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件：我在边地漫游的见证物
哈尼族/泉溪
在云南高原上，不知是否还有象我这样的人。我原本想，只要有了城市户口就什么都顺理成章，比如找个城里女子，陪寂寞，睡觉，到了一定年纪把她做成老婆，再老些，把她做成老伴。现在想想，真叫人哑然失笑，我把城市户口搞到手，它却一点力都使不上，看来我原先那些计划又要落空了！俗世的人们都追求世间的富足、优越，我却苦苦挣一些证件，数量却少之又少！但我依旧热爱着这个边地城市和身边良善的人们……
我最终给自己弄了一本城市户口，这在我也算一件大事。棕色封壳，烫金字体，赫然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的字样，“居民户口簿”五个字上端印着国徽，我想这样的证件一定重要。我证件里印国徽的不多，除了户口外还有一本，某个全国性学会的会员证，也印着国徽，我想同样重要。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们一生下来就需要许多证件。从农村到城市，我到处乱麻麻地跑，办到的证件不多，连身份证都缺。这一空缺，给我日常生活带来许多麻烦。我住在城里，象一只老鼠战战兢兢地活着，租房子、找工作、取稿费、出门走动等等都要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连旅店的小姑娘都用怪生生的眼光盯你，虽然她的眼光不乏水灵和鲜活，可站在她面前没有身份证的你似乎是个杀人越货的家伙，是通缉犯。我说你非要那个东西干嘛？她说她要填那一长串阿拉伯数字。我说你不会瞎编个么？她说不能瞎编，犯法。所以一说到证件的事情我浑身哆嗦，尴尬不少，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我是个证件拥有量极少的人。一个人在城里要混得撑撑展展、人模狗样的话，抽屉里证件不能太少，少了就吃亏，就麻烦，而且麻烦不会比你想象的少。我是领教过证件少这种滋味的过来人，我在思茅这个云南边地的小城住了近10年，我的第一本证件是作协会员证。能够弄到这个小本本，还得感谢一位朋友提醒。那时候我到处游荡，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云南的山山水水，后来在外面打熬不住还是打道回府。朋友说你应该向组织靠拢靠拢。我说什么组织啊，他说作协。我当时想反正我只是个民间写作人，入不入都不重要。我那时的心态实在太民间了，要不是他再三劝慰，我现在还在四处游荡，甚至要失去组织的关心和温暖了。入作协的好处后来立竿见影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当年到手的那本作协会员证呈棕色，长条条一本，怀揣兜里不大方便，你往上衣口袋里一戳，粗楞楞露出一截，让人想到你摆显、拿俏。后来换证就漂亮多了，深蓝色，身份证般大小，封壳的字样美观周正，小巧厚实。这个可以悄悄摸摸揣在上衣口袋，温暖地摩擦着左胸。这个东西摩擦着左胸是温暖而安全的，它的温暖和安全在于告诉你一个事实——你是个有身份的人啦！别人总不能横竖不讲理就整你一台，这方面我同样有过深刻体验。那是我逃离故乡三两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我在大夜市里喝酒，开始的时候有几个朋友陪我喝，喝到最后只剩我一人。我喝高了，烧烤店的老板和我顶了什么鸟事，我心里痒痒的，鬼火起来，三两下杂起店里的杯盘碗碟……接下来的事情是老板打了治安值勤电话，我以为吓吓罢了，虽然我酒意正浓，最后还是看见110的同志让我坐进警车里。到了派出所，他们就开始戴手铐、讯问、做笔录。手铐闪着铁的冷光，我渐渐清醒，铁的冷光钻进大脑。我觉着事情开始臭歪歪了，咋会把我弄到局子里？听说弄到局子里的人好歹要被人家料理一顿，若动真格料理，我这样子难于消受，矮小、偏瘦，排骨叮当。他们开始讯问了，你在哪个单位？我说我教书，在一个私立学校。又问，你的身份证？