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根本冲突和对立
（一）由党的多元化造成的党派之争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许多人恐怕还不会忘记今年年初才告一段落的“克林顿绯闻案”吧? 一时曾被媒体炒得可谓是沸沸扬扬以致风靡全球。这其中恐怕少不了共和党在幕后的功劳，共和党之所以大肆宣扬并抨击克林顿的私生活，就在于他们要争取民意来支持弹劾总统，并想搞跨民主党。然而，另一方面，已有确切的证据显示：许多这些最高层的共和党议员自己也有性丑闻，可笑的是他们把自己的丑闻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却大肆攻击总统的私生活，甚至不顾美国民意的反对，要求公布总统的性丑闻细节，要知道，即使一般的普通大众的性丑闻的细节也不会轻易公布的。然而就这样，他们仍嫌不够，还要再一次逆着民意把事情做绝，提出“绯闻案”等四项指控来进行一场持续几个月的漫漫弹劾征途。但就这些还不是共和党的全部目的，他们还要利用总统的性丑闻来企图夺取98国会中期选举的胜利。也就造成：一个对世界最具影响的国度的国会中期选举，这样一个本应严肃、特别慎重的重大选举，一个总统的性丑闻竟成了它贯穿始终的主角。两党自始至终都围绕着性丑闻进行拉锯般的交手过招，并还利用传媒来进行铺天盖地的渲染。
此时，由西方实行的党的多元化造成的党派之争，不仅仅已是尔虞我诈、毫无原则可分，而且完全是一派乌烟瘴气。由此人们不由要问：西方一直向全球鼓吹，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向全球强行推行的党的多元化难道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肯定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会反驳道：“只要上述这些党派之争的重头戏即这一次弹劾案是促进美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那么这不就是党的多元化存在的意义了吗?”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尚需认真细致地分析一下，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1)因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就先看看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对全球有什么最直接的作用：
最近，美国的B-2战略轰炸机竟悍然袭击了我驻南大使馆，这种惨无人道、 野蛮霸道的侵略行径，必须激起了所有有良知的中华儿女的强烈义愤! 爱国学生纷纷涌向美国驻华使领馆，发出最强烈的抗议，声讨北约的暴行。但在没有彻底讨回公道之前，显然不可能完全平息中国人民心头的怒火，心中必然还蕴含着或重或轻的复仇心理。所以，也就出现了一边有学生在烧美国国旗，用石头砸美国驻华使领馆，另一边，有许多学生纷纷涌上街头砸了象“肯德基”连锁店这样美国在华的营利性场所, 甚至极个别的学生把怒火发泄在华的美国旅游者身上,竟用石头砸“美国佬”。 这些反过来证明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必然蕴含着或轻或重的复仇心理。而恰恰正是由于这种复仇心理，使得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切支持轰炸的北约国家的行政领导人心里也很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再激化一直以来双方因各种分歧及误会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磨擦，如在台湾、西藏、南沙群岛、敏感武器扩散、军控、贸易等诸多方面的矛盾，会让中华儿女更敏感地激发出本已压抑的强烈怒火，以及或轻或重的复仇心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各种切身利益。如其中一个最直接的损坏，就是现在正在对美国高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强大起着越来越突出作用的在美华人，怎么可能还会尽力帮助它来带给自己的骨肉同胞的是血、泪水，还有心灵再也难以愈合的深深的创伤呢?这对美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正因为中华儿女对全球的巨大影响，以及最具潜力的作用，加上在世纪之交，这一份永远也难以偿还的赤裸裸的血债，这些国家的主要行政领导人，在确保不改变自己根本原则的前提下，也许真能淡化一点双方之间经常可能要被激化的矛盾和磨擦，以避免激化中华儿女本已压抑的强烈怒火以及或轻或重的复仇心理，而损坏他们各种切身的利益。如在最近这一次面临台湾当局公开暴露出在走台独路线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就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以往两国在对待台湾问题的根本分歧、冲突，一改过去支持台湾当局的立场，立即宣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克林顿总统还主动与江主席通了电话，重申了这一坚定的立场，推迟美国军方访问台湾，并在联大第一次主动发言，坚持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明确立场，这使他们以前支持的台湾当局，如今公开搞台独在国际上就彻底陷入了孤立，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很大程度上恢复因中国大使馆被炸而跌至谷底的中美关系，消除一点中华儿女心中的或轻或重的复仇心理，而维护美国的切身利益，与台海危机时美国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若不是这一次大使馆事件，即使美国不象96年台海危机时那样过分，恐怕也会保持沉默，以纵容支持台独对大陆可能准备武力统一台湾，保持最大的压力，想利用台独这颗最可怕的炸弹拖延中华民族的崛起，来继续谋取全球霸权特别是突出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政治战略优势，这样巨大的反差正是由于大使馆事件造成的。设想一下，其他一切支持空袭的北约国家若多少能象美国这一次的表现，这将对我国在21世纪崛起时所要争取的以这样主要国家为核心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一个不小的促进。
另外正是这一次大使馆事件血淋淋的事实让中国人民更刻骨铭心切身地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尊严来自于实力”，要想有效地遏制美国长期称霸世界的野心，维护自己崇高的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要想最根本地声讨北约的暴行，就必须和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化满腔的义愤为强大的动力，极大地推进现代化大业，中国将更迅速地崛起!
