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讲到最具争议的中国古哲学了。古中国的万学之尊——儒学的兴起之路并不如表面上的风光看起来那样轻松。在创始之初，儒学就大量吸收了商王朝关于祖先祭拜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色理论：“以史为训，以长为重，以德为先，以育为本，以教为主”；或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并且它面向的主要接收层是统治阶层，是为王者贵族提供政策理论的学说。
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学在权力地位的斗争中可以说完败于法家。概因当时国际环境混乱复杂，众国时时刻刻皆在担心有无亡国之虞，根本没有时间与心思来慢条斯理的“以仁、德服天下”，他们要的是速效，这便首推法学。于是这从反面促使孔孟四处讲学，广收门徒，儒学先一步往老百姓中传播。而历经长期战乱，普通民众的心理多是向往大一统的和平，这类以治德为先的学说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至于秦初的“焚书坑儒”，一方面确实给了儒学沉重打击，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儒学在社会广大的低级阶层的传播中已占得了先机。
然“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西汉王朝的统治者意识到稳定民心的重要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秦王朝的教训，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摇身一变，转登“圣人”之台。而后来王朝的长时间强盛更是从此巩固了儒学在中国的地位。最初儒学的注重个人修为，严恪古人教训，给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代表知识分子的士大夫阶层，乃至社会最低层，都提供了相当完美的社会公认的道德系统规范。其中还衍生出一种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现象——“隐逸文化”。
这些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给予极高评价的隐士，大都是儒术的饱学之士。一方面他们的价值观受传统仕族影响，要“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但另一方面，儒家的思想又让他们觉得“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个人主要应该修炼自己的宽厚品德而做到宠辱不惊，而不是追名逐利。此类者，古有巢父许由，后有严光阮籍，可谓层出不穷。
先不论这类现象有多少懦弱、明哲保身的负面思想蕴涵其中，至少它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给整个中国的士风、民风带来了良好影响——廉让不争，谦厚随和。并且由于价值取向的改变和精力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与保存了更多文化思想方面的璀璨成果，造就了古中国文化博大宏富的万千气象。这些都是前期儒学带给中国的优秀结晶，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与接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也在不斷的变化。愚以为，知道十一世纪末期，儒学的一支“理学”（又称“道学”，不同于道教的渊源之道学）开始崛起，其创始人为程颐、朱熹。之后，儒学的负面影响才开始日渐扩大，并真正变质为一种刻板腐朽的封建学说，几乎一点一点的丢掉了它曾引以为傲的东西。曾经的“仁义道德”，都變成了严重束缚人性的教条式牢笼，仿佛一副数千年的沉重枷锁，套得中华民族到現在仍肢体麻木、行为禁闭，本来就不擅长得创新变革式思维更是少之又少。此为后期“理学”之大害。
理学认为，所谓最高道德，是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因此理学家反对任何灵性的东西，甚至包括文学和艺术，“至于任何发明创造，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柏杨《中国人史纲》）。理学家不仅要求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人生，认为人生所有的内容即是要不停的压制自己的任何欲望，而把全部的心思都用来敬重圣贤，凡不帮助这个目地的，都是邪恶。所谓“天理人欲”，礼教的正常运行就是天理，因此所有改革皆是人欲，都该千消万灭。他们在礼教甲胄中拼命要求别人受苦，若这关系到牺牲别人的生命与幸福，则尤其慷慨激昂；更甚者，其眼中唯存着一种顽冥不化的对社会的二分法——“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写陈腐旧恶的概念，完全使得传统儒学面目全非。
以理学家的眼光来看，中国历史上出过的十一圣人——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孟、伊川（即程颐）、朱子（即朱熹）——就组成了中国社会的“道统”，任何评判都须以此为基准。一个道德上没有丝毫瑕疵的人，才有资格去治理国家；只要道德上有任何一点缺陷，即令再有才干，也不能治理国家到完善。
从此，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辉煌文化成果的儒学便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摇身一变成为一头吞噬新思潮，泯灭人性的刻板怪兽，严重拖缓了社会的发展。但由于此种学说为统治阶层利用甚为有利，以至于出现“缠足八股、“贞节牌坊”等千古恶习，对后世荼毒之深，怕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人的思想也未能完全摆脱其影响。
而西方社会在文化上则素来尊重人思维的多样性与创造性。这当然也与西方世界并没有中国如此厚重的封建传统有关。但无论是古典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三师徒，还是欧几里德、阿基米德两自然科学巨匠，乃至于“文艺复兴”时期涌现的那些数不胜数的各领域的杰出领袖，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或政府或民间的广泛承认。没有固定的条条框框，人的思维所及皆成学说，自由发表，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被整个社会风气培养的热情高涨；道德上有瑕瑜者，若某方面极具才能，只要不为大恶之辈，皆可成就一番事业。社会认可的是“才能”以及“人性”，因而来得远比同时期的中国真实且有活力。
因此，陷中国人思想与腐旧衰败之元凶乃“理学”，而非传统儒学。之所以现在儒学背着骂名，概因“理学”向以儒学正统自居。而凡事皆有度，理学仿佛是一个把儒学道德标准无限严格化而生出的逆子，万夫所指应为此犬子而非其父宗。
此可谓本因。现代中华之种种弊端，概起自“理学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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