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篇]
六岁那年，父亲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旧皮包，朝我怀里一塞，一手拉着我出了家门，穿过七拐八扭的胡同，一直走到村东头，“去，上学校识字儿去！”父亲指着一排破破烂烂的土房子对我说。
于是我就懵懵懂懂地上了小学。
殿南村小学的简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每天趴在用土坯垒成的课桌上，屁股下坐着硬梆梆的砖块儿，在四下里能风来风去的教室里，跟那些大我好几岁，甚至高我一头的同学们，一会儿跟着老师张圆了嘴巴念“a、o、e”，一会儿在老师的贼亮亮的目光下，往本子上用铅笔涂着带尾巴的鸡蛋、大脑袋的小蝌蚪之类的东西。等到作业本发下来，我的作业本上面便往往是一排小叉叉。带尾巴的鸡蛋，大脑袋的小蝌蚪，再加上一排鲜红的小叉叉，我的作业本上便霎时“好看”起来。噢，我的圆鸡蛋、小蝌蚪，我的小叉叉！
“——刘红军”有一次，那个经常瞪着一双贼亮亮眼睛的女教员终于喊出了我的“大名”。“你要上课再捣蛋，我就让你蹲班！”她指着我的鼻子道。
“啥叫‘蹲班’？”我不解地问。
“就是别人上二年级，你继续上你的一年级！”于是，第二年，我就做了本班唯一的留级生。
开学的时候，看到别的小伙伴儿都兴高采烈地升入了二年级，我也曾哭过鼻子，但一个星期后，我即破涕为笑。因为一年级只有我一个留级生，作为一年级的“孩子王”，一个星期后，我即被新调来的曹老师“提升”做了班长。
我经常“领”了曹老师的“圣旨”，学了他的样子，在教室里背着手悠闲地迈着四方步，将手中的小教鞭 ——其实是一根柳条—— 一挥：
“刘卫亮，不准和别人咬耳朵！”
“陈志勇，不准用袖子擦鼻涕！”
“曹双彬，不准摸女生的小辫子！”
“王子建，不准在课堂上偷吃东西！”
“俺没吃！”我的同桌、白白胖胖如一团棉花似的王子建，有一次直着脖子向我顶嘴道。
“我看见了！”我用小教鞭一指他的手，“你手里还拿着馍干儿哩！”
王子建赶紧把手向背后一剪，“俺没吃，就是没吃！”
我非常恼怒地扔掉小教鞭冲上去，和耍赖的王子建扭作了一团儿。
最终，我以绝对的优势“缴获”了王子建的馍干儿，“哼，明明吃了，还在抵赖！”
王子建谗巴巴地看了一眼我手中的“胜利品”，将他胖嘟嘟的腮帮子抽了几抽，然后将嘴一撇，张开了大嘴巴呜呜地哭了起来。
王子建的哭声开始压得很低，但过了一会儿便提高了音量。再后来，他的哭声便化作了一种有节奏，而且很富于韵律的“歌唱”了。就像大街上那位卖馒头的小贩儿在扯了嗓子喊：“馍——馍——了（liao）”
“噢——噢——噢（e）”王子建哭道。
我喜欢王子建，喜欢他那卖馍馍一样的哭声。“王子建——再来一段！”我大声喊道。
不过，王子建是个很大度的人，他根本就不会因了“馍干儿”风波而对我产生出仇恨。相反，他却一直和我玩得很投缘儿：我们一块儿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捉迷藏，一块儿到别人家的屋檐下去掏光屁股的小麻雀，一块儿到生产队的果园里去偷酸溜溜的青苹果……许多个日子，我们都在欢乐中放肆地过。
我怀念那些浑浑噩噩的日子，我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转眼又到了冬天。我的学习仍一蹋糊涂，但我的班长却当得有声有色。那些漫长的冬日，我每天都很早起了床，哈着手，一溜儿小跑地到了学校，并很快将早到的同学们整好队形，然后吹起哨子，领着这支“先遣队”“雄赳赳”——纷纷哆嗦着走出了学校。“大懒汉——起床！”一上大街，我便大声喊。
“起床——大懒汉！”同学们跟着喊道。
于是，整个殿南村便回荡起了我们嘹亮如公鸡啼鸣一样的口号：
“起床——大懒汉！”
来回一遭，便有许多大人哗啦哗啦地打开自家的大门，慢慢将乱蓬蓬的脑袋探出来，“去去，喊啥喊？——叫丧哪！”
他们说他们的，我们照样喊我们的。等到太阳露头，我们的队伍便由先前的七八个人“扩充”到了二十多个了。
