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太姥山下——福建福鼎市秦屿镇寒碧街的一座破旧民房里，生活着这样的一位老人：他叫陈友桐,今年70岁,是秦屿第二小学的一位退休教师，他生活简朴，十五年来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生活节俭方式颇令人费解：
为了省钱，他早餐一般不吃，中午就买两个馒头或肉包，和着开水下肚充饥，晚餐经常到街上买一碗2 元的面条，偶尔放一点肉丝、青菜，每天伙食费用在5 元之内，每个月控制在150元内。
他衣服已经好几年没有买新的，不管是寒冬还是酷署，常穿着2件衣服，一件衬衫和一件内衣， 寒冷时多披件旧皮袄，经常穿的一件衬衫还是市退休办发的。
他从来没有坐过三轮车，估计已有5 年没有到过城关了，他说：“现在车费、住宿费都太贵，到城关一次要花不少的钱，实在舍不得。”
在他家两层简易木屋中，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唯一的电器是一架早该进废品收购站的14寸黑白电视机，发出的噪音比播音员声音还大。他说：“早就想买一架彩电，虽然最近便宜多，但也要千把元，实在舍不得。”平常为了节省一点电费，他看完新闻联播后，就迅速关掉开关。吱吱作响的楼梯起步台阶已经坏了，他舍不得花钱请木匠修一下，只是每天要艰难地借助于一张三脚矮桌和一张凳子，才得以上楼。
一切能节省的钱,陈老师都省了下来,近乎节省到“极限”，他一分一角的积攒着究竟图什么？似乎象个谜，于是笔者来到他的家，当陈教师拉开抽屉时，我看呆了：一叠又一叠的汇款收据，来自全国各地的感谢信和回音卡塞满着整个抽屉。
十五年来，他几乎倾尽所有，向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希望工程、见义勇为基金会等社会公益事业及贫困家庭、失学儿童捐款资助，我粗略点了一下，平均每年汇出20笔，金额3000余元。1998年全国发生特大洪灾，他看到那么多同胞姐妹受苦受难，饭都吃不下去，就更是倾尽囊中所有，捐款捐物高达7000余元。他说最早一次捐款是在1984年，淮河流域发生洪灾，淹没了许多地方，他当时心里难过极了，就捐了200元，以后，只要知道哪里有灾难， 哪里需要帮助，就想捐一点。十多年来，累计捐助达5.5 万元，以下摘录的是他捐出的一小部分：
1991年，皖、苏、鄂等省农村发生洪灾，他向北京国际十年减灾委员会寄了200元；北京申办2000 年奥运会，他捐了200元；
1992年5月，他给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寄了200元；河北引滦入津工程，他汇了500元；
1995年，他给宁德见义勇为基金会汇了200元；
1996年1月，山西引黄入晋工程在建，他寄出了500元；
1997年5月，宁德兴建地区残疾人康复中心， 他汇了250元
1998年2月， 他给福建省“捐百元建百校”希望工程汇了100元；
1998年，中国青年基金会、团中央、《人民日报》等
200 多家新闻单位共同发起“希望工程十省水灾区建校”的救灾劝募活动，倡议大家每捐5000元，筹建一所帐篷希望小学，他就打电话到北京的发起单位，询问：“我因为钱不够，能否捐半个教室？”得到答复：“行”，于是他就向他人借来利息钱1000元(月息2分)，凑上自己的 1500元，午饭都顾不上吃，马上赶到邮局汇出2500元，捐建了半个教室。
1998年10月，陈老师在《闽东日报》看到记者阮兆青写的福安市晓阳镇学生占海英生活、学习困难的报道后，心里十分不安，因不知占海英的确切地址，就给阮记者汇去203元，烦阮记者转汇给占海英同学200元，3 元作为汇费，陈老师向我解释：“我已经给记者添麻烦，不能再让人家出汇费。”
1999年6月，中国青年基金会、团中央、 林业部等多家单位向全国人民发出“植一片树林、营万顷绿州、集社会之力、造秀美山川”的倡议，开展“保护母亲河”的工程造林行动，他捐了205元，其中200元捐植一亩林，5 元捐植一棵树。
2000年5月， 福建省潘心诚副省长倡议开展“救两条生命，还一家幸福”的农村产妇的安全生产救助活动，以改善农村的妇产医疗设备状况，他寄了300元， 看到这张汇款收据，他向笔者说起一段往事： 1952年，在潘溪仙蒲村任教时，看到一产妇在家难产，情况危急，家人只好用铁钩钩出婴儿，结果血流满地，母子双亡，他看了，心好象被撕碎一样。1979年，在秦屿财堡村任教，又看到这样的一幕，当时就很想为改善农村产妇的安全生产出一点力。这次捐完之后，以后还想再捐一点。
2001年3月， 他从《闽东日报》上得知屏南县双溪镇农民陆修福，三年前外出打工时，不知何因，左腿肿大如蓝球，巨痛无法走动，经第三军医大学确诊为“巨大软骨肉瘤”，必须开刀动手术，方可根治，急需药费8 万元，心里难受极了，急忙汇了200元。事后，他又花了300元把陆修福的病情、诊断报告单打字、复印，广为散发，四处劝募，并寄给有关部门和领导，希望能给患者解一点燃眉之急。“不知他病情转好了没有”，一个月来，陈老师每天都在为他担忧、牵挂……
除此之外，他还用“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资助七名小学生，直到他们小学毕业。
我注意到，他每次汇款时，都用快汇的方式，每次都要多花一元，陈老师解释说：每当知道别人有难，国家有需，他都心急如焚，恨不得能马上把钱送到受捐单位(人)手中，快汇一般都可以快2-3天。
在诸多汇款收据中，我看到有很多是寄往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希望工程)，我问他：“有20次吗？”，他不安地说：“还不够20次，只有15次，以后还要汇一点。自己只要能多省出一元钱，就能多捐出一元钱。”
陈老师家境并不宽裕，他说：“前几年，儿子下岗了，做过挂毯生意，亏了几万，把多年的一占积蓄也赔了进去，不然可以向社会多捐助一点。”陈教师还说“有时口袋里没钱了，但又想捐款，这时只好向学校出纳打借条，暂借几百元来捐款，到发工资时扣回”。捐款、资助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陈老师的这些有别于常人的举止，常常受到一部分人误解，有的挖苦、有的冷嘲热讽。为了怕被人知道，有好几次，他真想到相邻乡镇去汇款。“不过这两年来好多了，理解的人也渐渐多了，自己也习惯了。”陈老师说。
曾经有人不解地问他：“陈老师，你所做的都不是你份内的事,你操什么心？你究竟要图什么？是官与财,还是名与利？”他说：“我不图什么,我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每个月就这么点退休金,还能图官、图财？更不要说图名利？”接着他找出一张汇款收据，是1993年12月汇给福鼎县委党史办公室筹建福鼎革命展览馆的捐资，95元。“当时就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多汇5元？名字还可以刻上石碑”。 陈老师说：“我不是差这5元，革命先烈抛头颅、 洒热血，为了革命，连命都可以不要，我就捐这么一点钱，怎么还好意思在碑上留名呢？我只是想用自己菲薄之力，能够帮助一些人，影响一些人，为改善社会风气做点贡献，我就
心满意足。”
社会上有人以“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为人生理念，陈老师说：“我最恼怒这种人”。
临别之际，陈老师紧紧握着我的手，一再叮嘱我要好好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要走过场，并以他的亲身经历，深入浅出，娓娓而谈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没有空话和套话，我听着听着，却早已汗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我也参加了好几次，学习材料、报纸、电视也都经常看了，怎么就没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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