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军突起硕果累
——论泰华微型小说创作
近年来泰国华文微型小说异军突起，为泰华文坛增添了绚丽多姿的生力军。短短几年中相继掀起了几次创作浪潮，不仅业余作者试笔投入，还有二十多位功成名就的作家也参加了创作行列，从而使微型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泰华文坛得以确认，并逐步呈现出繁茂之势。司马攻的《演员》、《独醒》等微型小说集的出版，以及其他作家作品集中选编的微型小说，都显示出这个文学样式的勃勃生机和繁枝吐叶的景象。
泰华微型小说的兴起，探究其原因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普列汉诺夫曾在《论西欧文学》中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从时代背景来看，泰华微型小说的出现是作家们面对民族传统文化倾斜的新选择。泰国的华族，正如中国的澜沧江流入泰境称作湄公河一样，河流属于泰国、水源却来自中国。尽管泰华作家已在泰国落地生根，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他们的本源文化，是他们的精神故园，更是他们的人文主体精神、价值取向、道德评判的出发点。伴随泰国工商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的渗透和蔓延，使华族的本源文化日渐式微，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陷于倾斜、动摇的态势。为匡扶处于倾斜状态的民族传统文化，华族的有识之士做出了各种努力，以期民族的本源文化得以赓续与承传。泰国微型小说的兴起，正是由这个时代的“憧憬”所决定的。
从作家的创作背景来看，由于泰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杠杆作用，作家们大多亦商亦文，疏于投入较多的精力进行较长篇幅的文艺创作。司马攻先生在《演员》自序中说：“近来我的琐事和业务日见增多，而我的精力却与我的事务成反比。加上曼谷的交通越来越不通，我每天花在车上的时间将近四个钟头……由于我的‘业余’所余无多，我的作品多是长话短说，我往往把一个大的题材写得简短……”如果说司马攻先生的自白反映了作家涉笔微型小说的个体动因的话，那么读者的欣赏趣味则构成了微型小说兴起的群体动因。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传媒现代化的发展，使得读者的阅读口味、艺术欣赏心理和审美旨趣都出现了新的期待。他们渴望在耗时不多的阅读中，寻求精神的慰藉和感情的宣泄，因而短小精悍、长于幽默与讽刺的微型小说恰恰迎合了他们的阅读兴趣。这种读者的兴趣导向也对作家的创作，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文学的自身规律来看，“虽然泰华文学属于泰国文学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如果泰国的华文作者仍继续用华文来从事创作的话，就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学传统。”⑴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世界华文文学的蓬勃与壮大，为泰华文学日益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微型小说的兴起则是泰华文学落地生根、“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微型小说是一种浓缩的艺术，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要求。只凭千把字或几百字，就把小说写得以小见大，以微显著，出奇制胜，精彩隽永，既不与时代脱节，又无虑连篇累牍、无暇尽览之困惑，诚然是文坛妙手方能为之。在90年代著名作家司马攻首开鸿蒙，涉笔微型小说创作，白翎等资深编辑又积极配合，吸引着许多作家援笔为文，从而在泰华文学之河，掀起了一阵阵微型小说的浪潮。在这种创作浪潮中，泰华作家受到中国大陆、台港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创作成绩的激励，并注意从中国笔记小说和西方微型小说借鉴艺术技巧，以丰富自己的创作。尤其是中国的笔记小说作为小说的一个流脉（另一流脉为说话体），乃是中国微型小说的先导。