这样坚持了两个星期，曹老师的记事本上便列出了一长串的“懒汉”名单。“嗤”曹老师划着一根火柴，凑到嘴巴上，点着自裹的纸烟，然后 ，用被烟草熏得黄黄的食指一指上面——我看到我的同桌王子建被排到了“冠军”的位置上，“这些同学都是长期不肯起早的。甚至你们排着队喊，也让他们起不来，尤其是这个王子建——纯粹第一号懒蛋！”
为了彻底抹掉记事本上那一长串的名单，我便又被“授予”了一项新的“使命”：亲自逐家挨户地去催“大懒汉”们起床。
第二天，我率先“拜访”了“第一号懒蛋”王子建的家。
王子建家在大东头的一条深胡同里。
“王子建！”我站在大门外喊了一声。
没有动静。
我便使出浑身的力气，抬开了他家那扇笨重的木栅门。
“王子建！”我站在院子里喊道。
一只雄赳赳地正在院子里做庭院“漫步”的大公鸡，这时突然回过头来，抖了一下头顶的大红冠，竖起了脖子上的羽毛，瞪着一双滴溜溜的小眼睛，警惕而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呵——”我听见王子建的母亲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谁呀？半夜三更的，喊俺子建做啥？”
“都快六点了，该、该上早操了。”我怯怯地打量了一下充满敌意的“大红冠”，嘴皮哆嗦道。
“呵——”王子建的母亲又打了一个呵欠，“是军哥儿啊，那，你等会儿。子建，宝贝儿，俺的肉疙瘩，该起来喽！”
我听见王子建低声哼唧了一句。
“咋不起？你能让人家班长老等啊！”
我听见王子建的母亲抖抖索索了一会儿，屋里便亮起了煤油灯。
“俺尿尿！”突然，我听见王子建大声道。
一会儿，门开了，我看见王子建的母亲穿着红绒裤急火火地抱了王子建出来，“军哥儿，赶紧闪开！“
我吓了一跳，连忙躲开，——连那只大公鸡也叫了一声，“扑扑”地跃到一边去了。
王子建的母亲在门边缓缓蹲下来，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俺的心肝儿，不急，慢慢尿……”
我看见一股小银柱划了一条弧线，“哗哗”地落在我的脚下，溅到了我的新棉鞋上……
“你咋还让你娘把尿呢？”上学的路上，我禁不住好奇地问王子建。
“俺、俺本来要自己尿的。”他红了脸，“是、是俺娘硬要把的……”
我嘻嘻笑起来，王子建也跟着笑。
“军哥儿”他从鼓鼓囊囊的书包里拿出一大把焦黄的玉黍馍干儿“给你，这些都是俺给你吃的！”
从此以后，我就经常能吃到王子建的母亲为他的宝贝儿子“制作”的又香又焦的玉黍馍干儿了呢！
我陶醉在做班长的诸多好处里。
不过，不久，我的这种优越感即被打乱了。
那是因为二年级一开始，我的弟弟开始上学了。
我的调皮而任性的弟弟，在入学伊始便继承了我的“传统”：上课时，屁股下面总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似的，老也坐不住：不是东瞅西看，就是经常捂住小肚子，“报告老师，俺要尿尿！”
我经常从二年级这边——那时的一、二年级合用一个教室——站起来，挥着拳头，冲弟弟喊道：“不准尿尿！”
“真没劲儿！”一次放学后，弟弟学着大人的腔调儿对我说：“还不如在家好玩儿哩！”
“家里有啥好玩儿的？”我问他。
“可以到地里捉蝈蝈儿啊！‘吱吱’‘吱吱’……多好听呀。比老师讲的话，好听多哩！”
我哭笑不得。真拿这个弟弟没办法。
[下 篇]
弟弟的胡闹，开始仅表现在用火柴燎女生的小辫子，在老师的椅子上滴胶水儿之类的小事上。后来，他可能觉得仅这些还不能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才华”，便闹到校外去：他开始逃学了。
“你弟弟又逃学了！”一天中午第一节一下课，王子建慌张地跑来给我说：“刚才，俺看见他往村西的地里背着书包跑了！”
我犹豫了一下，一咬牙，说跑就让他跑吧。
“不行，那要耽误好多功课哩。咱还是赶紧把他追回来吧”王子建着急地说，伸手拉住我“走，咱去把他追回来！”
我迟疑了一下，跟着王子建出了校门。
我们顺着弟弟跑的方向一直出了村子，穿过一片绿油油的豆田，向西逶迤追去。
