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国子监 |
作者：孟广顺 作于：2005-6-8 20:11:00 访问：369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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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久居京城，我一向远离尘嚣，不爱到喧哗燥热的闹市街井去闲游。因此，往往近在咫尺的名胜古迹也变得有些遥远，反而不如那些来自外地或异域的观光客更加熟悉身边的景物了。
早晨一场沥沥淅淅的大雨，浇凉了夏日毒辣的太阳，把一时浑浊的老天冲刷得湛蓝气清。或许是心情所致，或许是为兑现很久以前许下的一个愿望，终于在天高气爽的日子走出家门，拿出少有的闲情逸致逛了一回文人墨客和学子向往的国子监。
与其说是逛，倒不如说是品或觅。早先，有人说国子监是过去的最高学府，也有人称是古代科举考试的场所，但我所知这两种说法都没能涵盖国子监的真正含义。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在一篇《讲堂录》说：“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这个“太学”，指得便是国子监，可上溯到距今两千一百多年的西汉。当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士”的建议，於公元前一百二十四年正式建立太学，东汉光武帝刘秀则是第一个由太学生当上的皇帝。公元二百七十八年的西晋，司马氏政权在太学之外始设国子学。隋文帝又创设了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国子寺，隋炀帝将国子寺改为国子监，历经唐宋至元明，到清末学部成立之前，它既是古代掌邦儒学训导政令的行政机构，又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明清监学合一，监学混称，一提国子监便自然使人想起它是古人创立的国学和太学。
建于元初大德年间、经历元、明、清三代的北京国子监，在七百年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可谓人才辈出。元朝国子监首任祭酒许衡，明朝大政治家张居正、徐阶，教育家李时勉，文学家袁中道，清朝刘墉、法式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四库全书》总篡官纪晓岚及嘉庆、光绪帝老师等等，都曾在国子监任职。就是这座皇帝临雍祭孔讲学、宣扬教化、视教育为本、总面积达三万平方米的国子监太学，如今座落在北二环内雍和宫西侧成贤街的中心，东有一墙之隔、由持敬门互通两院的孔庙，乾隆御笔亲书的“集贤门”两旁，各有一座跨街牌楼，双面题有“国子监”三个大字。周围旧城改造耸立起的高楼大厦和环路立交，已使元明清遗留下来承载着古都历史文化的老北京四合院和胡同荡然无存，到处呼啸着汽车震耳欲聋、令人烦躁难耐的闷响，惟有雍和宫、孔庙和国子监还保存着原始的古朴旧貌，给人一种难得的清净。徜徉在碧绿成荫的成贤街上，举目凝望弥漫着儒家遗风、积淀着文化精髓、宏伟庄重的偌大建筑群落，身心会有空灵的感觉，时间和空间仿佛一下子滞留在了眼前。
我似乎在一瞬间融入了辉煌的历史，扑进了闪耀着古人智慧灵光的文化圣殿。
（二）
踏进集贤门的门槛，从前院迈过同样是乾隆帝以苍劲笔法题写的“太学”门，就来到了这座坐北朝南三进院的中院。六堂左右相对的对称格局和经八百年风雨雪霜仍粗壮似华盖的松柏，会让人蓦然感受到在这种幽雅环境里先古治学的文化氛围。东西两侧已被封闭的钟鼓楼，仿佛还回荡着太学“辰钟暮鼓”的亘古声音，每天辰时鸣钟、酉时击鼓、辰集酉散，敲定了文人学士修学的严谨。刘墉等人包括乾隆爷在内都认为，早晨太阳东升，傍晚太阳西落，“晨钟暮鼓”自然应是东钟西鼓。但在建造辟雍时却遵循了“东置鼓、西悬钟”格式。工匠们认为早晨第一缕阳光照到钟上方才敲晨钟，当然要把钟房摆到西边的位置；傍晚的阳光照到鼓上时才要击鼓，理应要把鼓房放在东边。自此扭转历朝历代“东钟西鼓”的布局，成就了为何从明朝起西钟东鼓的道理。
低头沉思在宽阔的中院内，虽然被浓浓的太学气息侵袭着、萦绕着，可有一个问题令我思索。当年就是这么一所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栋梁的国学，如今除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知道它外，很多年轻人并不清楚国子监在哪儿，它又是做什么的一个地方。每年高考前，京城和外地那些极其有心、祁求学业有成的青年人，会打听国子监的去处，想来这儿三拜九扣，求得心灵的慰藉和美好前程，但国子监不是烧香拜佛的庙宇，只能进去感受一番古时的治学风范，领落和体味先人存留的文化神韵和遗迹。不过，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能够怀着一颗敬仰之心踏进国子监的门槛，其境界和情操已经可称得上超凡脱俗了。抬头仰望二百一十一年前乾隆爷把朝鲜族工部尚书金简派至和坤及刘墉门下、金口玉言要他们完全按北海大西天琉璃牌楼式样尺寸建造的四柱三楼式金碧辉煌的琉璃牌楼，正面仍为一代英主的亲笔御书“圆桥教泽”，不难想象当年大清天子在国学教育上要给后人展示皇恩浩荡、教化无穷，犹如圆水周流、广布四方。乾隆帝历来好古而不泥古，所以面临辟雍一面所题的“学海节观”，既用意攀比古人又超越古人，对自己登基五十年将要举行的临雍大典充满了憧憬和期望。