先秦的神话传说和《世说新语》的志怪小说的直录人生、行文简约、不事熔裁、涉笔成趣、善于讽谕、富于禅机的特征，给予泰华作家较大的影响。他们要匡扶倾斜的民族文化传统，势必追寻传统，从中觅求有益的养分以充实自己。尽管这种“觅求”有时表现为不是自觉的，但由于泰华作家的中国文学功底较深，他们都能被一种潜意识诱引着向民族传统文化靠拢，从中“拿来”为我所需的东西。看来，泰华微型小说是在承续了中国笔记小说的创作传统，又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微型小说的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异军突起的。它是本源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晶，也是泰华文学适应时代要求、实现文学飞跃的历史的必然。
按文艺发生学的观点，“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个人或集体主体的回答，这种回答构成使既成形势向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意图”⑵。既然泰华微型小说创作旨在弘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和再造新的文化品味，那么就必然在创作实践中实现“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意图”。为此泰华微型小说呈现出“主体所希望”的诸种特征。
第一、执着的根性情结，深厚的民族文化感情。司马攻先生在谈及泰华文学的优势时说：“中华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占尽了传统的优势。泰国有众多的华人、华裔，他们对中华文化有浓厚的感情和根性，这又是另一方面的优势。”⑶泰华作家的这种“浓厚的感情和根性”，在微型小说创作中给予了审美的观照。如司马攻的《焚书》、《故乡的老屋》、《本性》等篇章，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反映了对民族传统文化复杂的心理状态。《焚书》中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面对丈夫死后留下的许多中文书籍，因其后继无人而感到悲观，于是每逢忌日她便焚书祭奠亡灵。当一位懂中文的青年以诚恳的态度向她求书时，她就把余下的书都送给了这位青年。老妇人愤而焚书，是苦于中华文化不能承传；那位青年执着求书则暗示出中华文化传统在异邦后续有人，从而表现了华族难忘诗骚的文化认同和精神的归属感。
《故乡的老屋》和《本性》都是表现泰国华族的根性情结的。前者写林野洲常同妻子乐禾娜讲起故乡老屋“四点金”的故事，他们回国见到的却是破旧的老屋。可是他们并不因此而对老宅产生反感，却打算汇款来修缮。后者写一位侨胞回国观光时受了委屈，发誓不再回去；可是当他面对儿子时，还准备带他去看看故园。这两篇小说所表现的根性情结，都突出了“儿不嫌母穷”的挚爱情怀。前者侧重表现的是，走出因社会变动而产生的人事焦虑的泥沼，重温精神故园的温馨；后者则期望本源文化能在新一代中得以赓扬。
如果说上述几篇小说较多地表现了泰国华族以根性情结为主的民族文化感情的话，那么陈博文的《神力》，则以一个近似荒诞的故事，写出了华族对民族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深厚感情。这是一个借助于神明来改善环境的故事。“我”的住屋边有小片空地，后来竟成了垃圾场。“我”想了几种办法都不能改变现状。由于偶然的因素，“我”捡了个神龛，贴上张钟馗像，挂在墙上，竟然使人敬而远之，再也不在此处倒垃圾了。钟馗是中国传说中打鬼的神，民间挂他的像据说能驱除邪祟。小说中所写的钟馗的“神力”，实际上是喻指中华传统道德精神的“神力”。人们对它的祟敬与虔诚，反映了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浓厚感情。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疏于检点，对某些行为的是是非非不以为然，而当这些个人行为接受神的审视时，则引发了道德的反思，从而净化了灵魂。这种净化心灵与行为的“神力”，与其说是一种行为威慑，莫如说是一种感情的皈依。因为到了20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神鬼的观念已不再具有行为的指导意义，而成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恋与笃信的行为。“神力”的净化作用恰恰反映了民族传统文化在华族中的影响力和昭示力。
