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善至德 |
| 作者：刘小平 作于：2005-6-8 20:08:00 访问：120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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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碗稀饭
1959年大饥饿的年代，我母亲正上小学五年级。那时小学办在公社里，五年级学生都寄宿。
寄宿生实行供给制。最初每学生每天供应8两粮食，到1959年下半年闹粮荒的时候，每学生每天的粮食供应削减至2两。当时，吃干饭已经是太奢侈了，所以都供应稀饭。2两稀饭对于正长身体的学生来说，只能聊塞牙缝而已。饥饿，太像一条咬在腚上怎么也无法摆脱的疯狗。
而在高桥村家里，在那一栋低矮的小三间茅屋里，我姥爷姥姥的境况更见凄凉。
我姥姥生下我母亲后，落下了严重的妇科病和支气管病，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没有参加过农业社里劳动。
我姥爷是1954年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退伍军人。解放前，我姥爷曾六次被抓壮丁，其中五次在途中施巧计逃脱。第六次被抓后他想，我就是当兵吃枪子儿的命，于是不再逃跑。想不到我姥爷福大命大，他吃国民党的兵粮打过解放军，被俘后又立即掉转枪口打国民党军队，新中国成立后再渡过鸭绿江打美国鬼子，他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但枪子儿竟像长了眼睛似的，连他的一根毫毛也没有伤着。他不是“福将”，但的确是“福兵”。他是被捆绑着走的，却是戴着“解放大西南”和“抗美援朝胜利”两枚纪念章荣归的。但他因着要照顾我奶奶的多病，所以在农业社出工偏少，我姥姥成了他的“拖累”。
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后，公社以大队为单位办起了食堂，农户家里是不用开伙的，而且一律不收伙食费。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谈，但当时人们以为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就是在这种“共产风”中生活的。当时，糟蹋粮食、粮费粮食的现象比较普遍，在那种氛围中，谁会心疼粮食呢？
“共产风”好景不长，1959年下半年开始闹粮荒。食堂里的饭，掺和野菜了，饥饿开始追逐着社员们。开饭的时候，管理也就很失控，出现争抢现象，甚至打架。当姥爷照顾着病弱的姥姥走进食堂时，野菜饭往往已被抢空。有时我姥爷抢到手的，却被其他社员劈手夺走，他们还骂人：“你们出工少，你婆娘不劳动，想吃我们的剥削啊？不劳动者不得食！”
当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人性中的恶自然像闯出铁笼子的野狠一样呲牙咧嘴，人的同情心和尊严遭受践踏。
我姥爷姥姥有时连续一两天连野菜饭也吃不上；我母亲在小学里却有2两稀饭，简直就是“幸福”。
我母亲每周末都回家，自然知道家里的情况。姥爷姥姥都患了浮肿，眼睛发绿。一指头按下去，小腿上的皮肤就会陷进去一个深坑，半晌不得还原。我母亲偎在姥姥面前，哭了。哭声里充满了无助和无奈。
我母亲回校后，开始为父母节约粮食。每天发给的2两稀饭，她都只咂去稀的部分，而把稠的部分留下来，这样积攒一周，便有了一碗干稀饭。虽然已有些发馊，但毕竟是大米啊！我母亲忍着如遭毒蚁啃噬的饥饿感，欢喜而自豪地把这一大碗稀饭带回家的时候，我姥爷姥姥惊呆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在学校吃饱了没有？”姥爷问。
我母亲拍拍自己的肚子，哄他们：“吃得饱饱的，你们看，我是不是又长高了？”
