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深渊与审美拯救
——哲学语境中的尼采悲剧诗学考察
文艺学专业（初稿）
剑门若郎Z（张国强）
2005年3月
尼采，一个崇尚“权力意志”的“超善恶者”，被视为近现代以来影响最大却又遭世人误解最深的哲学家。接触尼采，你会震颤于他那如疾风般劲吹的狂暴及其卑睨世俗而与白云为伴的高洁。笔者亦为其“真诚性”所召唤，究竟是什么存在使他如此迅猛燃烧？无疑，他曾面临巨大的存在深渊——生存之短暂可怖、文明之积重难返、存在之虚无……，这一切加诸于尼采，形成了他最为敏锐的判定：“虚无主义”。“上帝死了”正是整个传统价值之虚无的总代言，存在失去了意义之根据。
在尼采身上，交汇着个体与人类的命运，并且，整体存在借这种个体之宿命探寻着它自身意义生成的道路。如题目所示，本文将分两个部分来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存在之深渊。首先，笔者将尼采其人其说深刻关联于他的“天才性”，这种天才性正是其天性高度，是个体与命运对撞中的生成。其次，就尼采“虚无主义”评判展开考察，“上帝之死”标示着传统最高价值的贬黜，存在丧失了内在规定性。再次，探寻尼采从“实体思维”到“生成思维”的转变。实体思维正是“虚无主义”之基础，他们总是于现象背后追寻存在的“意义”，“求真理的意志”使人类趋向毁灭。尼采将其审美形而上学的拯救之徒奠基于生成思维之上，实现了价值的逆转。
第二部分、拯救之途：审美形而上学。首先，笔者将尼采与柏拉图并置而就“诗与哲学之争”展开论述，哲学与权力的合谋屡屡败北于诗神的自由创造。其次，就尼采的希腊悲剧观念展开论述，尼采发现了“悲剧精神”，实现了从“悲观”走向“悲壮”的人生转变。再次，笔者就尼采对悲剧性深渊的拯救之途——“审美形而上学”展开考察，尼采以“艺术有着高于真理的价值”开创了“艺术本体论”，并且他所谓“伟大的风格”正是其“权力意志”的典型形态，尼采美学最终成为人类追求卓越人生的精神启蒙。最后，就尼采作为形而上学的终结者及新的开端表明了自己的评判倾向。
尼采的悲剧美学成为了对抗“虚无主义”的强壮剂，结束了美学形而上的抽象思辨，从此，人们将“世界”的存在深深奠基于“大地”，新的历史由此而开启！
关键词：存在深渊虚无主义审美形而上学悲剧精神
序言
尼采，一个宣扬生命之“权力意志”的“超善恶者”，可谓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大哲学家。他的诞生是英雄的诞生，亦是悲剧的诞生，英雄总是在巨大的悲剧性中呈现为英雄，是无坚不摧的剑（火、意志）与无锐不折的墙（冰、尘世）之间深刻的本质性冲突。读其著作，内心顿生震撼，其“迷雾”（疯狂）竟如此之深沉！尼采的“迷雾”不过是先行者苦于人类悲剧性迷雾之万难穿透及其拯救希望之渺茫的绝唱！
在宣告“上帝之死”后，他却又以基督的方式受难，或许，大地的丰饶正与这种悲剧性受难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黑格尔伦理实体间悲剧性冲突揭示了人世之悲剧情境，并且这种“悲剧性”最终消解于他所谓“绝对精神”（宇宙理性）之中。人总是面临着他的无意识深渊：存在之大全是人类理性无从统摄的。悲剧性与喜剧性亦陷入了纷争，人类的历史始终把悲剧性看得（建构为）比喜剧性更深沉、更高贵、更本真。这一“真理”在“后现代性”反讽中不过是人类主体理性的幻象（自恋）：为什么不是喜剧性高于悲剧性呢？在宇宙理性面前，人的理性难道不是很不理性吗？尼采认为，人类所谓的“真理”等不过是一种透视性的力之价值争夺！“价值创造，成了居统治地位的东西，而且被称之为一时的‘真理’——被强行套入了公式，不管是在逻辑领域还是在政治（道德的、或艺术家的领域），皆是如此。”人的存在方式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艺术！道德不是永恒的，作为一种历史性事件，它有着自己的起源，作为“人性的、太人性的”道德“真理”不过是“存在之遗忘”。尼采学说评判的最高价值标准，不再是道德真理，而是关涉生命存在的“权（强）力意志”，当然，把尼采的这一关键哲学术语现实地理解为政治权力意志是粗俗而残暴的。尼采对人类文明的“仇恨”其实是他神圣疯狂之“爱欲”！对于不同的人之天性来讲，药物就是毒药，毒药就是药物。的确，尼采的药物猛烈得简直就是毒药了！正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上帝已死：现在我们热望着——超人生存！”尼采呼唤着人类文明经历“凤凰涅槃”式的新生！
诚如尼采所言，“精神错乱，在个别人那里是罕见的——但是，在集团那里，在党派、民族、时代那里，就成了通则。”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病态激情的大爆发，而人类文明曾有过的美丽面纱就此被撕得粉碎！文明究竟为何物？或许，文明是人之所以为人并超拔于动物之上的本质与现象存在，它是一个等级序列，在一定程度上，它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然而，它又是在某种程度上最可否认、最为荒诞的异己的存在，它割断了人与故乡（自然母体）本真存在之联系。文明是精神和物质的纠结，说不清楚，它到底是借物质的力量来确立精神的等级序列，还是借凭精神等级序列来张显物质的力量。看来，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神谕依然为骄傲的现代人而发！或许，人是介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一种存在，由于“隔离墙”（沉重肉身）的存在，人世上演着悲剧。但是，如果用上帝般的回眸来“观照”，则人世又显得多么卑微荒诞，从而在本质上呈现出超越悲剧的喜剧性存在。当然，世界本是一剧或本无剧，由于人世的存在而上演其本真为喜剧的悲剧之表象。人不仅观照大千万象，更观照人自身，人的一生就是不知何时沉迷于大千万象而又想方设法去拯救自己的一生！