第二，优良的德性品格，真善美的思想境界。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开篇就强调：“文之为德也大矣。”文学作品表现德性品格，讴歌真善美，乃是天经地义的为文之道。在泰华微型小说的创作群体中，尽管有审美情趣和表现风格的差异，但注重抒写德性化的人格定位，表现真善美的思想境界，弘扬民族传统的道德精神，却是他们的共同追求。
对德性化的人格定位，泰华作家大体是从两种类型予以表现的。其一是自我完善型。这类小说侧重于抒写德性的自我完善和人格世界的至善至美的境界。刘扬的《清井》中，乃叻不计个人得失带头清挖淤塞水井，而取水时却排在人后的先人后已的公德精神；黎毅的《试金石》中，阿财拾金不昧的忠厚品格；陈博文的《苦尽甘来》中，李婶茹苦含辛抚育两个孩子成家立业的道德操守；司马攻的《等待》中，“她”信守诺言，终身未嫁的爱情忠贞；《绢子》中，日籍绢子面对日军侵华暴行的明达的思想境界，等等，都突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对人对事真诚相待的道德良知，以及熠熠闪光的人格力量。作家们对这类艺术形象所倾注的德性的关爱，反映了他们为完善华族社会德性修养的努力，以及他们对德性化人格的执着追求。
其二是相互关爱型。“仁者爱人”是中华传统的道德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谐调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泰华作家出于弘扬民族道德精神的动机，在小说中着力表现了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的人性美和情操美。司马攻的《电车上的两个老头》谱写的就是一曲人性美的赞歌。永基当铺老板穿着朴素，常乘二等电车回家，久而久之，与电车上的卖票老头就相识了。卖票老头以为他是常去当铺当物，“关怀与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就想不收他的票钱。后来卖票老头去永基当铺当金链，才发现那常乘二等电车的老头是当铺老板。当铺老板也很同情卖票老头的困境，拒收当物而借给他二百铢。两位老头的互相体恤，彼此关爱，生动地体现出传统道德中的“仁爱”精神。在泰华微型小说中表现这种“仁爱”精神的作品较多，如《娘温的耳环》（司马攻）是写女儿们对母亲的孝道与关爱，《温情尚存人间》（陈博文）是写素不相识的人对小女孩的资助与关爱。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作家们对高尚道德的肯定和对传统道德精神的倡导与光大。还有的小说从完善道德修养，弃旧图新的视角写出相互关爱的道德精神，司马攻的《相怜》，写颂猜经济状况不佳，又逢妻子住院，只好把电视机送到当铺去。在的士里他拾到一个装有很多钱的皮夹子。这种意外之财，无疑可以改善颂猜的困境；但是轻利重德的道德良知使他的心灵得以净化，由自己的困境而怜惜起对方的困境来，于是把皮夹子送还给失主。颂猜的道德完善，既是作家们对社会道德面貌的扫描，又是对发扬道德关爱精神的热切的期望。泰华微型小说作家殚精竭虑的努力，对弘扬优良的德性品格，铸造真善美的人格灵魂，有着警世、醒世的积极意义。
第三，尖锐的社会批判，冷峻的人生嘲讽。无论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猎奇述异，还是西方微型小说的冷峻讽刺，都是落脚于臧否人生，嘲笑愚昧，以达到疗治病态的社会行为，建构道德文明殿堂的目的。泰华微型小说作家对此取得了共识，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对社会道德和人格上的丑恶现象给予了批判和嘲讽，其着眼点是对社会病态现象的否定和对被扭曲灵魂的挪揄。
其一、借助于惨淡人生的小故事，直面社会的弊端，鞭笞落后的人和事，表现出作家敢于正视社会人生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司马攻的《天网》。写一个染上爱滋病的妓女，悲观厌世，痛不欲生；不料一个闯进的大汉强奸了她，并拿去她的手袋，但她没有报案，而产生了“复仇者所得到的满足”。这个染上爱滋病的妓女是病态社会的受害者，那个闯进的大汉是社会恶势力的化身。羸弱的妓女无力抗击恶势力，只能满足于以恶抗恶的慰籍。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妓女的悲惨处境和对生活的无奈。