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福布斯家族很自然地也受到冲击。
那时，发生过这样一个轶事。1839年3月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罗拔•贝内特•福布斯与其他美国商人被困洋馆内，当时连中国仆人也被禁止入内。一帮锦衣玉食的美国富商到了午餐时间都饥肠辘辘，于是罗拔•贝内特•福布斯被众人一致推举为厨师，可是他那糟糕的厨艺让他在一餐过后就被降级为清洁杂工，碗餐用过的碗碟全是罗拔•贝内特•福布斯负责清洗。另外一位旗昌合伙人华伦•迪兰诺（WarrenDe-lano）则代替他当上了厨师，迪兰诺正是已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外祖父。
鸦片战争过后，约翰•默里•福布斯在1845年“金盆洗手”，将从伍秉鉴那里赚到的50万墨西哥银元调回美国，用于美国中西部铁路的投资，成为贯穿美国全国铁路的最大投资者。从此，福布斯家族不仅仅是波士顿的大商人，而且已成为美国铁路运输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开始晋身波士顿名门望族之列。
虽然约翰•默里•福布斯返回美国，但其他家族成员则开始染指节职位，其中一个族弟保罗•S•福布斯（PaulnS.Forbes）在1843年成为美国驻广州领事。集政商权力于一身由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5个通商口岸，旗昌洋行得以进军上海、宁波等城市。1846年，旗昌将总部迁往上海扬子路（今中山东一路）9号。约翰•默里•福布斯的侄儿法兰西斯•布莱克维尔•福布斯（FrancisBlackwellForbes），即克里的外曾祖父，也随之转战上海，担任上海旗昌洋行的董事。此时的福布斯家族已非单纯商人，而是在英美租界中集政治、经济力量于一身的利益集团，甚至可以说与旗昌划上等号。
克里的外曾祖父不仅是上海商界名人，也身兼瑞典驻上海的代领事和1873年的“亚洲文会”会长等职务。此外，他是研究中国花卉的专家，很是风光。
除了克里的外曾祖父，福布斯家族另一成员，即香港旗昌董事威廉•豪威尔•福布斯（WilliamHowellForbes），1884年在香港也担任过瑞典和挪威的代领事。他的妻子是华伦•迪兰诺的其中一个女儿。
克里的外曾祖父锐意染指长江的航运生意，在1869年沿长江考察，上书英政府强迫清政府开放汉口以上长江航线。旗昌在不久之后也把蒸汽船引进上海，成为首家引入蒸汽船到中国河道的公司。当时的旗昌洋行盛况空前。
旗昌独占了航运肥肉，其他外商自然垂涎三尺。英商太古洋行（它现在仍然是香港的著名大企业）于1866年底在上海开办了航运公司，与旗昌抢夺利益。1873年，太古开始参与长江航运。于是，长江航运爆发了减价战，而主持这场商业战争的旗昌一方正是克里的外曾祖父。
接着，漏屋又逢连夜雨。清政府的洋务派为了不让中国沿海航运被外商垄断，听取了容闳（第一个到耶鲁大学留学的中国人）的建议，自办轮船招商局，与外商抗衡。1873年初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开局，长江航运三足鼎立之势成型。于是又触发了新一轮的航运减价战。连年商战令旗昌利润大幅下降，股东开始意兴阑珊，最后，旗昌的所有资产在1877年，以220万两白银的价格卖给轮船招商局。旗昌淡出了上海。
克里的外祖父1879年在上海出生后，没有像以往的家族成员那样在中国创业，而是返回美国到哈佛大学学习法律。由此，福布斯家族在中国的事业划上了句号。
这个家族背景是克里从政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当年在广州，旗昌洋行的董事除福布斯家族外，还有华伦•迪兰诺（小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而克里与罗斯福家族更有远房亲戚的关系（见族谱表）。此外，跟福布斯家族有世交关系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主要赞助人约翰•克莱夫•格林、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要赞助人阿比尔•洛、约瑟夫•柯立芝和伯金斯家族。由于与其他家族关系密切，克里从小就与美国政经界名人混熟，他们都影响了克里对政治的看法，尤其是他对自己产生了期许，使他做人处事都有一种追求卓越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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