我们还应该看到，如今在努力弹劾总统的共和党人，一直批评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过于软弱，实现全球的领导主宰地位这个目标停止不前。他们称：克林顿对华所采取的接触政策是一种纵容，是对中国过度的让步。共和党不只是说，还付诸实际行动，由共和党人操纵的国会经常提出许许多多的反华条款，其中有许多反华甚至已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条款得到通过并实施。这些反映了共和党人比克林顿在对华政策上是更为强硬的。对此就连我国政府也承认，尽管美国国内总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很强的反华势力，要求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但克林顿政府却是一直采取与中国保持接触的政策，最近，克林顿政府主动派出代表团到中国来进行谈判，力排各种障碍让中国加入WTO， 还有这一次在对待台独的表现，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让共和党达成弹劾克林顿的目的，这些更强硬甚至极度仇视中国的政治势力将会抬头，也许会一味地去考虑怎样从根本上接触中国，与此同步，在全球针对其它国家的外交上肯定也会变得更加强硬，会给全球，特别是我国带来在政治、经济、科技、国防、文化、国家主权等诸多方面更深刻的破坏，以维护其世界霸权、强硬推行其西方价值观等一系列目的。也许正因为克林顿隐藏着被共和党努力进行弹劾审理、搞垮民主党以及渲染性丑闻的恼火，同样想找一个以牙还牙的机会。正好共和党人一直批评克林顿政府在全球特别是对华外交上不够强硬，不采取遏制政策，加上其它几个复杂的原因，不如将计就计，发动科索沃战争，并攻击中国驻南大使馆，以极大地打击共和党对民主党及其本人咄咄逼人的攻势。此时有人也许会疑问，象轰炸我驻南大使馆这样重大的事件，还有可能象这样与纯粹的党派之争挂上钩，当儿戏，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论述。其实在姓“资”国家里象这样完全不顾国家利益的得失的党派之争，是比比皆是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我们至少已不能再盲目地判断弹劾克林顿就绝对对我国是有利的，因为弹劾克林顿已经很明显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不利因素，更何况轰炸我驻南大使馆，作为最强硬的共和党恐怕也有不可忽视的责任。实质上，即便轰炸我驻南大使馆表明弹劾克林顿是有利于我国的，但若反过来会损害整个世界人民的利益，那么弹劾克林顿还是有害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实质上只要从近些年来共和党普遍表现得比民主党更强硬这一点即可看出来。共和党在克林顿上台初期，就一直批评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不够强硬、软弱无能。正因为这一点，再加上共和党在针对克林顿的弹劾进程到了极为关键的时刻，促使克林顿在98年底对伊拉克进行四天的狂轰滥炸，这一招果然让共和党终于赞扬一次，这也就明显表明了共和党不仅对华显得更强硬一点，而且在针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外交上也是更强硬的。所以说弹劾克林顿，让这些更强硬的势力抬头，会对世界产生更恶劣的影响。面对此，现在即便弹劾克林顿对我国是有利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对世界却是不利的。
(2)弹劾总统究竟是否有利，主要还是回过头来看总统对美国所作出的具体业绩。 前不久，世界许多地区爆发的严重的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灾难，即有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这一最令世人称颂的贡献，也离不开世界最强大的、最具影响的美国经济的强劲的表现，正因为美国经济在当今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假设美国经济顶不住金融风暴的冲击，这一次注定将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中国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将遭到沉重的打击。美国在克林顿总统的领导下，在经济、科技等的许多方面的确取得不俗的业绩：经济长期保持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另外经济扩张时间之长、失业率之低、国家预算平衡状况都创造了二战以来最好的记录。道琼斯指数创记录之快使得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是否创记录，而是升了多少点。美国经济虽遭遇世界许多地区金融危机的强大压力，但经济仍表现强劲，在发达国家中是出类拔萃的，一改二战以来在发达国家中经济、科技份量逐步受到削弱的趋势，美国人民因此得到很多处，也只有这样才一直反对弹劾克林顿，因为很明显弹劾克林顿是弊远大于利的。
( 3)此时也许还有人会说：如果不完成弹劾程序，不是会破坏至高无上的司法制度吗?其实不然，美国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总统只有在犯有重罪时，才能进行弹劾，但是只因那四项显然不具有特殊说服力的指控，就进行弹劾，反而不符合美国法律，开创了一个有深远恶劣影响的先例。以后也许反对党在议会中占据能够弹劾总统的席位，很容易找到一个象这四项指控这样并不具有什么特殊说服力的、差不多的理由，就把作为对手的民选总统弹劾掉，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从此美国以后的许多届政府将因此要么被弹劾，要么就心有余悸，可以想象这样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啊!实质上此事件因尽早顺应民意， 通过对克林顿总统斥责的条款，已对美国人民特别是政府官员的行为起到适当的约束作用即可。所以此时我们进一步明确此弹劾案是弊远大于利的。
