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辣酸甜寸心知（代序）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
眼睛为之一亮
我初次接触台湾文学是1980年的事。当时在创刊不久的《小说月报》上，我看到署名聂华苓的短篇小说《珊珊，你在哪里？》，立时眼睛为之一亮。这篇小说的题目格式与柯岩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很相似，又是一个从没接触过的台湾作家写的，就怀着好奇的心理阅读了它。读后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世界,颇有点耐人寻味。受到这篇小说的启发，我开始在文学期刊中搜寻台湾小说，相继阅读了1979年以来的《当代》、《收获》、《十月》、《上海文学》等多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台湾作家的小说。此后，每次去图书馆或书店，都注意寻找台湾小说，将其列为阅读热点。
几乎是与此同时，我从《译林》上读到一篇谈比较文学的文章，萌发了我对比较文学的潜在兴趣。我是学俄罗斯文学的，在专业学习和教学中将中俄语言、文化、风俗等进行比较，已成为一种职业的习惯。有了这个基础，对比较文学的认识较为敏感，对其理论和方法也容易理解和把握，特别是对于兼采法国和美国学派之长的比较文学苏联学派，更是情有独钟。于是，我试探着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将台湾小说与中国现代、当代小说联系起来思考。虽说是支离破碎的思考和比较，但已突出地感觉到大陆与台湾小说，尽管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人文环境有异，可是从小说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语言格调等方面考察，是与大陆小说同根同源的，台湾小说很鲜明地留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印痕及影响。我想，按着比较文学苏联学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影响研究入手，就不难寻绎海峡两岸文学的异同和渊源关系，对海峡两岸文学的再发展肯定是有所裨益的。当时我手头积累的台湾文学资料，还不足以把这个开始躁动于怀的具有首创意义的课题提到写作日程。
1981年我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上，读到一系列有关台湾乡土文学的文章，接着又读到一些刚出版的台湾文学作品选，对台湾文学有了大体的了解。1984年我主编的“学报”，收到林承璜先生评论台湾作家陈若曦小说的自然来稿。当年北方的学术刊物还没有刊发这类文稿的，而我们刊发了，还被新创刊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编。由此，林承璜先生与我建立了友谊，将他编辑的“台湾文学丛书”和有关台湾文学的理论书籍陆续寄给我，使我开阔了视野，大饱了眼福。1985年在普陀山的当代文学讲习班上，听了复旦大学陆士清先生关于台湾文学的几次讲课，大体把握了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与特征。于是我先从作家个案研究入手，以便为宏观的比较研究打好坚实基础。我陆续发表了一些评介性的短文，继而又在《海峡》上发表了全面研究陈若曦小说美学风格的论文——《认同中国文化的结晶》。但很快发现报刊上评论的都是陈若曦、白先勇等几位作家，而我又不愿意追风头，赶热浪，因为这样很难体现个性。嚼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同时也感到与那些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学者相比，我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台湾作家和作品，占有新鲜的研究资料；与那些研究群体相比，我单枪匹马没有能力撰写台湾文学史著或教材。我处于孤陋寡闻或者缺乏天时地利的劣势。单凭这些劣势，就足以让人“金盆洗手”，可是一向喜欢选择挑战性研究课题的我，却决心踏平“劣势”，发挥自己的优势，沿着前段萌生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路径，走出一条别人还没有走的路！
意外的支持和鼓励
1989年春，在第四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我同神交已久的林承璜先生见面后，向他通报了我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海峡两岸小说的设想。当即得到他的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还引荐我认识了几位在台湾文学研究上取得成绩的学者。会后，他们给我寄来很多书籍和刊物，林先生还催促我尽快拟出具体的选题计划，从而使我进一步增强了完成这个研究课题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在拟订选题计划时，我对自己进行了评估：从小就喜欢中国现代小说，阅读的作品较多，对作家较为熟悉，特别是当代小说，几乎是同步跟踪阅读的；大学专攻俄罗斯文学，较为熟稔中外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对苏联学派的特征似乎是一点就透。在此基础上只要补足台湾小说这一课，就具备了影响研究的基础。为此，在占有了大量的海峡两岸的文学资料之后，我确立了研究基点和重点。前者是指站在母体文化的基点上来透视台湾小说。尽管台湾小说有着鲜明的个性风采，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根在大陆，它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伸和发展的结果。因而只有以母体文化为基点来考察对台湾小说的影响，才能清晰地寻绎出海峡两岸小说的地缘、史缘和血缘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流变轨迹。