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多年樱花灿
——论台湾作家沉樱的小说创作
沉樱是一位名噪一时，而又沉寂多年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群星灿烂的作家星空里,她并不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星辰，但是，她那像彗星般划过夜空的余辉，却一直为文坛所瞩目。
她本名陈瑛，笔名有陈因、陈尘英、小玲、沉樱等。于1907年4月16日生在山东潍县的农家。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两年后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28年在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回家》，从此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于1929年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夜闲》（光华书局）、《喜筵之后》（北新书局）和中篇小说《某少女》（北新书局）。1934年和1936年又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女性》（生活书店）、《一个女作家》（北新书局）等。1935年与诗人兼翻译家梁宗岱结婚。抗战爆发后，流徙于大后方，颠沛流离的生活，束缚了她的创作激情，作品较少。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受聘于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任教。1947年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去台湾，在大成中学任教。此间的教学之余，她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1973年退休后到美国定居，于1987年4月14日走完了她八十年的生命旅程。她的翻译作品有《毛姆小说选》、《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阿婷》、《爱丝雅》等十多部。此外她在文学理论上也有所建树。
沉樱涉笔创作小说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处于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风云际会的时代。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作为时代先锋的知识分子在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的同时，也对关系到自己前途、命运的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尤其是一些在五四浪潮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女作家，面对着社会的动荡，更陷入时代的苦闷之中。她们的思想出现了新的觉醒，有着摆脱封建传统的强烈愿望和个性解放的要求，但是严峻的生活现实，又制约着她们的理想境界的实现，因而她们苦闷、彷徨，无所适从，常为自我失落而情绪压抑。沉樱既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女性，又以她的小说创作模拟了这个时代的足音。她的小说虽然也像其他女作家一样，带有自叙传的性质，虽然也以表现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为主调，但她鲜少庐隐的愤怒与焦灼，丁玲的大胆与直率。她是在自己的柔弱、内向、热烈的“心火”中，唱出了一些知识青年在社会动荡的时期，何去何从的时代苦闷的悲歌。她的小说是在“心情总是很不愉快”的前提下写成的，“在写的时候，只是希望写了能变换一下自己的恶劣的心情”⑴。或因如此，她的小说大多直接切近时代生活，折射着时代的云影，深刻地揭示了革命低潮时期一些知识青年的苦闷、迷惘、动摇的心路历程。
丽尘（《回家》）是一个单纯、热情的女大学生。她出身于家住西式房子的职员家庭，生活富足而温馨，但她在外读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向来把家视为“像冰块似的东西”，对家里总是“深深的感着不能调和的悲哀”。而由于时局的变化，她在这次岁暮时节回家时，家中的温馨生活，家乡的幽雅环境，使她的“冰块似的心，有点溶化了”。对同样的家产生这种冷暖不同的感受，恰恰说明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她的激进思想发生了动摇，并处于非常矛盾的心态之中。本来她回家前与同志相约要结伴到“神秘的国度去”，可是她回家后，对动身的事，她“像是祈盼着，又像是怕着”。在催她动身的信寄来后，她面对同志们的担心，后悔不迭，苦闷地发出痛苦的嗟叹：“我为什么要回家来！？”丽尘姑娘的悔恨反映了一代青年对前途抉择的矛盾、苦闷与彷徨。