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芝麻有关的小事儿 |
作者：单保伟 作于：2005-6-8 20:13:00 访问：428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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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老人家走了，我在场里拱地排车
1976年，吉林天降陨石，唐山大地颤抖，巨星陨落，天地为之动容。1月8日，周总理逝世；7月6日朱委员长撒手人寰。下半年，大白天在太阳旁边蓦的出现一颗很亮很亮的大星，有人说，那是下凡的一颗巨星要重新回到天上去，与日月同辉；天体异象，昭示人间要有一场变故。
整个秋天人们在惶恐中度过。夜晚，村子里的人都聚集在宽敞的场里。不愿在屋外露宿的人家，把两个酒瓶嘴对底地摞起来，一旦有什么动静，逃命似的往外窜。村干部一遍又一遍地在大喇叭里传达上级发下来的防震知识。各种防震的笑话也应运而生。王寡妇拽着两个儿子逃到场上的时候，满场人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原来，王寡妇家的猫把摞在一起的酒瓶撞翻了，王寡妇以为地震降临了。
9月9日下午，全村人聚在场里。事先有通知说，要有重大新闻在这个时间播出。有人小声嘀咕：许是老人家没了？随即招来义愤填膺地呵斥：不许混编乱嚼，老人家怎么会没了？他没了，大家怎么办？空气里酝酿着不祥的躁动。三点，喇叭里终于传来沉痛的噩耗：老人家于9月9日零点10分逝世。天塌下来了，顿时哭天喊地，整个小山村和全国人民一样笼罩在悲痛的气氛中。
地球停止了运转，人们不知怎样才能活下去。接下来是各种悼念活动。1976年，我才7岁，刚入学几个月，我并不能真切体会大人们痛不欲生的生活。当我们被吆喝着招集在一间大教室里的时候，我正在校园里（也就是生产队的场）拱着一辆地排车。破地排车闲置在场的一角，早已不用了，成了我们课间做游戏玩耍的工具，我吃力地拱着地排车在院子里转，身上已是汗浸浸了。老师跑过来给我一记耳光：老人家没了，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玩耍。一个耳光差点把我的泪花搧出来，泪花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委屈地憋了回去。
教室里挤满了人。有限喇叭里传来一片不成声的哽咽。乡里的追悼会通过有限喇叭传到千家万户，也传到我们的教室。全乡32个自然村的支书在小喇叭里轮流缅怀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一个个如数家珍，泣不成声，悲痛欲绝。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村里的发言。我们村的支书还没发言，就哭得昏了过去。这可以从喇叭里的一阵混乱声里推测出来，主持人喊着支书的名字，要他节哀，要化悲痛为力量把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表述出来。喇叭里还有搀扶的声音。我们都被感动了，教室里也跟着有了抽噎声。
就在我现在的校门口，乡里用松柏扎起灵棚，全乡两万多人口全聚集在这里，再一次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很多朴实的农家妇女穿上孝服，按照乡里送葬的风俗，惊天动地哭喊着，追诉着老人家给山里人带来的恩泽。此情此景，石头也要落泪。
小雨一直不断，有人说那是老天爷感动的泪水，据说，那天全国各地都下起了雨。
1985：我走出了山里的小院
1985年对于我来说是个值得一书的日子。我们终于从破庙改建的学校里搬了出来。两个人抬一张桌子，摆起长龙，不宽的公路上显得很是拥挤，场面十分的浩荡。