后者是指通过对海峡两岸小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整体文化的比较分析，来展示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相依共存的态势，以便从历史渊源、地域特征、民族意识、文学思潮、审美情趣，以及文学自身规律等方面，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台湾小说发展的影响，民族审美意识对台湾作家的潜隐性的张力作用；并在多元对比中，廓清台湾小说在面向大陆与海洋文化和相异的历史背景的机制中兼收并蓄，广纳博取，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在新的文化情境中进行承续、嬗变与重构的经验，以便为大陆文学发展提供先导性命题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总之，比较不为高下，鉴衡只为汲取。从今天的创作与欣赏实践看，总结台湾小说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大陆文学创作的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具体地进行两岸小说比较操作时，面对浩瀚的两岸小说海洋，收集到较为齐备的资料是相当困难的。我除了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料室和朋友们寄赠给我的书籍、期刊外，自己也买了很多。尽管这样，还是感到有些有影响的台湾小说手头没有，就向外地或境外的朋友们求助。总算在朋友的帮助下收集到五百多部（篇）海峡两岸的小说作品。在阅读这些作品时，选择具有典型的可比性内容，就成了繁重的任务。如果依靠资料检索，就可以坐上“直通车”，遗憾的是我所在单位不具备这种条件。我只有依靠“笨功夫”，在阅读的基础上将这几百余部（篇）海峡两岸小说，按其思想内容、主要人物、故事情节和艺术特色等方面有着相近、相似或相异特征的分别做成卡片，对口排队，权衡斟酌，披沙简金，择优而从。由于广泛地占有了资料，并将其融会贯通，写作时凭借这些资料卡片和自己审美感知的悟性，将储存进头脑的信息调动起来，触类旁通地把具有可比性的小说题材、主题、典型事件、情节、人物、叙述手段及语言形式，对应起来，联系起来，恰如创作灵感的电光石火一样，奔突而至，爆发闪烁，可比性的内容纷至沓来，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有时来不及捕捉“灵感”，转瞬即逝，毕其功而不可得。总的来说，写起来非常顺手，甚至不打草稿就直接成篇。从1990年9月动笔写作，到1991年8月才完成了八章。因为是业余写作，每周累计写作时间不过八九个小时。遗憾的是，出版社准备在1992年的国际书展上推出此书，催稿甚紧；而此时我的夫人又因病住院一个多月，实在无力按时交出预定字数的书稿，只得搁置未写出的章节，以草就的文稿交卷。从成书的这部专著看，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涉及中国现代、当代小说一百九十二部（篇）、台湾小说一百八十七部（篇）、中外文学理论著作一百三十六部（篇），还旁及我国古典小说及外国小说三十九部。当然，阅读的作品，远远不只这些，有很多没有派上用场。
出乎意料的轰动
据说，在1992年秋季北京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这本《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因其书名的独特、封面设计的新颖，以及它的原创性，引起许多读者的注意。《福建新书报》在评介这本专著时，称它是“国内第一本以比较学的理论、方法系统地研究台湾与大陆小说异同的著作”⑴。如果说出版社发出的这种信息是他们推出此书的充足理由的话，那么在此书出版半年后，陆续出现在境内外报刊的评论的文章，以及许多素昧生平的朋友投书出版社或我本人，索购此书，就反映了该书出版后的影响是较大的。它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在一些学者和读者意识到海峡两岸文学的源流和异同的问题值得探讨或刚刚形成阅读期待，但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时，我这部书就面世了。台湾《联合报》发表了该报资深编辑、作家苏伟贞写的书讯，称“大陆学者赵朕近年来以海峡两岸小说‘自身规律’为研究观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最近系列论文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对台湾文学所流露出的热中，透出一股值得省思的讯息”⑵。从这则书讯可见，台湾媒体对我当时陆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此书的一些章节一直是很关注的。接着，《文摘报》称此书“考察了台湾与大陆小说的异同及源流关系，填补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菲律宾《联合报》载文称：“伴着大陆改革开放大潮的奔涌，台湾文学研究也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最近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赵朕著），就是这纵深发展的新成果。它的出版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标志着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⑶。有的评论文章还对著作者的功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如著名评论家冯健男先生在《文艺报》发表文章称此书是“一部有新意有深度的著作”，“要达到这一步并非易事。首先，这要有中国文学史的功底。如果对‘母体文化’和文学缺乏应有的知识，对‘五四’以来的中国（包括台湾）新文学不够熟悉和理解，就写不出这本书。第二，要有文艺理论的支持”⑷。著名的台湾文学专家古继堂先生对这本专著，概括出四个特点：其一是“有重点，有选择性进行比较论证”，“既有主干，又有枝叶；既有源，也有流。这是深谙和活用比较文学理论的结晶”；其二是“理论论证比较充分，并能作到理论和实践相吻合、相统一”；其三是“在比较中能准确、精细和突出地表现出两岸小说各个方面的差异性，显出其个性特征”，“但这种个性特征的发现和比较，必须经过细致深入的研究才能获得。赵朕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表现了突出的才华”；其四是“突出了背景分析。充分地看到了近距离的社会背景和远距离的传统背景，有形的人事背景和无形的心理背景对文学发展演变”的“影响”。