天气真好。太阳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白色的黄豆花开得正灿，连小鸟都低低地在空中“散步”呢……不过，我们顾不了这些，我们必须追上弟弟。
“——在那边儿！”王子建突然道，他用手朝前指了指。
我看见弟弟正伸头缩脑地躲在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大土堆后面。
“喂，二小，俺看见你啦——快过来‘投降’吧！”王子建将两手做喇叭装罩在嘴巴上，气喘吁吁地向弟弟展开了“舆论”攻势。
突然，我看见土堆后面飞起了一块土坷拉样的东西。
还没等我提醒王子建，“咚”，那块土坷拉样的东西，不偏不倚地投在了两手正做喇叭状的王子建的脑门儿上！
王子建用两手捂住了脑袋，咧了咧嘴——我想这次他一定要大哭了。
但这一次，我没有听到那卖馍馍一样的哭声。
我看见王子建飞一般冲过去，伸手揪住了正欲逃窜的弟弟的书包……
逃学又拿土块儿投人的弟弟自然被老师罚了20篇小字儿，且回到家里，又被父亲用绳子捆起来着实地挨了一顿好揍！
调皮又捣蛋的弟弟从此安稳了许多。
不过，王子建脑门儿上的疙瘩，却足足“大红大紫”了一个多星期。
春天来了，春风来了，我在窗前挂起了一串紫色的风铃。风铃随风摇曳，不时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
“丁丁”“当当”的风铃声里，我的思绪如风筝一样缓缓地向远处飞去、飞去。
哦，我记得你，王子建——你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那年冬天为了治好你冻伤的耳朵，我们一起在夜里掏麻雀的事吗？
听大人们说用活麻雀的脑血能治好冻疮。那些个夜晚，我便常常搬了梯子爬到墙上，将手伸进厚厚的红薯秧子里来回摩挲。
“叽叽”我的手掌碰到了一团热乎乎，毛茸茸的东西。
“又一只！”我回头高兴地对下面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擎着手电的王子建说：“——又一本儿《向阳花》！”
我之所以以这样热情的为王子建捉麻雀，除了我想做好事以受到曹老师的表扬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想看他的《向阳花》。
王子建的小木箱子里藏着一大摞《向阳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该是当时由本省的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一份少年期刊读物）。我用捉来的麻雀向王子建换来了一本儿又一本儿《向阳花》。我痴迷地徜徉在《向阳花》向我描绘的世界里：可恶的大灰狼，机智的小红帽；懒惰的大灰熊，勤劳的小蜜蜂……
后来，王子建的耳朵虽然治好了，但我却仍旧往他家里跑。
这时候，王子建多半不愿意再拿出他的《向阳花》给我看。
有一次，我看到王子建正拿着一本崭新的《向阳花》。他打开的那一页画着一长串紫色的东西，很是好看。“那是什么呀？”我探过头去好奇地问。“这叫‘风铃’，风一吹，就能‘丁丁’‘当当’地响哩！”他得意地说。
“让我看看！”我说。“不行！这是俺表哥给俺新卖的。俺还没有看完哩！”王子建一侧身，护住了《向阳花》。“我帮你写小字儿！”我说。王子建遥遥头。“我帮你做演草儿”我又说。“不行！”王子建还是拨楞了拨楞脑袋。《向阳花》上的那串风铃实在太可爱了，我从小木凳子上跳起来，向王子建扑去！
我们又撕作了一团儿。
结果，王子建的那本新的《向阳花》,被瓜分做了两份儿。
王子建鼻青脸肿，我的脸上也火辣辣地痛。
“刘红军，以后俺再搭理你，俺就不是人!”王子建指着我的鼻子哭道。
“小气鬼，以后我再跟你玩儿，我就不姓刘!”我双手叉起腰向他吼道。
“——敢不敢拉钩儿?”王子建揩了一下鼻涕冲我愤愤道。
“拉钩儿就拉钩儿!”我将手中的那另一半《向阳花》掼在了地上，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他将右手小拇指伸出来，狠狠地叨住我的小拇指，“拉钩儿，上吊，一百年，变不了!”
