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少得说 |
| 作者：西元210 作于：2005-6-8 20:18:00 访问：33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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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元
（一）
20世纪20年代初的《新青年》有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十四岁的望门寡，被她的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经历惨不忍睹。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的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流芳百世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了许多光彩，你老子娘占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顶难能而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鞠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随俗。阿毛绝粒第二天，我已托大舅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灰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贞烈可风”。
喧天锣鼓中事已至此，似乎已经无话可说，但这种“古风”却远远没有到谢幕的时候。2002年7月6日，河南的某家地方电视台播出的一则新闻引起我的兴趣：高寺乡“百名孝子孝媳表彰大会”顺利召开，画面上孝子贤媳灰头垢面，目光虔诚；颁奖干部肚满肠肥，喜逐颜开。我却不识时务的想起贞节牌坊，异曲同工的两件“喜”事在八十年前和八十年后离奇的做了交汇，结晶出传统文化匪夷所思的欺世盗名。赵翼诗曰：“衰世尚名义，作事多矫激。”可现在并不是衰世，人们行为之“矫激”，又何至于斯？中华文化一路血痕而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其中有悖基本人性、血泪纵横者亦罄竹难书，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更大的责任在于开来而非继往，我们更需要如阿特拉斯顶天一样承受使命的人。
我感到《二十四孝图》正慢慢逼近。
（二）
很多时间消耗在电视机前，这是种没办法简单的用好与坏评价的事情，它带给你的除了视觉的冲击、瞳孔的收缩，还有对世态浇漓的可怜与嗟叹。
一则买农药的广告正在豪情万丈的上演：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中西医结合疗效好！我是吃西药长大的一代，但我很爱我的国家，也没有打算将来定居国外，说这话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以下观点的公正度和客观性。
我想此广告的制作者大概是对中医这种“国粹”在祖国大地上与西医寸土必争并步步沦亡的历史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这里我愿意为他补上一课，并且，我还想说的是，与“中国人自己的可乐”同样煽情的广告语只是商家的宣传策略，他自己都未必相信的东西，你可千万别当真了。
李敖在《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中详细介绍了中医的起源、病根及其在西医现代化的强大攻势下的窘迫和没落。他说：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根本原因是神仙赐 的，所以若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问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的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八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逸、颜师古都以为‘彭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两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一直走不上正路。——至多只是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而且，有一件妙事是，中国历史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一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就是这种‘中医救星’的来临。祖甲表面上好象取消了卜疾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言‘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话，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是诪张为幻的玄谈！
“从扁鹊以降，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思恭、张介宾、喻昌、陆懋修……这些历朝各代的‘歧伯’‘雷公’都曾成为中国病人们的偶像，他们所谓的‘歧黄妙术’也占据了每一个病人的心房。直到洋鬼子的洋船出现，病人们才开始矛盾起来。
“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一六三九年），突然害了痢疾，当时伺候在他左右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May Cloudusde 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实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一八五六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广在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而是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面前，其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是显然可见的。所以，很快的，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趋势。
“清朝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 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中国人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也开始了。但是很快的，在中医的势力逐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育，他们最辉煌的实验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年）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添设了‘医学实验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做了不多久，民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关于中医被赶出高等教育的大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民国二年的九月十一号，汪大燮做了教育总长。他这任总长虽只不过做了五个月零九天，但是他却主张了一项德政——废去中医。那是民国三年一月间，所谓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拥进教育部，请求为他们的‘北京[中医]医学会’立案。汪大燮态度强硬，回答他们说：‘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这下子中医着慌了，乃纠结各地同业，组成了所谓‘[中医]医药救亡请愿团’，由余德埙率领，浩浩荡荡直奔国务院而来。他们向国务院及各部告状，希望保存中医中药，可是国务院告诉他们说：‘……前次[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是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这等于明明白白说，你们中医要怎么样，政府不管你们，可是你们若想要在高等教育里来个中西‘兼采’的办法，这是行不通的。”
以后是中医更加倒霉的日子，民国十二年政府出台取缔中医施行的细则；十四年又有不许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法令；到了十七年北伐完成，更在中央卫生会议里提出了“废除旧医以扫除卫生之障碍案”，由余岩倡议，主张对中医停止登记，禁设学校，不准宣传，改称中医院为医室，改称中医学校为传习所并禁止招生。余岩在这个提案里大声疾呼：“……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
在“科学新医”的基本下，他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
一、“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肺腑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此宜废止，一也。”
二、“其临症独特挠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腑，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候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
三、“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
四、“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所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幻而尚实际也。[北伐后]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府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延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屠，秋心秕疟等说以教病象。提绝地天通，阻遏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
他的结论是：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中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这个明智的议案是十八年二月提出的，距现在已经七十三年了，我们试想当年硝烟四起、民不开通，政教当局能有如此眼光，实在值得一提再提。
对于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赶出学术机构的一种旧时代的陈览品，我觉得我们即使不雪上加霜撵其滚蛋，起码我们不应该开倒车似的为其献上名实不副的鲜花。《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夜郎自大”的故事：“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天子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古代夜郎的自大在于交通的不方便，而今之夜郎的自大却在于抹杀别人之大和膨胀自己之小。梁任公在几十年就曾“预言”中国文化必将拯救人类，近年来又有许多人“锦上添花”，若真是如此，这没有什么不好，唯一值得存疑的是：我们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治本”的好东西？人家是不是真的需要咱去拯救？出力不落好的事做了倒也罢了，怕的是明明怀里揣的是石头还宝玉似的炫耀，这可就不止是授人以笑柄那么简单了。
2002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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