作家将此小说命名为“天网”，取意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所指为恶有恶报，做了恶事的人终究逃不脱道义的惩罚。题目与小说情节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社会的痈疽。李栩的《悬崖》中的柴头郎更是以他的堕落反映了社会的冷酷。其父失业多年，情绪沮丧，其母摆小摊，开小赌场，以为全家糊口。这种生存窘况使父母无暇教育子女，加之有劣迹的同学又乘虚而入，就把一个本来很单纯的孩子引上了吸毒邪路。作家在小说中着力表现柴头郎堕落的外在原因，旨在表明社会应对他承担主要责任。陈博文的《疯子》写了与《悬崖》相类似，但又更为残酷的故事。搬运工张牛年轻时牛高马大，蛮有力气，生活还过得去。到老时，体力下降，失了业，且又染上了烟、酒、赌和吸毒的恶习，钱无瘾在，只好向烤蕃薯的老伴索要，老伴被逼无奈，悬梁自尽，张牛也因而致疯。这个悲剧故事写得牵肠动魄，以一种被批判冲动所驾驭的凌厉语势，表现了作家的怜惜弱者和对社会痈疽未除的痛切感情。
其二，借助于幽默、荒诞或实录的故事，展示出灵魂被扭曲者的缤纷世相和某些不健康的社会心理。这种主题意向的作品在泰华微型小说中数量较多，有些篇章也达到了较高的思想和艺术境界，甚至带有较为深刻的哲理蕴含和警世、醒世的韵味。在这类作品中，有的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复杂关系，反映了灵魂被扭曲的病态行径。司马攻的《赌局》、《医局》都是这种题材的佼佼者。前者写梅贵财常到静竹轩赌博，但不知在他常坐的椅子背后有面大镜子，能把他的牌反照出来，因而总是输；后者写姜世胜与阿玲有过性关系，后来听说阿玲患了爱滋病死了。姜世胜担心自己也染上了爱滋病，就去找毛医生检查，毛医生答应他化一百多万铢可治愈。后来姜世胜去酒店时发现阿玲正和毛医生在一起，才知道自己受了骗。这两个设骗局的故事，都是发生在熟人或朋友之间，就更充分说明由于某种私利的驱动，有些人的灵魂被扭曲，他们撕下了罩在人与人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将其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对这种拜金主义的鞭挞，还有马司攻的《人情突变》，通过亲友们三年前后对一家人的不同态度，嘲弄了势利小人的卑鄙灵魂；梁风的《串通》，批判了趁机诈骗的不道德行径等，都是以嘲讽的笔法，批判了社会生活中尔虞我诈、唯利是图、丧失信誉的丑德陋行。
在这类作品中，也有讽刺了社会上的庸俗心理和偏激的人生态度。如司马攻的《演员》写一个不会说谎、时时讲实话的人，却被认为是个拙劣的“演员”，人们不相信他讲的真话、实话。这篇小说不仅仅嘲笑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而且着力揭示出社会人生就是个戏剧舞台，善于讲空话、假话的人却能走红，成为好演员，而那些只会讲真话、实话的人只能充当拙劣的角色。与这篇小说相得益彰的还有陈博文的《真话机》。小说写科研所的程主任带领大家攻关，研制成了真话机，能判断讲话的真伪；但理事长却不同意投产，因为社会上没有多少人“肯说真话”。这个荒诞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但又从本质上揭露了社会上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的防范心理和消极的人生态度。修朝的《斗鸡》是采取人格化手法，表现了一只斗鸡的心灵顿悟。这只斗鸡经过一番龙争虎斗战败了同类，自己却感到“阵阵痉挛”，天昏地暗。此时它才恍然大悟：“这是人类的娱乐啊！”这则寓言性故事，表层揭示的是鸡的悲哀：同类相斗、厮杀，却满足了他人的娱乐；但在深层次上却表现了人类生存的悲哀与无奈。小说采用荒诞或寓言手法，扩大了艺术容量，也深化了思想内涵。
在本类作品中，还有的针对社会个体的恶行劣迹予以冷潮热讽，挞伐批判。司马攻的《独醒》写的是两辆轿车相撞后，一个喝醉酒的人说是司机喝酒而致。小说讽刺的是那种自以为是而又缺少自知之明的人。正如司马攻在《独醒•自序》中所说的，“我见到不少经常批评别人、指责别人的人，他自己所做的，他们的行为竟是他所批评别人、指责别人的那些内容。他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这段话陈述了作者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同时也批评了持有这种恶行劣迹的人的虚伪性和劣根性。此外象倪长游的《江山易改》，写“本性难移”的发嫂好占小便宜，每次买东西总要顺手牵羊，经年不改，终被保安人员罚了款。陈博文的《对不起，迟到了》，是写一个经常迟到，但迟到的理由又是花样繁多、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令人啼笑皆非。林文辉的《这是不得已的》，是写一个不懂泰语的人，借名片行骗，巧舌若簧，达到了骗财目的，等等。这些小说以不同的笔触勾勒了各种劣迹，反映了在物质文明掩盖下的价值观的空虚和人格沦丧。作家们对这种种劣迹的展示，并不以揶揄、嘲弄为其根本目的，而是旨在以此警戒，呼唤人格道德的完善，摒弃社会的不和谐音符，谱写“天人合一”的文明旋律。
