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炮打杨黎：诗坛的肥皂在向污秽投降 |
作者：任意好 作于：2005-6-8 20:18:00 访问：149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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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打杨黎：诗坛的肥皂在向污秽投降
——一个读者从《打炮》咒新诗的堕落
●任意好
读过散文写家西北狼的一个文章，叫《狗日的狗》，当时颇觉不大雅，而这时向他学一句骂娘的话恰好派上用场：“靠，狗日的‘诗’！”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这种粗口对待一个“诗人”的“创作”。除了骂脏话之外，我确实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发泄对这些垃圾符号的愤慨，但骂了之后仍然闷得慌。
我想起一个问题——人与动物有啥区别？
能够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做爱而没有罪恶感和羞耻感的，我见过，仅仅局限一种动物——狗！我想，“人”可能也曾这样愚昧无知地粗暴过，比如想像中的原始时代。那时的“人”跟“现在的狗”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都处于没有进化的“类人”原始阶段，故而，我愿意认为那种杂交行为并非污秽的罪恶。
但这回不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大街上，在一个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杨黎——这个熟悉而陌生的诗人，就这么公然地把自己乌糊发臭的床铺搬到大街上，然后，在众人面前人模狗样（这里的“人”是指原始的“人”，“狗”则是当前的狗）、大咧咧地掏出他那“充血的龟头”，充当了一个诗歌嫖客的角色，疯狂地把肉欲横流到诗坛上来了。
本来嘛，诗人也是人，灵与肉，谁都需要。诗人“嫖妓”自然属正常的事儿，不值一提，问题在于你嫖了就嫖了，却硬要不知羞耻地把这种与狗无异的下作行为，煞有趣味地在在公共场合、以诗歌的形式丢丑世人眼前。这就太可耻了！我忍不住再骂上一句。
文学正视性，健康的性有启蒙的作用，而杨黎的这个“嫖妓”过程，有谁能告诉我里边存在那怕一丝的诗歌积极意义么？《廊桥遗梦》我读过，《废都》读过，老实说，随便到街头买本色情小说，带来的快感便比这两个好。而秋“炮”与之又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而已？
这厮真阔气，我想。中国的纸张真富裕，我又想。一定跟造纸厂勾搭上了，扬扬洒洒几百行，左读右看，除了看见杨的龟头晃荡之外，我什么都没看到。性经验又谈不上，性知识谈不上，却不知羞耻、如此粗俗污秽而又扭捏作态摆弄着器官，一遍遍地表演着陋剧，边像畜生一样“打炮”，完事了把纯净的纸张当作擦拭自己“嫖娼”时流出的精液的卫生巾用；而之余，又像发情的猫病态般叫春，把阴恶地叫声夹杂着腥风在诗坛中发骚……这就是诗？！——
“我打响了我生命中的第一炮。／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充血的龟头泛着微微的红光。”
“小王说：打炮／专指嫖妓。”
“出成都，沿途都是这样的炮台。／有的像一座碉堡，有的／就只是一间床，一把椅子／对于和平年代，碉堡还是椅子／都是我们打炮的地方。”
“几年不见，你对打炮／如此精进。”她说，／“其实打炮就是表演。／它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完全呈现，／是你对我完全的呈现。／谁拥有充足的炮弹／谁就拥有对方。”
“‘搂着我，楼着我，’我听见她的祈求／就像听见炮弹击穿钢板；／当然，我现在在等待一个人／她正在浴室洗澡／水的热气遮闭了她赤裸的身子／从乳房，到阴唇／我都闻到了“力士”的香味；／我还等待进入／在川西偏远的小镇／她梦见黑豹奔跑在她的梦里。……我也选择坐着的那种姿势。／马丽在浴缸里／我就选拔适合浴缸的姿势。／现在，马丽在窗前／我选拔飞翔。／在临街的一扇窗前，／我和她／以这样的姿势进行……”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充血的龟头泛着微微的红光。／打炮，意味着一切。 ”
“生命如此短暂（三万天）／打一次，少一次／少一次，并不等于多打了一次。／所以，打，拼命打／往更深、更远、更暗处打。……”——（杨黎《打炮》）
颓废的程度如此令人不堪？！再复制下去会破坏了好心情，我担心会像看一场中国足球赛一样把电视砸烂了。
曾经躁动一时的“下半身”，且不说其好坏，至少还有“再上一点再下一点再左一点再右一点”的怪诞奇想，多少有一点技巧可言，而杨这“打胀脸充鸭子”的暴露狂就这么呆板地摆弄着器具，沿街叫买色相也配“诗”么？我估计警察都下岗了，或者说疯人院人满了，要不，这厮不是进监狱也非进去院里挂个号无疑。
新诗是什么？杨黎一定懂，而我宁愿不懂，倘若杨黎这样的“诗”就是当前诗坛的一种潮流或者说创新的方向的话。
以前曾有诗坛的某名家告诉笔者，准确地描述了一种现在存在状态的诗便算好诗，我回答说，那是，文学艺术因真实而感人，而问题在于，“准确”的存在状态就可以入诗吗？那么某今天在公共场合拉屡拉尿放屁都“准确”，这也算是诗了吗？“写实意味着按照事物的常见逻辑给人以完整的真实幻觉而非奴颜婢膝地乱糟糟地原封不动地照搬事物。”（《诗学史》）我更喜欢这话的理智。
如果诗坛的肥皂向污秽投降了，那么，在公共场合小便和杂交一定成了寻常事，大街小巷便成了嫖客与蓄生拉尿拉屎的绿灯区了。诗坛，会不会昧着良心放任这种现状继续下去？或者睁眼说瞎话地又为某某的胆大妄为盖上“创新”的旗号？但愿，我这最恶意的推测不会出现。
艺术可以将“丑”变成“美”，可是你必须具有变的把握，否则仅是原封不动的丑，充其量也只是变了一半蝴蝶的毛虫。（《缪斯的左右手》台•余光中）如果是真实的毛虫其实没啥好自卑的，关键在于虫不虫蝶不蝶的，既当“婊子”还手执诗歌的牌坊，拿诗歌填充自己的肉欲与魔性。那简直——不，就是——十足十的杂种心态。中国人什么都缺，就不缺丑恶与陋习，而在诗中表现出来尤其醒目，酷！
也许，作为一个读者，人微言轻，根本无法改变新诗的颓废与堕落，于是，我愿意把原来对新诗最大的善意全部推翻，就让杨黎之流的嫖客在诗歌中“打炮”杂交吧，就让诗坛的肥皂向污秽投降吧，最好，还让狗日们染上不治的爱滋毒菌，与他们的“诗”一起掉进十八层地狱。
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杨黎说什么还没听到，在此先给他拟拟：“我是炮手我怕谁？或者：我是爱滋我怕谁？”大伙瞧瞧如何？
哈！就这么定了，杨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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