这么一大碗稀饭，在公社食堂里已开始断粮的当口，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这么一大碗稀饭，如果狼吞虎咽几口就消灭掉，那是暴殄天物。我姥爷姥姥采了些野菜，用它们整成了一大锅野菜饭！一家三口幸福地吃了两三天饱饭！
大约有三四周，最缺粮的时候，我姥爷姥姥就是靠着我母亲从牙缝里省下的粮食活过来的。
我姥爷姥姥给了我母亲生命；而我母亲以她的善良和孝顺挽救了她的父母的生命。那年头饿死人可不稀罕，我爷爷刘正秀就是在那一年活活饿死的，而我母亲小心地搀扶着她的双亲，成功地走出了生命沼泽。
没有人指点我母亲该怎样做。
正是最枯涩的岁月作为背景，鲜明地衬托出我母亲人性中的高洁。
我母亲读书很用功，每次考试总在班里名列前茅。但她却不幸在六年级时得了一场脑膜炎。那次周末回家，半夜里突然发病。天亮时我姥爷用背篓把她背到区医院住院治疗。病愈回校她的成绩就急剧下降，有一次数学还得了零分。所以高小毕业后她就只好辍学了。
二、我母亲“娶”了我父亲
我父亲的婚姻是经人介绍的。
“您那时看上我父亲哪一条啊？”我问母亲。
“我那时还小，懂个啥呀？你父亲到我们家来相亲的时候，我只偷偷抬眼望了一下，脸就发烫了”。我母亲说。
“那一眼印象如何？”
“模样儿还精神。”这是我父亲给我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我在心里就默许了。关键的一条，你父亲是个孤儿，我挺同情的；同时他可以来我这里作上门女婿。我是个独女，舍不得离家。”
我姥爷姥姥也是看中我父亲可以入赘这一条。那一年，我父亲19岁，母亲17岁。我母亲是双喜临门：结婚；入党。
家里穷，请不起客，但亲戚邻居闻讯还是来了一两桌，低矮的茅屋里，摇曳的煤油灯影里，顿时荡漾着春风扑面的生动气息。
我母亲甚至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下乡搞运动住在我家的一位女工作同志（她还是我母亲的入党介绍人）说：“我借给你。”我母亲便向她借了一件阴丹士林蓝褂子，穿了三天才还。没有添置任何家俱，我的大舅爷爷——我姥姥的弟弟——送了一口红色木箱子。
我母亲“娶”了我父亲。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桩人生的大喜事。我父亲过去几年当茅匠江湖漂泊，吃百家饭长大，像一匹野马，命运安排我母亲为他系上了缰绳。
三、母爱的重量
常言道，儿多母苦。我母亲连生四个孩子，还要在农业社劳动，挣工分养活我们。她的辛苦和慈爱我们儿女心里有一本帐。
我母亲18岁生下我，25岁时生下我小妹凤琴。在长达上十年的时间里，她就没有睡过干被窝，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我们尿床了，她就把我们挪到干处，然后垫一块尿布，自己睡湿窝。
因为贫穷，母亲更苦。我的儿童时代正是国家十年动乱时期，再加上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粮食匮乏，经济萧条。历史的脚步在这一时期显得缓慢而沉重。我们家很少吃干饭，经常是苞谷面糊糊，而且稀得挑不上筷子。有时候，我母亲为了给我们儿女改善生活，就用罐子在灶里煨一小罐大米稀饭。大人们则一年四季吃不上大米。猪肉更是稀罕，农户不能喂猪，过年时生产队里杀猪，每人仅可分得二两猪肉。这点肉，我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让儿女多吃一些，自己舍不得尝一口。
最难忘的是我母亲竭尽全力筹集学费供我读书的情景。我父亲是给过我学费的，但他并不是尽心尽责的，他的家庭责任感比较淡薄。真正为我的读书受教育费尽了心血的是我母亲。我母亲自己因病读书少，她又要强，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儿女身上，尽管再穷，她还是千方百计不让我们失学。
为了给我交学费，我母亲一枚二枚地积攒鸡蛋。那时每枚鸡蛋可以卖5分钱。而且那时鸡是不能够多养的，那是“资本主义尾巴”。为了我读书，一家人听得见鸡叫，吃不到鸡蛋。
为了给我交学费，我母亲进山里打山货，如挖黄姜、采五倍子、拾野桐籽。
