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眼中邓小平的功绩 |
作者：焚香送穷 作于：2005-6-8 20:19:00 访问：270 评论：1（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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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普通如小草一样的百姓，我对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定为二十世纪的三大伟人的提法表示赞同，但对他们的评价有别于流行的说法。流行评价往往是从政治和学术角度出发，从历史背景到人的成才机遇，从用人体制到个人的品性气质，从工作经历到主要的业绩等因素入手。这样的评价方式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流，在许多历史时期已经程式化。只是这种评价方式的优点和缺点也是显而易见。优点是它可以全方位的、多层面的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做到观点要由可信的而不是伪造的史料来支撑。它的缺点则是因为它正规化，程式化，评价主体的个体色彩往往被淹没。所以从古到今，既有入庙堂的正史，也有不登大雅之门的野史。正史常常纠正野史的世俗色彩，野史往往要对正史进行幽默式、调侃式、以小化大式、以大化小式的“斧正”。事实上，所谓的或是被皇帝钦定的“正史”绝不都是如《史记》那样的“信史”，野史也不可能全是是推车卖豆浆之人的捕风捉影和胡编乱造。研究历史之人。评价历史人物之人不应该只信一史，尤其是偏信一史。应该做到在“二史”互补的基础上来立论。基于这样的规律，我对“三大伟人”的评价往往是从一个百姓的切身的感受和人的心理是多样的、立体式的角度出发。这样的评价肯定是不够准确或全面的，近乎茶余饭后，街头巷尾，棚下山上的谈资。或者说是野史性的，但根据我同三教九流，五颜六色的人打交道的经验，我认为这种评价又绝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言的——可以忽略不记，这种“野史派”式的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更可以体现人们对伟人的功绩的认可是清清楚楚，对其过失的指责是明明白白。不受学术干扰而遮遮掩掩，不因以文害己而羞羞答答。
如今，三位“世纪伟人”都已作古，什么时候对，什么地方错，应该允许后人用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评价，这才符合历史辩证法。那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评价是王道，只准说伟人的功绩，不允许说伟人的过失，只许说奸臣或是叛臣的罪恶，不许谈论其功绩的评价是霸道，只看到伟人在庄重场合的言行而看不到伟人也同凡人一样有内心的复杂，说不定或者说完全可能有的自私和低级趣味，认为伟人如神一般样样精通，处处显能，放个屁都是香的评价则是对历史和人性的无知，或是评价主体言不由衷的交差之作。
我把自己的研究和民间老百姓对这三位伟人的看法进行过归纳，本文仅就邓小平的功绩作点感受型的评价。
我认为邓小平的主要功绩有三：一是抓肚子，二是撕条子，三是摘帽子。现分述如下：
一、 抓肚子
抓肚子是比喻说法。是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当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切身感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和治党的举措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的时候，睁开了“实事求是”的双眼，大胆的存认，一切为了阶级斗争，哪怕是停工停产停学也要搞阶级斗争的做法于国家无益，于百姓有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应再听那些好听得五脏六腑如同熨斗熨过的赞美诗了，而应该面对铁的现实，关注中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虽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搞阶级斗争的初衷本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穷二百的国家，而是一个富裕的强大的国家，是“五类分子”、“胡风分子”等专政对象除外的所有家庭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式的生活的国家，是一个快速发展得要把英帝国气得七窍流血，把美帝国气得恨不得人人自杀的国家。但搞了二十几年阶级斗争的中国还是这样：许多家庭为了搞阶级斗争，一家几口往往是互相检举，互相监督，夫妻要划清界线，父子要彻底决裂，这样的生存方式常常让许多家族不得不破裂。许多文化人士、科技界的精英有的因敢于直谏而入狱，有的因被剥夺话语权、创作权而自杀，有的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逼疯，有的因把主要精力用于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而荒废学业，最后是身无一技，除了会怒火万丈的高呼几句如匕手投枪一样的政治口号之外，什么也不会。许多应该学有所就之人，一个个成了政治的机器，或是高升成了无知到了极点但又自负到了极点的“红色接班人”。有志之人，好学之士又因成分的问题，亲戚是“五类分子”或侨居海外而升学无望，报国无门。中国的高校近十年不通过考试的方式招收新生更是文化史上的大悲剧。更让人心酸的是，因信息渠道的单一或是由政府垄断性的导向，经济上一穷二百的许多中国人因每时每刻要统一的思想也一穷二百。自己吃不饱，穿不暧还声情并茂的咬牙切齿的可怜美帝国和苏修社会帝国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则生活在蜜罐之内。全社会崇尚贫穷而耻于富裕，崇尚不爱清洁卫生而耻于蓬头垢面，崇尚不学理论，不懂技术的“白卷先生”而耻于学习文化，钻研业务。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实行标准得同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走样的社会主义。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让中国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贫穷，年年闹饥荒，月月盼救济粮。经济贫穷，信息贫穷，资源贫穷，思维贫穷等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让邓小平这样的最高领导人醒悟了，明白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以贫穷为代表，而应该是以富裕为代表。