我说没有。那你还有什么证件可以证明你的身份？我说你们看看我上衣口袋里的这本。他们真的往我衣袋里掏，我看他们不象正经警察，我看见掏我证件的那只手上纹着龙虎什么的玩意，是那种临时的小工警察，没有转正。一想到小工警察，我事实上更紧张，听说往往这些人料理起来更来劲。他们掏出来了，是作协会员证，我说我是作家协会的会员。我把“作家”两字说得重些，事实上是在和小工警察们较量。我又强调说，这是压了钢印的，你们摸摸看。他们说摸摸可以，但你这个不是公安局发的。我说虽然不是公安局发的，但它是上面发的，这也不假。我这样说同样在和他们较劲，上面的意思应该听得懂吧？按照一个农民的思路这也算是上策。事情到这个份上，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定夺，也就是说是否料理我？得请示一下领导。因为他们看见作家那两字，效果多少收到了。他们就问所长，立马就有个高个的中年男子进来，脸盘俊秀，有棱有角，我想在公安系统里干活的倒是需要这类型的人。他们把我的会员证给所长看，我说我是某某，主要强调一下笔名。所长开始“哦哦”起来，他说你就是某某，我知道，我们系统的一篇演讲稿就是叫你捉刀的，还得了全省的一个奖；还有我在公安报上读到一首歌颂公安干警的诗歌，好啊好啊。所长又开始“啊啊”了起来，完了之后开始训起那几个小工警察，那几个一下就焉瘪瘪的了。接下来的事情是给我松了铐子，送茶，握握手，所长送我出门。这一系列事情折腾完已经深夜三点整，夜开始凉下来。若是烧烤老板在场的话，他一定是第一个跳起来表示不满的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是扎扎实实地整我一台，他可是当地土著。可惜他把我送到局子里就走了，忙他的生意去了。我从局子出来的第二天正好星期六，我给师专的大学生做文学讲座，我给学生讲我喝酒遭遇的细节，效果出奇的好。有了会员证，我经常名正言顺地在大中专学校里以讲座的名义瞎折腾，不知什么居心了。
还有一回到外地开笔会，同行的有当地写诗的一位女同胞，安静而秀美，长发飘飘。我们开会的地点设在云南边境一个秀气的小城，快进城的时候班车咣当一声停下，喘一口粗气不动了。车门口跳上来几个武警战士要检查身份证，我愣了，她帮我解围，她说我们都是去开笔会的，怕小战士不信，还出示了开会通知，上面戳着公章，就放行了。关键是我还及时地递上了作协会员证，虽然有些巴结的意思，但递都递了，来不及了。她见了，笑笑，笑得妩媚，光阴已经向晚，斜阳从车窗外伸进来，搭在她的脸上，我仿佛听到斜阳灿烂的笑声。我看见这个镜头，心里一下子温暖起来。
想想都是证件给害的，我都30而立的人了，还那样迷愣愣地对证件有好感，一看到人家的各种证件都要拿过来瞧瞧、摸摸，可见中毒深了。我后来教过职高，教过中专。学生的毕业证发下来，我一定讨过来瞧瞧毕业证的封壳，看看烫金字样，摸摸内页的钢印痕迹。学生当然不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我想这就是人心隔肚皮的好处，每个人的心脏都是被自己的身体保管着，别人一时半会看不出。我心里清楚，我就是缺少一个文凭罢了（当然我不是说自己就是个文盲）。1993年秋天，我做清洁工快一年整了，我负责门诊大楼过道的清洁卫生，还有两个男厕所。城里人的蹲功好，那时我才知道，我只好握着水枪等他们提起裤子。手中的水枪成了我最妙的发泄器了，我把每个坑都灌满水，后面的人蹲坑，可能就要吃点苦头，他自己的大便落下去，粪水飞上来，手纸一定不够用，弄不好还得把裤子换了洗。中秋节那天扫地，我用农民的心情扫到一张新灿灿的报纸，捡起来一看烫了我的眼睛——上面登着我的一首小诗。我的血液在血管里突突地跑起来……扫地时候是正午，医务人员和病人还没来。我把这张报纸叠成四方块揣进衣兜。回到临时工宿舍，我反反复复展开看，我还是被刺激了——我想，这地已经扫了一年整，我该找找别的活路干了。这样想着，立马想到辞职的事了。反正不辞职也太黯淡了，我捡到报纸的当天，也收到乡下那个姑娘的信了，她在一个乡村小学教书。