我读初中时，我母亲就带着我背柴到十里外的都镇湾镇上卖掉为我挣学费。往往天还没亮就得出发，以免让生产队里的干部看见，我母亲就得挨批评甚至扣工分。走不多远，我背不动了，母亲就说：“你身子骨嫩，背的太重了，给我两根柴”。于是她从我的背篓上拿去两根柴，加在她的背篓上。又走一段路以后，母亲又心疼地从我背篓里拿去两根柴。再走一段路后，母亲又拿去几根柴。结果她是“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而我越背越轻。到了镇上的时候，我的背篓里已只有三五根柴了。那时母亲一次背上百斤柴，一次挣3元钱。
有一次，我在县一中写信向母亲要钱。正好她手里没有钱，便向邻居借了5元钱，到镇上的邮局给我邮寄。走了十几里山路到镇上后，却发现那5元钱弄丢了，也不知是不是被小偷偷走了，总之我母亲蹲在邮局门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哭完了回村来又向人借了5元钱，这一回总算寄出了。
我知道我母亲供我读书有多么不容易，所以我珍惜学习机会，成绩一直不错。初中毕业后幸遇恢复高考制度，我考进了县一中。在县一中我本可选择读三年后考大学，但当时可以选择只读两年就考中专，我体谅母亲的艰难，少读了一年进了中专。那时的中专是供给制，国家每月发给17元生活费。同时，中专两年制，再加上高中少读了一年，我就比读大学的同学可以早3年参加工作。虽然读中专对于我的前程是有影响的，但我至今不仅毫不后悔，反而很庆幸；因为我早3年参加工作，正好为我大妹群英和弟弟爱国读书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能为母亲分忧，是我最大的快乐。
母亲常常教育我们兄妹正直善良、勤奋读书。她的教育方式是温和的，她从不打骂我们，甚至不说一句不干净的话。但是她对于原则问题从不让步，在是非面前界限分明。记得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学习“反潮流”，放学后在学校后墙上写了“打倒×××”。我要“打倒”的是一位待我很友好的女教师。至今我对她怀有歉意，但那时我可不愿随便承认。老师已猜测到是我的笔迹，便上门家访。我母亲急得流泪了。在母亲的泪水面前我承认了错误。母亲又向老师求情，我才没有落下处分。还记得我那时特爱下河玩水，母亲总是担心我的安全，多次告诫我不要下河摸鱼、洗澡。而我是屡教不改。一天我们又下河玩了半天，连吃午饭的时间都误了。我母亲沿河找了几里路才找到我。她在我们洗澡的深潭边把我的衣服全拿了。拿一根竹枝子赶我起来，却不给我衣服穿。结果是我在前面赤条条走，用一双手捂着裆部（还知道怕羞哩），她就押着我回家，那根竹枝却一直没有沾到我身上。
除了忍受贫穷，我母亲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我记得父亲常常无故打骂母亲。我幼小的心灵很有些仇恨父亲。我那时还小，并不懂得“离婚”这个词的含义。但我曾劝我母亲跟我父亲离婚。母亲搂着我哭道：“我不能让你们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那样你们更受人欺负”。
再怎么贫苦，再怎么艰难，我母亲始终咬紧牙关忍受着。她终于挺过来了，把我们兄妹四人拉址成人了。像一位忍辱负重的纤夫，把我们这四条帆船拖上了陡滩。后来她站在岸边，挥手目送着我们各自扬帆远航。如果说扶养儿女是女人的事业，那么我认为母亲是一位成功者。但她付出太多，无怨无悔地耗尽了青春。
四、烧瓦和拉锯
1975年遭受洪灾后，我们家那栋小三间的茅屋成了危房，随时可能倒塌。
这栋茅屋在生产队里是最后的一栋茅屋，那时乡亲们都已陆续换成了大瓦房。这栋茅屋形影相吊，显得“鸡立鹤群”的味道。
也许是从那次遭灾起，我父亲母亲做出了要换一栋大瓦房的决定。灾难是坏事，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如果不是这次遭灾，我们家或许会在那小三间茅屋里安稳地住下去？
砌一栋新的、更大更美的瓦房，是容易的吗？我们家多穷呵，是生产队里欠往来款最多的户，缺粮，缺钱，我们几个孩子又正在读书，每年需要的学费生活费都在上涨！而我父亲母亲心目中的那栋瓦房需要3.6万匹青瓦、20多立方木材，那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呵！