其实，“圆桥教泽”和“学海节观”都与气势雄伟、美妙绝伦的国子监中心建筑“辟雍”大殿密不可分。四周环水、四桥通外、中间方殿、火珠冠顶、青砖灰瓦、周围绿树红廊，犹显天下独步的皇家气派，依然是乾隆御笔“辟雍”二字便有了画龙点睛的妙处。古时的辟雍多数建在四面环水的小岛上，是皇帝讲学的场所。二十八岁入继大统的乾隆帝，登基不久把临雍讲学当做一件很重要的大事，在国子监建辟雍是想效法古代帝王行三老五更之礼，他命书法家、大臣董浩在东边一座四面碑上书写张廷玉的《三老一更议》，并在一侧专门御笔《题张廷玉〈三老五更议〉》。对这个众说纷纭的说法，清高宗认为《诗》《书》不曾有记载，《礼记》方有此说，极是出自汉儒。乾隆竖“三老五更”碑，是要告诉天下“凡上知天文，下彻地理，中察人伦，洞悉五行更替、朝代兴衰之人”，才是国学养老尊贤、久道化成、孝治天下的根本。有了这个前提，建造皇帝讲学的辟雍自然有了誉论基础。乾隆认为：“国学之制，天子曰辟雍，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昭文明而流教泽。”而国子监“自元历明以至本朝，盖五百余年矣，有国学而无辟雍，名实或不相称。”因为在他称帝五十年以前，来国子监讲学的皇帝为数不少，却没有一位皇帝能想起建一所辟雍殿。
辟雍乃天子之学。而“辟雍”一词首见于《诗经》，“於乐钟鼓，於乐辟雍。”义理上为“辟训明，雍训和，所以明和天下。”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才曰辟雍。且辟之为言，才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天下之残贼。”含有扬善戒恶、明和天下的意蕴。乾隆帝早在三十三年对建辟雍就有过动议，但在一番争论中被否决。十五年以后他又重旧事，直接派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物刘墉等人择日营建；落成之日，他将举行临雍典礼。现在留给后人的这座圆水方殿，是聪明的设计者刘墉遵循了天圆地方的思想，以隐喻乾隆爷的德与行；环水达桥则合于水圆如壁之说；丽以穹宇，辟以四门，合了王雍之规，这些无不体现出对天人合一学说和先古思想文化的崇敬。
实际上，辟雍的建造有和坤的一大功劳。乾隆四十八年动议，历时一年多，于四十九年冬竣工，成为国子监的中心建筑。辟雍以水环殿，国子监里无河，刘墉等人便想法在国子监东南西北四角各打出一口井，并修筑四龙喷水，把辟雍环绕其中。大殿内部空旷宏敞让皇帝龙颜大悦则是和坤的一个主意，原先殿内设计有四根大柱，乾隆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交给了工程总领的户部尚书和坤另定做法。和坤心领神会琢磨出乾隆爷的心思，认为皇上讲学眼前四根柱子晃来晃去，实在大煞风景。于是他下令撤去四柱，改用“抹角架海梁之法”，解去了乾隆帝的一片忧心。名声不佳的和坤，在历史和他的一生中可谓做了一件有利国家和后人值得称赞的好事。第二年春，乾隆为纪念登基五十周年临雍讲学，结束了皇帝讲学无辟雍的历史，因而他成为在国子监辟雍大殿讲学的第一位皇帝。也许正是一代帝王对国子监的重视，使得太学人才辈出，大清王朝才呈现出康乾盛世，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既是兴国安邦经验、又是万世不可荒废治学警示的千古典范。
（三）
驻足国子监凭吊古人、品味国学而不去一墙之隔的孔庙祭拜先圣孔子，不能算真正到了国子监。国子监在被称为国学和太学的同时，还有一名叫庙学，正是因为孔庙是国子监的重要部份，庙在东、学在西构成了左庙右学之制。
孔子这位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四七九年春秋战国末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儒家的创始人，与佛祖释迦牟尼同一时代并齐名。他一生长住的府第和讲学地是山东曲阜。那里由府、庙、林组成。孔府自然宏大庄严，明代嘉靖皇帝下诏重修。孔林占地三千亩，孔坟则按携子抱孙的格局下杖。而做为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占地达三点二七公顷，房间就有四百六十间。金元两代建成碑亭，明代造奎文阁，清代又修了大成殿。殿前的杏坛才是孔子真正的讲学处。占地两万两千平方米的北京孔庙，与曲阜的府庙林相比，虽然规模上难以比拟，但做为元明清三代皇帝祭祀孔子、举行国家祭典的主要场所，其大气磅礴的院内建筑仍雄伟壮观，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展示窗口。