信的大意是说，我们都已经远天远地的了，在现实面前我们都应该脆弱，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云云。我知道她在说什么了，医院里我所看到的地方都空荡荡的，花非花，草非草了，秋天来得早，整个秋天都是我一人的了。那些天里，我一上完班就往大街上跑，那么多人都行色匆匆，不关我的事情。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不留神走进了珠市街，走进了珠市街的安静。她的街道古色古香着，斜坡、古门、老人。稀疏的人走动，枯草在屋檐的风中摇摆。到思茅一年整了，那是我走进的第一条古老的街道，她这样的安静实在适合我当时的心境，仿佛她就等着来我安抚一样，顺着她安静的牵引，我走进珠市街的更深处——珠市街也好不吝啬地打开她自己，她原来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我自己也平静下来，我仿佛听到她说：其实你应该到这里走走，甚至更早些时候就来……现在想想，那真是命运一样的声音，在召唤着我……就这样，我看见了门板上写着“出租”的两个字，用红纸贴着的，刚贴出不久。出租的信息是我要的，要那种温暖的感觉。再走，就看见了一所学校，校牌是块木板，字写得古色古香。我还是走进去，找到那位老校长。我想，是否可以做做教师？老校长和我一样矮小，披一件黑色风衣，戴一顶鸭舌帽，十足的学究派头。他戴上老花镜，我开始紧张起来，我把作协会会员证递过去，他没有立马就看，却转身进了里屋，又颤悠悠出来，到了院子中央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放大镜，院子里出奇的静，阳光慷慨地洒满院落，有几只蝴蝶围着我飞，有献媚的味道……我没有想到的是，老校长的放大镜不是做什么科学实验，而是对着我的证书晃来晃去——这个镜头让我大大吃了一惊！还好，我的证书不是假的。那时候假证件还不象如今这样猖獗。我的证件被老校长放大了看之后，他终于同意我讲课了。这样，我就到医院把我的清洁工辞了，开始了民间教师的生涯。这样，我和珠市街开始亲密接触，在这样一条街里，我才可能有那么多闲适的心情看看那些蓝色的雨。更为奇妙的是，后来我发现医院和珠市街之间仅仅一墙之隔。围墙不高，我在珠市街的墙这边上课，可以看到医院那边的工友们在扫地。我告诉学生们说，我是从墙那边翻墙过来的，原来是清洁工。学生们不信，都笑笑说，老师骗人！老师骗人！我的那些初中补习生。
真是奇妙，一本作协会员证能给你救驾，帮你找工作……说不准以后还能做成什么大事，我生怕证件上的字样被磨掉，索性贴上透明胶纸……这样就耐得住我的左胸的摩擦，人们不知道，我是多么热爱这个边地小城！
想想，我在珠市街的日子多么美好，她主要让我安静。其实大地比一座城市安静，思茅这么一个坝子同样要比她的城市安静。领悟这层关系，我变得平和下来，说，没有户口和身份证又能把我怎样啊？但是在居民委员会和片区派出所“三无人员”的联合调查统计中，我还是被清理了出来。我想，我的身体被珠市街和学校寄存着，这不就行了。但居民委员会的阿姨和派出所的大盖帽还是做我的工作，要我去办理暂住证。我想想并不委屈了，我的籍贯、性别、出生年月、职业关系等等他们还是要替我管理。一个人的一些事情有人替你保管是件好事。人就是这样被别人管理着才感到舒服和温暖的，也就是说我暂时不是浪子、乞丐、无业游民。暂住证是有实际功用的，至少取稿费的时候就派上了用场。住在珠市街的时候，我已经有稿费陆陆续续来了，数额不等。97年秋天，我开始在《诗刊》上发表诗歌，收到稿费不菲，上百元。我拿着暂住证去取，邮局的姑娘不给办理。我说，这明明写着暂住证可以取款的，为什么不行？她说你这写着的是三个字的某某，不是两个字的某某；我说思茅只有这样一个两个字的某某，我就是。她还是不理，忙别人的事情去了。她人长得好，眉眼水气，做事情却不水气了。我再次解释时，她说话有些动粗了，说你的稿费通知上写的是另一个名字，与证件上的不符，要我到街道办事处开证明。我折回珠市街，走得悠慢，阳光已经满满荡荡洒了一街。