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沙幕”见绿洲
——论澳门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创作
由澳门基金会支持、吴志良先生主编的系列丛书《濠海丛刊》，从澳门的历史、地理、风俗、语言及文学等方面反映了澳门社会过往岁月的图景，以较强的资料性和资讯性，拨开了习惯势力的帷幕，为读者展现了一方生意盎然的文化绿洲，从而使“澳门是文化沙漠”的观点陷于尴尬的窘境。
《澳门离岸文学拾遗》⑴是《濠海丛刊》中的一种，由青年诗人凌钝编辑，收集了60～70年代澳门作家在香港《文艺世纪》、《海洋文艺》和《当代文艺》等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小说及散文等作品。据《澳门日报》总编辑李鹏翥著文称，在50到80年代，“澳门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公开售卖发行的文学杂志”⑵。这样，许多文学青年就把作品投给香港的文艺杂志。当年经常发表澳门文学青年作品的文艺杂志，除上述三种文艺杂志外，还有《伴侣》等几家。这些文艺杂志培养和奖掖了一批澳门青年作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颇具影响，成为澳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是一部“编而选”的作品集，共收入诗歌一百八十四首，诗论八篇，散文三十七篇，短篇小说三十四篇，计二百六十三篇（首）。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澳门60～70年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面貌，其成败得失，尽在彀中。它是澳门文学发展的重要的一环，也是澳门文学的一个窗口，探视这个窗口，对于我们领略澳门文学的发展轨迹及其风采，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收入自1959年12月到1980年7月的十四位澳门诗人的诗歌作品一百八十四首。其中收入诗歌作品最多的诗人有韩牧（收入八十二首）、汪浩瀚（收入四十三首）、陶里（收入二十七首）等。之所以溢出60～70年代的时限，该书编者凌钝在《澳门离岸文学：代序》中说：“1959年是雪山草在《文艺世纪》发表第一首诗作的年份；1980年则是《当代文艺》（按，应为《海洋文艺》）停刊之前发表最后一首澳门诗作的年份。”⑶基于这种有始有终的考虑，多收入了三五篇诗作，并不影响这个时期诗歌的创作面貌。更何况这里收入的也不是澳门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全部作品，只不过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创作的端倪而已。
这个时期的澳门诗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诗人的创作观和审美旨趣都显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出现这种局面的因由，一是传统的影响。在30～40年代澳门新文学发轫时期，就受到内地文学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强烈的阶级性和社会意识哺育了襁褓中的澳门文学，形成了一种惯性的审美旨趣；二是香港的影响。本来60～70年代的香港文学，由于社会进入剧烈的转型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应时而入，给香港文学以强烈的刺激，但是香港为澳门提供文学作品发表园地的《当代文艺》、《文艺世纪》和《海洋文艺》等刊物都是坚持写实路向的，这就直接影响到澳门文学的创作方向，使其在习惯的现实主义的路向上继续运作。基于这两种原由，澳门作家认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强调诗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主导作用。陶里在诗论《"三观"和"两境"》中指出：“文学作品，就是一首小诗也好，它总是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反映。”又说：“一个作者不论有意无意，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反映自己对世界社会的看法，同时亦反映个人对人生，对生活，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态度，肯定某些事物，否定某些事物。