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杀官”的新闻确是越听越多了。2000年1月11日《杂文报》载梁思奇先生文章《为官为何杀官》，对这一现象教进行了有力剖析。为官之所以杀官主要是因为能“取而代之”，有“暗箱操作”；是现今人事制度的种种弊端才使这种恶性大发。如此分析诚然是不错的。杀官毕竟不如杀猪，也算是血淋淋的杀人的，是不堪目睹的“官场险恶”，是犯罪。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还只能是为官杀官！——试想，不为官，焉能杀官？又怎会杀官？
“包老爷”杀了无数的豪强恶霸、贪官污吏，就因为他是包老爷。要不，他再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也终枉然。他老人家是凭公而断，依法行事；死者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请原谅我举这么个于梁先生文意毫不恰当的例子。但这毕竟也算一种“官杀官”，不过，这种“官杀官”，是严格遵纪守法，维护法律的尊严；是为民除害，是大快人心的。现今看来，象这样的“官杀官”，不是太多了，似乎是太少了。所以，需要其他的这样那样的“官杀官”来帮忙。
99年10月5日《经济时报》报道，1997年判决经济犯罪分子104分其中缓刑65人，有个基层法院判决21人，缓刑19人，占90％；1998年判决97人，其中缓刑63人，占65％；有个基层法院判决6人，居然出现6个清一色的“死缓”，占100％！这些还不包括免予刑事处分的案件；而且判处缓刑的经济犯罪案件95％是万元以上的大案。明白了吧，人家都可刑缓，不缓还可“监外执行”呢！你有什么法子？如今这法那法，法什么？法“死不了”！天真的文人先生们，还殷殷期望着“受到法律制裁”呢。所谓法，历来只是“治”老实百姓的把戏，至少在咱们中国是这样。不是说，“刑不上大夫”嘛。
官杀官，如果杀的是恶官、贪官，不管他是谁，用何种方式，何种手段，都应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如此，乱或者乱一点，但有什么更妙的法子呢？不是说，“大乱方可大治”嘛。万一杀的不是特别贪的官（好官被杀是很少的，因为好官本来就很少！），那么，偿有一点天良尚在，这已成杀人犯的“官”，终可因此得除，亦可算一件不赖的事。
所以，在某一程度上，依仗“官杀官”庶几可能“清野”官场，至少，不比官官相护来得更糟！
要救官场，除了“官杀官”，别无他法？那也未必。靠“民起而怒杀之”，恐怕算“过激言论”罢，是不足为取的了。那么，就只有温柔平和点儿，依靠“法治”。这“法治”，治百姓，也要平等地治治官们才好。真正“法治”这劳实子，在咱中国，祖上是从未有过的，只怕好多的人特别是官爷们一下子适应不了。人们就等待吧，“官杀官”终不是长远之计。可不能让人们等得太久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