我在芳香的光线里等在居民委员会门外，办公室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好在终于等来了个少妇，手里拎着肉和蔬菜。脸庞和身段都保养得很好，她丈夫使用的感觉也一定很好。她说起话来也少有的柔嫩，象树林里嫩叶发出的声音。她在珠市街应该是很妩媚的少妇了，你和她办事，她一点脾气都没有，好象是她欠了你。我向她说明原委，我说我就在你办公室下面，我的稿费来了，邮局的人就是不给取。她说你写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故事？故事会我最喜欢看了，拿来我瞧瞧。时令已是秋天，街道办事处有些暗淡，办公桌陈旧不堪。好在她已经熟视无睹，过惯了。她说我能帮你什么忙吗？我说你给我开个证明，证明我住在珠市街，是你们替我保管着的。她站起身，把扎头带拿下来，又扎上，其间扬了扬头，又用手摸摸，她这样做，我没有话说，只有看她做完一系列动作，我悄悄想起一句话：媳妇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媳妇我暂时想不了，我想的是取稿费。她在那间暗淡的屋子依旧光彩照人，等于开了免费的灯。理好头发，她在破旧的办公桌前坐下来，胸脯高过桌子，偏偏又可以歇在桌沿上，不即不离，彬彬有礼。我在神思恍惚中看见胸脯起伏的时候，她就说话了，邮局怎么这样办事？你能写就不错了，还说什么？我说他们就不给我取款。她说我也想看看你的诗歌，不是故事也行，既然不远，你把杂志拿上来瞧瞧，反正还早。我顺从了，脚飘飘的，把诗刊拿上来，我躬亲地把诗刊翻开给她看，我在桌子前簌簌地翻，手的动作快，碰上了一个柔软的不名物体，暖呼呼的……我只想着领稿费，没有象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意思。她放下杂志，就开始写证明，写了几行，又叫我前去看看，措辞是否得当。开完证明，想不到她骂了一句脏话：“牛皮烘烘了，怎么这样不通融！”。我带着证明赶到邮局的时候，那个姑娘下班了，换了另一个女的，一看成色就知道，更老道了。她看看我的稿费单和证明，还是不放心，要我重新开一个，能够证明我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单位，我想到了当地文化馆。我站在邮局大门口，天色已经向晚，街道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各单位已经下班，开证明是第二天的事了。我垂头丧气地想起一个朋友和我告别时说的一句话：“日后再说日后再说！”，就兀自笑了。那天晚上，我的稿费单贴着我的左胸睡了一晚上，一张稿费单让我折腾了三个回合。
证件是供人们使用的，总有用完的时候。暂住证的使用期限更短，一年一次地换。我的暂住证只办了一次，但后来的三两年我还在蒙着用，超负荷地用它。后来用到肾衰竭了，我几次取款都不灵验了，就扔了，扔在邮局外面的垃圾桶里，那天我没有领到稿费。暂住证和户口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户口的板扎，使用寿命长。要不，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干嘛往城里钻，我现在终于想清明了。我身边的一个故事就是原版本，我同村的一个女同学，她高中毕业后就留在县城，嫁了一个年龄比她大20岁的男人，男人跛脚，跛的厉害，他们俩在街上走着，你一眼就看得分明，她男人走路一跳一跳的，身体起伏大。我自己就看见过几次，我和我的同学说话，他才停住起伏的身体，看着我们说话。眼睛宛若听诊器般的闪烁着往我身上探，我不知他是什么心思，但我想我还是能理解他的意思。他无论怎样都无法看到我和他媳妇在村庄里的那些日子，只能怪时间了。即便是我不小心使用了我的同学，那你同样拿不出脾气。所以他的眼睛在我身上闪烁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二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常常想，真是命运无常！