(4)当然不管此弹劾案结果如何， 几个月轰轰烈烈的弹劾征途本身已经带来了许多最直接的消极后果：首先，这一次弹劾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造成：投资者疑虑重重而撤走大量投资、民意对经济的信心指数因此下降、美元也表现疲软等诸多不利因素。而恰恰就在此时，世界许多地区金融危机还在迅速蔓延。美国经济也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想而知，这一切注定使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另外，要知道美国国会不仅自己花上几个月的主要精力在这个逆形势的弹劾案上，也占用了美国政府许多宝贵的精力。否则的话，作为国家机关这两个最重要的支柱，会做其它更多大量有益的工作。好事不做却专做坏事，造成如美国的外交陷入瘫痪的状态等种种恶果。
此时我们已不必再一一列举此弹劾案带来的其它恶果了，因为我们已经足以证明了原来这一次弹劾案与98国会中期选举所引发的一切党派之争一样，都是极度损害美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显然，如果没有党的多元化，也就不会有党派之争造成这些的损害。实质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实行党的多元化，大家都可以从大量的事实中很容易看到：这些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政党都曾有过这样的表现：即在根本不考虑某一件事情是否是最大可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或者明知它不是最大可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还是要去做这件事，甚至象这一次弹劾案、国会中期选举中的这些党派之争，完全是到了尔虞我诈、毫无原则可言的地步。对于他们也就好比家常便饭一样正常。你比如：早在这一次98国会中期选举期间，虽然美国公众对总统性丑闻极为不满，但却没有赋于共和党更大的权力，否则就有弹劾总统的危险，反而让民主党在众院中的议席得到增加。这是民意反对弹劾总统又一次的体现，然而政治家们还要更肆无忌惮地去努力弹劾总统，难道他们看不到美国在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历史上罕见的显著成就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弹劾进程结果如何此事件本身已经给美国的各种切身利益造成最直接的损害吗?然而国会中期选举之后， 他们反而更变本加利地去努力弹劾总统，这一切正因为：出现了一个最有希望彻底搞垮作为对手的克林顿政府这样一个多年难得一次的绝好机会，他们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这就赤裸裸地暴露出这些最高层的政治家们原来是只顾谋取自己的党派利益，来最终获得至高无上的个人利益，却不惜极度损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这种本质如此的暴露，大众不会看不到吧? 现在就连经常参与党派之争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最近都还公开地指责：参议院完全只因党派之争，不惜损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否决了美国政府早已签署的核禁试条约。明显严重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受到全世界最普遍的抨击，助长了全球的军备竞赛，制造了紧张的国际局势，使美国在全球扮演的主导角色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同样暴露出政党成员是把个人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即把一切服从个人利益的本质。这个本质其实还在这一次弹劾案、国会中期选举中其它已是尔虞我诈，毫无原则可言的一次又一次的党派较量中已尽情展现了，早已是人人皆知，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可大众明知这些政治家都是把一切服从个人利益的，还把他们选上领导岗位，直至最高领导层。这只能表明：大众认为把一切服从于个人利益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自己也如此。在大众看来，全球几乎任何一个人都是把一切服从于个人利益的，只不过其中有绝大多数人在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为社会多做一份贡献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有一些人把“留芳于后世”作为至高无上的个人利益，而尽一切可能多为社会做一份难得的贡献。虽然这些人是最伟大的、值得人们学习、尊敬的，但同样也只是出于“留芳于后世”这个最好的、最富远见的个人利益，也就是同样服从于个人利益的。当然，这些姓“资”的国家人民把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成员，这些本身是置社会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也错看成是把一切服从于个人利益的。