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重商的年代。有人讲，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这话固然有些夸张，但也道出了几分实情。士、农、工、学，三教九流，有几个不在经商上动脑筋，想办法？就连朋友相会、家庭团聚，也都是言利的情况多，谈情的成份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下海游泳是潮流，跳上岸来是反动。
然而，我正是在这个时候跳上岸来。
亲戚、朋友、老师、同学，乃至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凡是认识我的都大惑不解，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认为我不是疯了，便是痴了。关系稍近一点的，还颇为我惋惜，以至直言相劝。我中学班主任老师，也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消息，特意打了长途电话来，语重心长地劝我重新考虑。就连我那从来不管我任何事的母亲，也跟我唠叨：折腾什么折腾？现在有人想经商还经不成，你倒好，居然跳上岸来！
更让人尴尬的是有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及企业界人士参加的社交场合，一听说我是“灵魂工程师”，便客气地应付一句，不再搭讪，连名片都懒得交换，似乎这张名片给了我，就浪费了似的。开始我还不太习惯，拐弯摸角地声明一下我曾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后来便处之泰然，不再理会。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这种场合拒绝参加。
难道我跳上岸来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有时问自己。我的答案是：不。
说实话，与现在那开饭馆、弄商店、倒酒水、卖农药、贩粮食、装电脑、揽工程、搞装修的所谓下海人相比，我的经历要多些。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我基本上都干过，除此，我还做过几年的国际贸易，与那些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洋人打过几年交道。但我的感觉是，我不是经商的料，我与那个圈子格格不入。
折腾了八年之后，我才真正明白自己应走的路：教书育人。
说起来，这种生活平凡的不得了：没有觥筹交错，没有灯红酒绿，没有山珍海味，没有舞榭歌台，不见门前车水马龙，难得有人前呼后拥。但我喜欢。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诸葛先生这句老话，对此我是体会越来越深了。
于是我毅然跳上岸来，重新开始作为一介书生的清贫生活。
1996.1.1草
无酒的日子真好
一
写下这题目，我就直想笑。
我笑是因为我想起一句话，是说我的：
“能管得起这人喝酒，却管不起这人吃饭。”
也许这话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准确性。时间不久，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这句话，并常常以此来调侃我。
这句话我还得解释一下。这句话是说，我这人酒量小，饭量大。并不是说我见酒没命，不计孬好地痛饮;更不是说我这人食不厌精，对吃饭特别挑剔.若是那样，我就冤枉死了。
这话是我的一个朋友说的，那时我因为喝了点酒，正醉惺惺地躺在人家的沙发上。
应当承认，我的酒量是小。但这不怪我，这得怪我爸爸。
比起老爸来，我可算是海量了。啤酒大概喝一瓶没问题（也许更多？），葡萄酒呢，我想能喝个半斤八两的，至于白酒，只要是39度以下的，2两或3两当没有什么问题。
提起我爸爸，我还颇自豪。我爸爸是位翻译家，通晓英、俄、日三国语言，几十年来笔耕不辍，译作等身。但唯独在喝酒这一点上我看不起他。甚至还有点鄙视他。
他没有李白那种斗酒诗篇的潇洒，更没有东坡先生“把酒问青天"的气概。每当节日，我们欢聚一堂时，他总是怯生生地捏着酒杯，手足无措地看着我们，用嘴抿着。
每一次，他总是喝那么一小杯。别认为他杯里是白酒，顶多是啤酒或者是葡萄酒。
每当我在家宴中大显身手的时候，爸爸总是由衷地赞叹"真了不起，一气能喝那么多酒。"
老爸真是少见多怪了，这点酒量能算大？
