一中呢？这岂不是只有先后之别，而无去留之分了吗？更何况校长大权独揽，与西宁帮积怨颇深，量小不容人，即有此剑在握，动辙挥舞，逆其者亡，那只有唯唯喏喏，任人宰割，这又比下公社强到哪里呢？反复权衡，与其迟早得下，不如奋力一争，最坏的情形不也就是下公社吗？
　　这件镇山法宝过于凌厉了，凌厉得连人的后路也一齐斩断了。
　　西宁帮在没有退路的形势下，终究没有溃散，反倒更加坚定，更加明确需要干什么了。
　　身处险境，孤立无援的西宁帮准备背水一战。
　　落魄的凤凰们开始认真、慎重地商讨对策。
　　意见比较一致的是对形势的分析。这次调动的真正主谋是一中领导，教育局显然充当着顺乎其言，为其后盾的角色。这就为奋争提供了条件。因为如若这种估测有误，那么由教育局一手导演的事实将使奋争碰到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人员调剂，明正言顺。对此抗争，不仅毫无功效，反会陷入被动。因此，不管实际情形到底如何，抗争的矛头直指一中领导，而避开教育局，双方者留有回旋余地，进则可趋，退则可归，方能一举奏效。好在一中领导的把柄无需杜撰，手到擒来。
　　校领导不只一次地曾在各种公开场合以下公社进行恫吓，这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的。甚至指着鼻子斥之曰：你早该下去锻炼锻炼了，那更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了。抗争的理由为：抗议在“正常调动”为幌子，借此整人，这既符合逻辑，又能广泛地获得同情。因此，抗争的基调敲定下来。
　　至于抗争的方式，那可真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几乎调动了西宁教师的所有才智，后来有人说，西宁帮选择辞职方式进行胁迫，是出于一时之怒，轻率之极，尽显其幼稚。殊不知此时的西宁帮与罢饭时时期的雏形不可同日而语，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比以前成熟，而愈加富有经验。持此一端的人不晓得抗争方式经过多次筛选和筹划的过程，因而不足为怪。也有的论之为胡搅蛮缠惯用伎俩的发挥极致。这种说法根本不值得一驳。这种人恐怕连作梦都没有想到西宁帮所深恶痛绝的也正是胡搅蛮缠，也并不欣赏这种市井小儿之所为。就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也就更加热衷于计谋筹划，更加宗尚理智延伸出来的魄力。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某些决策人物对西宁帮的素质的估测时而偏高，时而偏低。估测的不确当，必然引致施策的失误，于是总免不了失之交臂，作茧自缚的结局。
　　抗争方式的选择颇费脑筋，过则失利，不及则无关痛痒。既要把握好时机，又要行之有效，这对西宁帮而言，无疑有些超负荷了。另外，西宁帮尽管名声在外，但摄于政治性压力，也唯恐染有“小集团”之嫌，这恐怕也是观念陈旧，自我意识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吧。既要抗争，又要避嫌，这就决定着抗争方式的选择难循常规，必出奇兵。
　　一种方式是集体请愿，索兴直接面谒县府官员，办陈境遇，以求青天之佑。但肯定会栽在“调余济缺”的口实之下，更何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官官相护，一致排外也不是不可能的。
　　一种方式是罢课抗议，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走此极端，不说理由尚欠充足，就是西宁帮中也没有几个真的有此胆量。
　　一种方式是要下都下，全集中于申中公社，整体迁移，另辟一片天地，再作图谋。但这一招却失之于天真了。人事调配权握在人家手里，你一动，正中其下怀，趁机拆散调配，东南西北，天各一方，分而处之，还怕你能掀起什么大浪？到那时，只有自己吞下苦果，后悔莫及了。
　　一种方式是求助于新闻媒介，大造舆论，求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声援。但国家之大，如此区区小事，一定能使人正目以视吗？况且即便舆论掀起，恐怕也是县官不如现管，鞭长莫及，更不说必会拖延时日，效果如何，难说！这一招的确有些软弱，秀才造反，纸上谈兵。
　　欲进无策，欲退无路，干脆辞职回家，另谋生计，自然也就成为彼时彼地唯一的善策。
　　客观地看，西宁帮决定集体辞职的初衷，并不含有胁迫之意。
　　辞职，意味着失业，意味着穷途末路。这，西宁帮考虑到了。辞职，伴随而来的是压力：拮据、羞辱和焦虑，这，西宁帮也考虑到了。但除此之外，又有何途呢？下公社意味着被永久性地打入冷宫，调动之门也就彻底封死了。与其人不人，鬼不鬼地受煎熬，真不如回家卖凉面，营业执照的旁边高悬毕业证，乐得逍遥自在，且不说将来的形势的发展，谁也说不清。