恐怕正因为这一点，姓“资”国家的人民才不选举姓“社”政党上台单独执政。这将是后面的话题。我们现在首先要看到，由于姓“资”政党的成员都是把一切服从个人利益的，所以只要实行党的多元化就会造成这些政党成员只有首先只顾谋取自己的党派利益来实现至高无上的个人利益。那么怎么谋取党派利益呢?只有寻找机会、 制造机会、抓住机会去攻击对方党派来谋取自己的党派利益。遇到的机会越好，就越暴露无宜，反之则越隐蔽，暗地里就越会把主要的心思、精力放在寻找机会、制造机会上。表面上伪装得越真象首先是来为了给国家和人民谋福利的，而赢得民意的支持，最终还是为了来获得党派利益。由于从哲学的角度讲，世上没有任何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所以说，党派利益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绝对一致，也就是说，由党的多元化造成：作为党派只顾首先谋取的党派利益永远都在不同程度地偏离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既然偏离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就等于偏离了本应最大可能地促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即偏离了最大可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宗旨。这也足以证明了还可以实行一种最佳、最大可能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政治制度，必然由它来取代党的多元化。
（二）造成这一次弹劾进程竟持续几个月时间两个错误的根源及其对策
现在随着大众彻底领悟了：他们所幻想的党的多元化原来不是最大可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不免对与西方的党的多元化一脉相承的西方式人权产生怀疑，毕竟它们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多少有点连锁反应。人们会反问：难道党的多元化是倒行逆施，而与它一脉相承的西方式人权反而是最明智的、最富远见的，甚至于需要不惜动用武力去强行推行吗?西方还一直无端地指责，我国只注重人的生存、发展权，却侵犯了人的政治权，其实，我国的人权状况是值得称赞的。西方象这样突出地强调人的政治权, 这恐怕离不开其极度崇拜“上帝”的根源,他们崇拜“上帝”，信仰基督教， 也就坚定地相信人的灵魂是不随肉体的死亡而消亡，永远会存在下去，甚至还会来生转世。在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第一生存需求就这样永远都有保障的时候，此时要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人生的意义，剩下的充分发挥自己民主决策权力，似乎显得更突出、更重要了。如果相反政治权力越受到限制，哪怕是再合理的限制，他们就越不能容忍，越认为这是压制民主，是对人民一种无形的剥削。也许正因为这错误的观点，才大肆攻击我国明智的人权观点，这也就造成了中西方在政治制度上的根本冲突和对立。此时充分发挥自己政治决策权力不仅重要，而且又变得更极其敏感了。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民主、自由，但要知道它却有可能导致人们在对一切方案过度行使民主权利的时候，却或多或少地延误了方案实施的最佳时机。就拿这一次弹劾案来说吧，西方过度强调人民行使自己民主决策权力和实行党的多元化一起恐怕是造成：这一个明显逆形势的方案却竟成了几个月的漫漫征途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① 由于实行党的多元化，造成作为党派首先只顾谋取党派利益， 共和党在遇到一个最有希望彻底搞垮作为对手的克林顿政府的时候，怎么会轻易放手呢? 顽固地提出这个明显是极度逆客观形势的方案，然而当他们发现“早一点”在国会进行审理来决定是否弹劾总统不利于弹劾总统的时候，他们就尽量拖延时间，尽一切可能延长司法程序，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证据重复地盘问证人又加上两党党员为了各自的党派利益，互不相让，唇枪舌剑，辩论、争吵起来，必然一次又一次地浪费大量再也不能挽回的宝贵时间。
② 我们现在要谈， 西方人权中过度强调人的政治决策权力是造成在弹劾案上延误时间的第二种原因。首先最起码得研究为什么说西方的人权中强调人的政治权是“过了头”。实质上对于这一点，任何人只要能体会出“上帝”在西方人心中那崇高的地位，就能领悟出西方过度强调人的政治权，淡化生存发展权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西方极度强调人们充分发扬自己的民主政治决策权力，那么，在面对任何一个需要实施的方案，就只有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时间，让更多的人一味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权力，对任何一个措施、方案都去参与研究、讨论、修改、补充甚至再延长时间辩论辩论、争吵起来。加上这些人几乎都是把一切服从于个人利益的，哪管他越浪费多一点的时间越造成重大的损失呢?虽然越延误时间最终得出的结论也许正确的可能性更大，越适应在此方案最终得出结论的这个时候的复杂的客观形势，但是却已经延误了方案实施的大好时机了。就比如：这一次本应尽早终止明显逆形势的弹劾案，却浪费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最后幸亏共和党在参院远没有67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时大家应该能初步体会到：西方议会只顾提倡“空谈”，疯狂、肆无忌惮地辩论、争吵，一味让每个议员尽情发挥自己的权力所带来的危害了吧?