司马攻先生在《泰华微型小说概观》中说：“泰华文学向来保守，散文、小说的风格大都很传统。因此，泰华微型小说创作，也大多数受传统手法的影响，有头有尾的小小说比较多，在手法方面，更有曲意追求意外结局的趋向。”接着又谈及近年来这种现象开始改观，“含而不露，耐人寻味，提示寓意，顺其自然等的微型小说也经常有佳作出现”。司马攻先生的论述介绍了泰华微型小说的艺术概貌，若对其进行分解和具体化，可概括为以下几种艺术特征：
第一，拓展“空白”艺术，营造“冰山效应”。“空白”艺术，本是中国绘画的一种艺术手段，在构图上虚实相衬，为读者留下思维想象空间。后来这种艺术手段被借鉴于小说创作，成为小说中格高难求的一种艺术境界。“冰山效应”则是美国作家海明威提出的。他说：“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是很威严壮观的，这是因为它露出水面只有八分之一。”⑷这种“空白”艺术与“冰山效应”乃是殊途同归的，都是强调小说要写得空灵些，留下空白，以“计白当黑”的虚、空，来最大限度地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从小说文本中掘出无限深广的内涵。司马攻先生在此方面率先垂范，取得了极佳的成果。他的《水灯变奏曲》、《花葬吟》等都是他这种艺术实践的积极成果。他的这几篇小说都呈现出“他特有的散文化诗化风格”，“既轻盈飘逸，又内蕴深厚”⑸。《水灯变奏曲》写了一个凄惋、缱绻的故事。作家紧紧地把握着微型小说的情节结构特征，对霞与“他”及汉子与苏婉娜的关系，都作为“空白”隐去，而是着重观照于水灯节不期而遇的“须臾”、“瞬间”的感觉。在汉子把霞错认为苏婉娜和霞从他的喊声中感觉到象“他”的双重描写中，展示出他们的误会。应该说，他们各自的感情世界、心理情态是很微妙、复杂的，但作者并没有多付笔墨，却采取虚空而置的办法，引导读者去体味，去揣摸，去填补空白，从而使之象诗、象散文那样显得空灵、蕴藉、飘逸，收到了含而不露、余味深长的艺术效果。《花葬吟》是写得更象诗的微型小说。作家写了同是瘦弱但生存境况相差悬殊的两个小女子。一个是富家千金，象林黛玉那样“秀丽中带着几许憔悴”；另一个是以卖花糊口的贫家姑娘，终日为生活奔波偏偏又遇到车祸。小说表面写得简括、散漫、随意，信手拈来，但实际上作家在千金小姐与卖花女的对比中已透露出感情意向，只是留下虚空，让读者去体味“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艺术境界⑹。
如果说上面所列举的几篇小说是侧重于“曲终”留下空白，借助于含蓄、朦胧的描写来深化小说的主题的话，那么下面谈及的小说则是为适应微型小说小而短的特征所留下的段落性空白。白令海的《生意愈做愈小》，只用千把字就写出一家四代人的经历；他祖父是开糖厂的，父亲是开糖铺的，他是挑担卖甜食的，而他儿子却是在街口卖蔗汁的。显然，张四发一家四代人由盛而衰、每辈愈下的变化，是反映了部分华裔侨民在异邦的生存境况的，但作品并没有展开铺述，只是在从容的对话中介绍了四代人的职业，并以此反映了生活状况。至于这四代人的创业艰辛，守成失误，以及安贫乐道的描写都“计白当黑”，交给读者去体味、想象和补充。这种“空白”艺术使有头有尾的情节被删断，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被淡化、虚化，而摄入小说的仅是点状片断。表面上看，小说的完整性被削弱，实际上是遵循着接受美学的原理，调动读者参与作家创造的积极性，发挥联想和想象，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把作家留下的空白补充出来，从而使读者分享到艺术创造的美感与快慰。这种艺术手法，有助于泰华微型小说改变那种即兴式、直击式的创作，使微型小说在技巧的锤炼上再攀新的峰颠。