有学者把整个西方文化比作一座宏大的桥梁，柏拉图和尼采便是这座桥梁的两个桥墩。笔者对此不能枉置评议，因为有巨大争议的危险。奇特的是最为进步的人物（如鲁迅）和最为反动的人物（如希特勒）甚至“大众”（一般知识分子等）都推崇尼采，东西方都反复兴起过所谓“尼采热”，“后现代主义”更是将之奉为开山鼻祖。尼采哲学的显著特色是一种带有毁灭性的创造精神，生命的本质就在于永不停歇的创造意志——“权（强）力意志”。尼采学说成为了继启蒙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和精神启蒙，史无前例地冲击了旧传统，解放了人的思想和精神，那种“叛逆性”、“彻底性”是革命而残酷的，有着分娩的阵痛！作为新世纪的救世启蒙学说，其毒性并不亚于其药性！
作为硕士论文，笔者的着眼点主要是尼采的“审美形而上学”（或称“艺术本体论”、“审美主义”等）。大意是指把艺术看成存在或人生之根本（最高目的或价值），从而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其它事物之存在则处于从属地位。如题目所示：存在深渊与审美拯救——哲学语境中的尼采悲剧诗学考察。由此本文的基本走向是：从大的方面来讲，考察尼采所面临的悲剧性深渊（传统价值之“虚无”），以及如何走上“审美形而上学”的拯救之途并实现价值之根本转变！从小的方面来说，如附题所示，着重围绕尼采悲剧诗学，于哲学语境中展开，此“语境”一是指大的哲学话语传统，二是指尼采的哲学语境。哲学是美学诞生的摇篮，离开哲学语境谈美学问题，乃无源之水。这里所谓“诗学”，有着亚里士多德的命名之源，其实也即近现代术语“美学”所指，即哲学化的成系统的文艺理论体系。此外，本文着重于“悲剧性问题”，也即悲剧及其超越（深渊及其拯救）！目标方向已定，接下来是道路（学理推进）的问题。“目标”容易定下，但“道路”却是一种探寻，只有目标与道路的最终统一（即目标真切的引导性、可实践性与道路明朗的条畅性、简约性的合拍），它们才最终拥有各自的本真性名分，目标才耸立，道路才通畅，意义（生命）才由此而诞生！
哲学史上，尼采首先赋予了艺术（审美）以本体论的地位，开创了“艺术本体论”，走上“审美形而上学”的拯救之途！其“艺术本体论”主要体现于海德格尔所阐释的五个艺术命题：“一、艺术乃是强力意志最易透视的最熟悉的形态。二、艺术必须从艺术家的角度来把握。三、根据那个被拓展了的艺术家概念，艺术是一切存在者的基本事件；存在者就其存在着而言乃是一个自我创造者、被创造者。四、艺术乃是针对虚无主义的别具一格的反运动。五、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除此，海德格尔还认为尼采的一句格言：“我们发现艺术是生命的最大兴奋剂”是对叔本华之“寂静”的颠倒，是尼采关于艺术的总命题，其它命题都是对这个总命题的解说，其意思是：“艺术乃是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因为‘兴奋剂’是驱动者、提高者、自我超越者；它是强力的增加，因而是地地道道的强力，这就是说，它就是强力意志。”尼采把“权力意志”看成是存在的根本规定，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万事万物都只是“权力意志”，它们的存在就是“力”的分化、组合，生命本身就是积蓄和追求力量的本能。据海德格尔，艺术是权力意志最易透视最熟悉的形态（即最典型的形态），由此，尼采“艺术本体论”得到充分彰显。
尼采在与柏拉图的“对抛”（冲突与融合）中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他仰慕希腊文化，内心始终有一个“健而美”的希腊，这是西方人“集体无意识”之光辉梦境，体现了人类回归美好家园的强烈渴望！“来自源头的东西只在一个方向运动——朝向大海，即使由于离开它的本土而后悔，也只能有乡愁罢了。”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艺术更好地代表和反映了“希腊明朗的天空”（希腊高度文明的隐喻），正是苏格拉底及欧里庇得斯的“理性”如毒药般损害了希腊优美而自由的文化，使希腊文化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用‘理性’对抗本能。坚决主张‘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暴力！”在西塞罗看来,“苏格拉底首先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寓于城邦之中，甚至引入家庭，迫使哲学思考人生和道德，善与恶。”