　　西宁帮拍板定夺，但欲求全体辞职，的确是强人所难了。因此，在有明确表示不参与或不便参与的情形下，没有掺杂任何程度上的逼迫成份，包括被刺中者在内一共有六位西宁教师书具了辞职书，并且为避“小集团”之嫌，辞职理由各不相同，三月一日下午先后递交到校长手中。
　　辞职事件遂告开端。
　　辞职的人坚信这是理智之举，那自然也就有理智的延续，这又一次证明了西宁帮绝非那种只逞一时之勇的草莽之辈。
　　西宁帮开始预测可能的结果并拟定相应的对策。
　　一种可能，也是可能性最大的是，教育局实行惯用的拖延战术，这往往是对会棘手问题的最佳对策。辞职肯定超越了决策人物的想象力，往往对其后果的考虑远比辞职者要周祥得许多。不理不睬，不置可否，一拖再拖，直至耗尽其锐气，拖得你也自觉无趣时，避其锋而攻其弱，分而击之，一举奏效。西宁帮的对策：不断地制造紧迫感，穷追不舍，非让其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直至明确表态为止。
　　另一种可能，也是比较少的一种可能性，毅然批准，任尔为之。但教师辞职在当时终属少见，其影响、后果恐怕不是一个小小的教育局长所能担负得了的。假如真是如此，西宁帮准备大动干戈，全力以赴，集体回西宁摆摊，名则维持生计，实则以身示警，断其人源，大造舆论，恶其名声。真是如此，恐怕很难善罢甘休了。
　　还有一种可能，因其可能性甚微，以至尚示列入。这就是教育局权衡利弊，明辨是非，查究缘由，宝剑收归。既然没有列入可能性之中，自然也就没有拟定出相应的对策，及至这一甚微的可能突然之间成为现实时，西宁帮反倒没了主意，束手无策了。可见西宁帮根本不足以对其重兵压境，只需略施小计，只要明智之士多一些，明智之举多一些。
　　若真是如此，必然会有人攻之为软弱，后患无穷；也有人归之为无能，助长不利因素；更有人会论之为荒唐，受人摆布，威风顿失。但也许有人会拍案叫绝，以退为进，以大局为重，还有比此更为明智的吗？假如“也许”的人多一些，位置高一些，那么没有必要的对抗也许就会少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也许就会轻一些了吗？更也许被耽误的子弟不也就少多了吗？
　　姑且不论西宁帮的是与非，对抗的对象应该是谁，单就这种群体意识而论，假如能化干戈为玉帛，斗转星移，将其疏引到正常的教学工作上，利用其一损俱损的互相牵制因素，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那将如何呢？至少会如何呢？
　　身置局外去辨析是非，说几句不用负责任的风凉话，谁不会呢？但若身置局内，能够静思反省，及时更改无效的行政措施，那可就非同儿戏了。
　　辞职书转呈到教育局后，曾出现过什么样的情形，就算是不曾身临其境，倒也不难想象。但西宁帮绝非料到教育局的反应之快，尽快平息事端的决心之大，的确是一种有魄力的果断之举，也许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教育局的决策人物清楚地意识到，把一切过失统统归于西宁教师的不安心工作，恐怕有失公允。因而某些生硬、粗暴的行政措施没有把握好分寸，成为显而易见的失策之举，那么由此推之，西宁帮的辞职就不能简单地冠之以胡搅蛮缠的大帽子而继续施之以更强硬的对策。明摆着是，硬度也需要审时度势，否则就如同闭着眼睛捉麻雀的蠢行。好在教育局的周旋余地很宽，还不至于成为西宁帮直接对抗的对象。因此，以和事佬的面目出现，予以调解，平息事端，稳定人心，再图良策就是行之必然的了。
　　为了不使冲突双方因得势或失势而节外生枝，再生变故，教育局先采取折衷的办法，收回调申中公社成命，改调二中（距一中不远）工作，设法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然后会晤辞职教师，以尽安抚之意。
　　有一点即使是当事人也深感惊奇，这次晤谈，无形之中成为一次双方善意的勾通。彼此互诉，言语直率。这并不是双方过去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在此之前双方多是事务性的接触，见面只言片语，互相了解不多，多的只是耳闻。但这次因辞职事件而坐到了一起，难道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
　　教育局一方谈到本地师资缺额严重，而补充渠道单一，且时断时续，根本不能保证。在这种局面下，大批放调西宁教师显然不现实。唯一出路就是在补充条件有所改善时，开始施行调动循环制。初步打算每一循环周期为五年，只要年限够了，想走者教育局尽量满足，决不设卡刁难，何必强留呢？一者解决了你们的实际困难，一者相对稳定了教师人心，不也是两全其美吗？在循环周期内，我们有责任为你们创造安心工作的工作环境。一中有些做法是有过头现象，是失当的。但何必走此极端呢？有意见可以到局里反映吗，领导也会有失误的地方，人无完人，何必大动干戈？