我母亲对我们说：“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我母亲还对我们说：“没有谁做房子是把钱攒够了才开始的”。
没有钱买瓦，就自己烧瓦。要烧三窑，每窑1.2万匹青瓦。先要把黄土挖回家，然后用牛踩匀泥巴，再请瓦匠师傅做成瓦坯，垛好，晒上几个月。砌窑，窑干后再将瓦坯装窑，再点火烧窑。每一窑瓦出炉要烧掉300多捆柴。
我父亲参加了做瓦坯，但他那时常在外挣副业，挣到的钱交生产队，队里才发给口粮。所以我父亲在家的时间不多，烧瓦的事主要就是我母亲在家领头的。
窑点火后，要几天几夜不停地从山上背柴回来往窑门里塞柴，既劳累又忙碌还不能休息。这事真象打仗一样紧张。烧第一窑时，我母亲一个人坚持了三天三夜。到第三夜天快亮时，她再也支撑不住那两扇如石磨般沉重的眼皮，在窑门口不知不觉睡着了。我姥姥去看窑火的时候，才惊醒了她。她醒来时发现自己睡了一会，可吓坏了，因为要是火熄了，火候未到，那一窑瓦极有可能全部报废！幸好开窑后看到瓦的质量还不错，她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我父亲是不太管家里的事的，他活得比较逍遥。但我父亲与母亲在建房问题上如此团结一致倒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现在要同心同德地奋斗，为改变贫困面貌而作关键的一搏！
就在他们团结拼搏的时候，某村官却莫名其妙地要遏制他们。他们打的地基报告，不批！他们打的木材报告，不批！
某村官自己享受着职务为他带来的种种好处，享受着美好的人生，却对一个两代复退军人的家庭特殊困难熟视无睹。
我母亲在经过几年的忍耐之后，终于同意了我父亲孤注一掷的想法，同意在未批木材砍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自己上山“伐青山”。
这是我的循规蹈矩的母亲大半辈子以来的唯一一次不听领导的话，唯一的一次“违法”。
这是我的至善至德的母亲大半辈子唯一的一次“反了”！
这“反了”实在是被逼出来的。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先生遭遇到不许他革命的赵大爷，是免不了要斗胆骂一声“他奶奶的”。
我母亲跟着我父亲来到自家的责任山上开始伐木了。我们家的责任山坡度较大，山上有不少马尾松，树龄都不大，普遍只有2尺左右的胸径。我父母伐木，主要用的工具是钢锯。从树基那儿下锯，一般是顺着山势从外向里锯。
两人拉锯，一主一副。我母亲力弱，当然是副手。我们那儿很少有女人拉锯的，那毕竟是很辛苦的男人活。但我母亲为了尽量少请工、少开支，自告奋勇地参加伐木。在这之前，她的手还没有碰过钢锯。
我父亲告诉我母亲拉锯和当副手的方法：两手平衡用力，平拉钢锯，轻松地往怀里带过来。我母亲最初不知道用力大小，使着劲儿拉过来，结果锯条卡住了。我父亲告诉她，这是用力太猛了。我父亲还笑道：象你这样用力，拉一天锯会受不了的。拉锯，要用巧力，不要用蛮力。后来，我母亲渐渐放松了，与父亲配合默契了，两人轻松地拉过来，送过去：“嚓、嚓、嚓、嚓”，树林深处响起有节奏的拉锯声。
松树锯过直径的一大半后，就有要倒下的迹象了。这时，树的全身重量会压下来，使锯口趋于合拢，钢锯被压住，拉不动了。这时，就要把钢锯退出来，从树的另一面下锯。里外两边的锯口要对准、重合。
快要锯断而尚有一点未锯的时候，松树因为自身的重量就要倒下来了。拉锯的人要及时观察树要倒下的迹象，向两边闪开。
随着一声“顺山倒”的吆喝，松树“哗——”地向山下倒去。
剩下的工作还有很多。要柯去枝条；主干要按照建房所需尽寸再用钢锯裁开；要把裁好的木料集并到山下。
整整一个冬季，我母亲帮助我父亲伐倒104棵松树。她的手掌变得更粗糙了，掌心里布满血泡和铜钱大的老茧。
上级来人了，准备处罚我父亲母亲。但这个两代复退军人家庭的贫困状况让他们动了恻隐之心，他们不仅没加以处罚，还为我们家解决了80元的建房资金！80元钱，体现了组织上对一个两代军人家庭的关怀和厚爱！
在乡亲们的支持下，一栋“三正一偏”的大瓦房在次年秋季落成了。
我母亲心里多甜啊！
五、早行与送行