即苏格拉底是道德哲学（理性良知）的开创者，一改此前和谐的天道自然哲学，把人类引出幽暗神秘的自然，走向日常生活的主题。但从此，人世便不得安宁，因为苏格拉底（道德理性）已经悄然把“善恶是非”的毒药种子深深地植入了人类的无辜心灵，后来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又被基督教继承（甚至变本加厉），严重毒害和钳制了人的自由心灵。尼采清醒于苏格拉底的“毒药”，而且苏格拉底正是就着自己的毒药而死的！故而他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开端的传统哲学斥之为“欧洲虚无主义”，它的极端体现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欧洲的大病，人类所面临的巨大深渊，它像是梗在喉头的毒蛇。要么咬断这毒蛇吞噬它，要么吐出来，人类才能走向健康与自由！尼采正是为了迎战“虚无主义”（尤其是“悲观主义”）才建构起自己叛逆、强大而自由的学说。尼采认为，存在从根本上来讲是非道德的，故而他召唤着充满强力感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以及“善恶之彼岸”的超人，并以“超人是大地之意义”向世人发出了号召！将苏格拉底及基督教的道德理性（所谓“真理”）斥之为“怨恨大地与生命”，痛骂为奴隶庸人之说，力主摒弃之！
尼采用“谱系学”方法对传统的道德真理、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考察，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创立了新的文化范式，从而成为了与柏拉图比肩的“开端性”伟大哲学家（这一观念在海德格尔、福科以及德里达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哲学阐释中都有一定的认同）。如前所述,本文旨在尼采悲剧诗学考察，着力点是悲剧的深渊及其审美形而上学的拯救之途。由于尼采格言短札式的风格及其面具化的呈现方式给人留下扑朔迷离的“他者形象”，引起后世学者们莫衷一是的评议。故此，要“准确”探讨尼采问题实属难事，正如其“透视主义”所言：“阐释世界是我们的需要；这是我们的欲望，即赞成和反对的欲望。每种欲望都是对支配的渴求；而每种欲望都有其视角，想迫使所有其他欲望接受它为一种准则。”也即是说，“事实恰好是不存在的，只存在阐释。我们不能建立任何‘以其本性’而存在的事实：或许，妄想这么做十分愚蠢。”正如“后现代”所为，对尼采学说的研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被纳入阐释性的文本创造之中，作为了一种带有“文学性”意义的建构，而这种意义最终又在德里达的“异延”（差异的差异）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笔者不敢奢求“创新”，亦不愿沦落为无意义的“复制”，且如是安慰：力避老生常谈，相信个体的真诚所为具有一定的整合能力，体现出个性风格。“理性逻辑”不当再是脚镣手铐，作为“现代性”之理性结构（设计）是一种为“后现代”所反讽和解构的“宏大叙事”，往往沦落为与权力合谋，从而扼杀生命！笔者将大胆起用《我妹妹与我》这一石破天惊且存在争议的尼采遗著，不堕前人套路，呈现略为本色的尼采，坦白与真诚当有谅解！是为序。
第一部分：存在之深渊
第一章、个人遭际：生存事实与精神困惑
哲学家尼采，其生活是个“例外”，其思想情志是独特的，这种“例外”即所谓“临界状态”，处于这一生存状态的哲学家尼采无疑是个“彻底”的人！这里所谓“例外”、“临界状态”和“彻底”等术语其实是对尼采其人其说的一种描述，意在表明：这位自19世纪末以来于现当代文化影响甚大而又深遭世人误解的德国大哲学家，其学说和他置身于其中的命运遭际及其敏感天性是不无关联的。“只有在思想的禁区的边缘上才有思想。除此去经验绝境（aporia），也即从无路中走出路来，否则就没有思想。”
雅斯贝尔斯认为，“研究尼采的思想同研究大多数大哲学家不一样，它首先要求我们设身处地地去研究尼采生平的实际情况。”尼采思想是在近20年的短暂时间里写成，体现于大量论文、残简、书信和诗作中，有完整著作，也有遗留残著。他善用格言警句却与格言大师们保持了距离，“他的思想是完整的，他那借思想传达出来的哲学生命富有因使命感而迸发出来的活力，他对思想的孕育是创生性的力量。”尼采也同体系大师（如黑格尔）保持了距离，他没有成为逻辑性思维整体的构造者，其著作让人震动，它以“零乱”的鲜明个性激励人们要走自己的路。由此，雅斯贝尔斯认为没有人能我行我素地洞悉尼采其人其说的独特性！或许只有跟随尼采情志漂泊之生活境遇中透露出来的思想踪迹，才能获得某种合理性阐释。要达到对尼采实质性思想的明确把握，似乎有两条彼此排斥的路可走：“一条要求借助洞察完整的体系，来将一切相互联系起来，不考虑时间因素来把握每一思想的位置，另一条要求将这一思想整体视为一个传记性的时间序列，将一切置于他的人生道路之中，从其时间性位置出发来理解一切。这两条要求彼此矛盾。”对其思想的研究一方面要求深入它的“系统性”，反映在他生平境遇里思想生活情态认识等的有迹可寻，由此得深入其生平实际情况来把握他的思想系统性，但另一方面，“于庞大的哲学体系相反尼采被认作有一个体系，但它似乎只是他广大的思想整体的一个层次或一种功用，这种整体是无法再被认作是体系的。相反，人们在阐释它时，要考察表述思想的各种措辞，将零零散散的措辞汇总起来并考察各种矛盾之处，以便研究透各种可能的意思，就如同这样做可达到某个整体一般。虽然一切都联系在一起，但最终这团思维之路的乱麻会依时间性散布开来，无法形成一个体系。”于此两难境况，学术界对尼采其人其说的研究似乎总是纷争不断。
