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深圳一年跳三次槽 |
作者:徐 进 作于:2005-6-8 20:39:00 访问:16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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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听人们说,深圳特区不但是人间的天堂,更是好男儿闯天下的世界。大学毕业那一年,我怀揣着大学文凭和对深圳特区的向往来到了深圳特区,没干成什么,东奔西跑了一年,跳了三次槽—— 1996年7月,我从南京河海大学毕业后,因徘徊在国有企业不愿进机关进不了的两难境地,在家人极其反对的埋怨声中,背上简单的行囊南下深圳决心闯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当时已是8月初,按理说南下打工潮应该退了,但奇怪的是,火车上仍是人挤人,每节车厢都是水泄不通。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人流涌出了深圳火车站。到了站外才知道举目无亲,原来说好接我的大学校友无踪无影,BP机打了四五遍也不见复机。我想也许他是怕惹来麻烦而临时改变了主意吧!早就听说过深圳人最现实,人与人之间是以利益为标准,朋友间谈的都是如何赚钱,甚至有些家庭还实行了“AA制”。乍一听这些近乎天方夜谭式的新潮观念,我开始也不怎么相信,但眼前的现实让我初次有了亲身体会。 由于人生地不熟,听打工仔们说偏僻一点的地方租房便宜,就这样我跟着几个打工仔来到了一个小村,花50元中介费找到了一间出租屋,随后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人才市场每天都是人山人海,一个职位竞争者都多达二三十人。回到小屋,我又根据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写简历、寄资料,但一切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如此找了20多天,渐渐地我鼓满的信心瘪了下去,不得不为生计发愁,数着口袋里剩下的几十元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从此,我用这一点钱来计划安排伙食,早饭取消了,中午就是靠两个廉价的西红柿充饥,每天只吃一顿晚饭。天气炎热,不能不喝水,我只好自己用矿泉水瓶装灌自来水带在身边。就这样又经过了半个月的四方奔走,我终于应聘走进了一家电子贸易公司,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办事员。 这份差事,如果在内地我肯定不会干的。但残酷的现实使我不得不低头。深圳的人才比比皆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还有找不到工作的,我一个本科生又算得了什么?加上此时袋子里仅剩下5元钱,我只得丢掉那些不切实际的虚荣和面子。俗话说,如今什么都有假,什么都能骗,但肚皮无法骗啊!画饼不能充饥,更何况在深圳这地方就是喝口水也得花钱买。 电子贸易公司坐落于八卦岭工业区的一栋高楼大厦里,办公室倒是装修得挺豪华,每天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还有一些神神秘秘的顾客,这一切我也懒得去打听,也无法弄清楚。 公司的老板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人倒是随和客气,工作上也并不挑剔,但就是太吝啬,不仅员工的工资很低,连办公用品也舍不得让员工用。那一个月仅450元工资的工作没干多久,屁股还没坐热的我很快又失业了,公司因老板虚开增值税发票而被有关部门停业整顿了。第二天,我不得不又走上求职之路。 很快,我又到了一家广告公司做了业务员。那时正是初冬,由于没挣到几个钱,也没办法给自己添置过冬的衣服,我只好从早到晚在外面跑来跑去,倒也了却了没钱买衣服的窘境,再加上深圳的冬天并不是太冷。由于我学的是思想政治专业,对广告业务几乎一窍不通,初涉广告推销业务,我如同走进了“迷宫”,开始几个月连吃“白板”,没有接到一项业务。我深感工作压力巨大,每天都寝食不安。眼看着临近春节,可自己没有揽到广告业务,所得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根本没办法回家过春节。听人家说,深圳不相信眼泪,只有不断拼搏才有出路,我天生的不服气劲又上来了,接下来的几天,我几近疯狂地每天早出晚归骑着单车联系业务,终于在春节前揽到了几笔业务,挣了近2000元业务费。但那时已近年关了,我没办法回去,只能打个电话给父母亲报一声平安,道一声新年好。电话里明显听到母亲哽咽的声音:“晓进,外面不好闯,就回来吧!”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爸、妈,你们放心,我一定会闯出样儿来的。”话一说完,我就把电话匆匆给挂了,不想把自己的情绪传给爸爸妈妈,更不想灭了自己的闯劲,可那时,我孤身一人在深圳大年三十的夜幕里,听着家家欢喜过年的鞭炮声,我忍不住掉下了辛酸的眼泪。 过了春节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大街上走着,发现深圳这座城市有一个独特的景观棗满街都是招聘栏。我在一个招聘栏上看到某杂志社招聘记者的信息,我凭着自己曾在大学校园里办过校刊、搞过通讯工作的经历,决定去试一试。这样我又辞去了广告公司业务员的职务,在深圳开始了第二次跳槽。 杂志社的负责人是一个精明的上海人,戴着一副秀美的金边眼镜。他不屑一顾地看了我递给他的身份证、毕业证、作品的复印件和特约记者证等,又顺便问了诸如籍贯、年龄之类的小问题后,就很简单地同意聘用了,试用期为两个月。 这家所谓的杂志社设在一栋民房里,办公条件非常简陋,仅有两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机,招聘来的记者却有八九人,全然没有底薪,所有的收入都靠提成。我这时已明白,这个职业又是一个难剃的头,“记者”其实就是广告业务员而已。可毕竟这里提供栖身之地,比住招待所或租房强。我只好先将就着做,“骑驴找驴”,再寻找机会另谋别的出路。 事后,我听人说,像这样的记者,在深圳满街都是。还有人说得更形象:如果大街上走来三个人,必然有一个是三陪小姐或者记者。 老板规定我们每月的任务是负责报道企业及其名优新产品,进行市场调查和述评,至少写稿一万字,同时发展两个企业加入杂志社的经济信息服务网络。写稿对我来说并不难,一个星期就可以搞定,难就难在服务网络上。 眼看月底就要到了,坐在我对面的两个小姐早已将加入服务网络的企业搞定了,看她们描眉涂唇、有说有笑的样子,我心里就更着急。怎么办?与其等待老板来炒鱿鱼,还不如豁出去想办法找一家企业签单再说。 当时我不知在心里下了多少次决心,一定要搞定两个企业。可就是走进每家公司去找老板签单,老板不是委婉拒绝就是对我干脆不理睬。就这样,我在滨河路上徘徊了几天,每天都是憋足了劲出来,又垂头丧气地回去,就差没有跳进深圳河里去了。 就这样混了两个月,我终于没有拉到一家企业的签单。我主动卷起了行囊,与老板不辞而别,与其让他炒我不如我先走了事。这已是我第三次跳槽,我又开始在深圳街头游荡,望着招聘栏里的一条条招聘信息。这时我BP机响了,一看是老爸呼我的电话,老爸在那头说:“晓进,回来吧,机关正在招考公务员。”面临着几乎走投无路的窘况,我告别了生活近一年的深圳。1997年8月,我回家经过几番作战,如愿考取了市经济信息中心秘书职位,成了一名吃皇粮的公务员。 现在想起来,我虽然已成为一名不要在外四处奔波的机关工作人员,但在我心中,仍然一直恋恋不忘在深圳的日日夜夜。那一年,虽然我没有在深圳闯出一番天地,干出一番事业来,但在深圳却让我拥有了闯天下的本领。现在我在机关工作一帆风顺,成绩令众人刮目相看,我想这也得益于在深圳那一年里我的三次跳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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