当然不仅仅只是象这一次弹劾案这一类已可以确定是逆形势方案应尽早终止，任何一个方案在很难确定是否顺应形势时也应尽早终止，去做其它许许多多明显顺应形势的事情。为了便于表达论述,我们称这两种常见的原则为B原则。还有一种更常见的A原则， 即如果已经可以确定某一方案是顺应形势的时候，是否就可以依据西方那一套尽量延长时间行使自己的民主决策权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也许应去分析一下世纪伟人邓小平有过的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他老人家为什么会说：“一争论就复杂了”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任一方案一争论、思考、研究研究就变得复杂了就会发现有新的不适应形势的地方呢? 这只有可能正应了一简单的道理即在现实中没有完美的事物，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得出一个绝对完整地适应极其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客观形势这样完美的方案。如光一味追求任一方案适应形势的程度,不顾与最佳得出结论即实施时机的协调、统一,永远仔细分析、研究、修改、补充，相互讨论、辩论甚至争吵起来，一味地浪费最宝贵的时间，当然什么也干不成。现在这里出现两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一面既要使方案、策略适应形势达到一定的程度，又要讲究逼近方案最佳得出结论即实施的时机，这两者肯定要协调好。那么它们之间又该怎么相互协调呢?它们之间在理论上注定有一个最佳协调的“度”， 我们可以永远倾向于这个度，却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达到这个度，因为完美同样只能在理论设想中存在，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存在的。
总之，我们现在在针对任一方案，应依据与此方案、策略相关的尽可能多的主、客观因素，努力做到：A原则：使最终得出的策略去实施时,此策略适应形势达到某种特定的程度与某特定的实施时机两者之间协调地越来越好,永远倾向于这个绝对最佳协调的“度”。至于B原则在前面已经叙述过。
然而由于西方那一套，特别是最迷惑人的是：一味强调让人们充分地发挥民主决策权力，它表面上让人们充分发扬民主，如：让人们最直极地参与选举与被选举；可以在绝大多数场合、传媒发表任何不同的政治主张，举行示威、抗议、游行，建立持任何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政党、组织、团体；并只要有足够的民意支持率，政府就可以拨款作为此组织公平竟选的资金；另外你若是发现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总统只要有一点不符合规定的小错误，你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揭发出来，甚至就因为这一点，总统会受到审理、遭到弹劾。这种社会看上去是多么具有透明度、公正、廉洁、法制有序啊!多么的民主、平等、文明、进步!多么尊重人的价值、权利、自由啊!许多人认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自己似乎才起了本应该起的作用，才可能大有前途，才能更有利于人类的进步，这才是人生的意义!
然而在这一切美好的背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了大量再也不能挽回的宝贵时间，任一措施都或多或少地错过了实施的最佳时机，极度违背A、B原则，损失是巨大的。因为这一点，人类现在本来肯定至少再上一个台阶，却因西方这一套，人为地落到了现在这一阶段，教训是惨痛的。此时，一味叫越多的人越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民主政治决策权力，造成对每个人的损失，打一个比方，也许等于命令人们变相地花了成百上千的美元去发挥一下权力。现在只剩下唯一的一条出路：应当考虑究竟应该怎么样行使民主权力来进行决策，才能最大程度地符合“A、B原则”，更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一切的一切都应服从于此。基于这些，我们将不得不在西方过度强调的行使民主决策权力的所有放纵的方面，适度地集中一点，也就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此，由于与任何两个方案相关的客观形势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绝不会完全一致的，所以相应民主集中的程度、形式也随之不一样，也就是一切国家、地区应实行永远需要不断完善、动态的民主集中制。然而，我们知道：“民主集中”得过度也不行。不仅会违背A、B原则，还会因压制民主，造成特权阶层迅速膨胀，使人民产生越来越不满的情绪，社会潜在危机迅速蓄积。要么造成腐败现象极其严重，难以彻底根治，要么就造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空前的人间浩劫。所以这20年，我国从文化大革命那“民主过度集中”的时代走出来。一直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权利下放政策，从而使适度的民主集中与每个人行使民主权利两者之间协调的越来越好，也就是在民主权利上讲究集中与分散之间的协调。绝不能再出现民主过度的集中，才导致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江青四人帮这些疯狂的法西斯专横势力得以滋长。也不会就仅仅因为毛泽东等极少数领导人犯了根本的错误就使中华民族饱受空前的创伤，差一点断送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如果当时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占据象今天这样主导的地位，能出现那样空前的悲剧吗?但若学习西方那一套，民主权力不够集中，权力过度分散到每个人的身上，也不符合A、B原则，必然最快地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集中与分散之间在任何时候在理论上同样有一个最佳协调的“度”，我们要全力加大中国如今在政治上正确实施的“权利下放”政策，永远倾向于这个最佳协调的度。但不管怎么样，当今的中国在民主权利上集中与分散之间的协调相对姓“资”的国家要好，更符合A、B原则。中国这20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就应证了这一点。有的人也许拿中国这50年的成就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等这些取得世界名列前茅成绩的国家相比，也许优势不太明显。然而，中国与它们的客观条件是有着特别大的差异的。中国的客观条件倒和象印度这样的国家相似，若这样一比问题就很明朗了。从上述这一切我们有理由确信：社会主义的确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讲人权等等一切，一定要绝对服从于社会进步的需要!