雅斯贝尔斯认为，尼采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其激情涌动的生命原动力，将读者置入一种深刻的“命运”，一种生存的悲剧性，从而使你根本不可能把它当成最终现成物来接受和把握。尼采思想以灵动不居（敞现即遮蔽）的奇妙方式展现出诸多可能性生存之可能性，它不是封闭僵化的哲学体系，却又拒绝你靠近。接触尼采世界是令人振奋的，读者常为其天才恶魔式的激进疯狂所打动，任何阐释都无法直抵其思想内核，那种想当然的虚妄反会“错失他那给我们内心造成阵阵不安、却又带来累累硕果的重要思想。”雅斯贝尔斯告诫人们不要迷失于对其生平实际情况的探究而无所获，“而要将构成他这个特殊人物的经验性前提感受为这个始终在自我牺牲并被牺牲掉的人的现实。”相对于海德格尔等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深切地关注到尼采的“遭遇”，并认为尼采思想正是其天性与命运对撞的产物，是独特生命性格之命运遭际的悲剧性体现，他以天才恶魔式的疯狂反映了欧洲虚无主义的深刻危机，这是整个人类的悲剧性。在尼采身上，个人命运与人类命运深刻地纠缠在一起，作为个体生命和精神是单薄而脆弱的，因此，他必然疯狂或毁灭，因为他不足以担当整个人类的命运及其悲剧性，任何个体都不足以！但他却在劫难逃、命定地成为了这一牺牲，这是人类悲剧性精神借个体宿命式的毁灭在做无情地游戏式的“上演”。尼采有如星辰，他滑过人世深沉的黑夜，在一刹那间照亮了那些昏沉沉如梦般侧卧于“死神”脚边困兽似的疲倦睡去的人们。尼采，这个多情、敏感、疯狂的人，有如人世黑夜的守夜人。这一形象让我不断想起那些与坟墓打交道的坟场工人，他们是死神的化身，是幽灵，是存在之虚无主义的表征！
尼采一生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尼采童年先后丧失父亲和弟弟，尤其是父亲过早的离去，给幼小的尼采以深沉的阴翳，甚至尼采用其高傲不屈与丰盈的生命意志力反抗着死神的遏制！其次，尼采成长于几乎完全受女性操控的家庭环境里，而女性更受文明教化之毒，尼采始终想要摆脱之，于是走向精神的自由王国，并且意愿成为自己的“上帝”！再其次，尼采从早年的自负到青年的有为再到中老年的“神圣疯狂”——史无前例地向整个人类文明宣战！这场“战争”切入之深，以至传统文化由此而显得虚弱疲惫、支离破碎，在尼采酒神式的“权力意志”的进攻下毫无反击之力！原来，看似美丽而坚强的传统文化不过是那惺忪眼眸里虚无飘渺的城堡，理想最终沉沦于时间的意志中，一切都成空，“存在”不过是幻象，是“生成”的游戏。最后，尼采极力张扬生命的权力意志，召唤血性而高贵、强大而自由的新人类，并以“超人是大地之意义”把我们现代人置于向神圣伟大之未来过渡的桥梁地位，“人之所以伟大乃是他是一个桥梁，而不是一个目标。”鉴于人类因道德而败坏，并且意志力衰竭，尼采以“存在从根本上是非道德的”来解放人，激励人类积健为雄，走向人类曾一度背离了的自身天命的新高度。但尼采始终又太眷恋着道德中的人类，而他以生命为最高评判价值标准之未来哲学是历史还未曾真正有过的“最高道德”，传统的道德似乎更着眼于一个权力的等级序列，而非存在中的生命个体！但残酷的历史与现实始终反讽着“理念”的乌托邦，人世天然就是一个权力意志的等级结构，非道德所能及，痴情的人徒然地哭泣在梦的边沿！不管你怎样阻挡、哭喊，该来的终究要来，生命与坟墓，人世与地狱，相隔犹如白天与黑夜般永恒轮回！尼采的疯狂正是由于肉身、心智与精神纠缠难解，意志并不是一往无前的钢铁，作为血肉之躯的人有着天然的局限性。“虽然我曾警告别人要表现得严厉与无情，但是我却一生背负着‘同情’的重轭。我在杜林看到一匹马被主人鞭打，就跑出房子，拥抱这只动物，为它的命运留下辛酸泪。这是我被毁的原因：我的理论与行为之间的分歧。这也是西方人心智中的大分裂，西方人的心智就像我的心智一样，正要发疯了。”尼采一生反道德的人性，但是他依然被毁于这种道德的人性。“‘命运’惩罚我，不是因为我的恶德，而是因为我的美德，也就是我的道德抑制。这种道德抑制使得我无法充分实现我的哲学，就像歌德与乔治桑把他们的罗曼史转变成文字出版，弥补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裂痕一样。正如罗贝尔，我努力要把生活与创造性的想象力放置在分开的范畴中，为了哲学而消灭哲学家，忘记存在与思维之间存有一种活生生的关联性，一旦这种关联性中断，艺术家或哲学家就会投入病态与疯狂之中。”可以说尼采躲进了远离人世文明的异度空间——以疯子的表象伪装纯粹的精神自由，因为“人”只是道德世界中卑弱的存在，毫无自由与生命之最为内在的热情——“真诚性”（光辉的人性），人不知何时丧失了“乐园”，遗忘了存在，再也找不到回归之路！通过对尼采最惊世骇俗的遗著《我妹妹与我》的阅读，不禁振颤：尼采写出了令卢梭汗颜的绝世“忏悔录”，但生命无罪，尼采致死不渝！尼采其人其说始终是如迷般的不断自我超越，他的血脉中竟然涌动着如此可怕的天性，并因此成就了他的崇高与伟大！尼采没有疯，只不过其生命的巨大热情和意志使他太累了。可谓悲剧性反讽，疯人院居然成为历史上最具生命热情与意志力的伟大哲学家尼采的归宿！