我们在外读书，或者参加工作后回家探亲，每一次离家时母亲都要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从都正湾镇上到县城去的客车只那么一个班次，7：30准时发车。夏天还好说，冬季7：30还刚刚天亮啊。而我们家到镇上要走一个小时，所以总是天不亮就得出发。直到90年代以后，交通事业渐渐开放，客车多了起来，早去晚去都能赶上车，这种“早行”的历史才算结束。
总是离天亮还差得老远，我母亲就起床了。她点亮煤油灯，简单地洗一把脸，然后点火在灶上做饭。她每次都要看着我们吃完早饭，才心满意足地送我们赶路。早晨6点钟不到怎么吃得下去呀，我们多次向母亲提意见，叫她别这样操劳了，多睡一会儿有益于健康。可是我母亲当时是答应了，下一次照样悄悄起床，直到把早饭做熟了，才喊醒还沉睡在梦中的我们。
好多年里，我们穷得一大家人没有一块手表或闹钟，这可苦了我母亲。因为她在早起时只能大致估摸，或者听鸡叫。心中有事，睡不踏实，就醒得早。一觉醒来，她总是自责：坏了，怕已快天亮了吧，误了孩子们赶车可怎么是好？
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天，我要赶车到我工作的渔峡口镇，与去县城的方向相反，客车是从县城出发的，路过都镇湾镇约在8：00以前。那天我母亲也是鸡叫头一遍就起来做早饭。吃过早饭，天还未亮。母亲开门走到稻场边上看看天色，说：“东方发白了，我们上路吧。”
我和母亲点燃一把用篾黄做成的火把，就从家里出发了。我们踏着露珠，一路走，一路讲着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走得不紧不慢。奇怪的是，以往总是走着走着天就大亮了，但这一次却总是漆黑一团，压根儿没有天亮的迹象。
一直走到镇上的邮局（这是临时车站），天仍未亮。我们靠着邮局的大门坐下，精神一下子松懈下来。母亲把快燃尽的火把放在一块石头上让它照明，我则倚在大门上不知不觉地又睡着了。一觉睡来，已是大天亮了。
原来，那天生产队里有一户人家娶亲，因为吵闹而造成了那户人家的公鸡生物钟紊乱，提前了近两小时司晨。一只公鸡“喔喔”开了叫，四下里的公鸡都跟着开了叫，远远近近，此起彼伏。
到底是畜生，不像钟表那样可靠。话又说回来，人都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何况公鸡呢？
六、同意我父亲去闯一闯
我父亲在村煤矿里贩了几年煤，没有赚到多少钱，看看人家当矿老板的都发了大财，心痒难熬，也打探到邻村一个叫鸡公岩的煤矿，想去经营。那是吃晚饭的时候，我母亲边把饭盛好递到我父亲手上，边说担心他亏了。我父亲便举了一些例子，谁谁当了矿老板，买了几十辆货车，每天赢利上万元，谁谁过去跟我父亲一起贩煤，现在当了矿老板，与人赌博懒得数钱，输赢都是用尺子量钱的厚薄的，那才叫财大气粗哩。明亮的电灯光下，我父亲的目光炯然生辉。
我母亲夹一筷子菜，放进我父亲的碗里：谁发了财，我一点不眼红，只求一家人过得安稳就成。
我父亲一笑：钱多了还怕它咬手不成。
我母亲说：钱多了倒不咬手，可亏了这一家人就得喝西北风。
我父亲说：你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人生难得几回搏。如果是一个富人亏了，他就会变成穷人；可是一个穷人就无所畏惧了。
我母亲问：为什么穷人就无所畏惧？
我父亲说：一个穷人亏了，他还是个穷人。
我母亲被她的男人的话折服了，她信赖地看着我父亲：那你就去试试吧，可要小心！
我父亲说：你放心好了，不出两年，我要把这三正一偏的瓦房推倒，建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楼给你住，让你过城里人一样的生活。那时你也就不用种田了，我们就买菜吃。
我母亲摇摇头说：我不贪图这些，我还是担心你亏了，但我又不能不让你闯一闯，一个男人一辈子不闯一下会很委屈，我不想让你感到委屈。
我父亲说：你真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母亲象往常父亲出门一样，亲手为他收拾好衣物、牙刷，还有他离不得的烟锅。