另外，这20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上是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最主要还是在于明智的经济政策。其中之一就在于我国在经济领域里国有企业这个集中的部分与其它经济成分之间协调得相对姓“资”国家的要好，才使我国经济规模在这20年间扩张了5.38倍，平均发展速度居全球同期之冠。当然， 这并不是说我国在经济上集中与分散之间的协调能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实质上，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还是归功于我国主动在经济上永不停息地进行改革，逐步降低过高的国有经济比例。现在十五大又明确地提出：要进一步适度地降低国有经济比例，并突出强调：即便国有经济的比例降低到低于半数也不要过于担心，只要国有经济还能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就一定没有问题。逐步降低国有经济比例，就是要使国有经济比例循序渐进地降低到最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为止。
然而，也有人会说：继续降低国有经济比例不是等于是在走向姓“资”国家那私有化占主导地位的地步吗?其实不然，我们绝不会降到象姓“资”国家那样低的程度， 因为若象这样，就会带来诸多方面的严重恶果。如：姓“资”国家在军火上实行私有化，就会造成私人军火商，不择手段地寻求生产并卖掉更多的军火。在每年国家研究年度国防预算的时候，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并捏造各种不切实际的理由，要求政府增加军火订单而大发军火横财。如现在美国的军火商竟鼓吹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来达到政府给予更多的军火订单，以针对中国可能的威胁，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也威胁了亚太安全。而政府拥有更多、更先进的武器就只能用于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还有私人军火商，总是在国际上制造更紧张的局势，营造战争的气氛，来大规模地向国外出口武器，加剧军备竞赛。而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军火商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来使战争更激烈、更残酷、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这一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针对南斯拉夫78天的狂轰滥炸的日子里，军火商们一直支持战火进一步扩大，在背后一直支持并赞助西方彻底私有化的舆论传媒，相互勾结共同来欺骗人民，以极大地影响民意来支持战争而最终谋取暴利。至于这一点，早在今年中央电视台一套的焦点访谈中就明确地揭露过。西方在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一切舆论界，只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加上这些人几乎都是把一切服从于个人利益的，他们只顾一味地追求经济利润，哪管它对世界有多大的危害呢?最终不仅起不了多少本应起的社会效益， 反而还起反动欺骗的作用。正由于经济过度的私有化，才造成这些人利用这样无情、残酷的战火来大发横财。战火只能毁掉若干无辜、善良的人的美好、温馨的家园，甚至牺牲他们最宝贵的生命，带来的是血、泪水还有心灵再也难以愈合的深深的创伤! 因过度的私有化造成这些人披着合法的外衣来赚取这些黑心钱。过度的私有化还会造成两极分化的速度过于迅速，不仅会使劳资纠纷更为严重，还会使庞大的财团和超级富翁的财富、势力迅速膨胀，越来越有能力从侧面控制、影响国家权力机关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因经济的过度的私有化、自由化还会导致过于庞大的国际对冲资金以及大量国际游资集中起来、横冲直撞、毫无限制，冲击一个个国家的金融领域才导致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空前的严重。还比如英国最近在铁路的安全方面，刚刚实行私有化就造成英国有史以来最惨痛的火车相撞事件。有了这一次教训，才知道重新把铁路的安全方面转为国有化，但为时已晚。所以姓“资”国家应与我国的做法相反，加大国有经济的比例，当然一定要“循序渐进”地来，绝不可盲目行事。做任何事都要把握一定循序渐进的规律才有效。因为只有循序渐进地来，才可能保持有序化，毕竟稳定、有序化是压倒一切的! 那么我们应怎么样循序渐进加大国有经济的比例呢? 可以把某经济实体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其它财政税收直接转变包括此经济实体在内的一切经济实体中的国家控股的经济，这不就变成国有经济了吗?另外， 加强个人所有税不仅可以减缓两极分化的速度这个邓小平早就确认的社会主义最起码的要求，而且也是确保每个人基本生活保障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个人所得税一定要与足够的市场竞争程度以及人们劳动创造的积极性等诸多方面协调好。
（三）通过调查民意，让大家更坚定地支持姓“社”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我们已知道将有一个最佳伟大的政治制度，可以最大可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将由它取代如今的党的多元化。那么这个政治制度究竟是什么呢?此时， 我们打心里最迫不急待地想说：这肯定是姓“社”政党单独执政，注定应由它来取代党的多元化。但随之反过来一想，我们好象同时也至少把其中的原因讲得透彻、全面点好让绝对多数的人心服口服才行，让大家都来更热情地拥护、支持我们伟大、优越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是极为必要的，因为毕竟现在全球还有许多人不相信我们这一点。你比如：姓“资”国家的人们都认识到党的多元化造成的党派之争经常会损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人们为什么不出来表示反对党的多元化?在资本主义过度自由化， 经常出现在绝大多数场合公开发表那么多不同的政治主张的自由世界，为什么没有多少人表示要实行我们确信不移的共产党单独执政呢?更不用提要他们通过选举直接让共产党上台单独执政试一下看看再作定论了? 