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纯文学期刊的终结与再生 |
作者：宫瑞华 作于：2005-6-8 20:39:00 访问：57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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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今年9月，北京的一家纯文学期刊庆祝50诞辰，本应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但与会者心头漂浮的却是惨淡的愁云。著名作家邓友梅遗憾地说：“如果我们的首都北京都没有一本纯文学刊物，那就与我们的大国地位太不相称了。”
这家刊物的前主编认为：现在是50年中最困难的时期。
其实，处于这种境况的刊物何止这一家？有人说，中国的纯文学期刊进入了一个气息奄奄的时期。我想，大部分纯文学期刊的老总都会认同这个说法。
在市场经济面前，纯文学期刊成了计划经济时代遗存下来的“恐龙”。这个物种的灭绝已经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了生存，真是“八仙过海”：突出重围的、落荒而逃的、改嫁的、易弦的、上街的、进校的……。能够不改初衷坚持纯文学宗旨的刊物越来越少了。
前些天，广东几家严肃期刊的老总们开会座谈，除了回顾“新时期”之初发行几十万的不再时光，剩下的只有盼顾、惶惑、无奈、尴尬的份儿了。要知道，广东是出版大省，产值一年几百亿，你的刊物只发个几千万把份，你不像热锅上的蚂蚁才怪。
市场经济真的就是纯文学期刊的终结么？纯文学期刊存活的理由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么？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期刊除了它所负载的社会作用而外，它还是产品，只不过是特殊的产品而已。就经济效益而言，它不像服装和鞋子，低档的可以摆在大街上卖，高档的可以在专卖店里卖，到头来，谁都有满意的利润。可杂志刚好相反：畅销的，你卖高几毛钱也有人买；不畅销的，别说提价了，你降一元书亭都懒得给你摆。前些年，少功、子丹独具慧眼，最早使《天涯》突出重围，填补了中国高格调文化刊物的空白，文化圈内万喙一声，交口称赞。作为杂志，无疑是成功的，可经济上仍然摆脱不了尴尬的境地；《大家》一出世就技压群芳，可单靠卖杂志大概也平不了全额成本，要不然，也就用不着××企业赞助了。你去市场上看看，《收获》、《人民文学》从来就卖不过不知何处出版、不知何人编辑的“地摊儿”杂志。
前些年，经常讨论普及和提高、“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关系。随着纯文学期刊的消亡，出版社不赚钱的书不出，“白雪”也就融化殆尽了。如果真的没了纯文学期刊，没了纯文学书籍，中国文学市场上除了这个“宝贝”那个“宝贝”，还会剩下什么？
杂技是中国的绝活吧？一个农民承包了中国杂技团，为了钱，这些国家级演员一天要演出十几个小时，连练功的时间都没有，水平越演越低。前阵子，媒体大炒刘德华学“变脸”，最后说是为了保护民族艺术，拒不外传。我想，川剧团也许还没穷得揭不开锅，真到了那份儿上，大概就顾不上什么脸不脸的了，有钱就行。
说到这些，总让人感到鼻子酸酸的。我经常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某些个人的酸楚，还是民族、国家的酸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不能以人文精神的丧失、以文学艺术的丧失为代价来换钱吧？
著名作家何立伟说过一句话：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这话我信。巴黎著名时装设计师们的设计在T形台上大出风头，可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全世界的人都原封不动地穿上模特们身上的时装，他们展示的仅仅是一种典型时装概念。就服装文化而言，那是一种有效概念。
如果给纯文学期刊一个存活的理由，那就是：纯文学期刊是国家和民族文学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它的阅读是国家和民族的有效阅读。
有效阅读的内核是民族、时代的人文价值取向。有效阅读通常情况下只能是少数人的阅读。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是全民阅读（如“新时期”之初）。由于受众的数量所限，纯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不可能同时尚刊物相比，因此，只靠卖杂志为唯一经济来源，纯文学期刊、严肃期刊或许永远难以摆脱经济窘境。
这些年来，纯文学期刊的主持者们可谓费尽了心机。就说广东吧，《作品》一直想从学生兜里掏点儿钱，但学生们也是鬼精鬼精；《广州文艺》与企业联姻曾制造过轰动效应，但后来发现企业家的手头也挺紧，还得回过头来靠财政……