我父亲去了几天，在煤矿上安顿下来。在招兵买马的间隙，他还殷勤地请我母亲到矿上看了一次。去那里要翻过屋后的一架大山，再下坡走完十里长岭。我母亲很少走这么远的山路，脚脖子都痛了。父亲借住在一户人家，吃饭也就在那家搭伙。房东女人30出头，穿一件粉红色春装，脸上似乎涂了胭脂。那女人很快与我母亲熟了，热情地拉着家常。趁着等饭吃的那会儿，我父亲又带我母亲去看了煤矿坑口。坑口不远，在屋左侧300米左右。在人家吃完饭，我母亲往回去，父亲送出很远。
我父亲边走边得意地问：怎么样？不错吧？
我母亲担忧地说：反正你要处处小心谨慎。还有，房东那个女人不像个好人，狐眉狐眼的，你要防着她。
我父亲笑着摇摇头：你们女人呀，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小，醋劲大，总爱疑鬼疑神的。
我母亲嗔道：我可都是为你好呀。
七、承 受
我父亲的“老板梦”不久就破碎了——他破产了。他往矿井中扔进几万元钱，矿井却打偏了，没有采到煤。当他再也无法借到钱，再也没有继续挖下去的可能的时候，为躲避债务，只能选择逃跑一条路。我父亲带着那个被我母亲不幸言中的房东女人一起私奔了，去向不明。
我母亲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如遭雷击。她放下手中的碗筷，木然地坐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只有眼泪顺着她的腮边往下流淌。她的手指不断地捻着衣角。我姥爷和弟弟爱国在家，他们同样地被这突兀其来的坏消息惊吓住了。
近几年来，我们家的形势渐渐好起来，住进了新瓦房，我和大妹群英参加了工作，弟弟爱国和凤琴也能劳动了，经济上开始缓过气儿来。我母亲以为从此会过上太平日子。这突然的变故使我们家的境况将发生逆转。据说算大帐是4万元的债务啊，那是我母亲不敢设想的天文数字。我母亲的心像突然陷进了一个冰窟窿，寒气使她浑身哆嗦。而且不争气的、荒唐的我父亲居然还带着一个骚女人。夫妻的恩情到哪里去了呢？我父亲在外逃避责任，还风流快活，我母亲却毫无躲闪，必须直面债主长期上门逼债的局面。这情形有些像一艘大船触礁后，我父亲带着另一个女人坐着救生艇逃生了，而把我母亲独自留在船上。
我母亲思来想去，硬是想不通。小时候，她在饥饿中长大；青年时代，她过早地生儿育女，再加上贫困，没过上一天好日子；30多岁以后，为建房而不辞辛苦，流血流汗……如果说以前所经历的苦，像在一个幽深的隧洞中摸索，还可以朦胧地看到前面的一点亮光，有着盼头，那么这一次竟然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我母亲天性善良，从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苍天有眼，命运为何如此不公？
我母亲房里的电灯亮了通宵。
可是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日子总得过下去。债主们也许就在这一两天就要上门讨债来了，情急之下，他们是可能做些出格的事情的。时间由不得我母亲多伤感。次日晨，我母亲照样起了早床，仔细梳洗，生火做一家人的饭。我母亲已经想好了一个主意：分家！
“分家？”我姥爷、弟弟爱国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母亲坚定地说：“对，唯有分家，这是暂时规避风险的良策”。
的确，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我父亲（实际不在家）母亲二人算一家；我姥爷、弟弟爱国、小妹凤琴一家。
我母亲只要一间偏屋却承担全部债务；我姥爷、弟弟这一家占有三间正屋，一间猪圈屋（包括存栏的猪），但所有的债务与他们无关。
我母亲的意思很明白：“让所有该来的都来吧，我愿一个人承受所有的苦难！”
我母亲的想法很悲壮：“如果债主要清兑财产，我只有这一间屋子，只有这么几块瓦片。若扒走了瓦片，我就住草屋；若草屋也不让我住，我就去搭个窝棚。将来我死了，什么事也就了结了。”
我弟弟爱国虽然于心不忍，不愿如此，但事情是明摆着的，这是最明智的办法。
我母亲用颤抖着的手在《分家协议》上签了字。那一份郑重其事一点儿也亚于国家元首之间签署有关边界问题协议书。