这恐怕是因为：他们认为实行共产党单独执政，不象在稍成熟的党的多元化的条件下，任一政党都受到其他政党全力的监督、制衡、斗争，党派之间永远都在揭露对方的缺点，人民群众知道的以及不知道的一切重大缺陷，都会因为党的多元化造成的党派之争被揭发出来。此时，某个党员若以权谋私显然就特别容易被揭发出来而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党员不敢过度以权谋私。然而我们知道：正由于党派之间这种过度的制衡、斗争才造成工作效率的低下。而实行共产党单独执政明显不像党的多元化会造成这样过度的制衡、扯皮，而使监督、约束的力度适度合理一点，更有利于监督与效率之间的有机协调。然而在西方人的眼里，监督的力度低一点，党员的权力就大一点，以权谋私的就会严重，能够有条件以权谋私的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以权谋私，工作作风也肯定不好，效率也就没有保证。更何况权力过大没有足够的约束力，肯定还会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其实，我们共产党的权力即便再大，因为我们的党员大多数是置社会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不是把一切服从于个人利益的，以权谋私的党员肯定只占少数工作作风是优良的，效率也当然很高，怎么相对姓“资”国家更严重呢?怎么可能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呢?但姓“资”国家的老百姓却把我们共产党的党员看成和他们姓“资”政党的党员一样，错误地认为大多数党员会去以权谋私的，所以才不支持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上台单独执政。
至于为什么说共产党单独执政是最佳的政治制度，是最大可能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你就看看前苏联和我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奇迹般的成绩就可得出。在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上，只要政策一上正轨即可体现出社会主义明显优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通过十月革命红军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政权，之后又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胜利，迅速恢复国家经济，三个五年计划终于使苏联经济规模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显著位置。而我国共产党则经过长达28年的艰苦斗争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拥护才夺取政权的，最后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治愈了12年的战争的创伤。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些实际上都证明了共产党单独执政是最佳的，是能取得最大效率的。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只不过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制度还不完善，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重大矛盾、难题急待解决，加上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诱惑人的好处，暂时导致腐败现象在某些地方、部门还进一步迅速的恶性膨胀，但只是局部现象，我们党整体上仍具有纯洁的党性，当然应坚定地执政下去。但面对这不可忽视的腐败现象，任何两个人的看法从理论上说绝不会完全一致，既有人把我党腐败的程度缩小了，也有少数人过度夸大了我党的腐败程度。这些人因为基于对腐败的仇恨，而抹煞了我党在经济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这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是腐败的受害者，以及许多对这些受害者同情的人，还有一些只看到我们党的这些缺点，好的一面却认识不够的人，这些人则会转而错误地仇视我们伟大的共产党。另外，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十年浩劫”以及“反右倾”的受害者，基于对“左倾”强烈的激愤，转而想用西方的“党的多元化”来取代“党的一元化”。这两部分人实质上都是因为没有完全地看到我们党真正伟大的一面，才导致这些人互相支持矛头直指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权。89年席卷全国的“六·四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就连现在还有异议人士竟设立了非法的民主党，欲取代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然而政府拘捕了一个负责人，又出现一个负责人，竟都不怕被判刑坐牢。如今的法轮功就更是如此了，这些都证明了总会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与我们党作对。虽然这些人在我国只占一小部分，但要知道这可是有13亿这么多人中的一小部分，其绝对数量也是巨大的。存有如此众多的人相互串通一气，形成的力量也是极为惊人的，如果不尽快寻找最佳的途径加以解决，会直接威胁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要解决就只有针对这么多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过度夸大我们党的某些缺点特别是少数的腐败现象这一特点对症下药，让所有这些人都看到本来的铁的事实，也就是只有通过全面的调查民意这一最佳的方法，让所有这些人特别是怀疑者看到：原来大多数民众都认为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是置社会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腐败现象只占少数，绝大数人是热情地拥护、支持我们实行的共产党单独执政的。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些怀疑者才会心服口服，才会反过来支持我党单独执政，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嘛!
