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凡的家史 |
作者：楚 风 作于：2005-6-8 20:37:00 访问：101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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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命运多舛的父母亲
我们这个家庭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还有同父异母或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5人。
一．失落的婚姻
1959年春，当过八路，被俘后变节成了"二鬼子"（伪军），日本主子走了以后，又被改编为国军，解放战争拼死为蒋介石守了一阵儿维县（今山东维坊市）火车站，"蒋军"土崩瓦解之时不得不向"共军"摇了白旗（"准姨太"的白衬衫），然后隐居到济南城郊过了七八年提心吊胆的日子的外祖父终于得到了历史的清算，他因为以前"战友"的检举而被捕入狱了。这一年母亲18岁，已是外祖父战斗过的维坊京戏团的青衣A角，虽然她才登台两年。从此以后，外祖父安然在监狱里度过了15年时间，免遭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躲过了文革的揪斗，然而对于在监狱之外新婚不久的母亲，这却是多舛命运的开始。
1959年秋，母亲回省城探亲，少不了要拜访师友，师傅热情地接待了母亲--她的得意门生，并为母亲规划了前途，她希望，或者说是决定，让母亲准备到遥远的北大荒文工团去光大京戏事业。她告诉母亲不久北大荒文工团就要派人来山东招人，那里是一片未曾开发的处女地，是开创新事业的好地方，"也许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也会去那里的。"母亲每每回忆起来眼前总能浮现出师傅说这句话时不觉流露出来的悲凄的神情，这个神情让母亲迷惑了多年，直到二十五年以后在山东省城再见面时迷惑方才解开。
1960年春，母亲和她的第一个丈夫来到了天寒地冻的北大荒，正式成为佳木斯东北农垦总局文工团京戏组的成员，她和她的丈夫仍然是一个唱一个拉，她的丈夫是一位优秀的京胡手，台上台下，他们形影不离，配合默契，团里公认他们是一对甜甜蜜蜜的小夫妻。
那时母亲是一个追求进步青年，她已经有了与传统京戏才子佳人决裂的勇气和行动，1964年她出演京剧现代戏《还有后来人》（后改名《红灯记》）里的女主角李铁梅，几乎唱红了整个北大荒，她成为许多北大荒青年学习的榜样和崇拜的"偶像"，她是反传统的猛将，为此，她的第一个丈夫甚至心甘情愿地放下京胡回家照看他们不足两岁的儿子--我的同母异父哥哥卫国（我叫他二哥），这也是组织上的安排。
1964年将近结束，《红灯记》的演出刚刚告以段落，母亲正准备喘口气的工夫，社教组突然进驻文工团，母亲立刻被抽调去协助展开社教工作，这是母亲第一次直接参预党的政治工作，母亲为此兴奋不已，她甚至还没来及和三岁多的儿子沟通一下陌生的母子情感，她甚至还没来及向丈夫投去感激和歉意的一眼，她就出现在各种群众集会上了，她用她高亢圆润的嗓音发表着最动听的演说，呼喊着最革命的口号，她再次成为众人注目的对象！
然而有一天，正当母亲振臂高呼的时候，她被社教组长打断了，社教组长命令母亲站在那条供"一小撮"人站立的高凳子上，严肃的神情不容母亲有半点迟疑，社教组长庄严地宣布："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历史反革命的孝子贤孙，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代言人，妄图以革命的假象蒙骗人民雪亮的眼睛，妄图以革命的姿态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的阶级敌人今天终于现出原形了！裘少芳，你向革命群众认罪吧！"这次集会的最后过程在母亲的脑海中形成了一段永久性的记忆空白，她只记得会后她走进了一所独立的小木屋内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察生活……
等母亲再回到她的家的时候已是这年的夏天，她的儿子怯怯地望着她，然后躲在了小木桌下，没有叫她一声"妈妈"，她的丈夫为她端来了一碗颜色鲜艳的油泼凉面，他也没有说话。母亲沉默地吃完了这碗颜色鲜艳的油泼凉面，然后静悄悄地把零乱的家拾掇得一丝不苟。第二天母亲和她的第一个丈夫去团部办理了离婚手续，用母亲的话说他们是"和和平平"离婚的，至于谁首先提出来的，母亲一直缄口不言，但是她说过，她知道他胆儿小怕事。母亲带着他们的儿子搬进了集体宿舍，她没有其他要求。她母亲说这一年的秋天"京胡手"就结婚了，听说婚礼上领导表扬他阶级立场坚定。
不久母亲就被调离文工团，下放到了军川农场参加劳动，母亲说从这儿开始一直到1972年她都没有正式的工作，最苦最累的活总是排给她，母亲说在这儿她学会了种地、喂猪甚至是做坯烧砖。
二、重组家庭
母亲认识父亲是在1965年，父亲说那时候母亲在他的眼中像是落难的公主，即使是在农场喂猪，她也总是把一切收拾的清清爽爽利利索索，她总能吸引来别人的目光，包括那些绕着她走的人。母亲说父亲就是那种想怎么就怎么不管也不顾的痛快人，当时他是唯一不绕道走的，他是连队的司务长，二三月缺细粮给母亲送去白米细面他说了算--男爷们儿多吃点粗粮没有啥，还能亏了细皮嫩肉的女同志；冬天父亲送去了劈柴，为母亲盘好了火炕，疏通了烟道……是同志是老乡，帮帮孤儿寡母的还不应该，父亲总有父亲朴素的道理，不怕你说！母亲说父亲这人是连里的大能人，泥工木工白案红案都是一把好手，虽然一直抗上，群众基础却很好，没有哪个领导吃饱了撑着愿意招惹他，都知道他认死理儿，弄不好他就跟你干上了，就是常说的那种不要命的。