　　西宁教师率直而言：辞职非我等本愿，确是迫于情势。一中领导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一好全好，一坏全坏。这种主观片面的工作方法挫伤了我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我们何尝不想把工作干好，又怎能有意识误人子弟？我们之中不也有为人父母的人吗？谁又愿意自己的子弟被延误呢？可是一中领导动辄扣工资，一开会就点名，几乎所有的行政措施全是冲着西宁教师来的，弄得大家心情极不舒畅，因此而萌发对抗之心，行对抗之举，不也是情有可缘吗？不管循环周期是长是短，五年也好，八年也罢，总应有五年八年安心工作的环境，能够心情舒畅地工作五年八年吧？这不会是非分之求吧？西宁教师生活无人过问，业余生活单调，具体困难不说解决了，连诉说的地方都没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合理吗？而最让人厌恶的是，一中领导利用下公社进行恫吓，以此作为整人的工具，谁人可忍，谁人能忍呢？你如果处在我们这样的境遇之中，天天在你的头上悬着一柄宝剑，你能安心工作吗？
　　纷纷扰扰，洋洋洒洒，长长短短，一泄而出。诉尽苦衷，争得理解，对抗之势自然削减了三分。假如这种场面，这种气氛早一点儿在一中出现，岂能有西宁帮之古怪团体？罢饭、辞职之古怪现象？最后，双方握手而别，顿觉轻松了许多。
　　这次晤谈结束时，双方谁都没有再提辞职的事情，实际上双方已经形成事端到此结束的默契。夸张地讲，哪怕教育局此时就把那几份辞职书付之一炬，也绝无非议。这种默契无需挑明，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建立在彼此理解，坦诚相见，互不相逼的基础上。假如一中领导也领悟到这种默契，顺势摆出高姿态，假教育局之手缓解矛盾，这是多么难得的一次佳缘。可惜又一次错过了，他们不仅无视这种默契，反倒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再度发难，自以为得计，却把自己推到行将垮台的边缘。
　　第二天下午，一中领导汇集在校长办公室，传来辞职者之一，郑重其事地宣布：批准辞职，立即办理离校手续。
　　菩萨好见，小鬼难缠。
　　假若没有那种神秘、微妙的默契，在教育局采取以硬对硬的策略情势下，一中领导这一招既损又狠，它足以动摇首鼠两端者，促其倒戈；打击坚定者，逼其屈膝；并使意欲步其后尘者望而却步。一中领导估测到辞职是假，胁迫是真。所以将计就计，断然批准，看你能有什么办法，以此打乱西宁帮的阵脚，瓦解阵容，秋后算帐，天下可告太平矣。
　　可惜的是，计策虽妙，但时机又错了。
　　一中领导错了，错就错在又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忽略了在与教育局开成默契后，辞职者已经此一时非彼一时也。这一招不仅触动不了辞职者，反倒公开与教育局唱起了对台戏。而教育局显然至今还沉浸在成功地平息了一场罕见事端的喜悦之中，而且终于找到了安定这些“大仙”们的良策，至少使其在循环周期内能安心工作。这对教育局而言，显然是受益非浅的。这不仅可以用于现时，而且也可以用于将来，在极可能会形成的教师往来循环格局中，岂不是一劳永逸吗？天知道一波将平一波又起，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因为默契的基础就是彼此的信任，最可宝贵的信任。一中领导这种所为，西宁帮有理由得出是教育局的一着怪招的结论，那么无疑自己就是被哄小孩一般地被欺骗了，信任再从何谈起呢？一个要平息，一个在扩大，平息者颇费精力，扩大者一意孤行，大唱反调，意欲何为？因此，从教育局心理趋向而言，一中领导的这种蠢举，无异于前门拒狼，后门放火，简直就是在拆台。
　　这样一来，西宁帮优势陡增，舆论纷纷转向同情西宁教师，而对一中领导此举责难之声四起。稍有推断能力的家长即可推出：这样的人当校长，子弟能有不被耽误的吗？
　　教育局闻讯，只好旧戏重唱，再一次出面安抚，再一次平息。但这次的效果比起前一次大为逊色，西宁帮有所保留地鸣金收阵。
　　如果说轻率因之不成熟，那么失策又因之什么呢？
　　如果论之以是非，西宁帮尽可以论之为过激，教育局也可以论之为明智，那么，一中领导又该论之以什么呢？
　　无可置疑的是：这次对抗从开始到白热化，对抗双方都没有多少输赢感，因为结果都不那么尽己之意。但却有一方肯定是大输家，是谁呢？
　　八五年高考结束了，湟源一中的战绩给人以抹不掉的追忆：在全海东八县中——倒数第一名！

　　异军突起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
　　　　　　　　　　　　　　　　　——王安石
　　一中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败下阵来，惨不忍睹，不堪一击。这一败，不仅耻辱加身，而且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一中就在败北中开始坍塌，跌落……
　　全县为之哗然。