还对我的比较文学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搞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譬如，掌握一定的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较为广角性的视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即对比双方均比较熟悉；有较为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基础等。这些赵朕都是具备的。在某些方面，他具有较多的优势和雄厚的实力。如对大陆现、当代文学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和把握；如理论上的训练和准备等。因而《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是一部有较强理论阐释，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⑸。
这本专著在出版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境内外先后有30多家各级报刊发表了书讯或评论文章，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专家、学者和热心读者的赞誉给了我极大的鞭策和鼓舞，我除了由衷地表示感谢之外，更使我享受到独辟蹊径的科研求索的愉快和荣誉。在1993年举办的华北地区五省市文艺理论著作评奖中获得一等奖，同年还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在1994年的第五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评奖时，获得优秀奖，并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三等功，唐山市人民政府授予二等功各一次。
在新世纪之初，台湾文学研究界总结自1981年以来的二十年的研究成就时，有几篇论文提到我的《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指出这部著作，从“同一性”的论证中进入对“特殊性”的分析，从而在“异”的辨析中加强了对“同”的进一步肯认和深入，有着深刻的意义⑹。
视野投向东南亚
在《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受到社会重视之时，自然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时，有的建议我继续搞海峡两岸的诗歌或散文的比较研究。但我考虑到散文和诗歌篇幅短，资料收集起来更为困难。正在我犹豫、徘徊之际，在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结识了多位东南亚的华文作家。
会间和会后，我收到许多东南亚华文作家朋友赠给我的作品，读后清晰地感到，同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它们也具有根的向心情结，适合运用影响研究来探讨其内在规律性。于是我就打算在逐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东南亚华文作家的散文或微型小说进行比较研究。为此，就像前段那样，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先研究作家个案，以便为宏观研究打基础。殊不知，东南亚华文作家的作品，在内地出版的较少。限于客观条件我的这类选题不能立项，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没有经济条件去国外收集资料。东南亚作家寄来的作品很不平衡，泰国非常多，有些素昧生平的作家出版了新作就给我寄来。而有的国家仅与几个作家有联系，不能得到全面的作品资料，没法进行作家作品的总体定位和把握。我只好在作家个案研究上徘徊，以便寻找机会扩大资料。在我因遭遇车祸退休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少了，作品资料的收集更为困难。拟议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比较论》就成了的“海市蜃楼”。为补弥“望洋兴叹”的遗憾，最近我将近年发表的论文结集为《认同文化的结晶——世界华文文学论评》出版，权当探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雪泥鸿爪般的收获。
尽管我没有完成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课题。随着我国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以汉语为代表的华文在国际交往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必然影响到华语所负载的华文文学的兴旺与发展，使其在人们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不仅会使海外华族扬眉吐气地使用华文，发展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甚至会出现更多的像许世旭那样的韩国华文作家。因此，进行海外区域性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像加强海峡两岸三地文学的比较研究，促进中国文学的整合与发展一样，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可以设想，各个区域性华文文学的互相促进将产生互补效应，加强辐射力，孕育出一种源于共同的母体和文学传统，但又各具地域性的多姿多彩的新质的华文文学，将成为本世纪的一个令人欣喜的曙光。
注：
⑴《福建读书报》，1992年3月20日。
⑵台湾《联合报》，1993年1月6日。
⑶菲律宾《联合报》，1993年月25日。
⑷《文艺报》，1993年6月5日。
⑸《海峡》1994年第3期。
⑹见《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4期、2000年第3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期刊。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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