我在家宴中算是出尽了风头。但一出家门，则是小巫见大巫，连吹牛的本钱也没有。因为我这点酒量，在任何有男同胞聚会的场所,都是顶不下台来的。遇着女士小姐，也都是心虚得要命。
二
我的酒量是小，但有一段时间常饮、狂饮，有时甚至酩酊大醉。
那是十多年前，我还在大学读书时。我有一挚友杨宇，我们臭味相投。
他与我一样，认为酒可以启发灵感，早就与酒结缘。不过他属于借酒浇愁之列，有诗为证：“秋风秋雨吟愁曲，秋意知几许.落意萧萧露叶飘，人烦无心绪。欲感伤，随鸿念远，一代诗朋酒侣。寂寞深院，求幽静小路，叹风流年少。只可重阳采英菊。”
记得我们在大学三年级时，我们曾同游灵岩寺，并大醉不醒。临醉以前，我还写了一首“聊发少年狂”的诗，现在看来，多少有些笑料的味道了：
"一向文雅儒弱身，忽因美酒作狂人.梦里不知身是客，提杖撵走泰山君。"
因为年轻气胜，喝起酒来也就豪情满怀。每当耳热酒酣之际，我就想起樊脍来。并常常拿他给自己打气。
“大丈夫死且不顾，卮酒安足辞！”于是乎一饮而尽，于是乎一醉方休。
人家樊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我们是什么呀？不过是一群大吵大闹的可怜虫。
三
大约喝酒的人都难过堪、误过事。我的一个朋友就因为喝酒磕掉了门牙。这还算轻的，我的邻居因为喝酒后骑车，早已一命呜呼了。
比起他们来，我还算是幸运的，只不过是丢了面子而已。
请看我在《秦老师》一文中的记叙：
"1988年5月，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们几个山东老乡聚会。由于将各奔前程，大家都非常激动。你敬我，我敬你，这题目，那文章，自然多喝了些。我酒量不行，那抵挡住这阵式，走出店门，已是两腿发软，两眼发花，他们只好搀着我向学校走去。可事不凑巧，刚进校门，恰秦老师（我的导师）与校长迎面而来，他们一看，撇下我就跑。这下我可就惨了，跑又跑不了，走又走不动，瘫到在校门口。我闭上眼睛，伏在地上，别提多难堪。只听校长说，当学生就喝成这样，太不象话了，这事得管一管。秦老师没有讲话，在我身旁稍微一停便走了。我知道这下闯了大祸了，等酒醒了去秦老师家认错。秦老师什么话也不说，就连毕业论文答辩也不谈。我这样去了一次、两次、三次。他就是不讲话。到了第四次，他才开口说，以后不可如此。”
从那以后，我多年不饮酒。
四
对于酒，我算是到了大彻大悟的程度。
九一年冬天，我随一代表团去欧洲访问，滥竽充数地当起了翻译，算是有幸接触到所谓的洋酒。但那一次我还是坚持我的原则:滴酒不沾。在那些有巨大木制啤酒桶广告的酒店门前，我拍了许多照片，回来后朋友见了问我洋酒什么味,我只好抱歉地摇摇头。我的看法是，不管是国酒，还是洋酒，都是一样的玩艺儿.里面都含有那致人稀里湖涂的乙醇。
这种大彻大悟，是有代价的：我因不饮酒，便不能胜任秘书一职，从而失去与领导同甘共苦的机会，那些人人看重的升迁，也就与我无缘；该做成的买卖没有做成，只好看着大把的票子流入别人的腰包；社交场合也大大地少了，人家不再请我，我也不再请别人。这样倒好。免得再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巧妙周旋，更不用在酒场上挖空心思地去讨好别人了。
“无酒的日子真好。”我这样想。
我也“触电”
二月初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家吃晚，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他说他叫闫忠军，是省电视台的，负责一个栏目“午夜相伴"，正在拍一期“现代都市的人际关系"，想让我去讲几句，说还有山东大学的两位老师。推托一番之后，我便答应下来。
放下电话，妻便在一旁笑我：“就你那模样，也敢去录相？且不管你去信口雌黄什么，但凭这模样，就够人难受一阵子的。"
我把灯开亮，站在镜子面前，仔细端祥一番,最后也不得不自叹形秽：五短身材，一脸肥肉，脖子出奇得短，象直接安上去的。模样虽说不怎么样，但还不至于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
于是千思万想,殚精竭虑，弄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下午,我按预定时间赶到电视台，见了闫编导，谈了自已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闫编导不知是因为客气还是出于真心：这样就行。并约定下星期二在山大彩排。
星期二，我按预定时间赶到山大，那两位老师已在那儿了。同我一样，他们也是第一次触电，心里也没有底。幸好是彩排，大家还轻松些.又是段落，又是分工，折腾了一上午。完了以后，闫编导安排第二天上午去省电视台录相。
