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历代之武备谷底。统治阶层这种“重文”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社会过于软弱，百姓丧失最基本的防卫思想，军力跌入中华历史之深壑。各当朝皇帝皆把地方藩镇的精兵强将掉入京师，称“禁军”；各地方师则称“厢军”，如此一来，中央强而地方弱，虽达到了稳固政权家天下的目的，可是在天高地远的边境便只能任人宰割，这大概也是自宋太宗以后，宋王朝几乎战无胜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纵观中国历史，凡王朝开国阶段，必有一段颇富战力，武功卓著的黄金时期。然而这在宋王朝身上几乎无以体现。最为雄才大略的太祖皇帝南征北战十七年，才为宋代进入正史奠定了最基础的国土资本。至于接下来的太宗，除了扫平后汉，其余便已是败绩累累。七年两度伐辽，不仅未取丝毫便宜，反沦丧河山千丈。在高梁河一役，更是差点误了性命，狼狈到只好乘着驴车落荒而逃。而到了三代皇帝真宗以后，对外简直就消失了官方的抵抗军力。先是1005年与契丹贵族签订的“澶渊之盟”，然后是对西夏节节溃败，最后只好逢年缴纳“岁贡”。后来短暂的联金灭辽，却更是战略上的大失误。以至于河北门户大开，最终将北中国拱手相送。
这些都与宋朝历代统治者“守内虚外”的基本方针密切相关。整个宋代便是在此种“苟且偷安”的指导思想下度过的。帝王们最忧患的反而是身边的臣子武将，太宗曾有一番肺腑之论：“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这便一目了然其心态。举全国之兵攘内，至于边境之争，大不了割地赔金，进贡议和。只要保住自己的赵姓天下，其他便都是次要。连寥寥可数的名将,曹彬、杨继业、岳飞等最后都因为战功丰伟，抗敌英勇，反被带上种种谋反逆罪，难得善终。真可谓“本末倒置，颠倒黑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