搬到新校址，须经乡卫生院。卫生院的气味很糟糕，以我现在的水准，要找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来描摹它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肯定的讲，天空里弥漫着生孩子的味道。这样卑劣的想法，一直徘徊在脑海里很多年，竟成了一道阴霾。我看见路旁边正在盖影剧院，搭了很高的架子，那是我见到乡里最高的建筑。影剧院还在半截上，就上演了一场悲剧，一个汉子从架上跌下来，死了。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有留下眼泪。我当时是想流一滴眼泪的，我狠了狠劲，像憋尿一样憋了回去。因为他与我无关，眼泪在旁人看来就成了假惺惺的了。我唠叨这两件事，就是为了照应上面的题目，我们搬校和那个汉子的死一样都属于芝麻大小的事儿。
从１９８５年开始，我已经明显地混入虚伪的人群。
虚伪对人的成长很重要。我明明看上了一个睡莲般的姑娘，却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我需要穿高跟鞋才能和她齐高。据说，她家的门槛也比我家的高。况且，１９８５年对于我而言，要穿一双高跟鞋和升大学同样的困难。在城里上学时，我在家庭调查一览里，很大方的写下了年收入一千元，并且丝毫没有脸红。一千元在当时当地应该是个不上不下的数字。尽管村里有人已经成了万元户，但我知道，这些万元户的水分需要在４０度高温的天气里晒上三个春秋。我写下不吝啬的数字，就是怕那个睡莲般的姑娘明晰了我的家底。还有一件事我很不要脸的告诉大家，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勇气，是因为岁月的风霜已把我的脸皮捣鼓得粉皮那样厚了。我要说的是一次洗澡的事。山凹里人少，洗澡是不用任何东西遮羞的，就是现在时兴的自然浴吧。从网上看到一则带照片的新闻，说外国的一个小岛上夏天里全是裸浴的人，不分男女。我没有诧异，１９８５年我们就很时髦的裸浴了。不同的是，我们分了男女。我把衣服扒得净光，就是迟迟不敢下水。原因是我不能脱鞋子，鞋子里面的袜子让我为难，我的每只袜子上都有两个洞。我不能把这个家底告诉任何人。
甚至年龄也成了不得告人的秘密。年龄小，有人说你孩子气，年龄大，说你智商有问题，在班里是羊群里的骆驼。青春的胡须是美丽的，胡须随成熟一块生长。我们可不把它看成是美丽，躲在宿舍里对着镜子拔胡须曾经成了时尚。有的干脆用起了脱毛膏。就像一个个太监。以致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脱须和穿高跟鞋看作是虚伪的主要表征。绝对像我的现在，用了半天歪屈犟扭地码了一堆文字，偏要说是一气呵成。把脸打肿了充大猪头。
我的虚伪使我在初中阶段没有搞成恋爱。我很庆幸。班里那个搞恋爱的同学最终名落孙山。班主任哂笑说，看看，情场上得意，考场上失意吧？有了牵肠散，啃不了硬骨头，再复你的读吧！这一年，因为没有恋爱，我跳出了农门。
进城那天，全家一起吃了顿饺子。出门饺子回家面，这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了。三大爷坐在太师椅上，我们一家坐在小圆桌上。三大爷抹了一把眼泪。我知道，他舍不得我。从7岁起到进城这一天，除了在学校，我都跟三大爷睡在一起，我虽是他的侄子，也算半个儿了。三大爷一生没留下一个子女，他把整个的心思放到我们兄弟几个身上了。我们兄弟几个的离去使他感到孤单。这种孤单直到三大爷离开人世几年，我才渐渐有了体会。
参加工作之后，每逢回家，我常常到三大爷的屋里去，给他买点好吃的，有时买些点心，割斤羊肉。老人去世那天，我哭得很痛。村里人说，有这么个侄子也是他的福气了。而我知道，我的跳出农门，与三大爷有关。但是，直到他的离去，我也没听说他跟人夸耀他对我的抚养这件事来，他对我的抚养在他看来可能也是芝麻大小的事儿。
1989：我在酒坛里泡着
我的１９８９与那场风波无关。
那一年，我们成立了“拳坛”，就是划拳的一个组织。拳坛里有个“三元老”，三元老都不善饮酒。我并不在“三元老”之列，因为我的拳技不行，我划拳就是那三斧子，几个回合下来。对方已是了如指掌，哪有不输的道理！有一年教师节，三个元老一瓶啤酒醉倒了俩，还有一个上吐下泻，这话不虚，我亲眼所见。但是“三元老”划拳如神，指法神出鬼没。兴致高时，用脚指划，竟也玩转自如。我们称之为“划干拳”。现在想来，也算是工作之余的娱乐方式了。