二月八日，我很早就起床，穿上久违的西装，于八时半来到省电视台。虽是衣冠楚楚，但武警战士就是不让进.等闫编导出来解释了半天，这才让进去。
以讲话混饭吃的三位老师，刚才还有说有笑的，谁知在镜头面前就象呆了一样。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上，一幅拘谨和滑稽相。虽说闫编导一再要求我们放松些，我们也尽量地照办，可就是放松不起来。早已背过的台词，从嘴里出来，干巴巴的，一点激情都没有。我这时才真正后悔起来。埋怨自己不该一时心血来潮，匆忙答应下来，来电视台出丑。
到了十二点，才算忙活完。大家松了口气。闫编导说，片子还要剪辑、送审，播出还要过一时间。我这时已经打定主意，永远不想这事。
这是我的第一次触电。为了这短短几分钟的节目，我付出的代价是：二个上午，一个下午，另加两个晚上。报酬是：蹭了闫编导一顿饭吃。
1998年7月20日
吹牛的尴尬
我有一个姓明名星的同学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去了美国，由于特别力刻苦，加上天份高，几年下来，不但混到了博士头衔,而且还成了教授、博士生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后面这个头衔在中国称为“博导”，那是要享受副省级待遇的。这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可了不得，虽说不能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但也是凤毛鳞角，怪稀罕的。于是有些人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并经常拉他作虎皮。我就遇到了一位，
那是96年6月。我们系拟请几位有名的人物作学术报告，恰我那同学由国外回国，我就向系领导推荐。系领导一听是国外的博士、教授，二话没说，就让我联系，联系好以后，并委托我去飞机场接机。我们系没有车，就从学校里要了车。司机30多岁，一幅见多识广的样子。司机非常健谈，一路上无话找话，我们还谈得比较投机。经过交谈，才知道他是邹平人，与我是老乡。
不知为什么，我们竟在路上谈起了我明星。司机告诉我他与明星是远房亲戚，他们小的时候经常来往，他不久前还从美国打电话，邀他到美国去玩。他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去还是不去。他还主动谈起有关明星家庭及他本人的传说轶事。比如说他家里共弟兄四个，个个都有本事。老大开了个工厂，已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老二在县城里当官，据说已经升了局长，老小最不行，也已是县行里的一个什么主任。听了他的话，我有几分怀疑,因为我与明星是同学，又是不错的朋友，他讲的有些事，我都没有听过。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清楚。我本想说我们就是去机场接明星，但想了想就没有说。我想让司机有个惊喜。大约司机经常去接人，也没有问去接的谁。
我们去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一个小情况，所以到的时候明星已出了候机厅在焦急的等待。我想司机长了明星一定会惊喜万分的，因为明星是他的远房亲戚，不久前他们还保持联系，谁知司机见了明星只是客气地打了个招呼，根本就不认识。我只好点名道姓地给他介绍。这时候司机尴尬极了，是与明星寒暄不是，不寒暄也不是，我想那个时候假设有个老鼠洞的话，那司机一定回钻进去。
回来的时候那司机一路无话，看似专心致志地开车。以后我见过他几次，他都是打个招呼就走，从不愿意停下来与我多说话。，我想这大概与那次接机有关。其实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现在一般不敢吹牛，每当吹牛的瘾上来，我都告诫自己，不要让虚荣心弄得下不了台。
1999.1.27草，2001.11.14改
为名所累