　　全县有多少子弟蒙难其中，又有多少子弟将要蒙难其中？刹那之间，风起云涌，消息迅速传播，如同一股往来奔突的电流，触动了多少人的神经，引起了各式各样的社会触电效应：惊愕、焦虑、失望、气恼……
　　渐渐，人们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开始承受败北的痛苦，否则又能如何呢？但是人们却根本无法承受以此类推的将来，将来的将来。如果一败再败，落考的子弟一多，就业问题就愈加严峻，由此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何承受得了呢？不堪设想，不堪设想呀！
　　过去的事情无法避免了，那么能不能避免将来尚未发生的事情呢？于是家长们利用各种渠道向教育局，县政府，县委施加舆论压力，其来势汹涌，一浪催一浪，于是一种看法渐趋一致：一中该动动大手术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脱胎换骨，谈何容易！
　　但无论如何，整顿一中迫在眉睫，百废待举，再不能临渴掘井了。
　　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亲自出马，率领集各有关部门重要人物于其中的庞大的工作组，暑假前夕进驻一中，着手全面整顿。
　　工作组着手整顿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一中高考落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形成完整、准确的断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期一举奏效。但一中各式各样的问题头绪繁多，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要想抓住问题的关键症结，实非易事。
　　但有一点不用找，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摆着：一中的人心散了。
　　工作组全面铺开，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完整的，零碎的，客观的，偏执的，什么都听，什么都记，来者不拒，随你怎么说，只要说出来就好，只是不表态。
　　在一中领导看来，工作组的真正意图尽管令人稍感不安，但自古双方相争信其尊。工作失误算不上错误，落败的原因当然要归于西宁教师不安心工作，自己是尽力而为了。这里面明显掺杂着对西宁帮的怒气，对教育局的怨气，但目标仍然是明确的：掌握主动权，影响工作组，寻求谅解和支持。
　　但有一点他们却未估计到，工作组的使命就是整顿，就是要把一根魔杖伸进一中深不可测的一潭之水，使劲地搅，搅起波澜，搅起沉渣，然后再视具体情况选择投放何种定海之珠。这无疑使一中内部矛盾运行加速，不断地、迅速地分裂、激化、冲突，以至发生出人意料，令人惊愕的裂变。各类组合，各种派别仿佛一下子被卷入了令人目眩的旋涡，身不由己地旋转着，旋转出古怪离奇，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矛盾加速度地旋转，打破了原有的对抗格局，更改了原有的对抗性质，一派全新人物立时崛起，使一中的对抗形势骤然升级。
　　“少壮派”披挂上马，闻风而动，杀出阵来……
　　“少壮派”大抵是由一些既不属于元老，又不属于西宁帮阵容中的一批中青年教师构成。正因这如此，他们原先在两大派的对垒中似有似无，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从未构成过独立的团体。他们不象西宁帮都是“飞鸽牌”，因而出于自身利益，心理趋向一般偏倒在校领导一边，但又总是被校领导，元老们拒之门外，且在某些方面与西宁帮有同病相怜般的共鸣。但西宁帮不屑与之为伍，另一边又不受领导重用，这就使得这一部分教师处于游离于两大对抗整体之外，扑朔迷离，左右摇摆。他们最愤怒的不是西宁帮的轻视，而恰恰是校领导及元老们的漠视，他们甘献犬马之劳，却屡遭白眼，他们极愿意为校领导出谋划策，却总是被闲置一旁，由此而生出弹铗之士不得明主的委屈感，日积月累，逐渐演变成极度的不满，这想必是其崛起的第一个因素。
　　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其权力欲了。