他们有着同传统观念决裂，成就伟大事业，追求光明前途的强烈愿望，但是又无力摆脱亲情的桎梏，时代的风险，因而在何去何从问题上，就难免发生动摇和陷于悲苦之中了。如果说丽尘姑娘在动荡的时局中，还为没赶上同伴的步伐而矛盾、苦闷和悔恨的话，那么伊楠（《下午》）则是一个激流勇退者。她本来是一个热情、积极的革命者，后来她参加的“政党的运动”失败了，学校被封闭，就转学到这所大学来。但到这所大学后，她逐渐变得追求“青春的享乐”。党组织恢复后，她已失去了“觉得尊严的兴奋的情绪”。党组织分派给她工作，她强调困难；让她散发传单，她暗中毁掉；通知她开会，她“像小学生对于功课一般的畏避”；至于同志们批评她，她流露出不屑于辩解的神气。她像茅盾的《幻灭》中的慧女士一样，原本是五四以后走上社会的新女性，在动荡的现实社会里经不起严峻斗争的考验，于是动摇、消沉，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终而选择了自由享乐的处世态度。丽尘和伊楠虽然性格不同，经历有异，但在她们身上都烙有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印痕。她们的人生遭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年代后期的社会动荡与矛盾的折光，以及革命浪潮的高涨与消退的时代侧影。
沉樱在小说里也描写了坚定、成熟的革命者的形象。如《旧雨》中的萧英，虽着墨不多，却使人感到她是一位思想成熟，立场坚定，行动积极的革命者，给人强烈的思想感召和行动鼓舞。这类切近时代斗争生活的题材，在她的创作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即使是仅仅的几篇，所昭示的创作追求，所揭示的一些知识女性面对革命低潮高下不等的心灵振颤，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不忘的记忆。
通过恋爱、婚姻的困境表现知识女性摆脱传统的礼教束缚后的失落感与悲戚感，是沉樱小说的另一创作追求。在现代女作家的婚恋题材作品中，有的表现知识女性的反封建要求，有的反映大胆地追求纯洁的爱情，有的展示社会底层妇女的悲苦命运，都是以民主主义为立足点，控诉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残害，抒写了女性渴望自由婚恋的强烈要求；但对“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样的前景性的问题，女作家们触笔的并不多。而沉樱的《下雪》、《妩君》、《旧雨》和《生涯》等作品，则承袭了鲁迅《伤逝》的余韵，着力表现了知识女性在挣脱封建礼教束缚之后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压力。《下雪》中的“女的”两年前为了恋爱，勇敢地冲决旧礼教和家庭的压迫，“和家庭”“闹决裂”，毅然与她所爱的人同了居。这种义无反顾的行动，不愧为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叛逆者的果敢行为。可是，近来家里表示屈服，常“写来充满了慈祥的爱的信”，希望她过年时回家。融融的亲情化解了前嫌，她也盼望回家省亲；然而，同居后的拮据生活却又支付不了回家的盘缠。经济的窘迫，使“女的”“无论如何没有不顾而去的那勇气了”。他们的遭遇使人联想到在鲁迅《伤逝》里涓生的话：“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⑵在小说文本作者虽然没有表现这对恋人与涓生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但他们的窘境却昭示出：如果不摆脱经济的压力，如果不以冲决封建礼教的勇气和毅力进行生活的奋斗，那么他们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
叛逆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行动，本身就意味着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压力；没有执着的思想追求，没有顽强的斗争毅力，没有为了爱情而献身的精神，就会陷于老朽的罗网而难以自拔。妩君（《妩君》）的恋人尽管深深地爱恋着妩君，也曾海誓山盟地相约出走，可是他没有勇气冲决传统习惯势力的罗网而失约。与这种软骨头相比，妩君则是一个忠诚的殉情者。她“为了爱，为了理想”，不顾“父亲顽固的怒骂，母亲的慈祥的悲痛”，毅然出走。然而在他们约定的“忠魂碑”前，她望眼欲穿，却始终盼不来她的心上人。作家以月光的意象来象征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势力强大，以“暗淡仃零”的“一点点的灯火”来象征挣脱束缚，争取自由的反叛行为。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她感到“夜已经把一切都迷蒙了，一切都在夜中死去了，没有什么挂念着她，也没有什么使她留恋”，于是她以“忠魂碑”作证，投向大海的怀抱，以“那伟大，纯洁而又美丽的海”，“填起了她的空虚的心”。对于妩君“为了爱，为了理想”的殉情，作家在寄予深切的同情之余，还指出“夜又照旧的寂静，只有一直照着的月光是随着光辉的暗淡而逐渐斜沉了”。这说明妩君的殉情虽然不能驱走黑夜，却也动摇了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
