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个混糖饼子 |
作者:司马蓝天 作于:2005-6-8 20:08:00 访问:14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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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千前,我还是一 个彻彻头彻尾的农民,但我们家算是“耕读之家 ”或称之为“书香门第”的那一类人家,据我的父母亲说,我爷爷写得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算盘。我的父亲更始如此。解放前夕,还当过几天私塾先生,我小时候,父亲曾领我看过他曾经教学的旧址,颓废不久的残垣断壁上,父亲用朱砂书写的几行字还依稀可见。 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家境已是异常贫困。父亲送给我一本他亲手抄写的《七言千家诗》。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对于儿子纵有多少爱,也仅仅能表现到这个程度。我的哥哥那时也恰好是我的启蒙老师,他高小毕业后,在大队当了民办教师,我嫂子和他也是同学,在村里的扫盲班里教课,这令村邻们艳羡不已。最自豪的要数我父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类的话是常常挂在他嘴上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教书与下田干重体力活儿虽然都是挣工分儿,但差别毕竟还是不小的。正因为如此,那时的我,学习成绩颇不错,倒不是我特别地聪明,主要是环境条件起了重要作用。 “老师的兄弟要是学习不好,还不把人给羞死气死?”不识字却能背诵《百家姓》的母亲也常常这样训导我。当老师的哥哥也偶尔说我太骄傲,太浮,还说我好为人师。这也难怪,我家里书多,像如今的四大名著,《儒林外史》、《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林海雪原》、《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等等,都是父亲看的书,父亲给我讲了不少,我也囫囵半爪看了一些。这样一来,我就比同伴有“学问”了。就在他们面前夸夸其谈,有时还耍点小聪明难为和戏弄一回他们。 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我回乡参加了生产大队组建的农业学大寨的专业队。一年四季专门修水利。专业队的成员都是从各生产队抽调的青年男女,而且决大部分是回乡的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几十位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劳动,边干活边说说笑笑,唱歌、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尽管苦重,伙食也很不好,上顿下顿的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粗饭,酸臭而没有几个油花花的烩菜。但我们依然很快乐。那年冬季,专业队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修水利,工地离供销社很近,我们便经常去闲逛,看着货架上的吃食,只能饱饱眼福。其实那时商品奇缺,食品货架上也只有混糖饼子和麻花,而且也极少有人买。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人们太穷。 有一天,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目的是想吃几个混糖饼子。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同伴们提出打赌,赌注是十五个混糖饼子。那时,买一个混糖饼子是一毛五分钱、二两粮票,十五个饼子就是两块二毛五分钱,还不包括粮票的价值。按照当时的劳动分红计算,相当于一个劳力干10 天甚至半个月的活儿,这赌注实在是不小了。 我们吃饭的地点是生产队的队房也叫饲养院,房子里是一面平展展的大土炕,吃饭的时候,我对大伙儿说:“我把鸡蛋放到这土炕上,用木头锅盖砸,你们谁也砸不烂。”大伙儿一听,说这纯粹是狼吃鬼——说没的。也有人仿佛猜透了我的诡计,说:“你如果在炕上挖个洞,再把鸡蛋放进去,当然砸不烂。”我说不掏洞,就在这面炕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放。他们谁也不相信。我说:“谁如果能砸烂,我就给他买十五个混糖饼子。要是砸不烂,就得给我十五个混糖饼子。”这下热闹了,为了得到这十五个混糖饼子,好多人丢下饭碗,去抢仅有的一个大木头锅盖,有人还跑出去弄来一颗鸡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鸡蛋只能放在炕上。我当然答应。 我拿着鸡蛋,众人全都停住了筷子,眼盯着我。我把鸡蛋放在炕和两堵墙壁的直角处,让他们开砸,他们轮番上阵,其结果当然是砸不着,因为锅盖是圆形的,墙壁和炕都作了圆的切线,夹角自然是空隙,鸡蛋在此安然无恙。众人傻眼了。 下午,他们给我买回十五个混糖饼子,,不知道是谁出的钱。我没好意思独吞,拿出 10 个让大伙儿吃,哥们儿还挺讲义气和信用,死活不要,我终于说服了他们。我美美地吃了两个,其余的捎回家孝敬年迈的父母。后来,他们中有人对我说,怀亮,你这家伙脑袋大,就是有学问,一个点子就赢了十五个饼子,不过你才吃了五个,要是我,起码赢他三十个。你这家伙,够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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