这就是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构成作品的主题。”韩牧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诗歌“是旧时代的墓志/又是新时代的旗帜”（《答一位诗读者》），必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水滴千方百计奔向海洋/泪却在冒认是海洋一份子/海洋会稀罕一滴泪么/做一滴水不要做一滴泪”（《诗的回答》）。由于这种现实主义的诗歌观的哺育，澳门诗人较为关注社会底层的群众生活，反映他们的悲惨境遇。如，雪山草的《冷暖人间》以沉重的诗句揭露了贫富不均，冷暖反差的“不合理的人间”，汪浩瀚的《艇村》控诉了“黑夜像一张百孔千疮的破被，盖着这岁月难捱的‘艇村’”的悲苦生活，韩牧的《坐木箱的》、《商品》、《午饭》、《自动机器》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反馈了处于生命的零度的人们的困苦境遇。特别是《商品》一诗写了“老妇人”、“小女孩”和妙龄女郎不同的谋生手段。“老妇人”、“小女孩”千方百计地兜售商品，为糊口而奔波，实在令人同情；而妙龄女郎将自己作为商品予以出卖：“浓妆而又枯燥的/排排坐在浴室/那亮堂堂的玻璃橱窗里/编号别在橙色的制服上/尴尬于挑选者评头品足的目光//这是零售/听说还有批发还有出口”。这种自我的出卖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骆南桥的《老牛》是以物喻人，落墨于“黄牛”，却着眼于普通的劳动者：“车子不知多大岁数/轮子比整载货物还重/你这老态龙钟的黄牛/慢慢吞吞地拉着车子/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中/颠颠簸簸地前进着”。人到暮年还这样在生活里挣扎，其悲哀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诗人们在表现这些困苦的生活境遇时，不是出于猎奇，而正如韩牧在他的《日记一段》中所写的，是表达了诗人“以有这些事物而悲/写他们/是为了把他们消灭”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诗人们在关注社会底层的群众生活时，还注意发掘了劳动的神圣意义和劳动者的闪光品德。如陶里的《树海》和《伐木工人》，前者是赞颂了神圣的劳动将一片荒谷变成了树海，后者是讴歌了面对“贫困在煎熬”的伐木工人，怀着“求生存的意志”，追寻“另一个明天”，“做命运主人”的壮志豪情。汪浩瀚的《筑路工人》写筑路工人忍着“痛楚”，不畏艰辛，把筑好的路留给他人，而自己却总是“举步艰难”的高尚品德；《脚》写劳动者“从不回头”、“永不疲倦”的顽强意志；韩牧的《粗糙的手》与内地诗人严阵的《老张的手》的构思相近，都是以“手”为切入点来赞美劳动者，只是后者是体现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前者着意于表现劳动的威力与神圣：“就全靠这些粗糙的手/接触抚摩/粗糙的木材平滑了/粗糙的石头平滑了/粗糙的金属平滑了/碧玉明亮了/钻石放光了”。从这一组排比句，我们不仅能领略到劳动的神圣与伟大，还能体味出劳动者默默奉献的人格力量。
讴歌青年男女的爱情感受，表达真善美的思想境界的作品，也给人留下突出的印象。这些表现爱情题材的诗章，大都写得感情真挚，素朴健康。有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内地诗人闻捷的爱情诗的影响，如雪山草的《采茶姑娘的歌》、陶里的《爱情三重奏》等。他们歌颂的爱情是产生于劳动生活中的爱情，充满着欢快的劳动生活的乐观情绪，根本找不到无病呻吟的忧郁和感伤。《采茶姑娘的歌》通过歌声来衬托姑娘的心灵美，她的美是与“一篮歌声一篮山茶呵/一朵茶花一颗姑娘的心”的劳动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情三重奏》虽然被香港著名诗人何达批评为“像这种写诗的方法，是一种为祸已久的流行病”⑷，但这种写法在50～60年代的内地较有影响，以不同的意象，从不同的时空渲染和升华了诗的主旋律。如这个“三重奏”中的《画》，给恋人先后画了三个形象，“洁白的船”和“灿烂的彩虹”都不能赢得恋人的芳心，后来又画了“硕壮的播种人”，才得到恋人的首肯，这是因为“有了劳动者的劳动/大地花开幸福来”。通过前两节的渲染、铺垫和对比，就深刻地揭示出，只有用汗水浇灌的爱情之花才能开发得艳丽多姿，只有在共同劳动中建立起来的爱情才能无比真挚与深厚。陶里、汪浩瀚写的爱情诗较多。陶里的《相逢》、《我们在风雨中走》、《忆》等都是相当不错的爱情诗，健康、朴实，善于直抒胸臆和铺垫渲染，读来能给人“一股袭人的热流/重新唤醒我的生命活力”。汪浩瀚的爱情诗委婉而缠绵，以细腻的笔触宣泄了绵绵悠悠的爱的感觉。如《窗》所写的"亲切甜蜜"的恋爱的感觉，《送》所表现的夫妻相濡以沫的情结，《遥寄集》所揭示的夫妻风雨同舟“去开拓/一条崭新的航道”的豪情，《断肠篇》所抒写的对失意的爱的同情更使人牵魂动魄。