尼采或许是历史上最为悲情的哲学家了，他摧毁了传统文明之大厦，于废墟中开启新的道路，其哲学是未来哲学的序曲，是过去与现在通向未来的桥梁。各色人等，行色匆匆，吵嚷着拥挤着赶路，行进在尼采开辟的可能性道路上（在没有了上帝的废墟上的无数可能性）。尼采曾被法西斯视为“战神”，的确，魔鬼也时常扮成天使的模样！尼采的著作从《悲剧的诞生》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到《权力意志》再到被埋没了数十年的《我妹妹与我》，可谓斗转星移，万象更新，这些书幻化成生命的阶梯，也成了尼采终其一生所寻求的永恒回归之路！尼采哲学如果不从整体上理解，尤其是联系到他至深的命运及其深刻的悲剧性体验及其所有超越的企图与努力的话，不过犹如瞎子摸象，或者终将与之最为深沉、瑰丽的东西失之交臂！多年来，国内外研究尼采其人其说的著作成果甚多，但都过多地关注了尼采毁灭与创造的“权力意志”（超越现代人的“超人”般的钢铁意志），过多的关注了始终面向未来的尼采！这也许是悲剧的永恒轮回，反神话的尼采再一次被后世神话！笔者以为，尼采《我妹妹与我》一书是他奇书中的奇书，是他先行给自己的“盖棺定论”。尼采的敏锐与深刻就在于他超越常态的异度空间（“第四度空间”），先行到“死”，只有对死有足够的意识方能获得超人般的介于人神之间的生存！此书的引入，尼采的幽灵才可能获得安宁。即是说，过往的人们过多的注重了尼采“硬”（铁血）的一面，而忽略了尼采作为人的局限性或者说脆弱的一面，这正是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男儿血性之处，不败的英雄却有他致命的地方。如他所言“我的生命的反讽是：我赞美强者，同情弱者，对于完全无助的人有一种难抑的爱。我生命中这种不可排解的矛盾，使我现在能安居于次要的神祗之间。”尼采向来以反基督的斗士自居而闻名，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有着与此相反的一面：“我已经是一位反叛宇宙的人，而宇宙也对我施加报复。托尔斯泰认为，‘爱’位于宇宙的中心，这个想法过去让我窃笑。如今，笑声是加诸我自己身上。”由此，尼采内心不是没有徘徊的，这就是他“疯狂”阶段有时自称“恺撒”，有时自称“耶稣”的缘故了。看来，尼采所谓传统文化之“虚无主义”，绝非彻底虚无，他的永恒轮回学说不就是瞬间而永恒的深刻哲理吗？我们内心可以没有“神”，但决不能没有“神圣”，存在必然关涉意义的问题，这意义便是存在之依据了。人是大地上的精灵，“爱”是其灵魂，正如空气之于生命。“我再也无法爱，因此再也无法活，像是一座僵化的森林，灰色的树枝正粉碎成灰尘。”尼采的激进、反叛与疯狂正是因为“爱”的宿命，他渴望爱，但却无法获得爱，因为异化的文明及扭曲的人性，人活着，似乎是一种赎罪，赎生命原始的罪，生成之罪！尼采的一生都只是他自我表象的影子，他活在记忆过于深刻、独特而敏感的天性之中，他是个无家可归的“漫游者”！
第二章、置疑传统：“虚无主义”的深刻危机
第一节、上帝之死：传统最高价值之贬黜
尼采的天才成分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敏锐地提前深刻感知并预言性地宣告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整个历史传统的深刻精神危机：“上帝死了”1。无疑，“上帝之死”标示着神对人的离弃或者人对神的背弃，人的存在从此没有了“神性”的守护，人类似乎早就注定了它“弑父”的这一悲剧性命运，只不过这一最重大历史事件在当前得以罪孽深重地呈现，人们如从巨大恶梦中醒来，惊魂未定，但这不是梦，由于这一不可忍受的灾难空前的巨大现实，人们宁愿它只是“恶梦”，甚至继续做梦，沉醉！尼采的这一天才式伟大预言性宣告，终于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彻底暴露（“一战”和“二战”是其颠峰性灾难呈现）。
尼采把“上帝死了”这一历史性重大事件判定为“虚无主义”。在他看来，从以柏拉图为开端性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的中世纪文化，以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都是堕入了为柏拉图（苏格拉底）早已埋下的祸根所注定了的一种“宿命”——“虚无主义”。其要点就在于柏拉图对整个“存在”的三分：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或者称之为二分的“理念世界”和“表象（现象）世界”）。柏拉图像天神一样创造了完美而永恒的“理念世界”，把我们生活于其中有生灭变化的“现实世界”（“生成世界”）看作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可鄙“存在”，甚至视为“非存在”，我们的肉体也因此而获得了“罪”，因为它属于现象界，并且束缚了灵魂的飞升，而人的灵魂始终回忆和向往着真实而完美的“理念世界”。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灵魂”、“彼岸”等观念则是柏拉图“理念”哲学观念的继续，“基督教道德观把自由意志、责任、‘内疚’和‘罪’作为‘善’的先决条件，结果，我们被弄得软弱、消极颓唐。”