《旧雨》、《生涯》、《爱情的开始》等小说则着力表现了追求自由的知识女性冲出封建的营垒之后，又陷于婚姻“围城”的失落感与悲戚感。这几篇小说涉及到的几位知识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冲出云围的月亮”，可是严峻的生活却同她们开了个大玩笑,仍然没有达到自我解放的目的。大学生高佩英嫁了个大学教授，“一天到晚过着享乐生活，自己还心满意足的样子，得意得很”；柳淑莹“因为有了小孩，不得已地结了婚”，经济很困难，脸上“显出憔悴的颜色”，温和的微笑中“加杂着麻木的意味”；王秀娟被家里叫回去，不准出来，嫁了个科长，“很受气”（《旧雨》）。“女的”为了爱情“牺牲了学业，牺牲了一切”，而在与“男的”同居不久就发觉他“不忠实”，致使他们争吵不休。她几乎成了“爱的虐待者”，“屡屡被毁灭的心渐渐死寂”（《爱情的开始》）。钰女士结婚后意志消沉，对“什么都否定，什么都觉得茫然”（《生涯》），等等。这些女性都曾经有过敢于“冒险的行动”，都可以说是反封建的勇士，而在她们结婚或同居后，就不思进取，听天由命，重蹈了先辈的覆辙，把自己置于悲剧的境地。对此，一直未婚的黄昭芳（《旧雨》）不无感慨地说：“什么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结果仍是嫁人完事，什么解放，什么奋斗，好象恋爱自由，便是唯一目的，结婚以后，便什么理想也没有了。”对于知识女性的这种不幸的结局，琳珊（《旧雨》）比黄昭芳有更深刻的认识，她觉得这些同学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深了，所以苟安的念头总是胜过一切”，这就难免穿新鞋走老路，冲出云围而又陷入新的云层之中。女性要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只有象革命者萧英（《旧雨》）那样，投身于革命斗争，因为“社会组织不改变，女子是谈不到解放的”。沉樱的这种见解触及到妇女解放的根本性问题，表明了她对女性解放认识的升华，在当时的女作家中，能够大胆地表达这种观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沉樱的小说大多以婚恋为题材，其主人公也大多是知识女性。在她编织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的同时，非常注意揭示女性的心理活动。不过她所揭示的女性心理，不是对性爱的大胆的袒露和心灵的呼叫，而是立足于生活的高度，侧重于表现女性对爱的渴望与苦闷，两性间的吸引与追求，以及婚后失和的复杂心态，从而使知识女性保持了自我的圣洁、尊严和庄重；即使是对相关男性的谴责也很有分寸感，没有一味地为其涂上卑鄙庸俗的色彩。中篇小说《某少女》，以V大学十八岁的女学生给戏校“哥哥”的五十八封书信为载体，热情而大胆地披露了这个少女对爱的渴望与追求。在这个中篇小说中没有动人的故事，也没有曲折的情节，全篇充斥着以真诚、朴实的文笔写就的“她那天真而热烈的爱的追求”和对一见钟情的“哥哥”大胆地敞露的心扉，同时还以炽热的激情抒写了她面对爱的扑朔迷离和充满自豪圣洁的复杂心态。她在给“哥哥”的信里表白了她对爱的大胆追求：“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坦白的，可以公开的，不怕议论的；不过我们的关系不是他们所能懂得的。”在“哥哥”久未来信，“我”去寻访“哥哥”时，作家以“爱屋及乌”的手法，渲染了“我”的心迹：“你的校址实在太好了，每次去后便引起我的遐思，……尤其是使我爱的是那条田地之间的广阔的马路，在那里没有遮蔽，没有尽头，在远远的地平线上是鲜艳的落日和美丽的晚霞，向着那光明的金色的西方漫行着我真觉得前面是一个奇异的美妙的世界，我们正向它走去，象童话里的情景一样。”这里，无论是主人公的内心剖白，还是景物的渲染，都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少女沉溺于爱河而不能自拔的单纯、狂热的内心世界。
沉樱还有些小说表现了大龄女性在婚前、婚后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如《生涯》、《中秋节》、《喜筵之后》和《女性》等。《生涯》里的方小姐是一个追求“神圣的恋爱”的女性。她独身一人，渴望得到爱，盼望着男友逮楠快点来，“但这又好象不是真的在想念他，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这生活太腻了，他来了可以使我兴奋，使我快乐，使一切改变一下”。这种若即若离的心理，是源于她曾经爱过逮楠，在精神上需要逮楠的爱来慰藉空虚的心灵，可是她又不满意逮楠“为了爱，他把一切都抛弃了，只剩了苟安的念头”，“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社会的认识”，“一心希望着温柔的生活”。对这样一个没有远大抱负的男人，她又兴奋不起来，因而后来在他们见面时，“有的话想想也不愿说了，象有铅块一般沉重的东西压在心上”。这种心理的揭示，把方小姐渴望爱情和对爱的迷惘的矛盾心态，表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秋节》里的张女士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性。