无论这份为了逃避债务而临时签订的《分家协议》有无法律效力，也无论债主们将对这份《协议》如何不满，但我母亲作为一个普通农家妇女在大灾大难面前表现出的镇定、机智和自我牺牲精神，足于让我们作儿女的由衷敬佩。
一切都在我母亲的运筹帷幄之中，签订《分家协议》的当天，便有债主们纷纷到我家里来向我母亲讨债。
我母亲拿什么来还人家呢？她只好给人家陪情说好话：刘天祝没有往家里交多少钱，我一个妇女确实没有钱还你们。刘天祝欠各位的钱，他总有一天要回来的，我一定督促他挣钱还大家。
那些债主便说：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我们可以等几天，但不可能永远等下去。过几天他不露面，没什么好说的，你屋上有瓦片子，你圈里有猪，我们就扒了你的屋，赶了你的猪。
这屋，是我母亲用血汗砌起来的。
这猪，是我母亲一把草一把料喂大的。
这屋和猪，是我母亲生活的希望啊！不要说债主们真的扒屋赶猪，就是这些话，已经象刀子一样刺在我母亲心上。但是这回我母亲有恃无恐了，我母亲持有《分家协议》。
我母亲始终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她一日三餐地做饭他们吃，她为他们倒洗脚水，安顿他们睡觉休息。我母亲从内心里觉得对不起这些债主，他们都曾是我父亲的朋友，否则不会支持我父亲，现在我父亲却置他们于不顾，企图一跑了之，太不像话！
我姥爷在这一年秋季去世了。此时无法与我父亲联系上，我母亲独自料理了姥爷的后世。
那一年正月初三，我按母亲的嘱咐，根据有人为我们提供的线索到宜都市郊找到了我父亲和那个女人，我向父亲转达了母亲的意思，希望我父亲能随我回家去，这样象田鼠一样躲躲藏藏的怎么是个结局？但我没能说服我的父亲，我给我母亲带回去的是失望。
春去秋来。我母亲被债主们经常讨债的日子过得特别缓慢。幸好债主们都同情我母亲这个善良女性，所以他们只是嘴上夸张地凶，并没有人真的做到扒屋赶猪那一步。
又一年的正月初二，下午两三点钟光景，一家人都在家里，只听到对面山上的姥爷姥姥的坟墓跟前有人放鞭炮上坟。大家正猜测这是谁呢，我母亲首先敏感地意识到可能是我父亲回来了。我母亲让我和弟弟上山去接他。那正是我父亲回来了，这个浪子回来了！
母亲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她流着泪，尽力挽留我父亲，诚心诚意地只要他归来，过去的一切都可以原谅。
母亲在尽一个女人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一个家庭的完整。
八、还债十年
我母亲真心欢迎我父亲回家。两个人在一起，毕竟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父亲浪荡在外的日子，我母亲无论怎样要强，心中总是存了一份刻骨铭心的牵挂。
我母亲深知，欢迎我父亲回家，就要准备容忍他的一切。要容忍他的失败，容忍他的债务，容忍他与外面的女人们的那些荒唐事。“忍字头上一把刀”啊。我母亲从不触动那些刚结痂的疮疤，小心翼翼地维护一个男人可怜的自尊。除了容忍过去，还要容忍父亲回家后的敏感。有时候儿女们随便一个话题，都可能使父亲疑心是在议论他、影射他，都可以不高兴，都可以赌气不吃不喝，都可以发一通无名火。
我母亲竭尽所能，细心地抚慰我父亲的情感，像一只柔情的母燕用嘴壳梳理雏燕穿过雷雨天气时而被蹂躏过的羽毛。
我父亲经过短暂休息，气色好多了。这时我母亲又及时提醒父亲该清理全部债务了。我母亲握着父亲的手说：是债躲不过，我们两人用后半辈子共同来还债，尽力而为吧！日子嘛，好过难过都得过，总之你要重新振作起来。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父亲眼睛湿润了，他说：古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真是好女人啊，你不仅没有“各自飞”。还这样坚强地帮助我战胜灾难。说到还债，这其实是我一个人的债务，你欠过谁的一分一文呢？
我母亲一笑：既是这么多年的老夫老妻，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呢？我们只有团结一心往前奔，才有出头之日啊。
我父亲用半年时间与债主们清理了债务。有的债务可以互相冲抵，有的债务已作了挂帐处理。清理下来，真正要偿还的大约7000元。