我这个娇好清丽的同学怎会嫁了这样的男人？我们在一块读书（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还暗地里喜欢过她啊！那时我们读小学6年级。她们女生在一块吃多衣果，吃东西的声音很放肆，吧唧吧唧响。小芳同学和我坐一块，那时候的班主任已经不太封建了，男女生搭配坐。她不敢明着把多衣果分给我吃，我还是一本正经地写字。突然我的大腿被掐了一下，生生地疼，疼得我好生痛快，痛快了我也没敢喊。一看是她把多衣果放在板凳的中间，两个，我装憨，等女生走掉之后才吃；小学高年级我俩在乡镇上读，从我们柚木村到乡镇要走十几公里的上坡路，整个村庄里能考到乡镇上读书的只有我俩，每次都同去同回。每次她要解小便的时候都要叫我放风，常常是这样，我在路上，她在路下的草丛里撒尿，声音刷刷响，山路静悄悄的，有风声也在很远的山林那边，这样的安静里撒尿声就更响，在我那个年龄简直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音乐，听得我心里痒痒……女生解手动作慢，那时我才知道。我们男生就比较好整了，就着一棵树什么的就可以把一泡尿整完了，一点声息都没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棵果树，就跑过去抱着树干，两腿贴了上去，左手把拉链解开，一条细细的溪流就从树干上淋下去了，我故意大声地喊：“小芳小芳，你看看树头，那些果子真大啊，我爬上去摘给你”我的这个小芳同学也天真地仰着好看的脸蛋，憨憨地看住树头；我的左手再次把拉链拉回来，我仍然抱着树干磨蹭了几下，最后以爬不上去为由走出草丛，但是败笔也写在我的裤裆上，尿注在喷射过程中反弹回来，所以就清晰地画出小溪的走向，当然这是技术性问题。我的小芳同学自然看在眼里，她好半天红着脸不和我说话……可是，长大之后却嫁了这样一个男人！那是叫我十分伤感的事情。后来我终于弄清了怎么回事，原来是她大哥的主张，她大哥一直都在乡下，做了一辈子农民。他说，你不嫁他嫁谁？你还想回家修地球？几句话问得她一愣一愣的，然后默认了。后来她单独和我说，说直了，不就是为了一本城市户口本吗？我说是啊，不过你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你终于有那么个本本，你以后就不用回到游牧村了，你们的孩子也不用回游牧村了。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发觉自己都有些哀哀的。后来我就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都羡慕起那么一个本本了。
少不更事的时候，我是个不会认命的人，妄自尊大。如今摸着自己的腿脚和老脸的时候，不禁想起一句乡村土语：“乌鸦别说猪头黑了！”，我说我的小芳同学，事实上也在说我自己，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时逃离村庄，差不多就奔城市户口本去了。我原本想，等弄到了城市户口之后，就找一个城里女子，然后睡了她。事实上，我还是一个18岁的青年农民的时候，就被一城里姑娘睡了。1990年，我18岁，小球17岁，她娇小的身体，披一肩长发，风飘飘缠绕我，她胸脯的起伏、脸盘上鲜润的笑……“人需要爱与被爱”。她告诉我，那个象小猫一样温顺的小球。
那时我已经辍学，在北回归线上的一个小城里游荡，她已经没有上学。我们常常穿过郊外的一片小树林，小路弯弯,路旁的银桦树静悄悄默立着，不管人的闲事。我们牵着手走，然后穿过一片绿莹莹的夏天的稻田，田边是她温暖的小屋,面朝绿莹莹的稻田开着小窗，那是我渴盼已久的小窗。
我们的约会很朴素，相拥着坐在田埂边。深深的稻田，稻花已挤出浓浓的米香，我们已挤出嫩嫩的爱的芽,听着稻谷发育抽穗的声音……叽咯叽咯，叽咯叽咯…… 避开人们刀子一样的目光，我们相拥着坐在稻埂边。看天。看云。看脸。看手。看笑容。看呼吸。看各自眼中深埋的那口井。就这样，一天天。坐到黄昏，天边留着艳艳的晚霞。下起雨。稻浪终于藏不住我们。快到我的房子里避雨，小球说。她拉着我往她的小屋奔，像拎着她的小兔子。