最终柏拉图的“爱欲性”言说转变为基督教的世俗权力统治与纷争，酿成灾祸！一神教的精神和世俗主宰当然就意味着对“异端”（另类存在）的肆意迫害！只要我们回忆历史并稍作反省，这一历史之深刻疮痛就无法泯灭！柏拉图的“快乐理性”似乎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了希望，苏格拉底毅然为了哲学的“真理”而坦然赴死，他因这前所未有的死而伟大。黑格尔心目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就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和耶稣。然而，“理性逻辑的清晰性……为了希腊人的优越权而被传下来，他们的特权、他们本几的秉赋，覆盖了这个本源，覆盖了一切隐晦的、‘可怖的’……混沌的，或者酒神的东西，它要让尼采去揭盖。”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之死其实是就着自己制造的“毒药”而死的，它标示着对“肉身”的完全蔑视，是彻底的“虚无主义”，是现世“生命”的仇敌！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主义是一种肤浅的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理性乐观主义”，成为人类的麻醉剂，让人沉浸于如梦如幻的理性编织物里，停留于“现象”（虚幻的观念构成物），浑浑噩噩，忘记了对“存在”的思索，这恰恰是人类“悲剧性”的祸根！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建构了一个完美的“形而上学”体系，似乎给人类重新带来“理性”的光明，人类又一次获得生活的“意义”！然而，康德的哲学依然有着“物自体”（又一个“上帝”的身影）的最高（绝对）存在。黑格尔宏大的哲学话语及其严密的逻辑体系都被置于“绝对精神”（“宇宙理性”等）最高“范畴”的统治之下，而人被置于“存在”的最高等级序列，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最高体现，“宇宙理性”通过人的理性而实现自我意识的回复运动。古典哲学虽高扬“理性启蒙”的大旗，但基督教“上帝”的身影依然存在。在基督教世界里，万物都是上帝的造物，不过人是特殊的造物，他替“隐蔽上帝”照料着万物，人的这一独特地位在后世“主体性”哲学里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此（之）在”，存在通过“此在”而得到筹划和照料。可以说，上述哲思有着浓厚的“神性”，似乎上帝的眼睛始终关注着人世，而“人”天然就是万物的看护者，“人”的本质规定性（存在之意义）也就在上帝的这一伟大安排中，人只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存在，才能完满，这正是“人”的天命所在！从康德到黑格尔，虽仍有“上帝”的身影，但毕竟确立和加强了“人”的主体理性地位，人类理性和对上帝的信仰已有了不同的领域，基督教的“上帝”似乎不再干涉人间事务，人神似乎不再有日常生活化的关联，“上帝”隐退了，上帝只存在于我们内心的“信仰”之中。随着人类自我主体意识的更进一步发展，上帝就从人世永远地隐退了（或者说人类通过“弑父”而夺得了统治权），这一“历史性”似乎早已内蕴于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没有对宙斯言明的“预言”之中。
尼采认为，叔本华比以往哲学家说出了更多的真理。的确，“存在”根本就不存在，存在是“假相”（生成），毫无意义！人活在自我意识的深渊里，挣扎于无望的欲念里，寻求不断的但永远也不知餍足的满足，“欲壑难填”，人经历着“个性化”痛苦，“生命意志”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可见，叔本华与佛教、老庄哲学有着神似之处！但叔本华沦入了彻底放弃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深渊，远远超过了佛教的“出家”而不绝人间烟火与老庄的“出世”而超逸的情怀！尼采虽赞赏叔本华的“真诚”和对存在的悲观体验与看法，但不能满意其“自我毁灭”式的解脱之路。与之相反，尼采充分肯定了人的生存意志，并认为这正是战胜存在之无意义的根本力量。为了与“悲观主义”划清界限，尼采用“权（强）力意志”代替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它是生存之本能，它追求生命的自我维护和更加充溢的生命权力，它有着“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的意味，充满了“生存之欢乐”！而叔本华“生命意志”则仅仅是“个性化”痛苦挣扎之徒劳！