我是一个被名所累的人。俗语讲，“张王李赵遍地刘”。按这个顺序，“王”是仅次于张的第二大姓。据说全国有八千多万姓王的，这比英伦三岛的人还多。我又是单名“伟”字，这重名的机会就更多了。前几年人口普查，沈阳市有三千多个“王伟”，济南有一千多个。别人不信，我信，因为我自己所识的就不下十几个。读高中时，我们班有两个“王伟”。我是其中之一。老师一提问，我们俩有时同时站起，有时谁也不站。有时这个站起了，谁知老师提问的是那个，结果这个只好尴尬地坐下。后来，老师和同学为了区别，据我们大小、高矮和胖瘦，把我们分成大王伟、小王伟、高王伟、矮王伟、胖王伟、瘦王伟。我因个子小和比较瘦，就自然成了“小王伟”，“各个各个"瘦王伟”和“矮王伟”。这种情况终于随着我们毕业结束了。高考以后，我去了南，他去了北。我总算是摆脱了“小王伟”、“瘦王伟"，和"矮王伟”的称谓，成了天然去雕饰的王伟。日子总算轻松了一些。虽说在大学里有几个叫王伟的，因不直接接触，麻烦事少多了。
谁知第二年我们系的新生中出现了王伟，且个头、高矮、胖可瘦均与我差不多。且和我有同样的嗜好，爱往校刊投个稿什么的。有时候我写的稿件被编辑认为是他写的，稿费送到他那里去；有时候我又没写什么稿，且莫名其妙的收到一笔稿费。
有一天，在传达室里看到一封信，上面写着“农经系王伟收”，没贴邮票，也没有落款。看那笔迹象是我认识的外系一个女孩子所写。莫非她对我有意？莫非丘比特之箭正向我袭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信，只见上面有一行小字：
“本月8号（星期天)上午九时大众桥见。张玲”。
我这才知道此信不是我的。是写给八二级那位同名同姓的师弟的。等我把信转给他，他老大不高兴。不过也说不出什么。谁让那信写得不清楚呢？
最恼人的还是一家有两个王伟。八四年我第一次到我女友家去，才知道我女友的弟弟也叫王伟。这麻烦就更大了。我曾经通过我的女友劝未来老泰山给内弟改名，谁知人家一听就急了：“岂有此理！他能叫，俺就不能叫？不改”。于是不改。不改名的我内弟遇到与我同样的情况：读大学时，他班里也有一个叫王伟的。好容易熬到毕业。谁知他工作的单位里早有一个姓王名伟的人在恭候多时了。
从大学毕业，我就为改名而奋斗。可怎么也改不成，派出所的人说，年过十八岁的人，姓名已输入到微机，不能改。若改也可以，不过得到分局去，还需要这手续那证明。我只好作罢。不改就不改吧，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只是我太不喜欢“王伟”这名字。现在，除了填表，我一般用“蔚”。虽说是同音字，但重名的几率却大大降低了。
聪明的代价
人有时候要耍些小聪明，比如说个假话，做个假动作，弄个假表情什么的，其目的无非 是赚点小便宜。计成了自然高兴，计不成则难免尴尬。这种情景借助《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有一友姓余，在一经贸公司工作，人颇灵活。某日，送儿去幼儿园，忽发奇想，对老师讲儿子有心肌炎，意请老师多加关怀。教师闻言如临大敌，对孩子照顾倍加：户外活动严禁参加。恰如儿歌里所说，一不许动，二不许笑，三不许露出大白牙。某日其妻早下班到幼儿园，见别的小孩子欢呼雀跃，在疯玩游戏，唯独自己的孩子如淑女端坐，隔岸观火。细问其由，方知个中原因。回家后夫妻俩自然是一场恶战。
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前年冬天，我们去北京出差。在北三环中路，我们的车压了黄线，这在北京算是严重违章。警察示意停下，司机小尚咕噜了一句“倒楣”，把车停在路边。下面便是小尚与警察的一段对话。
警察：济南来的？（明知故问）
小尚：对，对。（哈腰递烟）
警察：认识盐业局的马××吗？
小尚：马××？他是你……？（眯起眼睛）
警察：你到底认识不认识他？
小尚：认识认识。我们是铁哥们。前几于还在一块喝酒呢。你认识他？（举起打火机给警察点烟）
警察：真的？
小尚：这还有假？
警察：那好。前几天他骂了我便驾车走了，你既然与他那么好，先替他把罚款交上，回去再向他要。
小尚：这……这……（乖乖地把钱交上）
等车启动，我问小尚：你真认识马××？
小尚：认识个屁！我原以为警察与他相识，想套个近乎，谁知他妈的是这回事。
事后我常想起这件事来，并且一想起来就想笑。那警察固然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学济南交警），不该设圈套让小尚钻，但小尚也太自作聪明了一些。否则，何以把自己弄得那么尴尬呢？
俺那孩子属猴
这是件听来的故事，但我相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流传一句话，叫七上八下。这意思是说，面临换届时，如果你是五十七岁，你就可以再干一届，如果你已经五十八岁，那你就只好退居二线。如果宝座是你的亲信占去那还问题不大，如果是让宿日的政敌占了去，那情形可是不妙。因此，许多人便开始在这七和八上做文章。一个简捷的办法就是改年龄。凡是当官的人手中多多少少都握有权力，这点事还不是小菜一碟?有些虽然与组织或人事部门关系不熟，但只要约办事的同志常坐坐，还不很快就办妥了？
