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性勿须改造了吗？ |
作者：逸鸿 作于：2005-6-8 20:17:00 访问：159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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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杂文作家里面，童大焕先生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位作家，他年龄尚轻然而观察和谈论问题却表现出少有的敏锐和深刻，在理性的指导下发表了不少给人启示的真知灼见。可是，在最近《杂文报》（第1445、1448期）上看到他在两篇文章中，用同一语言反复申明他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无论如何也难以同意”的观点，其论据不足，论证偏颇，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同时还给人非常遗憾的感觉。
中国人的素质是不是很高？中国的国民性是否需要改造？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回答。从民族自尊心和处于“江湖”之中出发，这不算是个什么问题，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和英雄辈出的人民，素质能不高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那个时代人们的素质。但从发展着的近代历史上看，中国远远落在世界先进国家的后面，以致屡屡遭受欺凌和屈辱，中国国民的素质是否很高就需要冷静地思索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个国情就是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结果，使人们只知有皇权而不知有人权，长期的自然经济使人们只看到小家而未想到国家。清代末年，“戊戌变法”六君子在刑场就义，围观的看客就象看处决强盗那样兴味十足。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所描绘的将革命者的鲜血蘸馒头也以为是治病的愚昧现在当然是很难看到了，但狭隘自私、麻木不仁、有家无国、缺乏诚信和公德的现象却随处可见，旧时代传统思想观念的巨大惯性远未消除。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有一句很搞笑的戏言：抗日战争为什么打了八年？那是因为汉奸太多了。这句戏言认真推敲一下倒有一定的真实性。在过去的抗日战争影片中就有这样的反映，日寇对我解放区进攻和扫荡，伪军的数量往往是日军两倍多。在《中国革命史讲义》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伪军战绩统计共歼灭日伪军171万多人，其中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日军是52万4千余人，伪军则是118万6千余众。日军和伪军之间的数字差说明了什么？诚然，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强敌占领中都不可避免会有一些背叛者，人们在枪口和刺刀下劳作和生活，且不论有拼死反抗者，更多的人被迫选择沉默和冷漠。然而，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民族存亡之时，助纣为虐全副武装拿起枪来对准自己同胞的人竟有百万之众，这不与我们的国民性有一点关系吗？如果说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社会状态有着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那么数年前的一次中日学生夏令营登山活动，中国学生表现出不是半途而废就是丢盔卸甲的狼狈样儿，而日本学生表现坚韧并相互帮助体现了整体素质。无怪乎有日本人士对此宣称：我们的下一代将打败你们的下一代。此事与我国的国民性恐怕也是不无关系的吧，要不要改造一下呢？
现代“国民性”的要诣还在于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关注。《大明宫词》中的武则天对朝中是要武周王朝还是要李唐王朝的争议时说，只要老百姓生活安居乐业，管他谁当皇帝呢。这种话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讲，无疑是一种高论，因为这至少将目标放在百姓的利益上了。即使是现代，也有人认为中国现在不是要反什么的问题，只要能让中国富起来，路怎么走，谁来领路，都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民间的朴素想法这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毕竟是对自身权利的忽略，而将自己的命运单纯地系予国家的首脑或精英身上。当民主思想不能成为人们的素质和“国民性”的时候，一旦希特勒式的专制魔王上台，人民不是听天由命就是必须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童先生在文中强调“中国者，以文学思维问政之卢梭太多，以数学头脑研制宪政之汉密尔顿太少。”不知此言从何而出？依愚之见，中国象卢梭那样始终呼吁民主反对专制的杰出思想家并不多，而研究政策法律条文的人也并不少，从民国到共和国都是如此。问题是“文学思维”起码发出了民主的呼声，多少影响了社会舆论和人们的思想，而“数学头脑”所写的一纸空文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文革中，印有国徽的《宪法》不能阻止国家主席被迫害致死，“公、检、法”甚至连工厂里的《操作规程》都被砸烂，在没有民主社会基础的环境中，靠连篇累牍的法律条文就能管理整个社会？这种想法是否太幼稚了一点。顺便指出，卢梭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不光对法国大革命，而且对世界的民主政治进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汉密尔顿虽然参与了美国的制宪会议和工作，起到一定作用，但他却是坚决拥护奴隶制并反对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可想而知，如果他再晚生几十年，必是林肯总统的死对头。童先生的这番感慨也许只是一个笔误。
对于鲁迅尖锐提出的“国民性改造”问题，童先生武断地宣称“古往今来，以改造‘低素质’民众为己论的文化改造和国民性改造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哪怕是暂时的成功也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有成功的日子。”如果以为象国民性改造这样的问题，上一堂课，写一篇文章并且应该在一个早上完成，否则就永远不会成功，这种思想方法真有点简单得可爱。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就在开启民智上起到重要作用，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祖辈、父辈直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那里寻访到思想进步和变迁的明显痕迹，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完全无可争辩。国民性的改造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而是好几代人的事业，它的成功并不能定位在某一项具体指标上，而是体现在人们不断进步的思想变化中。不呼吁民主，人们就不知道人权，不倡导科学，人们就会困顿于迷信。当然，国民性改造的决定性作用还有赖于环境的改善，而文化改造的作用就在于营造气氛为改善社会环境作出铺垫。
众所周知，青年时期的鲁迅弃医从文的一个引发因素是鲁迅看到中国人遭屠戮的幻灯片时，围看的人们竟无动于衷，对于这种“麻木的魂灵”现状，由此萌生医治人们的灵魂更重于医治人们的肉体的想法。鲁迅以国民性改造为己任，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从而激励人们对社会的弊端对传统思想的痼疾给予揭露和批判。这对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到底有没有意义，无须笔者多言，世人自有评价。我看中国最不缺的是阿Q，最少见的是堂吉诃德，也算是中国人文的一大特色。国民性改造还要不要？其实这也包括要不要民主精神，要不要绅士精神，要不要提高全民素质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要有民族自尊心，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充满自信，但若老是自己恭维自己而无反思精神，恐怕也是素质不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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