走进孔庙的一刹那，起初我也心存疑惑：为什么要在国子监的毗邻要建一所孔庙呢？再品才感受到几代的皇帝确实有着超人的智慧和思想。孔子一生宣传“仁”，儒家主张的“清临”和“仁政”都是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来的，包括“今古文经学”和“谶纬之学”。他的学说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二千多年，其经典是过去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现在的世人提及“三教”，无不称“儒、释、道”；而儒教的定名是从提倡“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宇宙观和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创立“天人感应”神学唯心主义体系的西汉董仲舒那里开始，到清末变法图强的康有为才有了“孔子创教说”，他们看待孔子学说如宗教之教义，儒教自此而兴。先帝们按“左庙右学”建制在太学东侧建孔庙可谓别有用意，元明清三朝不管哪个民族执坐江山，外围示告天下百姓，他们都尊孔崇儒，与汉人有着共同的信仰，治国运用的也是孔圣人的思想学说，都受孔子的教化；内在实为太学要像孔子那般“万世师表”，以孔子儒家学说为榜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庙大门两侧路北各竖一座下马碑，以满、汉、蒙、藏、回和忒特文，刻有如同山东曲阜孔庙前碑刻一样的文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不仅让每一个到此的游人肃然起敬，并且更可看出当年帝王将相们如何尊孔安民以及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深层思考。
孔庙金黄琉璃瓦盖顶的大成门前，一座孔子的汉白玉塑像迎门而立，使人会顿然想起这道大门与大成殿同起此名，取了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之意。大成殿内金砖铺地，正中供奉着孔子的神位，两侧则分列有他的七十二位著名弟子塑像，并供奉着十六位历代儒家学派的先哲牌位，即四配十二哲。如今年轻的一代来国子监首先祭拜得是孔子神位，殿内不可燃香，只可把香供奉在一只铜炉里。我曾在旁边的一只铜缸里看到一位今年高考学子递交的纸条，书有“请保佑我考上北大艺术系设计专业，届时我一定供香还愿。”不管他多么年轻，也不论他是否明白孔庙为何要建在太学隔壁的目的，起码他能在求学前来孔庙祭奠一下孔子，已经使我大为感叹了。儒家思想对这一代人的影响深浅不敢断言，但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学子能知道孔子并能到殿上一拜，可见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在二千多年后的今天还是有着扎根的沃土。
站在孔庙的院内，更叫人叹为观止的是它的所有建筑都包含和传承着儒家思想和人文精华。大成殿为九间五进，殿顶则是四坡五脊、双重飞檐、黄色琉璃瓦铺就，整体与故宫太和殿相仿；殿外有用汉白玉石栏围绕的月台，台前古柏参天，青石浮雕丹陛上飞龙戏珠、宝珠火焰、云水波涛，颇为壮观。九间五进是皇家的一种设计思想，只有故宫才有这样的结构，除午门以“明三暗五”做为建筑取向外，惟有正中的门楼面阔九间进深五尺，在建筑布局上达到了古代殿堂中“九五之尊”的最高等级。这种代表皇权地位的礼遇惟令皇帝都要下马祭拜的孔子可受，任何一人不会得到如此厚爱。而四坡五脊则隐含和容纳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书五经”，它开示国学要以儒家经典为以德治国的精髓。从集儒家经典著作于一处的“十三经”碑林中可悟出皇帝传承孔子学说的迹象。“十三经”刻石被称作“乾隆石经”，他当朝时命江苏金坛贡生蒋衡，把全部六十三万字的《诗》、《书》、《易》、《春秋》、《周礼》、《礼记》、《仪礼》、《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公羊传》和《榖梁传》十三部经典之作，分刻于一百八十九座石碑上，处处显现着一代帝王对儒家学说的崇拜，也可以说给太学标出了修学发展的方向。
先帝们都把儒家文化和思想视为治国法宝，那么如今现代文明的冲击是否就让我们抛弃先哲创立的学说而远离传统呢？也许孔庙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