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好做，难就难在单位上，同事们朝夕相处几十年，谁的生辰八字不清楚？为了与组织人事部门的改正相吻合，有的人煞费心机，我认识的一个局长竟然抬出自己的老母加入造假的行列，这不能不说是叹为观止。只是教的曲子唱不得，老母已近八十，已到了由老还童的年龄，差点把戏演砸了。
A局长已经五十八，属马，下一届无论如何也没有戏了。可过了春节司机小陈陪同局长出发时发现局长的身证换了新的，且出生年月比原来的整好晚了两年。小陈没在意，只想现在办事的人太马虎了，连身份证都弄错了。小陈回家把这事跟老婆一说，谁知老婆竟把嘴一撇，“你懂个屁，那是局长故意造的假。你不知道局长她娘见人就说她的儿子现在属猴,那样子都快成祥林嫂了。全局谁不知道局长属马？”
“真有这事？”司机开始还有点不信，但联系到身份证的事，不得不信。
结局我就不说了，由马变猴的局长又干了一届。
忘了是谁说的一句话了，说别的腐败都不怕，就怕组织和人事部门的腐败。想想这话不无道理。连自己的出生年月都可造假，那什么不可造假？现在社会上什么东西都有假的，什么假钱、假货、假文凭、假档案、假博士、假教授，假厂长、假经理，此外，还有假男人，假女人。这些造假者与修改年龄的领导同志比起来，可是小巫见大巫啊。
1999.4.10草，2001。11。14改
大学也愚昧！
今年的国庆和中秋赶在一天，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老早就跟姐姐商量好去山大爸爸妈妈那里过节。春天，老俩口搬了新居，是山东五宿舍。由于忙，还没有来得及去看。爸爸打电话说如何如何的好，正好趁这个机会去看看。房子倒是不错，宽敞明亮，安静合适，但环境却不敢恭维。因为偌大的个宿舍区，竟然没有一棵树！受当今济南绿化趋势的影响，山大的管理者们在宿舍区是只种草不种树！我不禁脱口说了句“大学也愚昧！”谁知马上得到老头子赞同。老头子受够了这无树之苦，夏天白天根本不敢出门，只是在太阳落山之后，才敢出来溜溜。老头子说已经跟管理处说了多少回了，上面根本不听。因为这种草鞋是上面的精神，不敢不执行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济南刮起砍树种草之风来，本来树长得好好的，硬要把树吹掉种上所谓的草。有人说是学大连队学的，也有人说这是在向国际接轨。于是乎，无论是机关，学校、工厂，还有医院，都纷纷行动起来，加入到这砍树种草的行列中。据说各个单位有任务，种草的比例要达到单位面积的多少多少。若低于某个数，便不能达标。有些单位本来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环境好的不能再好，也把树去掉，种上了草。传说中有蛇吞象，今人有草吃树。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到了这世纪之交，这草可比树名贵多了。
的确大连很漂亮。从电视画面上看，大连到处是绿地。蓝天白云，红砖绿瓦，再配上青草绿地，的确美得很。大连是海滨城市，空气特别湿润，夏天温度也不那么高，种草要种草与种树具有同等的环境效益。再者，海过风大，种树不容易成活，而种草的成活率极高。而内陆就不一样了，夏天太阳恨不能把人烤死，人们种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观赏，更重要的是能有一片阴凉。我的家住在经十路南边，夏天常常穿越经十路，那感觉就是两层天。经十路北面热浪滚滚，而南面则是凉风拂面，有时候差好几度。为什么？因为南面是植物园。我们深处内地，对我们来说，种树要比种草强，我们何必要向什么大连学习呢？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七十年代学大寨的事来。大寨靠修梯田出名，我们内地许多地方本来是平整的土地，非要弄成梯田不可。那时候是左得思想作怪，现在是什么思想在作怪呢？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就环境效益来讲，一棵树不知道要顶上多少平方米草。且种草的成本要比种树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因为树是立体的，草是平面的；树是多年生的，而草是“一岁一枯荣”。这点道理谁知到了现在，那些头头脑脑们怎么会不明白。为什么竟做一些捡芝麻，丢西瓜的事呢？