在中秋节与朋友聚会时，李先生起头请她唱《毛毛雨》，引起她的反感，便拂袖而去。在回学校的路上，她才冷静下来，意识到：“那姓李的大概就是在向自己表示爱吧！假如当时自己也稍微表示一下，也许就会同样的陷入恋爱的漩涡中去了吧！”她回忆李先生的一举一动和每一句谈话，“仿佛在吃着很珍贵的食物，不忍匆匆地吃完，在细细地品位着那些她憧憬着的情境”。接着又一反常态，“从甜蜜的寻味中忽然觉得厌恶起来”，埋怨她的女友捉弄她，继而又“怨恨自己”放弃了“很好的机会”。张女士变幻无常的矛盾心理，反映了她对爱的渴望与疑虑。她盼望得到爱，希望找到人生的归宿，但自尊心又很强，自恃清高，又把有可能来到的爱推了出去。这种矛盾的心理，在方小姐（《生涯》）、琳珊（《旧雨》）的身上也不难找到影子。张女士的“哪里是个归宿”的自我诘问，与方小姐的“我将怎样生活下去”的迷惘，以及琳珊的“从前的梦消灭了，新的梦也造不起来了”的失望，几乎是同工异曲，都把她们渴望爱情而不得的心理状态惟妙惟肖地概括出来。
《喜筵之后》里的茜华的婚姻并不理想，她的丈夫在外追求别的女人，对她态度也冷淡，可是她却“莫名其妙”地对他“仍然热烈地爱着”。在一次喜筵上遇见了昔日曾狂热地追求她的今杰。而今杰一如既往地热情相待，茜华却“不能使自己燃起些微的爱意”。对于这种复杂的心态，作家剖析了人物的特定心理：“男人时时使女的满足，因此女的对于男的便仿佛已无要求，也就无所谓满足”，“和现在的男人恋爱以后，受着种种的爱的苛待，相形之下，自然常常记起先前那男人来，但仍然没有什么追念之情，她只把恋爱这事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一切都是无能为力地在自然支配之下”。她恨今杰：“为什么不会残酷一点或者怨恨一点”，她“恨着这男人的忠厚”，因之，对今杰“始终没有燃烧过强烈的爱”。这种复杂的心理，在现代女作家中很少涉及，它反映了女性心理上新旧观念的错动和对婚姻的依附心态。本来茜华对经常“苛待”她的男人应有恨，对狂热追求她的今杰应有爱，然而，今杰太忠厚，不能给她以生活的依托，不能给她以心理的刺激，这种爱也就“终于不能延长”。此外象《爱情的开始》对夫妻间琴瑟不和的各自心理也刻画得令人拍案叫绝！
《女性》则借助于表现事业与家庭的矛盾，揭示了母性回归的复杂心理。“妻”“对文学”“有无上的忠实”，想成就一番事业，不愿意生小孩。在不期而孕之后，她果决地把孩子拿掉，但她的精神并不愉快，反而“陷在另一种忧烦之中”。因为她开始意识到：“要是身旁又忽然增加一个新的生命，一定是什么也比不来的快乐”。伟大的母性终于使“妻”在家庭与事业的选择中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
总括来看，沉樱的小说以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心理见长。她刻画的人物心理并不象某些异域小说那样，以大篇幅的心理独白来揭示人物的内心隐秘，而是把人物心理的刻画散落在人物的言行、思考，以及景物的描写之中，从而使读者感到她的小说的情节是以心理刻画为内驱力逐渐深入发展的。
为适应表现人物命运和揭示人物心理的需要，沉樱选择了既符合她的个人气质，又适于题材表现的叙述方式。她的小说除《主仆》、《我们的塾师》、《张顺的犯罪》等三篇是以揭示男性的命运为主外，其他作品表现的都是女性的人生际遇。作家在展现她的人物命运和际遇时，并没有勾勒人物的全部轨迹，而是从生活事件的关键部位切入，直接生发故事，展示人物命运。将一些前因、后果做幕后处理或交代，这就使小说写得集中、精粹，毫无拖沓之感。如《下雪》从阴沉的雪天切入，天气的恶劣，生活的孤寂，回家的愿望和经济的拮据勾连在一起，互为映衬，不用过多的笔墨就把人物的命运展示出来；《下午》写革命低潮时期伊楠的蜕化，是从她追求浮华的生活入手，逐渐对革命组织的活动淡漠起来；《主仆》虽然反映了“卖水者”老王大半生的经历，但是作家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抓住他憨厚与倔强的个性表现了他的坎坷际遇。因为憨厚，被李太太留用，离开破庙搬到李家的门房，在五六年间有了百多块大洋的积蓄；又因为倔强，耍脾气，泄怨气，不愿再“忍受太太的斥骂，同事的欺凌”辞职而去。正因为沉樱善于切住人物的命运遴选情节，所以她的小说篇幅大多不长，笔墨节俭而内涵却较为丰厚。
她的小说的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也多变化。有的采用自知视角，或属于自知系统的日记、书信等手段，如《女性》、《某少女》、《生涯》等；有的虽然采用全知视角，但作家决不居高临下地包打天下。或是通过某个人物的介绍来展开情节，如《旧雨》，或是以某个人物为结构中心，以他（她）的生活际遇来推动情节发展，如《下雪》、《回家》、《下午》、《我们的塾师》等，并且还穿插了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法，运用自如，相得益彰。作家采用的这些富于变化的叙述方式，为作家施展心理刻画的才华提供了用武之地，也是与她重视心理刻画的美学追求相适应的。
注：
⑴沉樱：《喜筵之后•自序》。
⑵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文学评论增刊》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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