这个时期体现澳门诗歌独特个性的是咏物诗。从数量看，在《澳门离岸文学拾遗》录入的一百八十四首诗歌中，咏物诗就有八十首；从所咏的范围看，题材极为广泛，涉及自然景象、社会生活、现代器具等诸多领域。这些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物抒怀，诗人由某种“物”，触发灵感，托物言志，抒发感慨。如陶里的《草》，看似演绎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意，实则有更丰厚的精神内涵，揭示了面对“任寒风再凛冽/任土地再干瘪”的种种险恶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精神。江思扬的《船》，以船为古老中国的象征，概括了“横越多少激流/绕过多少暗礁”，“才驶入/文明的海湾”的艰苦历程。韩牧的《涧的话》和《灯塔》，都是借物以抒怀的杰作，前者歌颂了“不问起点但奔前程”的勇于进取的精神；后者塑造了一个工作勤奋、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的崇高形象。这些咏物诗都写得“不即不离”，既不停留在“物”上，又切合“物”的本质特征。或托物言志，或咏物述理，或以正面描摹，或侧面烘托，都是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展现抒情主人公的情思。
另一类是借咏物抒发一时的情绪或表达刹那的感兴。这类咏物诗在内地的现代诗歌史上所见多有，对澳门诗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韩牧的《日出》，写为了“一睹日出的神采”，匆匆忙忙地赶第一班街车，第一班轮渡，第一班缆车，结果“来到山顶已曙光片片”，因而诱发了“能于黑夜里攀登的人，/才配迎接第一线阳光”的感慨。这首诗前三节的一步紧似一步的渲染，虽着笔于交通工具的更换，却落墨在心理的动态的变化过程，反映了观看日出的急切心情。江思扬的《太阳》也是写观看日出的感受的，但它不象韩牧那样流露出惋惜而又遗憾的情绪，却是以饱含激情的笔写道：“这时在我奔腾的心海上，/也升起一线阳光，/多么温煦呀，直暖着我的心”，其观看日出的愉悦情绪，无须多用笔墨已尽在其中了。汪浩瀚是写咏物诗的高手，发表的数量多，质量也较高。他的《冬夜小集》、《雪的随想》、《春天小拾》、《读画记》和《竹的素描》等组诗都是这类短小精悍，脍炙人口，意趣盎然的咏物诗。如《笛》通过笛的自白写出诗人渴望参与，渴望抒发的情怀：“有多少情思困锁在我心中/需要你的手打开我的玲珑/让这一管乐思滔滔如流水/流过牛羊吃草的小山坡/流过那白云的河”。又如《流水》写诗人从雪后结冰的“流水”，引发感慨的情愫：“即使曾经结冰/曾经封锁了整个冬季/也将会融化的/也将会融化的/注满你的湖泊/注满你的江河”，在排比、反复中强化了诗人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收入自1961年到1974年澳门作家发表在香港的短篇小说三十四篇。这些小说的作者，有的现在还活跃在澳门文坛，如陶里、汪浩瀚（太瘦生），也有的在当时发表了好几篇作品，名噪一时，至今却难寻下落，如剑莹、江映澜等。还有的在编辑的帮助下发表了处女作后，就揖别文坛，悄然淡出。这些作者的状况就充分说明，这个时期小说的水准高下不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难寻绎其创作的轨迹。
综观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也像诗歌一样，坚持写实路向的现实主义创作占绝对优势，其主要表现是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展示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种种不幸，并将这种种不幸揉进挣扎、抗争、欢乐、悲苦的日常生活的图景里，进而揭露和鞭挞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这类题材的辐射面较为广泛，有写女性的悲惨遭遇的，如《只怨惊飙荡落花》、《阿彩》、《悲剧》、《凯玲的故事》等，有写因赌博而导致人性异化的，如《出狱后》、《老顾客》、《格力狗》、《薪金》等，有写伴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酿就思想错位的，如《距离》、《离巢凤》、《无从寄出的信》等。