黄昏渐渐深了。夜把我们温暖起来。把衣服脱了，会生病的，小球说。就在那张宽大的木床上，我18岁，第一次吃最美的东西。巧克力。面包。黑夜像潮水一样铺开来。
我说，我不知咋样才好，我现在还是个农民！我只有更紧地拥抱她，让一双手幸福得出汗，直到天亮。直到我不得不逃离……她楼下是一个停车场，叮叮当当的修车声响起，开往各地的班车也发动了起来。我想起印度电影《大篷车》，心里甜美又凄凉。
……
……
就在那个夜晚，我在她床头上，发黄的白纸裱过的地方，在黑暗中，写下了后来在《漫游》这样的诗歌中的句子：“我不重复地敲打自己的名字/正如小草不重复地生长自己。”以及97年在《诗刊》上发表的《小波》——其实就是小球了。
“天色渐渐暖和/小波的衣服晾在院子当中 //“衣服”——这是谁的命名/我指的是衣裙 //天色渐渐暖和/小波的衣服晾在小屋的窗口/小波的皮肤由红变黑 //小波还穿着当年的衣服/还把窗子当着空旷的田野推开/裙角飘出去/哎！小波的手/还能找到当年的动作么？”
诗写完了，我就絮絮叨叨说，我家在乡下，还有那么多的田和牛，说不定我还得回到那块土地上去。她说不怕，回去就回去。我说人挪活树挪死，有那么多外省人都活得滋润，乡镇上县城里到处都有。我说我开个铺子，配几把钥匙刻几个印章就可以活下来了。她说这样也行，你看我妈单位效益不好，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到菜市场卖点菜，然后才上班。我说我现在还没有城市户口。她说我嫁了你之后就可以办过来。我心开始鼓捣起来：嫁给我这声音听起来多么遥远。又想，这样我就有城市户口了。小球在家里是老大，下有一弟一妹。她爹是个复员军人，安排在单位的几年还可以修修车，有点手艺，后来孩子多了，烦心事一来就喝酒。他原本脾气就暴躁，罐了些老黄尿，脾气就更鸟，打小球。她身上清一块紫一块的，是我的手在她身上漫游时发现的。我和小球好的时候，她爹已经是个看门的了，因为是看门，喝酒的时间就更多了。我那时幸灾乐祸想，你心里乐呵了吧？有那么多时间喝酒。
小球的小窗面朝田野开着，我们一次次越窗而入，象两条鲜活的鱼。我们都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技术性因素，我们都意外地收获了：看着她漂亮的小腹一点点突兀着，我们慌了，怀孕了！
后来的事情是：她看门的爹和织布厂的妈都知道了，知道了就都平和下来。两口子问我，你喜欢她吗？我说喜欢。你愿意好好待她一辈子吗？我说愿意。那小子要怎么办？她爹问，我知道他说的谁了，我们都不语，其实都没词。好！那我们现在就到医院！他爹那天没有喝酒，开始拿出军人的做派了，干脆利落。我们三人都默坐在手术室外面，原本很蓝的天都开始灰暗，时间走得真慢。
我还憨憨谋算着，等她身体恢复了，然后把婚给结了。一天，她说，我们还是分开吧？免得再让父母伤心。北回归线上的天空开始高远了，深深地蓝着——我心里喊：蓝天不要走！蓝天不要走！
就这样，我被小球睡了，城市户口本却没有到手！
离开北回归线上那个小县城后，我开始在云南各地走动。我想城市户口一时半会是搞不到了，就死了这条心吧！但身份证还得办，我就叫一个在乡政府工作的同学给办，办来了，可惜是农民的那种，闻不到一点城市气息。可是这感觉好多了，我终于是个有身份的人了，别人就不要小瞧了我。当天晚上，我就把身份证揣在上衣口袋里睡了，睡着睡着就进入另外一幅画面了：我和一大群朋友去一个陌生的花枝招展的城市，那是我从没到过的城市，我们都欢喜得不行。最后我和朋友们都买了酒店的住宿票，我自告奋勇掏出身份证晃了一下，然后住宿票就飘到我手里。我们每个人都开了宫殿一般宽大的房间。我进入房间，宽衣解带，一下子钻进梦里了。可糟糕的是，我房间的门被人打开了，进来一个丑陋的妇女，面目可憎，我吓着了，一手捂着下体，一手赶紧穿衣服。她发话了，说你不能在这里住宿，你没有买票！我的天！我怎么没有买票了？我和朋友们一起买的。我一面解释一面拿出那些票据，抖给她看。她还是固执，不听我的，继续把她可憎的面孔扩大着。