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中，贫穷状态中，一切有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都显得苍白无力。不管它的用语是字字如珠玑，还是句句似彩虹。
老百姓是否吃得饱，穿得暧，住得下是评价任何一个政党的治国举措的重要标准，或是首要标准。如果把百姓搞得没饭吃，无衣穿，四处流浪，到处要饭。肯定是大的失误。从这一点而言，相比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实在是太务实际工资。当然这三个人因特定的历史背景不一样，对中国的贡献各有侧重，孙中山率领同盟会的仁人志士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把西方文明带进了中国，当时的中国是清朝遗风盛行，各地军阀趁机起家或发家，孙中山的主要精力应该是如何保住来之不易的革命的果实，消除四分五裂的国家形势。不管他的民主共和的初衷如何，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中国的老百姓在衣食住行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从局部上讲，似乎根本没有变化，带兵的往往是先前的把老总的用人机制，也不可能让老百姓在这方面有啥变化。鲁迅的小说早说把这一历史现象作了形象而又鲜活的阐释。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孙中山本人的思维所限的形象写照。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推翻的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名同日月，声如江海的功绩。建国十年之内，用于巩固政权，这也是国际形势的必然和建国的必然，从这一点上，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放在历史的长河来评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凭政治实力，还是凭军事实力都可以屹立于世界之林之后，当偏安于台湾的国民党的所谓反攻大陆只能是宣传上的胡吹海侃而不可能是事实的时候，当无论是前苏联或是美国并没有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狼子野心”的时候，当许多国民党时大权握之人，小权在手之士已成了专政的对象或是被枪杀之后，应该把治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关注生产力的发展，放在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被人吹捧的“美好生活”的层面上，放在以法治国而不是以人治国的层面上。只可惜，或许是统计数字的虚假，还是自信自己完全翻身的文人的吹捧，或是他本人的思维局限或是性格使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毛泽东本人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估计是错误的，对国内的形势的归纳更是以偏概全的。所有的治国举措还是以权力为中心，以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中心，以准备解放台湾为中心，以神化无产阶级为中心，以镇压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阶级敌人为中心，以形而上的东西为中心。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要在斗争的方式上花样翻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于向他直谏，他就要让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下课并坐冷板凳，后来又定为路线斗争。刘少奇执行的“三治一包”刚刚让中国的老百姓切实的体会到新中国的实惠，他又认为刘少奇有功高盖主之嫌，不仅要给他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还要将其开除党籍，并容许全国人民为了搞阶级斗争可以在稻草人身上春蚓秋蛇的写上刘少奇的名字，以示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邓小平的抓纲治国刚见成效，又把他定为右倾翻案，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林彪对他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他可以把他钦定为接班人，并写进九大党章。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毛泽东还放纵了林彪及江青的胡作非为。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当许多尘封的档案公诸于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毛泽东的治国是以权力为轴心，而不是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中心。大的治国方针如此，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不难而知。
人无论生活在姓社制度下，还是生活在姓资的国度里，对衣食住行的追求应该是一样的，谁不想吃好一点，谁不想穿好一点，谁不想住明窗几净的房屋。有几个不愿往好的方向发展。说不想，多半是假话、套话或是无可奈何的酸葡萄反应。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高呼“穷光荣”，“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只能是历史的悲剧或是世界级的笑料。
七八年之后，农村实施的土地承包制，在短时间之内就让中国的老百姓感受到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可产量就是不一样，这才是自己生产的，有实用价值的“人造卫星”，这种卫星微微一照，就照出了“大寨式”的劳动模式才是真正的劳命伤财。
于是乎，占全国总人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基本不愁吃了。“救济粮”这样的术语自然打入了冷宫。
人同其它动物一样，只有在吃饱子之后，才有法进行其它的工作，这是生存的基本准 则。
没有吃填饱肚子的中国人说社会主义好，多少有点言不由衷，不仅吃饱，还可以吃好的中国人说社会主义好是心悦臣服。在绝大多数人常常处于饥饿状态下来宣传社会主义好是一厢情愿，孤芳自赏，当人人都吃饱了之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们自会主动商讨，口口相授，代代相传。
从这一点而言，中国老百姓感受毛泽东的伟大是精神大于物质，感受邓小平的伟大是物质大于精神。
二撕条子
撕条子，就是指邓小平把贴在中国老百姓嘴上的封条撕下来，可以让老百姓大胆的说话。