因为拳坛渐与喝酒分离，属于名不符实，几个善饮的凑在一块成立了个酒委会。喝酒的主要方式是“抓大头”。酒瘾上来，酒委会主席负责划阄，然后招呼起来抓阄。阄上写好酒资，最多的二十元，最少的一分不出，我们管叫他“白吃”，”白吃“负责斟酒倒茶等一切服务工作，当然酒并不少喝。临了，大头还要派酒，以示犒劳。大头有绝对权威，他让“白吃”喝多少就是多少，待到席散，“白吃”往往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中午一般不喝，下午还有工作。周六下午是例行酒会时间。有时也管不住嘴，中午偷偷溜出来。最常见的是假期补课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那年暑假，”白吃”喝大了，忘了下午还有课，别人提醒，他才摇摇晃晃钻进教室，不料校长早已在课堂上等他了。“白吃”竟没有看见，也就不紧张，嘴里却倒三不着两，真个的一个马根子他奶奶吃得月饼——满嘴里胡罗罗。讲矩形一节，他告诉学生，长比宽稍长点，宽比长稍短点。校长性子急，一声“满口喷粪” （校长以为长比宽稍长点这样的知识还用得着罗嗦吗？），把“白吃”的酒吓了回去，手里的课本竟然掉到地上。结果是所有喝酒的人都写了检查，还在学校的小礼堂里发了言。从此，酒委会的活动渐渐少了，中午是决然不敢了。喝酒工作由地上转到地下。
酒委会年度总结，主席竟总结出如下一条：那场风波之所以没在我们学校里闹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紧密地团结在酒委会周围，整天泡在酒壶里，没有人对那场风波感兴趣。真是的，酒委会里大都是愣头青，一个个逢火就燃的性子，如果不是被酒浇着灌着，说不定会捅出什么漏子，燃烧出什么无明之火来。
那则讣告随着薛飞悲怆地播送和飘荡在空气中的哀乐一起酝酿着一种急躁的情绪。当随着电视骚动的人群画面杜宪激昂陈辞的时候，我正在充当着“白吃”的角色，乐得屁颠屁颠。我们的例会没有因外界的动荡而休会过。
六月到九月，我没记得下过一场雨。点种玉米都是到几里外的机井里挑水。人畜用水遇到了严重困难。焦波的一张摄影，轰动了淄博。画面上排起的长龙，全是盆盆罐罐，还有排队等水的人群，标题是“雀峪在呼唤”。我一直以为，绿赛尔矿泉水水源地选在了雀峪，肯定与焦波的那张摄影有关。人在自然面前有时显得是那么无助与无奈。
除了上班，我们都投入到抗旱中去了。地里干得冒烟，庄稼的叶子都焦了。大多数老师都是农村家属，忙过一天，晚上电视都懒得看。在口粮危机面前，外面的世界我们管不了，也懒得管。我们在焦急与平静中度过了1989年。
1997：儿子选在元旦出生
结婚两年，妻子还没有动静。这可急坏了急于抱孙子的母亲。母亲暗地里背着我到送子观音那里抽签算卦许愿上香。家里八仙桌上的香炉整天的烟雾缭绕。
没对象的时候愁对象，有了对象愁怀不上孩子，眼见得妻子肚子一天天鼓起来，扒眼望眼地又愁怀不上小子，一路下来，最操心最牵肠挂肚的是母亲。在乡下，生个儿子是荣耀。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一时不好剔除。
该考虑一下房子的问题了。我不能让未来的孩子也和我们挤在不到20平方的匣子里受窝囊。正好单位要建公寓，我决定拉些饥荒，先把房子的问题解决。勘探队还在勘探地基，臭小子就按捺不住，要出来见世面。见就见呗，这哪能阻止得了！卫生院离单位不远，我搀着妻子走进妇产科。一番检查忙碌，大夫说，赶紧打的到区医院，你妻子血压太高，我们不敢接生。前几天村里的一个孕妇在这里生产，就是因为血压高，生产时大出血，多亏处理及时，不然就要了那娘俩的命。我慌了，人命关天，懈怠不得，当晚就打的赶到区医院。
开始，医院动员妻子剖腹产。剖腹产我们听说过，很多有钱的城里人为了孩子有个好的命运（有钱的人或者有文化的人比我们还相信命运，而我们更习惯听天由命），常常选择好的时辰做手术。在个大活人的肚子上割一刀，总是很残忍的事情。我多少知道点医院内部的一些情况，决定托个熟人走走关系，打听打听情况，能不剖腹就不剖腹。我敲响妇产科主任的家门，她的丈夫撒拉着拖鞋迎接了我。我把八杆子拨拉不着的关系连同我提溜的那兜水果一股脑儿划拉出来。我们谈得很投机。