这一点我所在的学院要好一些，其实也好不到那里去。因为学校绿化的指导思想有问题。照绿化部门的意见，是要搞成花园式校园，而学校最好应当是园林式校园。一个大学里没有树，总使人感觉到不深厚。“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树小了，总是让人看不起。古人尚且如此，难道我们连古人也不如吗？
今年７月１３日中国申奥成功。评委在给北京的意见中有一条就是北京的树太少。于是北京确定在未来的七年内把种树当成一个大事来抓。我想这是给我们敲的最响的警钟。我们济南以泉水闻名，而要使泉水持续的喷涌，除了节水以外，更重要的是种树养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能再做那种砍树种草的傻事。
王蔚瞎说录
一 生死与生命
其实人是最没有资格谈论生和死的，虽然这两种体验对人生来讲最为重要。无论是生还是死，人都必然经历，但自身都不能确切地描绘，不管这人是天才还是笨蛋。没有哪个人能说明白自己是怎样从娘肚子里出来的，也没有哪个人能说明自己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见上帝或者马克思的，因为生的时候他懵懵懂懂,死的时候他无能为力。从这一点上来说，人是无始无终的，他既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走向何方。他只有听别人讲述自己的来去之道：农村的人往往对孩子说他是从山沟里被娘捡来的；而临死时他认为自己是在走向西南－天国所在的地方。我疑心这风俗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兴起来的，因为佛祖诞生于尼泊尔；信奉基督教的人对生死倒是有个明确的概念：你来自尘土，必归于尘土。这结论是典型的唯物主义，但推论则不乏唯心主义的成份：人不过是泥土，人之所以具有灵性，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既可以让你变成人，也可以让你变成土。人应当皈依上帝，顺从上帝，做上帝的仆人。人可以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就是不能决定自己的来去之路，说明自己的生死经验。这是人的局限，也是人的悲剧。
因此，对于个体来讲，生和死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历程。纵观人的一生，可谓极为短促。长寿者不过八九十岁，（有的活过百岁，但极少见），短的从一生下来便夭折,人的平均寿命不过是七十岁左右。前20年是成长期，后10年衰老期。掐头去尾,人的好日子不过40年。那么这短短的一生应当怎么度过？是执着于某个事情干一辈子，还是应当多变换一些活法，让生命多一些体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而于我，则是钟情于后者而鄙视于前者。，而这种钟情与鄙视，往往是在脑子里，而不是在行动上。
其实人最好的，就是在五十五岁以前那个年龄，精力充沛，阅历丰富，在单位上是骨干,在家里是栋梁,走到那里都受人尊重。可一过五十五岁，就走下坡路，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兼或有什么心脏病脑血栓，除了你的家人，已经不把你当回事，即使你的家人，也已经不怎么把你当回事了。你随时就可能从重要的岗位上退下来，你也随时可能因这病那病被送进医院。最美不过阳红，那是广告词，骗人的。有的人确实是老当益壮，也有的人还能象曹操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可世上有几个曹操,一个平常人，怎么可以与曹操相提并论呢？
二 父母与孩子
同地坏球上任何人一样，我说不清楚我是什么时候生的，我是怎么生的，我是谁生的。关于我出生时的一切事情都是我长大后听别人听说的。由于时代背景、家庭矛盾等特殊原因，我从生下来便远离了亲生父母，而由一对善良、纯朴的农民收养。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对给予我生命的我的亲生父母是感激呢还是怨恨？或者兼而有之？我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父母给予孩子以生命，对孩子来讲，是不是一种恩德？人如何理解孩子与父母关系？