说句实在话，像《特区文学》这样的刊物，之所以现在还能在办刊宗旨上不改初衷，全靠地方财政的支持。因此，杂志社的同仁们在办刊上不敢稍有怠慢，我们从来都是把办刊当作特区、乃至全国文学、文化建设的大事业。我们也在积极地寻求以合适的方式走进市场，我们也在积极策划，“新都市文学”就是近年来本刊一次很成功的策划。它提高了刊物的质量、品味，扩大了影响，也带来了发行量的上升。我曾在西方某国的图书馆见到过十几种中文纯文学期刊，其中有全套的《特区文学》，收藏之细心着实令人感动。这些年来，《特区文学》有了更鲜明的特色，作品获奖、作者获奖、刊物获奖，但这些都远远不足以使《特区文学》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我们关注市场，但关注的仍然是文学的市场，而不是只要赚钱就行的市场。我们不想像兄弟刊物《珠海》，由文学走向时尚。但是如果也像《珠海》那样要“自谋出路”，变与不变就不是我们怎样想的事了。
近来纯文学期刊掀起了一股改版风。刘德华“变脸”没学成，纯文学期刊倒是像得了真传，脸皮换了一张又一张，争相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想从时尚期刊市场分一杯羹，无奈读者的眼睛雪亮，蒙起来也着实不大容易。
WTO面前，行行业业都在大谈“接轨”、“走向世界”，中国文学在失却载体的情况下如何“走向世界”？总不能让中国的严肃文学作家给全世界人民发E-mail吧？
说来说去，大家都难以回避一个事实：如果纯文学期刊以卖杂志为唯一收入，恐怕就还得靠养。剩下的就是谁来养、怎样养的问题了。
我佩服上海人的精明，把个《上海文学》派给了某报，经济上认亏，杂志格调不降。这不失为一种养法。有时候我瞎琢磨：现在的时尚杂志，一个刊号变成两个、三个，再由月刊改为半月刊，看得纯文学期刊眼热心跳。为什么不可以给纯文学期刊也开开绿灯？比如说，能不能让刊社办好一两本畅销刊物来养纯文学？不给钱，给点政策也行。有了政策，说不准纯文学期刊里也可以蹦出个儿把男强人女强人，办出个期刊集团什么的。这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养法？也许还有更多的出路等我们去探索。
据说，美国的肯尼迪艺术中心光是更换地毯一项，一年就要2000万美元，钱当然是政府支付。理由是，它是一个纯艺术的殿堂，只有靠政府。日本在文化“出口”上也是不遗余力。重要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政府不惜花重金请最好的翻译家，译成各种文字，甚至还将翻译家请到日本长期居住，日方负责全部费用，且稿酬丰厚。据统计，日本海外文化交流项目，每年的经费预算超过10亿日元。在日本，该赚钱的刊物一定要赚钱，而纯文学刊物则养起来，被视为国家文化的标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文学、文化事业，是一个值得严肃认真探讨的问题。据我所知，深圳有关决策、主管部门，对此有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经济上支持文学艺术事业发展，同样是市场经济行为。
纯文学期刊面临的是一个媒体、出版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以深圳第二届高交会为契机，广州报纸大举抢滩深圳。本地的几家大报蓦然发现：深圳也不再是自己的专属领地了。海南一家大报的老总惊呼：广东报纸铺天盖地杀来了！新闻出版业的竞争，必然带来行业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在这场竞争面前，地域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
纯文学期刊即使有了存活的理由，也无法逃避这次大整合。在“大洗牌”的过程中，当务之急是自身的改革。纯文学期刊大都是老牌刊物，至今大多是旧制沿袭，人力、财力资源都存在着极大的浪费。拿着“阿爷”的钱，有饭大家吃，有粥大家喝，干不干活没区别。这种机制在今天实在是太过于“恐龙”了。现今的畅销杂志，除了市场定位准确、策划成功等诸多因素而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营机制。人员的动态管理和分配的动态管理是这种机制的核心。杂志社实际上就是生产特殊产品的“企业”。
不管愿意不愿意，纯文学期刊都必须在政府的协助下完成转制。通过人力、财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焕发活力，建立简约高效的运营机制。
期刊在大洗牌中重新定位，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中国需要多少家纯文学期刊？这要依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容量来逐步完成量化。这是纯文学期刊涅槃、再生的过程，我们也不必为每一家纯文学期刊的消亡开追悼会。
纯文学期刊不必花枝招展地媚俗，但也要跟上时代。你总不能永远腆着一张饱经风霜几十年、十几年不变的老脸来面对读者吧？在这个多元的时代，读者需要多元的风格，多元的品味。独有的特色，仍然会是再生的纯文学期刊立足当下市场之根本。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具体的生命形态会将生命故事持续不断地演绎下去，文学对于人类来说也就成为永远不可或缺的存在。那么，作为这种存在的载体，只能在不断的再生中升华，难道还有理由消亡吗？
在这个大前提下，《特区文学》的同仁们便充满了信心，剩下的就是看我们的“生存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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