　　如果说西宁帮朝思暮想的是回家，那少壮派苦思冥想的就是要在一中占有一席之地。一中是其生存的空间，也是其发展的空间。要生存，要发展，就会有所求，有所图。但安分守己，本本份份地教书育人，最后以一个普通的教师的身份告别这个空间，不是他们的所求与所图。他们年富力强，抽屉里锁着一纸文凭，水往低处流，人吗，自然要往高处走。这就使其同校领导对抗的动机截然不同于西宁帮。西宁帮实质上是“你不仁我亦不义”，不断发难，无外乎是为争得一个得以暂且生存，稍稍舒适的空间，却没有一丁点儿取而代之的奢望。少壮派就是要改朝换代，要轮流坐坐头把交椅。他们自负有坐第一把交椅的才干和实力，只是苦于没有坐江山的机遇。他们所耳闻目睹是什么呢？是那种几经宦海沉浮，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机，才得以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仿佛要当官，就要有当官的资历，要有硬如山的后台，这都是他们恰恰所不具有的。更何况这个过程着实漫长，漫长得令人灰心丧气，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但是，尽管资历，背景以及各种各样的机缘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一贫如洗，可能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种权集一身，威临四方，呼风唤雨，唯我独尊的现实情景，却无时不在刺激着他们那种差不多是本能的权力欲。他们不止一次地尝试，却又不止一次地失败，而始终没有削减这种欲望，只是更加成熟，更加机敏地等待时机。而今，机会从天而降，来得如此迅捷，又是如此突兀，更是如此真实可触，千载难逢呀！他们眼睁睁地看见了校长的乌纱帽在剧烈地颤动，只消追加一点点外力，就足以让它滚落尘埃。还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吗？此时不现身，又更待何时？
　　也恰恰因为这一因素，少壮派的核心人物开始作起了为时并不长久的梦。
　　少壮派擂响了战鼓，挥戈上马，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猛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一时难辨其为敌为友。
　　少壮派对抗矛头直指现任整个领导班子，意欲全面否定，其无论从动机、规模、实力、策略、决心哪一方面说，都让西宁帮自叹不如，甘拜下风。与其相较，西宁帮以往的对抗简直如儿戏一般。
　　少壮派的第一步，就是要摘掉现任校长的顶戴花翎。
　　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不使对手卷土重来，反受其害，少壮派一开始就对现任领导班子的种种所为予以毫不留情的全面否定，这也为日后的全面抵触埋下了伏笔。他们着重从行政管理和教学质量两个方面重点进攻，理论严密，事例翔实，锋芒毕露，有的放矢。他们力图影响工作组得出唯一的结论：现任校长极不称职，现任领导班子一无所能。这种不留余地的全面否定，再加上西宁帮大敲边鼓，摇旗呐喊，尽使对方连招架都顾及不上了，对抗双方优劣对比相差悬殊，引起工作组极大的关注。
　　校长为首的一派阵容迅速瓦解，好象全线崩溃指日可待了。
　　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校长阵容里的中坚分子要比少壮派老于世故，对于官场之道，他们是再谙熟不过的了。他们还没有蠢到为某一个人的荣辱而搭进自己全部的地步。校长更人，这是大势所趋，眼看就是覆水难收了，在此紧要关头，怎么能允许自己多年经营的权力旁落于他人之手？他们承认是要改朝换代，但不是触及自身利益的改朝换代，而是顺理成章地由他们之中推举新任校长，先来后到的顺序绝不能颠倒。少壮派的全面否定更使他们对此坚定不移，但苦于其锋芒正锐，且直觉告诉他们只能以静待动，处处拆台，处处为难，形成一种变态、曲折的对抗局面。这种对抗时间之长，争斗之频繁，实属少见，同时也预示出少壮派将是冲劲有余，后劲不足。
　　工作组在这种日渐增长的势头下，亮出了第一道“圣旨”：
　　一中现任校长免职退休。
　　少壮派第一个目的达到了，顿时声势大振。但他们并没有在胜利的喜悦中昏昏然，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入主一中。摆酒庆功还为时过早，稍有迟缓，便会功亏一篑。于是，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迈出了第二步。
　　在此关键时刻，西宁帮完全退出，站在一旁默默地观看龙争虎斗。少壮派与元老派暗中积极活动，使尽浑身解数，为争夺第一把交椅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少壮派直奔县府机关，毛遂自荐，信誓旦旦。元老派则求助于教育局的支持。一时间你来我往，难解难分。
　　一中校长官职不大，但在湟源县的地位也可归入显要了。也就因为显要，这顶乌纱帽的份量自是非比寻常。但伸手的人只考虑到它的显要，却忽略了它的份量。