（四）
当我带着无数的感悟和叹服满怀兴致地离开国子监和孔庙，站在与雍和宫相邻的街口南北举目一眺时，突然发现了一个隐藏着儒家文化和阴阳学说的重大秘密。时至今日，也许还没有哪一位考古学家和文物专家及学者发现和提出来过，对此我曾在一度惊诧自己的眼力。
国子监保留到现在，应当感谢元明清三代的皇帝。而做为首都的北京，不论从儒家文化的传承还是阴阳学说的运用，是天下所有帝都不能比拟的。一座故宫把儒家思想的精华和阴阳五行学说运用的完美无缺，以宫殿建筑的形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北京真正成为帝都，首先归功于元世祖忽必烈，这位元太祖的孙子，在他的爷爷成吉思汗1215年向金人进攻占领北京时刚刚出生，第一次西征横扫欧洲大陆和中亚时他才年仅四岁。但是四十一年后，活了79岁的忽必烈却以他四十五岁的壮年盛运，在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即大汗位，从此执政34年，登基四年后迁都北京，用19年的时间灭南宋统一全国。不过，他只是在北京定都坐江山，却未能建立国学，是他总共执政十四年的继承人元成宗铁穆尔，在改年号为大德后六年（1302年）建了国子监和孔庙。一个先辈从内蒙大草原马背上中兴的帝王，却知道左庙右学，建国学必建孔庙，可见他是多么的不同一般和具有非凡的治国智慧与方略。明清皇帝乾隆之前临雍讲学都是用得这位大汗所建的场所。乾隆之后的帝王讲学则不得不谢乾隆的皇恩浩荡，是这位开明君主给他们提供了先天的辟雍。
做为北京人，值得敬仰的另一位先帝是明成祖朱棣。和尚出身、执政31年的明太祖朱元璋建国时定都在金陵南京，把他的四子明成祖朱棣封为燕王，镇过北平。待长子过世，朱洪武按世袭立他的太孙明惠帝建文继位，可惜他帝运不长。朱棣不服，于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向侄子“靖难”逼宫，用四年时间破京师夺帝位，短命的惠帝只好在宫中自焚身份。虽然朱棣有大逆不道之嫌，但他仍不失为一代英主。改年号为永乐后第四年（1406年）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并于第二年五月聚集贤士高人把阴阳八卦和五行学说及来龙去脉的风水意向做为主导设计思想，惯穿到了整个故宫的规划和建造中，在元大都基址上花费十三年的光阴于永乐18年（1420年）落成皇家气派的紫禁城，可他在幽深的紫禁城里仅享受了四年的皇权便不幸驾崩了。就在故宫建成这年，朱棣又诏命工部和礼部在南城修建了的天坛祁年殿。时隔五代皇帝111年后，明朝历史上在位最长、执掌江山达45年之久的明世宗，在他临朝的嘉靖9年（1531年）又与先帝修建的天坛相对，起造了北城的地坛。南圆北方、天圆地方的儒家思想，以独特的形势在这两座祭坛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此后的明代皇帝和清代顺治、康熙帝又沿用从铁穆尔到朱棣再到明世宗修建的国子监、孔庙和天坛、地坛等皇家场所，祭天祭地和祭孔。乾隆帝后修国子监的辟雍自不用多言。其间倒是只活了五十七岁、执政12年的清朝第三任皇帝清世宗雍正，却做出一向伟大的决策。登基后第二年，把他当太子时建在孔庙之东宏伟的住宅府第，捐赠给了以成佛证涅磐即证诸法法性、空性为主要教义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当即改名为雍和宫，成为北京惟一一座喇嘛教寺院；其实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早在故宫建成的头一年已圆寂过世。此后大清王朝宫中则设道场请高僧大德专心念佛，护佑清朝国运如日中天；只是叶赫那拉的后人慈禧太后驱佛，把先帝邀进宫中的高僧们赶了出去，二百多年的大清最终毁在了一个女人手中。不过慈禧的族长在遭遇大清灭杀时曾发出一个誓言，称那拉族既是留下一个女人也要报仇，慈禧果真实现了先辈的夙愿。
回头再看一眼国子监的地理环境，忽必烈定都北京，元成宗铁穆尔建了国子监和孔庙，朱棣修了天坛，明世宗修了地坛，雍正成就了雍和宫，乾隆筑造了辟雍。从北京版图上不难发现，天坛在南，地坛在北，雍和宫在东，国子监和孔庙在西，一条纵惯南北的崇文门、东单、东四和雍和宫大街，把天坛和地坛连成直线，而雍和宫和孔庙、国学东西相称，无意间构成一个“巫”形。也许先帝们在修建这些充满文化意蕴的古建时，不曾有过其它的特殊用意，但它却让后人感觉到了以上几座建筑所预示的天地大道，这就是天地之间有佛儒，佛家文化和儒家思想同时并存可以融合，可以用来治国安邦。同时使我想起和明白了英国汤恩比博士为什么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偶然的所得和所悟可能正是我逛、我品国子监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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