父亲说促成他们婚事儿的是我大哥。1947年12岁的父亲坐在桌子上还看不见人儿的时候就做了小女婿，因为是长房长孙他爷爷就做主给他娶了一个18岁的大老婆。1956年他爷爷愣逼着还在德州"红专"学校上学的长孙回家和孙媳妇圆了房，不然他就绝食撒皮放赖，他急于在他的残年里能享受四世同堂天伦之乐。1958年父亲从"红专"学校毕业就脱身去了北京，在铁道部建筑工程处他是大伙喜欢的小伙子，挺拔干练，精力过剩。1959年春铁道部动员一部分年青人去支援北大荒的前夕，处里的领导悄悄把父亲调进了建国门外的北京第一机床厂三工会去工作，然而不安分的父亲却在北上的火车开出的前夕来到了火车站，随人流拥上了火车，父亲的这一举动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一天是1959年的5月8日。一同在北大荒安家的还有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十万官兵。父亲烧窑、伐木、建房、修路……能干的都干过，但干的时间最长的还是司务长，因为他能做一手好饭菜。然而1964年他第一次从北大荒回家探亲的时候他的家庭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破败--他的要尽享四世同堂天伦之乐的爷爷和早在抗战时就为八路军做交通员的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他的他一直不愿承认的媳妇儿改嫁了，留下他可怜的娘和他的8岁的儿子--我的大哥。父亲把他的儿子带到了北大荒，他是北大荒较早的新生代。我的大哥是个野惯了的孩子，他受不了学校约束，逃学是他的家常便饭，为此他甚至敢于藐视皮肉之苦，这让父亲第一次感到无能为力。然而大哥和母亲有近乎是与生俱来的默契，认识了母亲之后，大哥成了让母亲尴尬的又不忍心甩掉也根本甩不掉的尾巴，于是父亲和母亲谈到了婚事。
1966年4月1日，西方在过"愚人节"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郑重地举行了婚礼，没有领导参加（他们多次提醒父亲要划清阶级界线，不要玷污了家庭的光荣历史），只有父亲的铁哥们儿喝酒喝到了天明。父亲说自从母亲成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这个家庭就步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母亲向来是连队里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一家人穿得干干净净，从没有落在流行的后面，屋里屋外也总是被母亲收拾得井井有条；两个异姓的孩子能够和平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更是大伙没有想到的，这让那些想看笑话的婶婶大娘们不免感到失落，她们既唾弃又艳羡。
三、战斗中的繁荣
文攻武卫的战斗年代是我们家人丁繁荣的时期。母亲是任何一方也不能容纳的异类，她被停职在家；父亲根正苗红，没有留给人任何把柄，但是糊里糊涂没有阶级是非观念，他似乎只知道爱护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头狼"，他会沉默地出现在任何一个对他的家庭有不良图谋的敌人面前，阴森森的目光让对方不寒而栗，因为他无声地宣告了如果要毁灭得话绝不是一方。
1968年我的姐姐降生了，1970年我，家中的第二个姑娘降生了。我降生的这一年连队调来了一位颇具斗争手腕儿的指导员，他使父亲躁动不安，因为对方也是一个不咋声咬人的主，半年过去了，他揪出了一个又一个漏网的敌人，并且从精神上去折磨乃至从肉体上去消灭他们，一幕一幕沉重地压在父亲的心头。
1971年的夏天的一个傍晚，连队领导突然捎信让我的父亲马上去团部，父亲前脚出门，连队指导员后脚就赶到我家让我母亲去队部开批斗会，母亲无依无靠地抱着我，看了看另外三个孩子，对我大哥说："哪儿也不要去，看好弟弟和妹妹，等你爸爸回来！""罗嗦什么，这批斗会就是为你准备的。"指导员狞笑着。
我还不满周岁，母亲说我那时胖得皮肤都不够用了，鲜嫩地可以透过皮肤看到毛细血管，母亲抱着我站在队部礼堂的台前，北大荒的大黄蚊子如潮一般地涌向我们，磁石一样地吸附在我们身上，一个个迅速胀大起来，身体乌黑发亮。指导员站在台上，居高临下，他摇着扇子谈笑风生："看看这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歌唱的封建余孽，看看这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者，她臭不可闻，只有北大荒的蚊子才愿意和她同流合污……"
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落在母亲的脸上，血污了母亲半边脸，几只体态臃肿的蚊子被震落在地上，其余的还无动于衷。父亲怒目圆睁，威严地站在母亲的面前，厉声怒呵道："谁让你到这儿来丢人现眼的！你这个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歌唱的封建余孽，你这个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者，你这个臭不可闻，只有北大荒的蚊子才愿意和你同流合污的臭婆娘，你的确死有余辜，但是你要记住，你养的是我张一鸣的孩子，老子根正苗红，老子的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你可以喂蚊子，但我的孩子不能喂蚊子，你马上给我滚回去，不然我就在这儿打死你！"