　　这时候的换届，非比寻常，关键是要看谁能拿出一套完整的、崭新的、令人信服的治校方案。而在以往已经被全面否定之际，任何与先前类同的方案都将意味着此路不通。元老派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并不赞成这种咄咄逼人的全面否定。而少壮派这时也感到棘手，因为全新就意味着一场革命，意味着在当时的湟源政治氛围中，要敢于冒险地形成超前意识，只要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欲进无路，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之中。他们几乎全线出动，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教育改革的资料，然后绞尽脑汁地加以筛选、斟酌、拼凑，最后终于赶在元老派前面出笼了。这不仅使元老派们槌胸顿足，后悔不迭，也使自诩善长教育改革的西宁帮目瞪口呆。这套方案的重点是：以奖为主，教师自由组合承包；西宁教师开始施行五年为一周期的循环调动制；全面推开教学改革……洋洋大观，令人耳目一新。但若能够付诸实施，必须拿到人、财二大权，否则一切都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奖无钱，调无权，岂不是空中楼阁，一纸空文吗？但少壮派明知二大权不可能到手的情况下，仍然硬着头皮冲上前去，管他如何，先坐上再说。
　　工作组亮出第二道“圣旨”：
　　一中正副校长由民主选举产生。
　　少壮派核心人物荣登校长宝座。
　　少壮派的苦难历程就此开始……

　　自我嚗光
　　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
　　　　　　　　　　　——苏舜钦
　　一中领导班子八五年暑假前匆匆换届。少壮派核心人物争得校长宝座，可谓荣耀至极，踌躇满志，跃跃一试。
　　如果说少壮派打江山是条好汉的话，那么其坐江山可就算不上是好汉了。虽然图谋政变时善策层出不穷，可治校却步履维艰，远非他们所想象得那么轻松、简单。站在台下指手划脚是一回事，而站在台上真的来段文唱武戏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少壮派的致命之处，就是书生气十足，虽有满腹经纶，但一招一式之中尽现破绽，似有点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
　　他们原想全盘接收一中，但到手的只是校长、正副教导主任的职位；他们原想抓到人财大权，可是到手的只有诸多的许诺，何时兑现就没谱了；他们原想全面推开教学改革，可是却遭到各方面的抵触；他们更想与元老派握手言和，却屡遇冷眼与讥讽。
　　客观地看，他们虽胸有大志，但在此时此地的湟源却是超前了，超前就等于出格，出格自然就是荒谬的，所以任你有连绵招数，也总是处处受制，施展不开。退则无异于全面否定自己，进则步步受阻，于是，几乎整整一个暑假，他们几乎什么也没有做，确切地讲，是什么也没有做成。
　　他们顿时感觉到仿佛置身于宽广无边，不可捉摸的黑暗空间之中，这才意识到自我的渺小，渺小得如同无边无际的宇宙中一粒不断浓缩的小砂粒。
　　首先使他们束手无策的是元老派的全面性抵触。元老派虽失去校长大权，但党支部、副校长、总务处、工会仍然如故地操持在自己的手中，这实际上等于送给少壮派一把上不着天，下又够不着地，来回悬浮，无所定点的交椅，就像是一只汽球冉冉上升，绳子却在元老派的手心里握着。在运用权谋方面，元老派堪称专家。先给你打足了气，但又不放长绳子，你拼命要往上飘浮，他却把绳子牢牢地钉在地上，然后再站到一旁，飘呀，往上飘呀。这纯粹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报复。少壮派的全面否定使元老派恼怒异常，也就是说少壮派的政绩愈突出，他们以往的败绩也就愈突出。他们估计到少壮派的治校方案的根本点就是人财大权，也估计到全面推行教学改革直接触动了人的惰性和自足感，那么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推着少壮派往前走，暗地里设置无穷多的障碍，使其步入欲进不能，欲退也不能的窘境，然后大造舆论，一切归之于少壮派的无能，到那时，再让他们也尝尝挂印归隐的滋味。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官道更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时的元老派仿佛换了一副脸谱：昔时告人自重，此时却与人为难；昔时教人讲讲职业道德，此时却抱病在家，甩下学生一连几周不上课，可是每晚酒却照喝不误。
　　元老派最得力之刃就是党支部。党领导一切，你校长又怎么样？改革我赞成，但要看你怎么改了。顺人心揽功于我，逆人心归罪于你。凡是我不表态的你就不能动，不得越雷池一步。第二把刀就是总务处。改革吗？随你的便，要钱吗？一分钱没有，不信查账好了，这一笔那一笔，头头是道，只好哑口无言。按机构权限而言，以往一中的教导处与总务处平起平坐，而今教导处却比总务处矮三分。要搞教学活动，校长同意没用，非得总务处长认可才行。元老派第三把刀就是老教师。退休的宁愿到别的学校代课，就是不给一中帮忙，未退休的牢骚不断，消极怠工。