第二，借鉴“亨利手法”，强化情节波澜。司马攻曾说：“‘欧•亨利手法’不单被泰华小说作者所偏爱，同时也受泰华读者的欢迎与赏识。”⑺“亨利手法”是指美国作家欧•亨利常用的一种艺术结构手法。亨利善于捕捉生活中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富于哲理的戏剧性场景，用漫画笔触勾勒人物，情节发展较快，常常在结尾时出现逆转，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由于亨利小说长于冷峻的讽刺，而微型小说又多写讽刺故事，所以在泰华微型小说发轫之初，作家和读者都对其有所偏爱。司马攻的《有朋友自远方来》、《电车上的两个老头》，陈博文的《开彩之日》、《走私》、《不准吸烟》，黎毅的《试金石》，林文辉的《这是不得已的》等都较为娴熟地运用了“亨利手法”。《有朋友自远方来》写中国大陆客李万发来泰国旅游和探亲，其姐及姐夫赵志豪却喜忧参半。喜的是手足间四十年未见，特别是赵大嫂“喜得嘴笑眼笑”；忧的是近年家境不佳，担心李万发想进金店，赵氏夫妇婉言相阻，甚至还偷偷埋怨：“唐山人都是爱金！”小说在进行了这样一系列的铺垫之后，笔锋骤转，写李万发慷慨解囊，为四个外甥买了金项链和戒指。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说结局是赵氏夫妇及读者意想不到的。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才揭示出处于不同生活环境的复杂心态，同时也深化了小说主题，强化了美学力度。此外象遵纪守法的老余从不在公车上吸烟，可是有一次见到司机吸烟，他几经思想斗争也吸了起来。殊不料下车时却被罚（《不准吸烟》）。两个老头在公园相识，一个自认为“博学”的老头，常向一个“乡巴佬”的老头讲天文、物理知识。“博学”老头讲得口若悬河，“乡巴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青年学生来拜见“乡巴佬”，才得知他是大学物理教授（《乡巴佬》）。这种戏剧性逆转的手法较为适合微型小说的短小结构，以极有限的人物和事件掀起情节的波澜，或因如此，才受到泰华作家和读者的喜爱。但微型小说也是个多彩的世界，读者的欣赏口味也会随着创作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因而不废传统手法之长，探讨表现艺术的多样化，力避趋之若鹜的模式化则应成为艺术上的共同追求。
第三，抓住典型特征，点染人物形象。微型小说作为小说的一个品种，没有脱离开塑造人物形象的范式。但是微型小说因其篇幅短小，不可能精雕细刻地刻画人物，所以作家必须善于从生活中筛选典型、传神的“一鼻、一嘴、一毛”，粗疏勾勒，突出其神采与特征。泰华微型小说作家在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择其要端有以下几点：
（一）在美丑对映中突出美的价值。美与丑的对映和反衬本来是常见的艺术手段，但用于篇幅小、容量大的微型小说则不失为有益的尝试。司马攻的《仑操献金》就是在美与丑的对映中来突出仑操的美好心灵与形象的。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手法，写仑操和金五尊的献金行动。仑操穿着朴素，排着队等待献金，而金五尊乘着大房车直接开进寺中，不排队就径直到方丈里去，献完金还大声宣扬：“我献了十万铢！”可是仑操献了一百多万铢仍不声张，默默地回了家。小说通过仑操与金五尊的对映、反衬，歌颂了仑操默默奉献的美好心灵，同时也讽刺了金五尊那样浅薄的灵魂。这种对映、反衬手法在泰华微型小说中较为常见，如黎毅的《试金石》中颂猜与阿财的对映，刘扬的《清井》中乃叻与唉猜、唉绿的对映，等等，都是在对映、反衬中引发读者的联想，使之能从作家提供的某些依据中判断出美与丑的内蕴，并使美的精神进一步得到发扬。
（二）通过细节渲染，“以一目尽传精神”。细节描写是小说刻划人物以少胜多的一种艺术手段，特别是微型小说择取简洁而典型的细节刻划人物，能达到点石成金的艺术效果。泰华微型小说作家善于抓取特征化细节，笔随意到地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如司马攻的《忘形》，开头写“他”半卧半坐在沙发椅中，独享着这座楼房的“豪华与宁静”。读者从这些描写中会以为“他”是楼房的主人，但接着作者写了他把香烟蒂丢进金鱼缸里和打开冰箱见到白兰地惊喜地笑等两个细节，就暗示出“他”不是这里的主人，再联系到他坐的沙发椅旁的一件鼓得圆圆的大皮包，便可以测定他是个鸡鸣狗盗的不速之客。再如倪长游的《江山易改》写贪小便宜的发嫂，只是写了十年前后的三个“顺手牵羊”的细节，就鞭挞了一个好占便宜、恶习不改的丑陋灵魂。在微型小说创作中这种特征化细节的运用，常常不需多少笔墨就把作者的意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三）以外部行为揭示灵魂的隐秘。人们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遴选富于个性的外部行为则能将人物的心理状态、思想境界暴露于外，使读者窥见其真面貌。如司马攻的《怪胎》、《原来如此》都是运用这种“以外写内”的手法刻划人物的。前者写某小国奖励生育，对怀孕者支付“安胎补身费”。斯基夫太太三年怀了四次孕，连半个孩子也没生下来，人们议论纷纷。原来她是把棉制腰封缠在腰里来骗取“安胎补身费”的；后者写镇里富豪一向冷眼待人，近来却见人就行合十礼，主动寒暄，非常客气，原来他是在为竞选人民代表拉选票。对这两个私欲膨胀的形象，作者并没有多侧面、多角度地渲染，而是采用设果求因的手法，先从外部描述提出疑问，继而深入其内，揭示真相，这样就由表及里地把人物灵魂世界的景象展示出来。