仔细想起来，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极有意思的。你说它必然，它就必然，你说它偶然，它纯粹就是偶然。孩子肯定来自他的父母，但父母生出个什么样的孩子来，父母可是说了不算。在孩子出生以前，父母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是强壮还是孱弱，是个有用的人还是一个废物。父母只有被动地接受，而不能主动地选择。孩子同样也是如此，对于一个还没有思维能力的初生儿，他从谁的肚子里出来，是无所谓的。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条长河，而这长河则是有无数的人连接起来的，每一代人只是这个长河中的一个链条而已，从历史的角度看，上一代与下一代具有同样的意义。没有上也就无所谓下，没有前也就无所谓后。在这里，父母和孩子担当了同样的角色：链条。
名片杂谈
中国人把名片称为“明骗”是有一定道理的。你看谁家的名片不是印得密密麻麻的。正面印完了印反面，正职印完了印副职，副职印完了印兼职，总之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那点空间，使名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挥到最大限度。我收藏着的一张名片可以称为名片之最，那小小的空间除了印上地址、电话、BP机、手机等常规内容之外，还一口气印上了主人的18个头衔。那名片的主人是一位功成名就、财大气粗的个体户。我当时接名片时真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以至于自己都不敢再把名片拿出来，伸进口袋的手又缩了回来，连声说，真对不起，名片忘了带了。记得对方当时满嘴的客气，但脸上却是明显的不屑：想来一个穷教书的也不会有什么名片。这表情大概只有我才能读得懂。因为在场的人都是些商界精英，唯有我自己是个穷教书的。后来这种场合多了，我才知道大学老师在人们心里的地位：谁都愿意跟你拉近乎，谁在心里都瞧不起你。所以以后遇到这种场合，我是坚决地拒绝。人何比要求别人看不起！
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我印名片的历史也不短了。最早印名片时我还刚毕业。那时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大家都印名片。那些经理、处长、主任印名片好印，人家印上职务就行了，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印名片可就有些踌躇：印办事员吧，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印别的吧，自己什么又不是。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姓郭，曾经给某个省长当过秘书，是个经过世面，足智多谋的人，说这个还不简单，就把你的学历印上。于是我的名片就成了这种东西：计划业务部经济学硕士王蔚。不伦不类的，虽然自己也觉得别扭,可这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就认了。记得当时郭主任颇为得意，对我说，当年基辛格博士为了打破僵局想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提法也不过如此。想想也是。郭主任是没有那样的机遇，若有那样的机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其实人在名片上多印几个职务无非是想满足自己虚荣心，想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人在熟人面前是不大容易抖起来的，成天在一块，你吃了几碗干饭，你有多大能耐，谁心里不清楚！忘记是谁说了一句名言了，再伟大的人物在老婆面前也不过是凡夫俗子。这话我信。据说苏格拉底在自己的妻子面前就什么也不是，常常被骂的狗血喷头。对这我还有亲身体验：我的父亲是个有名的翻译家，别人见了一口一个金老，而我妈则是一口一个老金，这还不算，还常常无论是守着人还是不守着人耳提面命、责备有加，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看不下去。人在生人面前就不同了，生人不了解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要面子的人人多写几个头衔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坏人则可以公开行骗：你可以扮大款，可以装导演，可以强盗成书生，可以娼妓变良女，随你的便了。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的人把自己的名片做的异常简洁，除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可惜这张名片是个外国人的。那是91年冬天，我们一行去比利时监装，汉耶瑞特小姐受公司委托接待我们，有一天她带她父亲与我们一起观光。他父亲递给我上面提到的那张名片，而他父亲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公司的董事长！