　　少壮派处境艰难，步履蹒跚，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改革，差一点连正常的教学都难以维系。要么拔去元老派，做不到；要么屈从元老派，不可能。这时，他们终于想到了人数众多的西宁帮。
　　少壮派迫于形势的严峻，决定重用西宁帮。
　　但这一抉择是有相当多的保留的。在他们眼里，西宁帮太狂了，没把谁放在眼里；西宁帮太傲了，视谁都如蠢才；西宁帮太飘了，时左时右，时好时坏，很难把握，弄不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但与元老派相对峙之时，又不得不走此险棋。就这样，元老派逼着少壮派与西宁帮结成一种稍触即垮的联盟。
　　命运就喜欢如此捉弄人。当校领导视西宁帮为洪水猛兽时，西宁帮坚硬异常，而当少壮派意欲重用西宁帮，与其联手共振一中之雄风时，西宁帮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于教育局敞开了调动大门，施行循环调动之策，由于教育局几乎竭尽全力安定“大仙”，改善生活条件，专门雇用县汽车队的客车专程接送西宁教师，由于被西宁帮深恶痛绝的原任校长的倒台，西宁帮就在人们尚未察觉之中，已然悄悄地瓦解、消散，已经没有值得一提的凝聚力，自然也就没有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抗能力了。这时候的每一位西宁教师都极不情愿再与学校、教育局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谁不想早一天调回西宁？谁又想为自己的调动不明智地再平添障碍呢？
　　但尽管如此，西宁帮还是以团体的方式接过了少壮派的令旗，究其原因，主要是：一者出于抱打不平，昔时张口闭口皆是大道理的元老派此时却阳奉阴违，干扰改革，怎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二者西宁帮也极想借此良机证明西宁教师并非只会与人为难，而且也会，也能够为一中的复苏、振兴助一臂之力。既可表现超凡的自我，又能为早日调回西宁创造有利条件，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
　　但有一点少壮派却自装不知。
　　尽管西宁帮在湟源没有争一官半职的欲望，但对少壮派的改革动机却了如指掌。因此，一中的改朝换代，对西宁帮而言，谈不上什么胜利，更对少壮派能否站稳脚跟持怀疑态度。因而当一朝君子一朝臣不现实时，充当少壮派的马前卒自然也就得不偿失了。这时候他们的权衡尺度就是与调动是否有利，因而，联盟可以，马前卒免谈，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吗。为此，西宁帮采取的策略是利用这样的松散联盟，表现自我，这显然与少壮派的初衷大相径庭。
　　如此说来，这种同床异梦的联盟注定是短命了。
　　少壮派驱动西宁帮使用了惯常的手法，笼住头目，带动整体，这在西宁帮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时，显然有些不相适宜。西宁帮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其怪异的主要表现就是没有头儿，也没有人愿意当头儿。当众人利益相一致时，就会彼此相牵，紧紧地抱成一团；而当各怀心数，各自拨动各自的小算盘时，就会貌合神离，各行其是。显然，如欲利用则不在驱而在激，不在调动某一两人的积极性，而是应调动整个团体的积极性。
　　西宁帮开始以另一种姿态登台亮相。
　　原先对教学改革持冷漠态度，如今却积极投入，自觉尝试，不是受谁指挥，而是我行我素，与己相违，哪怕是少壮派，我也痛加贬斥；与己相合，哪怕是元老派，我也奉如圣旨。这使少壮派颇为不痛快，形成第一道裂痕。积极活动，探寻调动风声，既登少壮派之门，也入元老派之室，这又使少壮派颇为不痛快，形成第二道裂痕。裂痕逐渐增大，似乎越来越不可弥补，以至于到夜校事件爆发时，彻底地分裂，分道扬镳。
　　夜校实际上是西宁帮积聚的教学热情的一次外泄，也是一种展现自我的特殊表现形式。可是有的人却看不到这一点，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般地涂抹上一层面目可憎的铜臭色。
　　愚昧就是愚昧。
　　西宁帮借鉴当时西宁盛行夜校，为各类在职、待业人员补习文化的形势，决定在湟源仿而效之。于是筹措、商议，提出自办夜校的方案，租用一中教室，并由学校在总收入中按比例提成。
　　这在湟源是绝无先例的。少壮派闻讯喜忧参半。喜则可以把它作为新的财源，减少对元老派的依附性，为改革措施增加财力支撑；忧则西宁帮要求独立承办，公开把自己甩在了一旁，这岂不是对校领导的莫大的蔑视？最后经反复权衡，还是同意了。因为一来财源滚滚而来，二来也可以藉此控制住西宁帮，减少请假的次数，这就是颇为突出的政绩，完全可以告慰湟源父老了。于是，在不能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前提条件下，批准了西宁帮自办夜校的申请。