我们那个地方挣钱实在不易，特别是父亲年岁已渐渐大了，又毫无本钱。我父亲挣到的钱基本上用于还债。他吃在家里、住在家里，但基本上不给家里钱，日常用度他基本上不管不顾。他基本上没有为母亲买一件衣服、称一斤糖果。甚至我们做儿女的孝敬给母亲的零花钱，我母亲也尽量省出一些来，帮助父亲还债。
我母亲就是这样，从1992年起支持我父亲还债十年，非常艰难地还清了7000元的债务。
十年，多么漫长啊！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十年之后，我母亲我父亲已经都是近60岁的老人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父亲浮躁的心渐渐安宁下来，像一匹暴烈成性，难于驾驭的劣马被我母亲这个宽容而有耐性的骑手驯服，最终被圈定在栏圈和指定的草场之间。
在我母亲博大宽广的爱的感召下，父亲渐渐开始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开始正视和忏悔自己的错误和荒唐，开始注意修复与我母亲的感情。
我父亲近几年真的刻苦耐劳，他默默地什么事都能做，什么苦都愿吃。他常穿一身有些破旧的衣服，胡子老长也顾不上整理，他的手上布满老茧、皲裂、血泡，让人看一眼都觉得心疼。
我父亲对母亲的体贴表现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一声轻轻的问候，一句温情的话语就拨动人心。前不久母亲的生日，我接母亲到县城小住了几天，我父亲因事未能同来，却每天打来电话问候，特别是母亲生日那天，父亲沙哑着嗓子，说都奔60岁的人了，还能过几个生日？这生日不能在一起，心里很难受。他说话带着一种哭腔，我母亲当时就流泪了。
九、墓志铭
我母亲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她有着完善的人格，她活得问心无愧。这是常人不容易做到的。那些有职有权的人们，那些大款富婆们、那些学者教授们，有多少人能象我母亲这位普通的农妇这样问心无愧呢？有多少人象我母亲那样，集正直、善良、关爱、无私、忠诚、宽容、勤劳、坚韧等许多美德于一身呢？有多少人的灵魂象我母亲那样一尘不染，经得起拷问呢？
将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思量着送给她这样两句话的墓志铭：至善至德，问心无愧。
我母亲一生为别人而活，为父母、为丈夫、为儿女、为乡亲，唯独不为自己而活。她活得没有了自己。这在思想解放的女性那里，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人怎么可以不为自己而活呢？怎么可以一生都在为别人的幸福操心劳神呢？但我母亲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活着。
有人说，我母亲也是有缺点的。比如她软弱，比如她没有给那个“房东女人”以严酷的报复；比如她可能对我父亲管束不严，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我父亲的荒唐，她应对这些事情负一定的责任；比如她平静地接受了我父亲的归来，而没有给予认真的追究……这些话也不是全无道理。但我要说， 我的母亲是坚强的、坚韧的，而非软弱。想一想，正是她以柔弱的身体担负起了家庭生活、扶养子女、赡养老人的重担！这是容易的吗？她宽容大度似乎到了软弱的程度！甚至连我父亲也曾说她“软刀子杀人”。但她以这种方式成功地维护了一个家庭的完整，成功地拯救了一颗浪荡的灵魂。
现在，我母亲已到了享福的时候，她必将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她的儿女们长大了，债务压力解脱了，夫妻和睦了……这些都构成了她幸福的理由！
我们做儿女的，祈愿母亲牙好一些，疾病少生一些，长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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