“拉钩儿，上吊，一百年，变不了!”我大声道。
回到学校，我们在小土桌中间用刻笔刀刻出了一条深深的“边界”线。
从此，我同我的同桌王子建成了一对冤家。
我恨王子建，恨他不借给我《向阳花》.我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
“以后，谁也不准再同‘王胖子’玩儿!”我向班里的全体男生发出了“班长令”。
从此，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校外，我的“仇人”王子建便成了一个人见人躲的“孤家寡人”。
又一个冬天到了。
下大雪了。纷纷扬扬的雪花里，我领着我的“盟友”们闹嚷嚷地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偶尔一回头，我突然瞥见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一棵大榆树后面一闪。“是‘王胖子’!”跑在我后面的曹双彬向我低声道：“他在偷看我们!”我哼一下鼻子，高高举起令旗—— 一种用红纸做的三角形小旗子，大声喊道：“发现‘敌情’，集中‘火力’——向大榆树后面‘射击’！”
我的“盟友”们纷纷团起雪球向大榆树冲去。
咚，一枚拳头大的雪球在“敌人”——王子建的胸前开了“花”。.
咚，又一团雪在王子建的脸上开了“花”……
咚，抱头逃窜的王子建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又一个旧历年到了，我的四奶奶疯了。
疯了的四奶奶整天在大街上又说又唱。疯了的四奶奶能盘腿儿坐在泥泞的雪地上准确地抖落出张家长、李家短，而且还能不时地跳起脚来骂人。四奶奶的骂大街，引起了街上人们一串又一串的哄笑声。一次，四奶奶在村西头骂了一通，蓦地跳起来向街东跑去时——咚，她因踩住了一块冰棱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哈哈……”人们再次发出了大笑。
笑声里，人群中突然有一个人跑过去，向四奶奶伸出了双手——是王子建。
“傻子!”我呸了一口唾沫。
“傻子!”小伙伴们也纷纷道。
“丁丁”“当当”……
风铃声声如诉。
呵，我记得你，王子建——你还记得吗?
那一年的初春，我的去城里办事的父亲，终于为我买回了一串紫色风铃。
那是一串做工很精致的风铃：六根大拇指粗的小圆柱中间，悠悠地悬着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儿”，只要轻轻一摇，“小鸟儿”即跳来跃去地不断撞向那一根根小圆柱：“叮叮”“当当”……
小伙伴们纷纷跑到我的桌前来观看。
我得意地将手中的风铃递给了他们。
看着紫色的风铃在小伙伴们手里递来传去，我用眼角瞥了一下身边的王子建。
王子建正伏在桌子上，一动也不动。
我的心里突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儿。
还是那年春天，当柳梢泛出鹅黄的时候，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走在我前面的王子建突然回过头道：“军、军哥儿……”.
我吃了一惊，慢慢停了下来。
“军、军哥儿，咱们、咱们还是和——好了吧!”他低声说。
我吃了一惊，疑惑地打量着王子建的脸——那是一张显得很苍白的脸。
他低了头，慢慢从自己鼓鼓的书包里掏出了一摞崭新的《向阳花》,“这都是最新的,是俺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买的——送给你!”
我犹豫了一下，望了一眼一脸诚恳的王子建，慢慢地接过了那摞还散发着油墨香味儿的《向阳花》……
南风吹得紧了，吹得柳梢绿了，小草青了，吹得小蜜蜂开始嘤嘤嗡嗡了，小燕子开始衔泥做巢了……
南风紧了，三月来了，而我的好朋友王子建却住进医院了——他患了白血病!
不久，他就死了——是在那年三月。
又一年暮春，清明节的那一天，我捧出他送我的那套1982年版的《向阳花》，轻轻地走到了他的小坟前。
天空，正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
我不知自己的泪是怎样流下来的。泪光中，我将那串紫色的风铃轻轻系在了他坟前的小榆树枝上。
一阵风过，风铃的“丁丁”“当当”声在雨中轻轻地响起。
呵，我愿风铃声声，伴他永不寂寞。
春雨霏霏。
风铃声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