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赵家班“铁三角”组合赵本山、范伟、高秀敏这些年是真正火了，上次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赵班主透露，他们将分一点得奖作品的奖金给他们的“军师” 何庆魁。看到这儿，我既为赵班主的“义气”叫好，也为“何庆魁们”叫屈。应该说，赵班主这十几年的走红乃至中国小品的崛起，跟这些作家、编剧们的长期艺术创作以及彼此之间默契配合密不可分。但大家在欣赏《卖拐》、《拜年》、《昨天今天明天》、《如此竞争》等优秀作品的同时，还能想起崔凯、张超、张惠中、何庆魁等作家的名字吗？
作家历来是个神圣的称号，对作家的尊重，包括对一切文化人的尊重，反映了一个民族整体文明的程度。我们国家历史上是非常推崇读书人的，我们的民族也历来重视科技、教育、文化。但这几年，经济的飞速增长伴随着文化的整体倒退，人心在金钱的诱惑下演变成空前的浮躁，人们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社会认可度的扭曲和收入分配的不尽合理，在演艺界和新闻出版界尤甚。就象民间流传的顺口溜说的那样：写书的不如编书的，编书的不如印书的，印书的不如卖书的，卖书的不如盗书的。
尽管真正的作家是不会理会照在头上的光环是否眩目，稿费是否够多，给不给他巨奖，他都在抱着一种宗教般的情结，使命般地呕心沥血辛苦耕耘，因为这是作家虔诚的本色，用一句时髦话说叫做职业道德。但作家毕竟也是人，他们一样要穿衣吃饭，要养家糊口。而考察一个社会对作家的认可度，最终也是脱不了“俗”，无非从“名”、“利”两方面着眼。
先说“名”。从宏观方面说，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作家队伍的整体建设，在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作家铁凝还荣膺中央委员。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眼光是更多地盯在了金钱上，旧的价值观已经打破，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试想，在老板、总裁倍收恩宠的转型时期，谁又在乎你口袋里的那个作家协会的小本本呢。
前几日浏览姜汤著的《中国活宝邓建国》，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有次，邓建国从杭州去宁波看张国立剪片，他包了一部的士，司机是女的，还戴着白手套。上车后邓建国就问司机：‘知不知道巨星公司？’司机说：‘不知道。’邓建国又问：‘那你知不知道有个人叫邓建国？’司机说：‘不知道。’邓建国又问：‘你有没有看过《康熙微服私访记》？’司机说：‘张国立演的，当然看过。’这下邓建国笑了，他问司机这部片是谁拍的？司机说：‘是北京拍的。’”
问到这儿，邓建国流露出很大的惊奇，中国的老百姓看了他投资拍的那么多的电影、电视剧，居然不知道他这位影视大鳄。其实应该感到诧异的又启止只是一个邓建国，《康熙微服私访记》的收视率达到了45％，但又有几人知道编剧邹静之的呢。
我在这儿丝毫没有贬低实业家和影视明星们的意思，实业兴国在今天尤其重要。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而一味地追星而无视作家的存在，至少说明了一个民族在某个时期显露出的不成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整体文化底蕴的不足，就象只知道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而不熟悉莎士比亚，只了解小天鹅而不晓得柴可夫斯基一样浅薄。
再说“利”。中国文人的传统是羞于言钱的，但私底里谁也离不开“银子”，开门“七件事”，那一样不需要钱？其实伟大的人从来都不讳言稿费。《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影印了一张1960年度的“毛主席稿费清单”，他老人家一年就收入稿费237404.93元，利息14986.24元，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那可是个天文数字。从鲁迅先生的《并非闲话》三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早在二、三十年代，先生的稿费就千字好几个银圆了，相当于当时劳工几个月的工钱。
关于稿酬，我们现在普遍实行的是国家版权局1999年4月制订的《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其中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基本稿酬标准，原创作品为每千字30至100元。对此，一位文友在“BBS”上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前，我们月薪拿50元上下，现在差不多可拿1500元，上涨了30倍，同期GDP也上涨了20多倍。只有稿费，千字从10元涨到30－50元，上涨了3－5倍。”与此同时，一部作品给各个方面带来的收益日益拉大，导致分配的严重不合理。仍以《康熙微服私访记》为例，投资方邓建国因为此剧运作成功，获得了将近二千万的进项，主要演员也有几百万的劳务费，而编剧邹静之只有十几万的稿费，这还算是成功的作家。而成千上万的自由撰稿人，每日里辛勤写作，所得的微薄稿酬和他们的付出根本不成正比，一个月的劳动所获甚至赶不上菜市场贩菜的小贩，更谈不上养家糊口。我们去一个城市里看看，办公楼最破的必定就是作家协会了，这就是当前中国作家的现实，也是中国作家尴尬之处。
刘宝瑞、郭全宝的相声《歪批三国》里说到，《三国演义》里有三个人分别是“有名无姓”、“有姓无名”和“无名无姓”，其中“无名无姓”的就是那被鞭打的督邮。因为督邮是官名呀，被刘备的兄弟们打了一顿，弄得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却没有留下姓氏，你说冤不冤呀，我怎么越听越象说的是那些作家们。
当然，中国撰稿人的整体素质也有待提高，过分地迎合市场的做法也值得商榷。纵观这几年的文化市场，书名变得越来越俗。从《丰乳肥臀》、《我是你爸爸》、《别把我当人》，到时下正流行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和《拯救乳房》，书名充满了挑逗性和低级趣味，评论界甚至把2002年讽刺为“喊叫年”。充其量出版商和作者只是把书名当成了一个卖点，但未必能达初衷，相反，大多数读者会因为庸俗的书名而排斥它。看看畅销书排行榜，这些书籍并未榜上有名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又可以引到另一个话题了。
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先生就在《语丝》杂志上撰文说：“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但愿这句话并不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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