（四）运用对话表现人物的境遇和思想作风。人物的对话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工具，对话写得精粹、传神，不仅可以展示人物各自的境遇，推进情节的发展，还能根据人物各自的说话方式及内容表现出不同的思想作风。因而写好对话也是微型小说塑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如白令海的《生意愈做愈小》在展示张四发一家四代人的经历时，全是通过对话介绍出来的。梁风的《串通》写“我”为顾客照看的货物被骗走的过程，没有多少叙述的笔墨，而是着力写了货主委托“我”看货物，骗子冒名顶替，货主归来的惊诧，以及廊主骂“我”是只猪等一系列对话，就把骗子巧妙行骗的过程表现于笔端。再如司马攻的《绢子》写主人公“他”看《南京大屠杀》的录象带看得切齿、怒目。这时发现日籍儿媳绢子也在看屏幕上的残酷画面。“他”为了不伤绢子的心，就关掉了电视机。可是绢子却说：“爸，把电视机打开吧，让我看看战时日本军人的罪恶。……请你多买一盒录象带，就是这一卷，我要将它寄到日本去，让家里人看看……”绢子的几句话就把新一代日本青年的思想境界表述出来。象绢子这种思想认识，如果不采取对话形式来表现就会失去动人心魄的美学力量。
目前泰国华人微型小说方兴未艾，正处于发展的最佳时期。几年来由于司马攻先生的大力提倡，华人作家纷纷涉笔，使微型小说创作浪潮层层迭起，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如果组织创作的措施得力，将会使微型小说蔚然成风，在数量中求质量，小说的创作水平将会有大幅度提高。再者，微型小说是一种成熟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并不完全是初学写作者成长的阶梯。因为它象中国笔记小说一样，要求炼意、炼字，这样才能以极小的篇幅容纳丰富的思想内容。优秀的微型小说往往是在作者有了相当阅历之后，再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情创作出来的。可以说微型小说创作是不辞文坛六十翁的。而泰华的文坛宿将生活阅历丰富，传统文化根底深，只要认真地投入微型小说创作，那么泰华微型小说的前景倒不容悲观。当然中青年作家的积极投入更是一支生力军。他们同老作家携手共进，取长补短，更有助于泰华微型小说的发展和泰华文学的再造辉煌。但也应清醒地看到，有的作品立意的深刻性不足。微型小说是不排斥抒写一种感悟、一种情绪和一段趣事的，但不容许自然主义的展示，而是应在这种瞬间的感悟、情绪或趣事中寄予某种内蕴，这样才能使微型小说小中见大，以少胜多成为典雅玲珑的艺术精品。另外，微型小说因其篇幅小，内涵丰，则艺术技巧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在艺术技巧多样化追求的同时，更应注意吸收、借鉴别种文学样式之所长，使其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就微型小说创作为看，泰华文坛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如果能与亚细安各国文界朋友联手行动，共同协作，微型小说创作将会再掀高潮！我热诚地期待着。
注：
⑴司马攻：《泰华文学的处境》。
⑵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地位与方法问题》。
⑶司马攻：《无心插柳柳成荫》。
⑷海明威：《“冰山”理论及其他》。
⑸汪曾培：《独醒•序》。
⑹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⑺司马攻：《泰华微型小说概观》。
——泰国《星暹日报》1996年6月8、11、13、15日
《冀东学刊》1996年第4期
《天津文学》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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