女性的悲惨遭遇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头戏，但在澳门作家笔下的女性已不再是像祥林嫂（鲁迅：《祝福》）、春宝娘（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卖草女人"（罗淑：《生人妻》）那样，束缚于族权、夫权、神权等宗法封建制度下的女性，而是澳门这个殖民地的社会现实所谱就的充满哀歌的女性。萍姑（楚阳：《只怨惊飙荡落花》）本来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少女，为筹措母亲的丧葬费，误入"舞场老鼠"靓仔金花言巧语的陷阱。殊不知与靓仔金结婚后，她经常遭到靓仔金拳脚相加的虐待，还逼迫她卖淫挣钱，供自己挥霍。小说的结尾写靓仔金抢她的金戒指时，“狠狠地把她推开”，“她的身躯就像一根去势极速的棍棒从楼上飞快滚下来，身后还拖着一条鲜红的血路”！无须作者细写，萍姑的悲惨命运已在读者的预料之中。凯玲（林逸：《凯玲的故事》）的遭遇，不像萍姑那样为生活所迫而误落陷阱，而是在一场英雄救美人的闹剧中，险些被拖入泥潭。凯玲是一个单纯而又爱慕虚荣的少女，在归家途中，遇到阿飞的调戏。正当危难之际，一个叫东尼的青年只身救美，打得两个阿飞抱头鼠窜。由此，二人相爱，如胶似漆。在东尼带凯玲去参加阿飞的淫乱派对时，被警方收审，凯玲才得知东尼是香港来的阿飞，专干诱骗少女为娼的勾当。原来的阿飞调戏凯玲，途中救美，以及派对舞会，都是东尼一手策划的阴谋。如果说凯玲的不幸遭遇是出于感恩的观念而上当受骗的，那么纯朴、善良的秀丽（心刚：《悲剧》）则是在恶浊的社会风气的侵蚀下，潜移默化地酿造了断送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苦酒。秀丽在澳门读书时，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又肯助人，师友邻居，个个都很夸奖她”。可是在她转入香港的一家英文书院读书后，在所谓"新潮"风气的诱惑下，她的思想和行为都逐渐发生变化。从喜欢打扮，爱穿奇装异服，到经常参加夜间“派对”，离家出走，以至“坠胎昏迷，送医不治”。是“谁使她从一个用功读书、朴实无华的学生，变为一个无心向学、道德败坏的‘飞女’，最后还丢了性命？”作者在这种尖锐的反诘中，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恶劣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作者通过前善后恶的对比描写，更加使人对她的“送医不治”无比惋惜，从而对导致她的悲剧的社会因素更加痛恨。
澳门的博彩业是亚洲闻名的，然而它的发达所造成的负效应，则构成了社会风气颓败的重要因素，也腐蚀着许多平民羸弱的灵魂。秦江的堕落（李思狂：《出狱后》），林先生家的衰败（锷未残：《老顾客》），陈先生的自杀以及阿芳因老板赌博破产而失业（游静萍：《格力狗》）等，都形象而生动地揭露和批判了赌博给社会带来的危机极其连锁性反映。譬如秦江，如不染上赌博的恶习，就不会贪污两万元公款，也不会下狱判刑，更不会在走投无路时铤而走险，干起贩毒的肮脏勾当。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不只是毁了一个秦江，它所造成的后患则是不可估量的。
尽管澳门的经济不如香港发达，但她长期被沦为殖民地的历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风气的侵蚀和毗邻香港的社会转型的影响，而出现一些思想道德错位现象。这种思想道德的错位，主要表现为金钱观、价值观和婚姻观的变异，使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危机状态。譬如《距离》（李心言）写司徒红和杜明的思想差距。他们既是邻居，又是同班同桌的同学，两小无猜，十分要好。小学毕业时，杜明家迁往香港；可是八年后他们重逢时，杜明变得讲究实际，一味追求赚钱，在思想观念上却与司徒红言不投机，产生了很大距离。《离巢凤》（锷未残）和《无从寄出的信》（江映澜）都是涉及婚恋观错位的小说。前者是写彩凤因婚外情而酿造的家庭和个人的悲剧，后者是写“妹妹”受到游戏人间的思想影响，追求打扮和享乐，因父母对她的男友不满意而离家出走。这两个与传统的道德相悖反的故事，在作家笔下都将其矛盾白热化，予以批判，从而显现出澳门作家极力维护传统道德的追求，以及不同于香港作家的价值取向。
