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一直是我们长久以来的骄傲。其实，中国在这四国中，出现文字记载的历史的长度只能排在倒数第二，仅在由汉谟拉比建立的古巴比伦帝国之前。比起最古老的古印度，要晚了一千多年。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中华历史曾经的辉煌与厚重。在往后的近五千年的时间里，在这片土地上一直唱主角的是带来无数荣光与苦难的封建王朝时代。若是把半信史时代的开始——号称“黄帝”的姬轩辕——亦归为这种王朝的话（虽然史学家把“黄帝时代”归入奴隶社会，但我们在这里看重的是天下之权归于一人的中央集权式政治），中国人在一个王的领导下的生活则多达4500多年之久。
这些贯穿其中的有十四个统一的大王朝，以及夹杂在大王朝之间的总数近千年的大分裂，便注定没有哪个群体受到永世为尊的教育，相反，绝大多数老百姓是在4000多年的为臣为奴，王指东则东，指西则西的思想枷锁下成长的。有句俗话说得好：“面具若戴的太久而拿不下来，那便成了你的脸”。即令中国人在史初再如何有创新改革之精神，历经这经年的奴性教育，怕也是完全泯灭了罢。这根深蒂固的观点——无论如何服从于统治阶级，效忠尽力才是正道——好似一副牢笼，难以冲破，正是它阻碍住华人思想的自由发展。后人哪怕对前世的义举无比仰慕，但同时又亦步亦趋的重复着小市民的生活；而那些义举的所谓“英雄”，脑子里又如何这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观念，无论他们把义举的目标描述的如何伟大，其实质也只是想依照前代统治者的万丈尊容来描画自己的人生美梦，最终还是逃不过下一代的冲击。
传统中国在地域上的看法是：北起漠北（今外蒙古），南至南海（今台湾，海南以南）；东起高丽（今朝鲜半岛），西至吐蕃（今西藏新疆一带），皆为华夏之国土。这对各代统治者，莫不为一个理想的天下。为什么？因四面皆有险可守，极大的阻碍了那些所谓化外之民，蛮夷之族的入侵。东南是广阔无垠的东海、渤海，西面是傲视群伦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这些即便以今天的现代技术，尚不能说轻易征服，更何况处于铁器时代的人类。唯有北面，毗邻蒙古大草原，可视为一个缺口，但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嬴政愣是硬生生的建起一条震烁古今的万里长城，倚之隔离出天下中心之国——中国。
佐以实证的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外族”大入侵：一是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从北面的草原通过长城的缺口而入；另一次则是满族的清王朝，则是由东北而起，赚开了“山海关”的大门才一路而下，战无不利；至于曾经庞极一时的波斯帝国，以及以后种种的阿拉伯文明，或者新兴的欧洲帝国，当它们东扩到伟岸的喜马拉雅群山时，要不是自行撤退，要不就是被中国的附庸国或西陲政府给轻易击退。连欧洲人敬若“战神”般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在攻陷波斯首都苏萨之后，也不得不打消继续东征的念头。
這一道山岭，不仅有力的阻止了西线的战事，同时也阻碍了东西方文明的互相碰撞交流。中世纪时，欧洲的传教士若想进入中国，只能东上走丝绸之路；客观上来讲，当时迅速崛起的新教，伊斯兰教最终没有在中国成功的渗透而树立起中国人的信仰，这西边的“天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相反之下，我们看看现今强盛的欧洲的地理环境。欧洲与其说是一片小的大陆，还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半岛。其上下皆临海，海岸线极其错综复杂，且地势多为平原，海拔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易攻难守。不要说自然的天堑，连人工修葺的堡垒防护也没有一个可以与中国的长城相提并论。正是这种“万马平川，兵家必争”的地理特性，使得欧洲在冷兵器时代饱受蛮族侵袭，先有匈奴、萨克森；后有维京、蒙古等等，不停的冲击、搅乱这片大陆，使之根本无法建立起一个长久的统一政权，更谈不上有任何牢固的文化基础了。因此在封建时代，欧洲确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他们的文化、思想皆来源于古典时代以及与古典“黄金时代”所遥相呼应的“文艺复兴”之后。在这一长期历史时期，我們的祖先并没有在任何一方面落后于任何人。固然这繁荣埋下了沉重的隐患，并给民众带上了心理枷锁，但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全盘否定我們的古文化。以今人的思想标准去看待古人，本来就有失公平。
这便是中国从历史最伊始得到的地理环境，一个天然的封闭堡垒，只剩下少许零星的道路上流通着外界的信息。我们的祖辈在这堡垒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生活，守望着“天的儿子”，诚惶诚恐的拜着他们的王，以农耕为主的劳作方式迅速成长、繁殖，很快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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