站在为尼采碎成两端的“历史”之后半部分，是幸还是不幸？或许难说清楚，不幸在于我们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的救赎了，因为“上帝已死”；而所幸也许就在于没有了上帝，人将面临更大的自由，人将在“自由”中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犹如尼采的“超人”，这是对“人”（为几千年“虚无主义”所毒害的现代人）的超越，诞生的将是一种新的人类！或者如尼采笔下所憧憬描绘的沉醉有力地舞蹈于大地之上的酒神形象！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追问人神之间的深刻裂痕，黑格尔的所谓“宇宙理性”与人的理性怎么能具有“同一”的可能性呢？无数鲜血的历史告诉人们，“上帝”似乎喝“弱者”的血而存在！“宇宙理性”深深奠基于人类历史前行的累累白骨！黑格尔哲学有着不可克服的断裂，似乎也标示着完美古典哲学的破产，又一个为理性逻辑编制着的巨大美梦！但美梦惊醒中的人类时时有惊魂的慌乱与痛苦，甚至于不能忍受存在之痛！的确，尼采深刻的体察到整个传统价值之“虚无”，以及这种“虚无”价值给人类心灵种下的“毒素”，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人类已经迷失于文明之“荒原”,永远也回不了家！关于“回家”，不由得想起20世纪初犹太人于魏玛德国的两难之境，作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命运也是人类命运的缩影。本雅明“呼吁一种‘与上帝合一的内在动力’，他的主题是要把文学思想与宗教目的联系起来，并预言托尔斯泰（Tolstoy）和尼采(Nietzshe)才是‘新人类’的烽火。因此，他主张以‘犹太性’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精英’，‘对我来说犹太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目的自身，而是思想的高贵承担者和代表者’”。诚然，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历史之悲剧的重演！由此，本雅明倡导托尔斯泰式的宗教虔诚与尼采式的高贵自由，以规避历史的悲剧性宿命。这里的启示是人类又如何自救于尼采所谓“虚无主义”之深渊呢？
第二节、海德格尔对尼采“虚无主义”之考察
尼采通过“上帝死了”这一石破天惊之吼，把整个传统价值（主要是柏拉图、基督教道德“真理”价值）宣判为“虚无主义”，称数千年来，人类一直靠“自欺欺人”的方式生活在根据“自我需要”而设定的所谓“真理世界”之中，这种超感性的“真理”最终演变为敌视“生命”的“虚无”价值！人类因自己创造的所谓“真理”而走向沉沦与毁灭，“人”处在了深刻的危机中！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这一宏大评判是深入人类历史性之本质的，亦是历史性之决断，尼采由此成为“价值”哲学的真正开创者。虽然“价值”争论隐微地出现于古希腊（据海德格尔从普罗太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话语就“主体性”之共同内涵探索的思路来看），内蕴于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哲学，但用“价值”这一术语去评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开端本质性地归属于尼采，他以“权力意志”为存在之根本，以“超人”之意志摧毁传统虚无主义价值之大厦，召唤着新的人类，为未来之道路先行奠基。
据海德格尔，“虚无主义”一词源于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雅可比，后经屠格涅夫而流行，其观点是“惟有我们的感观感知中可获得的，亦即被我们亲身经验到的存在者，才是现实的和存在着的，此外一切皆虚无。因此这种观点否定了所有建立在传统、权威以及其他任何特定的有效价值基础上的东西。”此外，“虚无主义”还出现于让•保罗和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但由尼采最先意识到，并于历史上支配了先前各个世纪，且将规定未来世纪的历史运动，这便是他所谓“虚无主义”的命名所指了，尼采对此的本质性解释便是“上帝死了”这一疯子般的狂语。海德格尔阐释说，“‘基督教的上帝’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的规定性的支配权力……代表着一般‘超感性领域’……代表着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它们被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种秩序，简而言之，‘赋予’存在者整体一种‘意义’。虚无主义是那种历史性过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虚无主义是存在者本身的历史，通过这个历史，基督教上帝的死亡缓慢地，但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了。”“虚无主义”即曾经支配整个传统的“最高价值”的贬黜，它丧失了根本性的奠基作用，存在之意义失去了根据。“上帝死了”正是以柏拉图为开端的“形而上学”沦为“虚无主义”的总代言，从此曾如太阳般普照整个存在的“理念世界”如海市蜃楼般消逝，人之为人的规定性缺失了，“人”这个为“形而上学”所“本质性规定”的“理性动物”似乎沦入了“反讽性”的“意义”话语游戏之深渊！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再一次如魔影般笼罩了人类之自我理性意识。