这个时期澳门小说的另一特征是以平民化的题材讴歌了平民的高尚的思想境界。这种创作态势与内地的影响不无关系。在澳门新文学的发轫时期，直接受到内地现代文学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承传关系。建国后虽然澳门与内地暂时处于隔离状态，使澳门文学走上相对发展的道路，但内地文学创作的趋向也常常在澳门文学中有所反馈。从《澳门离岸文学拾遗》中的小说来看，约有五分之一的比例是赞颂平民百姓的高尚情操的。且不论其艺术水准如何，单就其比例不难发现内地文学影响的雪爪鸿泥。如，《雄爸》（太瘦生）写雄爸被工头打伤而失业，工友们团结起来奋起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拾钱包的车夫》（李涤非）写三轮车夫林源在“妻病儿饥，借贷无路，债主临门”的困境中，拾到一个装有五百多元的钱包；但是正直人的良知终于使他成为拾金不昧的人。《路》（东生）写搬运工人忠叔组织居民自己筹款，自己动手，将一条崎岖不平，泥尘遍布的小路修成平坦的水泥路。《小芬的一天》（江映澜）写小芬刚一上班就得到工友们的关心与帮助。《冬暖》（江映澜）写惠萍得知阿程因单恋自己而发疯，她以自己的温情和精心照料使阿程痊愈并结为眷属。《一群夜校学生》（楚山孤）写何佩娟因生活所迫不能在夜校坚持学习，三个成绩好的同学主动帮助她补课，终于使全班获得了优秀成绩，等等。这些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或为正直善良者，或为为民造福者，或为团结友爱者，或为助病扶危者，都具有闪光的道德精神。尽管在短小的篇幅里，未能把人物塑造得较为丰满，但也透露出澳门作家对歌颂美好的道德品质的努力和对完善道德修养的期盼与追求。
从艺术的视角观照这个时期的小说，仍然是以写实的手法为主，只有陶里的《那一双眼睛》是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营构的。小说从眼前的“一双明亮的眼睛”，联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一段结伴而行的经历。在历史与现实的叠合中，表现了小说主人公对她的关注与留意。这篇作品写得虚虚实实，扑朔迷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余的作品都没脱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路向，也较为重视心理描写。像《距离》中用秋夜的景物来衬托司徒红安于教夜校，不计较薪金菲薄的宁静、舒畅、自得其乐的心理描写；《拾钱包的车夫》中林源面对钱包的两种心理矛盾的描写；《颉颃》（剑莹）中云妮沉浸在爱情纠葛的心理描写等，都为刻画人物的明晰形象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再如，《路》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先写路的“沙尘弥漫”、“泥泞满地”，再写“银白色的水泥路”，在“扬”与“抑”的比照中，更加突出忠叔的优秀品质。《阿彩》对阿彩悲惨一生的描述，借鉴了鲁迅的《孔乙己》的表现手法。先是写小说中的“我”路遇疯疯癫癫的阿彩，由此而忆及三年前被两个妹妹赶出来的阿彩，接着笔锋骤转，描述阿彩的身世、经历，写她与两个妹妹的关系，到最后写“我”对她的忆念：“这两年，阿彩怎么样了呢？”在小说收束时，一句“像阿彩那样的善良的妇女的遭遇，在此时此地恐怕也不会是少数的吧”！画龙点睛般地揭示出《阿彩》的社会批判意义。还有的小说，如《老顾客》反映的刘家因赌博而家境每况愈下的变化；《后门》（谢草园）通过补鞋陈与富家小姐露茜的友谊，揭示的阶级矛盾；《迷人的假期》（陶里）写何先生假汪小翠之手贩毒的故事，都是采用侧面描写手法，对所表现的主题或描写的人物和事物，从侧面间接表现其情态和特征，烘云托月般地激活读者的联想，使他们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补充、丰富作品的境界。
《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收入自1960年10月到1978年1月澳门作者发表的散文作品三十七篇，涉及七位作家，其中以江映澜、陶里的作品居多，占二十七篇。从这些作品看，澳门散文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都与诗歌、小说无所差异，也是以一种平常的心态采撷生活本身的体验，将审美的视野投向了真实的、纯情的平常的世界。此间留给人最深的是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生所付出的怜悯心和同情泪。那双足残废，靠乞讨为生，而且屡屡被置入窘境的南姐（李涤非：《枯枝》），那个想借当局“制水”的机会发笔小财，殊不知当局宣布的“暂停制水”，竟导致一败涂地的南货铺小老板（江映澜：《倒》），戏院门前那两个孤苦伶仃，相依为命的小兄弟（江映澜：《雨中联想》）等人物的悲惨命运，在作者们的笔下都能从人道主义的视点去观照他们，并且能将自己的同情和怜悯升华为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在《雨中联想》中，作家面对一双相拥而卧的小兄弟写道：“雨停了。身旁的人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散尽。可是，我的心在下雨，而且响起了惊雷。”对于这种“惊雷”，作者进一步指出：“雨本身是无罪的，只是由于社会不健全，人谋不臧，没有妥为设防置备，这才酿成所谓‘天灾’，其实‘天灾’说到底还是半出于人祸！”面对人们臧否不一的“雨”，作家的这种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刻认识，无疑是加强了作家勘探生活深层思绪的张力。