父亲又扬起了铁扇一般的巨掌。母亲紧紧地搂着我呜咽着跑出了礼堂，礼堂死一般地安静……父亲这一天晚上把指导员打了一个半死，理由只有一条，他欺骗他，让他跑了二十里的冤枉，一只饿狼差点要了他的命。
因为这件事，父亲和母亲被调到了"三江"6师团，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在这里交汇，隔江而望的是反目为仇的"老大哥"。1972年我的弟弟在这里出生了，他的名字叫三江，我的家热热闹闹有了7口人。父亲说那时候母亲最辛苦，也最苗条--身高165公分的母亲体重不足80斤。
四、重返舞台
1972年革命样板戏在北大荒唱得如火如荼，边陲的文艺工作更应该成为宣传的典型，6师团不能无所作为，因为这是革命宣传的需要，这是无比光荣的神圣的使命。然而唱戏不是开批斗会，那些会唱会跳的该消灭的早就消灭掉了，残存的几个也挑不起大梁，最后师团领导组织人调出所有人的档案逐个排查，终于在母亲的档案中发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信息：正规戏校毕业，台上一直是主角，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年龄刚过30，正是干活的好年龄。至于家庭出身是其次的问题，革命的道理要活学活用，不是说家庭是不可以选择的，但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嘛。当天母亲就被从连队接到了师团总部，一经试唱，母亲就被指定扮演《杜娟山》的"柯香"，舍小家顾大家这是母亲的唯一选择，当然师团可以尽可能提供一切方便，但是如果不顾大局的话，那么……母亲深知这其中的含义。
第二天母亲就启程到几百里之外的宝清23团学习。父亲被从伐木队调回了家，7个月的弟弟断了奶，奶粉由师团直接供应；不久又派人专程去山东接来了姥姥。
母亲的演出只持续了一年另五个月，从此母亲就彻彻底底告别了令她心醉令她心碎的舞台，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一场没有预谋的"政治斗争"。师团的参谋长和母亲是老乡，参谋长的夫人对母亲关爱有加，每次母亲下连队演出回来她都要接母亲去家里吃饭唠嗑，这就显得冷落了参谋长的隔壁住着的师团政治部主任，两家素不相能，于是母亲就毫不知觉地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部主任是可以翻云覆雨的。恰巧母亲也基本完成了她的宣传工具的使命，于是政治部主任以戏团内存在严重的阶级观念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为由，为配合"一打三反"运动，宣布解散戏团，先前的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流毒还是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流毒，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母亲再次就近下放改造（已经到了边境，没有再远的地方了），到6师团的食品加工厂接受教育监督，因为母亲是"柯香"，所以加工厂连父亲也一块接收了。
五、博大的爱
我们的家是在风雨中飘摇浮沉着，然而我们的父母亲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任何一个儿女的抚养、教育和关爱的责任，不仅如此，他们也从没有放弃过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温暖有力的援助之手，不论他们是亲戚还是路人。
在我的父母亲共同建立家庭之后，或者是因为政治原因，或者是因为经济原因，来到这个家庭和我们共同生活过的人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每一个在这个家庭生活过的人都在这个家庭享受到了至纯至真至善感情，然而父母亲从来都没有企图向他们索取过什么。
父亲的祖父来这里生活了一年。
我的奶奶来这里生活了三年。
我的姥姥来这里生活了两年。
我的三舅1967年12岁时就跟在母亲身边直到1975年姥爷刑满释放。
我的二舅1978年来到这里招工并成家，这都是我的父母一手为他操办的。
1976至1978年，父母亲收留了孤儿小军，为他提供食宿，1978年他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一位大学生。
……
改革开放以后"关内"的发展迅速，居于东部沿海的山东更是这样。大哥永远留在了北大荒，他已在那里娶妻生子，扎下了根；二哥1981年回到山东他生父的身边继承了一份不菲的家产。1982年，父母亲决意要回"家"了，几十年的催折也未能消磨他们思乡的心，终于他们办理了病退手续。
然而他们都没有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乡，因为他们怕在乡亲面前落了要和兄弟姊妹们分家产的嫌疑。
1983年，他们在山东中部的一个小城里落下了脚，他们倾其所有为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买下了户口；1993年他们才买到了自己的房子，这时候还有一个小儿子没成家；2000年，年逾花甲的父母还在为生计奔波--下岗的事儿又让孩子们赶上了……他们从来也没想过要依靠谁，即使是儿女；他们从来也没有抱怨过什么，即使他们赶上了所有的不幸。
然而……
我们平凡的家史还在顽强地演进着，正如许多平凡的家庭一样，我们是为了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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