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人的话语权被扭曲的政治剥夺得近乎于零，长期的政治高压让老百姓只敢说或是只会说同时代的主旋律相一致的话，不愿也不敢把自己真实的想法与人交流，更不可以写成文章付诸如报，当官的说话往往以分析国际形势为开头，以毛泽东的语录为主干，以表示革命的决心为结尾，当老百姓在稍微庄重场合说话，常常是以惊肉跳，生怕自己哪句是真实想法的话从嘴里挤了出来，轻者遭人批判或被人游街示众，重者会被判刑，由不得你分辩。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之中生活的中国人，一张嘴说话，就如同探地雷，一个人说话，就有几个人抱着抓对方的漏洞或是发现阶级敌人的新动向的心态来听人说话。于是乎，除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语之外，大多说的是只有鬼才相信的大话，千人一腔的套话。一些有点创作冲动的，尤其是搞匕手和投枪杀进文坛的所谓的新作家，新诗人所写的或是点别人的铁成自己的金的“传世佳作”，全是语录加神化党员的“革命小说”，把毛泽东的诗句引进自己的作品的“让敌人害怕的诗歌”，一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或是懂文学但又变质、变态的评论家对这样的文字垃圾不仅不愿或不敢指出其错误，反而说这种风格的“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还会超过李白，羞死杜甫。一些在解放前还才华横溢的“旧作家”，“旧诗人”，因自己的思想被长期改造而江郎才尽，连郭沫若这样的“旗手”也生产出一大堆语录色彩极强的诗和决心味浓的词，研究出了近乎于痴人说梦的《李白与杜甫》，惹得许多新作家、新评论家、文盲诗人、纷纷效仿。像浩然这样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新作家更是把这种创作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一部假、大、空色彩极浓的《艳阳天》居然成了“样板小说”，浩然这样的作家也成了“样板作家”，小说中无真情实感，诗歌中的“飞扬的激情”大多是为了发表的虚情。
文化艺术界都是如此，其它的行业的说话色彩更是荒诞得让后人合不扰嘴，可笑得让后人真不起腰。医生在做手术前要先背毛主席语录，手术中出现了问题不从技术上找方法，而是从语录中去找技巧，有的两口子作爱之前要念一段《老三篇》。毫不夸张的讲，在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月，中国绝大多数人只能在比较小的圈子内谈天说地，虽说有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样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空间是极小的，许多时候，辨论的双方只能对忠不忠于毛主席发表自己的大话和假话。
一个政党，一个无论什么样性质的团体，应该允许有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创新，才是真正的“百家争呜”。统一行动是可取的，统一思想往往会形成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实则是扼杀了不同意见的发言权。应该允许老百姓对许多大政方针进行评价。那种把一篇文章的思想性夸大得如同一颗原子弹一样，把一句有个体色彩的话夸大得“是反革命”的提法或做法是另一种形式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个政党，不论它是在执政，还是在参政，只有允许百姓的言论相对的自由，这个政党才显得有气度，只有在不同的争论中，它的先进性或是优越性才可真正显现出来。
邓小平主执中央工作以来，从批判“两个凡是”入手，在学术界开展关于“实事求是”的大讨论，及时的突破了许多言论的禁区，在政策上或法律上允许老百姓大胆的说话，尤其是说真话。或者说把中国老百姓应有的话语权还给老百姓。
从这一点而言，毛泽东显得心胸狭窄，邓小平显得气度非凡。
“我们可以说话了！”这是许多中国老百姓由衷的赞叹。
正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话，才有新时期文学的春天！
正因为中国老百姓敢于说话，不长期生活在话语压抑之中，才有真正的内心喜悦。
三、摘帽子
从古到今，中国的官吏，一当步入仕途，无管他是凭世袭当上的，还是皇帝提拔的，或是通过科举考试换来的，或是由民众推举出来的，多半没有想退下来的想法和举动。一来当官可能管人，许多机会还可以整人和害人，二来当官的可以捞钱，至少俸禄比一般人高，三还可以依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规律来拉帮结派。虽说有为命请命的官，有敢于犯龙颜的官，有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官，有血染沙场的官，有为民伸冤的官。这些官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人的榜样。在干部的提升和罢免全是人为的操纵而不是法律的约束的前提下，这样的官相对于官场而言，只能是稀有元素。因身体原因而告老还乡的官，往往被一些正史学家认为是“人格伟大”的典型事实。于是乎，读书之人首先想的不是做学问而是当官，当上了小官的要做大官，当上大官的要千方百计的保官，生于龙门或侯门之人想继承父亲的官。只要当了官，一般就不会中途停下来，除非被皇帝下诏而黜，除非自己在官场上老是失意，或是朝代更替，不然他们生于官，也要死于官。有的官即便是自己感到因身体的原因不能做官，一些大官也不允许他不当官，上不了朝可以保留席位，不能下乡体察民情可以不让职位，近乎“退休”的做法只适合小官而不适合大官，这是官场的规律，也是老百姓认可的事实。
这样的官僚机制，让许多当官的常常有一种自己才是能人之感，而其它的人，尤其是比他小的官和没有步入官场的百姓则是无用之辈，不可造之才。他要是不当官，江山就要变色，世界就要大乱。什么让位，什么交权，门都没有。诚然，有的当官的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全是为私，说不定也有为了江山社稷的成分在内。但不无论什么样的官，都要遵循人的成长规律，人都有老的时候，都有犯湖涂的时候，都有思维不清的时候，即便是怪才或天才也是如此。
打破干部终身制，是邓小平的惊人之举，他率先让出了中央的职位，其它许多老干部接着效仿。这是对传统的挑战，是对人民的负责，对自己的负责。
从那以后，干部年青化了。
从那以后，干部要一届一届的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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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党，贫富差距，官商勾结 |
游客 |
<2008-4-3 22:4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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