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牛刀博众彩
——论香港新武侠小说的艺术魅力
香港的新武侠小说是50年代初兴起的。当年，香港出现了一次比武事件，白鹤派的少掌门陈克夫，同太极拳派的老掌门吴公仪挑战，双方各不示弱，决定摆擂台较量雌雄。但香港当局不允许公开比武，他们只好去澳门的新花园摆擂台较量。虽然这次比武以和局终场，却由于香港、澳门各报竟相报道，一时搞得沸沸扬扬，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兴趣与关注。
此时，一向以敏锐著称的香港《大公报》，看到人们对比武的热爱，便想用武侠小说的形式吸引读者，于是就把创作新武侠小说的任务，交给该报记者陈文统。陈文统仓促上阵，创作了新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以梁羽生的笔名发表，从而使他成为新武侠小说的奠基人，并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创作了《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等三十五部新武侠小说。
1955年金庸异军突起，先后出版了《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天龙八部》等组合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十四部小说，把新武侠小说推向了“空前绝后的顶峰”。其社会影响超过了梁羽生，成为新武侠小说三大“掌门人”（金庸、梁羽生、古龙）的翘楚。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一度风靡港台地区，改革开放后又流行于内地。尤其是他们的作品大都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更产生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社会效应。那么，他们的新武侠小说是怎样赢得广大读者的呢，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三点：
第一，不落俗套，刻意求新。金庸、梁羽生对清末的公案侠义小说的长处和短处了若指掌，同时他们还很了解市场的需求和读者的欣赏心理，因而在塑造主要人物形象时，不是把他们写成象清末侠义小说那样的为统治阶级效劳的鹰犬，而是将其塑造为具有公众意识、拯国救民的大侠。他们正邪分明，是非清楚，并不脸谱化，有着丰富的人物性格。他们的行为，不再局限于门派的争斗，或者是镖师与绿林间的仇杀，而是突出了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斗争。在塑造人物上，也适应现代社会的读者口味，吸收借鉴了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以及电影的表现技巧，加快了节奏，拓展了内涵，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二，历史气氛浓重，传奇色彩强烈。新武侠小说家抓住了人们对历史认知的心理，不仅把虚构的人物事件，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展示，来反映特定时代的家国恨、儿女情；而且在他们笔下出现的帝王将相，风云儿女，许多都是实有其人。如《鹿鼎记》里的陈圆圆、吴三桂，《萍踪侠影录》里的于谦等，都有助于读者认识历史、了解历史。新武侠小说家还发挥了武侠小说的传奇性特色，在情节发展和武打招数上，更加变幻莫测，惊险神奇。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往往把人物置于读者见所未见的奇观妙境之中，如《七剑下天山》的天山绝顶的景象，《书剑恩仇录》的大漠风烟的风貌，都让人大开眼界，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与欣赏心理的满足。
第三，注重表现人物命运，渲染人间真情。新武侠小说家并不单纯地追求离奇的情节故事，而是在环环相扣，顺理成章的情节机制中揭示人物的命运，表现世俗艰难，人生多难的境况下的人间真情。这种真情有《神雕侠侣》里的杨过与小龙女屡遭磨难，却生死相依的忠贞爱情；有《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李寻欢与郭蒿阳的侠情义胆等。这些小说里的爱情、友情、侠情，都不是孤立地予以表现，而是都与家国之恨、民族之辱融为一体，因而能突出地打动读者的情怀，引起思想的共鸣，产生出独特的欣赏魅力。
以上三点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都是指优秀的新武侠小说而言，而流于一般程式化的武侠小说，人物塑造常多虚假，还有些庸俗、油滑的描写，甚至有些观念带有狭隘的仇杀和封建迷信的糟粕，读者在阅读时应该加以鉴别，以免受到不良的影响。
——《中山报》1994年12月1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