　　这一前提条件确是给西宁帮戴上了金箍咒。
　　为了能使夜校顺利开办，西宁帮进行了紧急动员。荣辱与共，互相牵制，唯恐被人在工作上抓住些微把柄而影响夜校的生存。西宁教师深感关系重大，请假的少了，上课认真了，辅导跑的勤了，早上起得及时了。西宁教师打起精神，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在这只自己浇灌出来的花朵上。
　　从筹办到开学，西宁帮毫不隐讳地显示出排他性。从管理到授课为清一色的西宁教师，夜校招生广告贴出去之后，又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轰动。
　　报名的人争先恐后，比预想的要多出好几倍，几至收拢不住了。但由于人力有限，只好限制名额：高中二个班，初中四个班。谁料一经限制，报名人数反倒激增，许多欲报名的人想当然地托人情托到校长那里，却不敢相信地得到回复：爱莫能助。那只好再托人情到西宁帮，这确实使校长大为光火。
　　夜校的兴盛，引起了红眼病的迅速蔓延。许多本地教师刚开始时看笑话，扬言一个学生都招不到，这时却被从天而降的财源震摄住了，纷纷提出仿而效之的要求，仿佛一个一中里可以同时开办好几个夜校相互竞争。少壮派的眼睛也被感染了，钱，在眼里迅速澎胀，遮掩住权衡，遮掩住利用，遮掩住如何开展自己信誓旦旦的改革，于是改变初衷，提出新的条件：要么增加学校提成比率，教师课时费与在校教师晚自习课时费持平；要么由学校一揽子接收。
　　这种只顾绳头小利而不顾大局的条件，激怒了西宁帮，与其劳而获微，不如干脆不劳。西宁帮不无遗憾地选择了后者，将红红火火的开办了二周的夜校一揽子交给了学校，同时也把难题和轻视一揽子交给了学校。
　　少壮派上台施政后最大的失策莫过于此！
　　亲手建立的联盟又去亲手捣毁，而一切的一切仅仅是为了钱。如果钱能使改革成功，少壮派就做对了，但若果真如此，谁会做不对呢？
　　钱呀钱，魔法无边。
　　西宁帮与少壮派决裂后，其作为团体的价值日渐消退。
　　西宁帮真正地开始瓦解、消散。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辛弃疾
　　西宁帮退出联盟，少壮派孤军奋战，元老派拍手称快。
　　败象已现！
　　渐渐，少壮派的改革锐气远不如当初那样锋利了。他们也象原任一样一头扎进了繁浩无边的事务堆中，整日穷于应付，疲惫不堪，但还是听不见一句好话。如果说标新立异是他们所擅长的，那么处理具体事项的能力就远不如原任那般娴熟了。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局势越弄越糟，就象是一团乱七八糟的毛线，理又理不清，剪又剪不齐。在这种情势下，根本谈不上改革，就连正常的教学秩序也难以维持。
　　少壮派败局已定！
　　一中在加速率滑坡……
　　少壮派内部又偏偏在此时出现分裂，结果军师辞职，釜底抽薪。少壮派自己也意识到穷途末路了。
　　但他们手里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高考成绩哪怕是倒数第二名，也能证明他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背水一战，提前一学期结束初、高中毕业班级的正常课程，腾出时间突击复习，少壮派拚了，成败在此一举。
　　但天公不作美。
　　八六年高考重蹈前辙，倒数第一名。
　　一中领导班子又换届了，也无抗争，也无异军，风和细雨，趋之必然。
　　这时，西宁帮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办理调回西宁的手续，其余的人则扳着指头数着，等待轮到自己的那一天。于是，西宁教师与新任领导的冲突又回复到个别的、零星的状态之中。
　　一切仿佛只是一场梦。
　　在对抗最为激烈的那段时期里，也曾有人说出过相当极端的话：你误我青春，我误你子弟。
　　青春与子弟，孤立地看，好象哪一个都很重要，哪一个都误不得。但实际上，谁的青春也没有误，少则一、二年，多则五、六年不都是随其心愿回到了城市，回到了亲人身边了吗？可子弟呢？不是的的确确地被延误了吗？误了一个又一个，误了一批又一批。假如青春真的被延误了，那确是一生中抹不掉的一段痛苦的回忆。可是被延误了的子弟将面临的不仅仅是一段痛苦的回忆，而是好几大段，甚至是无法计算的痛苦的回忆，痛苦的选择。当然，并非学校的教育就一定使人能步入人生的坦途，但最起码为步入坦途提供了条件，而被延误的子弟却享受不到如此的条件，这一点，无论是谁，哪怕是被人视作误人子弟的西宁帮不也是梦觉尚心寒的吗？
　　但统统归罪于西宁帮，公允吗？
　　问题不是谁误得多，谁误得少，而是怎样才能不误人子弟！
　　聚散匆匆，此恨年年有，重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