我再回到医院，妇产科主任已经在病房里，和妻子说着一些女人才能听懂的话，看见我，她站起来说，她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时候你就赶紧给我打电话。然后走了，看来，妻子不用做手术，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过了12点，妻子的疼痛加剧，我搀着她在走廊里来回走动。都说瓜熟蒂落，一个生命即将诞生的时候，做母亲的都会感到幸福，可我看到了妻子的痛苦。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妻子说，按照主任的叮嘱，似乎应该进产室了。我把妻子扶到产床上，然后退了出来。
我和母亲在产房外等着，母亲一句话也不说，这使我镇定了许多。忽然“哇哇”的一声啼哭打破了夜的宁静，母亲高声对我喊：是个小子！母亲从嘹亮宽厚的啼哭声里听出了是个小子，听出了她的渴望。
我本能地看了一下表：1点零5秒。这个日子这个时刻就刻在我脑海里了：1997年1月1日凌晨1点5秒。
2004：在屏幕前打盹的日子
我已经很久写不出东西了。一两个月就这么草草地过去，楼下的白玉兰飘忽飘忽地旋下几片叶子，我数了数，是三片。我似乎有个预感：思绪才情也将随之枯蔫。我的头颅是秕了的谷粒和掏空了的葫芦头，就是庄户人屋梁上挂的那种。
也心血来潮过，手指刚一接触键盘，就触电般缩回来，我不清楚是下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有时，我相信冥冥之中的感觉，虽然并不牢靠。混沌的感觉比清楚的念头轻松的多，不累。
这一年，视觉出现了审美疲劳，在屏幕前一个劲地打盹。明明挺好的东西也不上眼了，不上眼就不上心，不上心，这个人也就快坏了。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叫行尸走肉。可我骨子里是不愿行尸走肉的。揉揉惺忪的眼睛，和大多数人一样在网上拼命的折腾。我颇为这一句名言而自豪：活着就是为了折腾。我们通过不停地折腾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如对一个文友说的，好歹我们钟情于网络只是为了文字，而不是为了其他。
当年唱着“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的时候，曾经是豪情满怀。二十年过去了，那些年轻的朋友们即将跨入中年的行列，没有如日中天的感觉，只有时光不饶人的急迫。我已经明显地提前二十年站好了姿势，就因为我预见了二十年后的我是个什么样子。甚至我天才般的预见到我以后的第二个二十年。当这种预见很让我不提情绪的时候，我习惯于闭上眼：就这么着吧。
春天的故事，到了秋天唱或许更有一番趣味。特别是一片树叶落到头顶上的时候，你酿足了精神头猛喊一嗓子，那叫站在秋天的肩上捏住了春天的喉咙。我更习惯叫做穿着春天的裤子系着秋天的腰带。这种不合适宜，恰是更多如我一样的人的活法。
没有比活的自然更为惬意的了，自然是什么？我的理解是，自然就是狗被尿憋急了随便哪棵树上一洒。学生宿舍的门口“水淹七军”，教数学的老头说，我们学校快成氨水场了。于是，我们似乎闻到了刺鼻的氨水味儿；于是，很多女孩子就捂着嘴吃吃的笑。笑的时候，捂着嘴，我们一致认为不自然，它不符合我们制定的自然法则。
师范的时候，我自然过一回。章丘的那个小子拽上我到留仙湖喝酒，一瓶汤沟大曲，把我俩灌了个小辫朝天，酒肴是一碟花生米。自然的结果是全班找了我们半宿。
越钟情于自然，越往往被自然吃掉。老鹰抓的鸡大都是野外散漫自然的，关在鸡笼里的鸡，安全系数比较的大。但也容易憋出病来。这就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了。
2004年，没有人为我醯醐灌顶。那么，盼望2008年吧，2008年我就到了不惑之年。不惑，终究是个很诱人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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