从公司转到大学教书以后，社会交场合是明显得少了，已经用不着什么名片。但我还是印了盒，也印了几个头衔在上面,诸如会员理事之类。虽然会员，却从未开过会，暂居理事，却从未理过事。我也知道那是徒有虚名，有时心里也惴惴不安。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凡夫俗子一个。
1999.5.24
又登黄鹤楼
1996年7月25日，我站在黄鹤楼上，望着滚滚而去的长江，又一次吟起了崔颢的《黄鹤楼》。好多人侧目看我，大约在笑我沉入的样子。我虽然感觉到了，但并不理会。这是十一年来我又一次登黄鹤楼。十年前，我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一身的抱负与幻想，虽谈不上是指点江山，但也称得上是激扬文字；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忧愁，有诗为证。“冬日喜登黄鹤楼，白云戏鹤鹦鹉洲，试问千年崔人氏，烟波江上何人愁？”那个时候不光不愁，还笑话那个多愁善感的崔颢。即使有愁，也不过是象辛弃疾所说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我已是人到中年，经过了许多痛苦和磨难，已把幻想丢掉，正踏踏实实地生活。每天都是紧紧张张的，支撑生命的不是理想而是责任。国要尽忠，家要尽孝，妻子女儿需要照顾，知心朋友需要关怀。各种各样的事不断袭来，让人不辩东西南北，难有片刻安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正是此也。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也象崔颢诗里描写的“昔人”那样乘鹤而去，摆脱闹市与喧嚣,那怕是几天也好。
崔颢这首千古绝唱，我知道得很晚。投考大学前夕，我从一个同学手里借到一本诗集，想复习累了的时候随便翻翻，其中一首就是它。谁知一看竟爱不释手，先是把它抄下来，后是把它背下来。有那么几天，象是着了魔似的，什么黄鹤呀，什么白云呀，什么晴川呀，什么汉阳呀，什么鹦鹉洲呀，什么烟波江上呀，白天黑夜地直折腾。当时心想，有朝一日能够去那鹤飞人仙的地方看看，这一辈子也就足了。
1985年，我投考中南财经大学黄希源先生的研究生，4月接到通知，19日赶往武汉复试，住到系主任赵源先生家里。赵先生有早起到蛇山晨练的习惯，我陪他前去。在蛇山上，赵先生指着一座尚有脚手架的建筑物对我说：“看，那就是重修后的黄鹤楼。”我随他指的方向望去，但见晨曦中的黄鹤楼突兀高大，雄伟壮观。想不到梦绕神牵的黄鹤楼竟然这样与我想见了。我左右端祥了足有五分钟，然后恋恋不舍地随赵源先生下山。
晚上，我又独自一人跑到黄鹤楼下观江城胜景。还作了一首诗：
千家灯火万家船，金欧玉片白银翻。
他日若为江边客，乐不思蜀作江南！
我当时的乐不思蜀是冲着黄鹤楼来的，因为中南财经大学就座落在黄鹤楼下。如果我能在财大读书，我就可以天天见到黄鹤楼了。我七年前的那些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然而我没有被中南财大录取，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武汉，但我并没有忘却黄鹤楼。此后的几年中，我有多次机会途经武汉，不管时间紧或松，我都要去楼下看看。这与我，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一种需要。黄鹤楼，虽不是我生命中的必须，但却是我生活中的梦想。
我期待着下一次的登临，便愿那时心情会好些。这也许是明年、后年，也许是十年八年以后的事了。
初于1996.7.29，修改于199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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