“人有哀乐，有时是历史使然，有时是社会使然。”陶里在《笼居琐语》中的这几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尴尬和社会的龌龊。他以犀利的笔对种种黑暗、落后的现象给予了幽默的讽刺与调侃。如，他家不买电视机，因为“看电视是一种生活情趣，但在这同时又被逼接受要赚我们的金钱的商业宣传，情趣就索然了”（《不入围》）；到菜场或商店购物，因小贩或店员的"爆发户嘴脸，想起他们的穷形恶相"，就裹足不前了（《购物》）；到庙街买了两件衬衣，到家一试，一件“出奇的窄，使我变成裹蒸粽”，另一件“衣身合了，但袖子出奇地长，支手一挥，可演古装戏”（《买新衣到庙街》）；至于茶楼爆棚，连那些“外表似绅士淑女，但也不免于此时出现争位现象，尴尬之状，无以复加”（《茶楼大牌档越南牛肉粉》）。如果说陶里是以幽默的调侃揭露了生活的窘迫与无奈的话，那么江映澜则以女性的细腻笔触和奇妙的构思,不温不火地给予社会以柔中带刚的诘问。她的《风铃和水》是一篇构思奇特，意趣盎然的作品。朋友赠送的“高低有致地作游鱼状”的风铃，“叮叮咚咚的音响，这声，像鱼游吐水，又像风击浪花”，实在让人感到惬意。然而，突然“制水”的消息，扰乱了小家小户的宁静生活，使她忆及十四年前和十年前制水时的尴尬。由此生发了她对鱼形风铃的羡慕：“只有你，才能战胜缺乏了水的种种不便与不安！”作家还怀着女性的良知和敏感，把对人间丑迹劣行的斥贬流注笔端。如，面对嗜赌如命的年轻的妈妈，她不无同情地指出：“她把青春掷在这仙宫的玩具中，而孩子却在凡间做着饥饿的馋梦”（《东方蒙地卡罗》）；和朋友一家带孩子去乌溪沙度假，在孩子们游泳时，却提前半小时清场，“原来，有此地第一号大官员到来视察”（《恋夏余情》）。作家似乎是不经意地一点，但是一种为良知所驱动的正义感和激浊扬清的挞伐，便无所掩饰地流溢出来。
留恋亲情、友情，寻求精神家园，也是澳门作家的一种追求。在他们的笔下颇有兴致地描述了亲情、爱情、友情、邻里情等人间有情的人和事，既写出了他们绵绵脉脉的深切感受，也反映了他们间的龃龉，读来给人亲切、温馨之感。李心言的《寸草春晖》是一篇抒写母爱情怀的佳构。对于这种历久不衰的母爱题材，作者没有泛泛地从俗，而是选取了父亲远在南洋而又音讯不通的特定环境中，母亲在拮据的生活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来充实孩子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四件小事，因而留给孩子的印象极深，同时使“我们不但看到‘母爱’，而且看到一位勤劳、刻苦、聪慧、正直的母亲的美好形象”⑸。太瘦生《结婚》中的《她》，对过去恋人因选择阿飞的悲惨结局的同情，江映澜的《聚散》对老邻居的留恋等都反映出作家对精神家园的企恋，以及他们为建构这种精神家园的努力。
统观《澳门离岸文学拾遗》中的作品，其数量和质量都与人们的期望值有一定的距离。本来，进入60～70年代澳门受香港的影响，经济有所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前有明显的提高，为文学的新生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但是澳门经济发展的重点不是向国际大都会进军，而是瞄准了国际大都会的消闲，成为"东方的蒙地卡罗"。这种实际利益的追逐，淡化了文学的社会使命，分化了文学创作队伍，文学无可辩驳地受到干扰。尽管如此，《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收入的作品还是有很多杰作的，她以自己的实力昭示了这个时期的文学成绩，为澳门的文学历史流下了不平凡的足迹。
注：
⑴《澳门离岸文学拾遗》，凌钝编，澳门基金会，1995年出版。
⑵李鹏翥：《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文化学会，1988年出版。
⑶见《澳门离岸文学拾遗》，凌钝编，澳门基金会，1995年出版。
⑷何达：《谈陶里的诗》，《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基金会，1995年出版。
⑸《文艺世纪》短评：《为什么能够动人？》，《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基金会，1995年出版。
——《澳门笔汇》第14期（1999年11月出版）
《台港澳及世界华文文学》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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