当然，绝不能把调查民意这一民主的方式看作是对怀疑者、反对者的妥协、让步，会损坏我们党的地位。实质上调查民意是党同群众血肉联系最起码的体现，这是民主突出的表现之一。对于我们共产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也有人也许会担心， 调查民意不能反映本来的事实，实质上这尽管放心，只要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不是以权谋私的，那么，有成千万上亿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怎么可能有大多数会把我们党的腐败现象夸大了呢? 若局限于居住在某一狭小的地方的成百上千的人，还有一点可能有大多数人夸大我们党腐败的程度，但现在可是有成千万上亿这么多的人民群众啊? 这些人对身边党员的作风显然都是很清楚的，既有夸大我们党的某些缺点的人，也会有缩小缺点的人。因人数特别多，夸大与缩小的肯定将大致抵消，那么缩小的加上看到本来事实的人当然永远都比夸大的多。所以，既然我们如今共产党的党员的大多数是高尚的，那么调查民意就绝不会出错，肯定会反映现实的。要知道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是最有资格判断的! 更何况姓“资”国家经常调查的民意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提名候选人的支持率，调查的结果都与大选结果正好一致，难道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反而不如他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了，若想让这些怀疑者最彻底地心服口服，那也就等于要让这些怀疑者的代表和公职调查人员一起参与调查、监督，如果不这样，那显然就不能打消他们的怀疑，等于没有调查。另外，调查起来并不难，所以即便调查一次不放心，可以多调查几次吗? 每一次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另外任何一个普通人若想提前核实我党党员的确只有少数人是以权谋私的大多数是好的，也许只要在大街上过往的熙熙攘攘的行人中，大致全面地简单地询问一下这其中的几十个行人就可得知。
当然了，如果不通过调查民意去让怀疑者看到铁的事实，光靠一般的说服教育恐怕是很难行得通的。怀疑者虽然看到这是少数的事实就盲目地判断我们党的是非，事实虽不全面，但毕竟还是看到一些事实，事实总归还是会胜于雄辩的，胜于你的说服教育。况且有许多人已经错误地仇视我们党，面对仇视用说服教育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若再配合一些打压更会激化矛盾，他们就会更错误地全力鼓动许许多多不经事的青年在暗地里发展势力，并与国外、海外那些西化、分化、仇视我们的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形成一股更庞大的势力在暗里迅速发展。这是极为危险的，治病还要对症下药, 不用调查民意让怀疑者看到本来的事实，绝对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用“错药”反而会误事!
作为我们这些坚信马列主义的人来说，总觉得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去呼吁：一定要对症下药，调查民意!调查民意不仅能让怀疑者心服口服， 还能最真实彻底地了解党内占少数的腐败现象本身全面的具体情况，以及其它一些局部性问题。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是我们惩治腐败、做好工作的首要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负有良知的人都应要去努力寻求能从真正意义上根治腐败的途径，必先除之而后快! 也只有调查民意才能让怀疑者心服口服，反过来更热情地拥护、支持我们党伟大的领导，彻底消除后顾之忧，协调各方的立场，提高人民的生产创造积极性，增强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能力，改善我们党的领导，使我们党永远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这一调查民意还会使许许多多国际上不信任我们的、反华的敌对势力，特别是许多西方政治家会大为震动!会采取一些友好、善意的回应，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还有不信任、误解我们的众多台湾的骨肉同胞会转而信任我们，反对台独以推进祖国与台湾的和平统一进程，促进我们中华民族新世纪伟大的复兴大业!此文虽已发表，但为了扩大一点宣传面，所以输入互联网中，以供读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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