这时就有许多脑袋伸进来，这些脑袋不说话，但眼睛都贼亮，滴溜溜乱转。我心想要出乱子了，但一脸的镇静：我想到我还有好多证件呀！我有身份证，作协证，自行车证。我还知道，刚好这些证件我全带齐了……可偏偏怪哉的是，这些证件在我兜里是真正的身份怔作协证，可一到她手里就变了，变成一张巴掌大的黄报纸，旁边围观的人依然不说话，纷纷摇头，离我而去。我慌了，我想到我的那些朋友，他们可以作证，赶忙跑到另外的房间找他们，但他们也不知去向了，我就这样被赶到大街上，突然下了一场大雨，把我淋得惊醒过来……我摸摸自己的上衣口袋，身份证还好端端地躺在里面。我不信，拿出来看看，没有变成一张巴掌大的报纸，我放心了，继续做我另外的梦。
在我还没有办到城市户口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城市的墙上都写满了手机号码，开始是很隐蔽的那种，用价格标签贴着，后来就大胆了，满大街光滑洁白的墙上都写满了电话，都是办证的。有了这种业务之后，我开始激动了，带上了纸和笔，天色暗淡下来后，我就抄下几个电话号码。照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这些办证的人都说要什么证件都能办。然后我们开始讲价钱，都说五、六百就能搞定，我说在什么地方接头？他们说在省城。我说行，我刚好要到省城办事，顺便把它给办掉，省得整天阶受证件的苦。我就带上女朋友去了一趟省城，女朋友没有去过省城，一举两得。我们到了之后，先找个酒店住下来，我想慢慢来，可是晚上躺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刚好看到一条本省新闻，说省城加大了打非打黑的力度，包括一些办证的地下工厂全部捣毁……我确实看到了几个脸上有疤痕的家伙，我摸摸自己的这张脸想，我可没有那道刀疤啊！我也不是他们一个道上的。老天！这还了得！第二天，我办完其他事情就瘪瞎瞎地跑回了思茅，以后再也不敢动这个念头了！
我注定是要赖在思茅长期地生活下去了，所以有朋友怂恿我到外面流浪的时候，被我拒绝了。慢慢地，思茅由县改市，再后来，听说又要撤地改市了，所以她在扩张着自己的城市版图，这是个和云南一样美丽的城市。作为一个城市，她需要有成千上万的人来住她，就要有人来工作、睡眠、冥想、投资和做爱（按我一朋友的说法叫作恨）。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搞城市户口的机会又来了，据说常住思茅和有正当职业的人都可以申请办理，那时候我在一所私立学校干活。我想这样的活计应该是最正当不过了。太出我意外的是——我只花了9块钱就搞到了。现在，它就静静地躺在我抽屉里。简单极了，由注意事项、住址变动登记、常住人口登记、登记事项变更和更正记载四部分组成。它管着我的姓名、性别、民族、身高和血型等等。我终于知道我是A型血的人。A型血的人能干什么事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我又想，我的户口和昆明、北京的一样吗？也有四部分组成么？据说大地方的户口可以卖个十万八万的，我想想都心动了，我的户口要是能卖就好了。我终于有了本城市户口，我在游牧村的良田美土也划出去了，我在城里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我突然想到诗人于坚写过的一句话——你千万不要教农民卖田！我就干了这样一件傻事。后来我在找工作，找女朋友的时候都把思茅市户口特别强调一下，但是没有谁理我。看来，我最简单的计划都要黄掉了——我试了几次，我没有用这城市户口本领睡过一个城里女人。想想，黯然神伤了起来——这个城市把我们这样的农民是彻底地用掉了。
2004-2-4/再改
简介：泉溪，原名熊家荣，男，哈尼族，1972年生于墨江。经历坎坷，做过多种临时工作。作品散见于《边疆文学》、《香港文学》、《诗刊》、《星星》、《民族文学》等报刊。出版诗集《怀念爱情》。现为民族诗人网站版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