海德格尔阐释说，尼采“虚无主义”有三种起源形式：首先，于一切事物中寻找一种“本无”的意义时，“虚无主义”便登场了。尼采“虚无主义”等同于无意义状态。“意义”即人的“意志”所追寻的“目的”，尼采所谓“意志”是“求意志的意志，力求保持高位和能够命令的意志。意志所畏惧的并不是虚无，而是不意愿，是对它的本己可能性的消灭。对于不意愿的空虚的畏惧——这种‘horrorvacui’[空虚之畏]——乃是‘人类意志的基本事实’”。诚如尼采所言，人类哪怕是追求虚无也不能没有追求！正是这“意义”、“目的”使意志成其为意志。海德格尔阐释说，去意愿“虚无”还是意志去“意愿”，求毁灭的意志还是意志，并未完全丧失其本质性（“去意愿”的能力）！正是由于“意志”的这种本质性向本无“意义”的存在者整体去意愿“意义”，所以整个传统文化就陷入了“虚无主义”，“意志”所追寻的是“假相”（在尼采那里，传统哲学“求真理的意志”也即是“求假相的意志”），其努力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欺骗”！最终这种“假相”、“欺骗”彻底曝光！其次，“作为心理状态，作为对存在者整体的无价值状态的‘感觉’，虚无主义‘就登场了’——‘当人们假定了在一切事件中间有一个整体性、一种系统论，甚至一种组织化’，后者是得不到实现的。”所谓“整体性”（系统化、组织化）即“最高价值”所具有的“统一性”特征，于此，“存在”才被归于一体。正如巴门尼德所谓“一切是一”。万物本为多样性存在，由于这“最高价值”的“统一性”而“统一”起来。这“最高价值”如何作用的呢？惟有通过“人”才能打通“存在”的“道路”。海德格尔说，“惟当存在者整体通过人而‘起作用’，而且人被纳入‘统一性’之中，并且可以在其中‘藏身，犹如藏身于最高价值的某个要素中’这时候，人本身对自身来说才具有一种‘价值’。所以，尼采总结说，人必须考虑到存在者的这样一种整体性和统一性，‘为的是能够相信他自身的价值’”。即是说，“存在”惟有通过海德格尔的“此在”之“筹划”才能“敞现”其意义。“上帝”的存在惟有通过“人”的存在才能被“证明”，它们是互为“本质性归属”的！这里有着“反讽性”：是“人”首先创造了“上帝”，“上帝”是人的“权力意志”的创造物，而不是相反！“上帝造人”说是人类编织的关于人自身起源的神话，从而为人类自身寻找合理性根据，把人自身“本质性”地“设置入”存在，这样“人”就有了于高天穹庐之下、森森大地之上的一种“诗意栖居”！“人”通过其“理性”获得了“归属（宿）”。再次，“虚无主义”的第三种形式，产生于人们对所谓“真实世界”之设定的怀疑中，人们发现（首先是尼采敏感而激进地发现），所谓“真实世界”（超感性世界）不过是人类理性的“臆想物”，只是出于人类生理、心理的需要！也许，人类创造“彼岸世界”是为了能忍受“此岸世界”的生活，创造“整体价值”是为了找到所谓“本质性归属”的“自我安慰”，但这无异于是“集体无意识”的沉醉酣梦！当虚幻之物代替现实存在之物而占据人类心灵的主导地位时，“人”便沉睡在了漂浮的冰山上，这是非常危险而荒诞的情境。原来，善于制造神话、童话故事而有着发达理性的人类居然处在了一个更大更“真实”的童话世界里！自尼采的“横空出世”，这个“童话世界”才从根本上被震撼！几千年来盘踞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所谓“真理”也就摇摇欲坠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形而上学”有五个主标题：“虚无主义”、“重估一切价值”、“权力意志”、“超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可以说，尼采对传统价值之“虚无主义”把握是其基本主题，是其整个哲学之前奏，只有先行毁灭传统虚无价值，才能创建更有利于“生命”存在的价值！尼采“虚无主义”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最高价值）的终结，同时也标示着新的开端：我们于“上帝死了”之后处于一个独特的过渡性历史阶段，我们或者束手无策，就此沉沦而毁灭；或者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决断，采取果敢之行动，在经受住“上帝之死”这个“彻底虚无主义”之考验后，人类将有可能赢得“凤凰涅槃”式的新生！历史将呈现出强大而自由的新人类，这便是尼采所谓的“超人”了。尼采的“超人”之说依然“理想”，但相对于基督教的“上帝”，已经是非常接近人类自身了。“超人”可谓是对囚笼于困境中的现代人的深切“召唤”，“我的热烈的意志,重新迫使我走向人类:如铁锤之于石块。石块中卧着一个影像,它卧在最坚硬的最丑陋的石块中。于是我以铁锤,猛然地敲碎它的囚牢,石块飞起碎片,我要完成它,因为一个影像向我移来了!”可以说，尼采之“酒神”、“超人”、“权力意志”以及“永恒轮回”都是其“一切价值之重估”及其“虚无主义”之克服！
第三章、思维范式的转变：从“实体思维”到“生成思维”
第一节、作为普遍存在之传统思维——“实体思维”
从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的探本溯源式的哲学发端直到西方近现代哲学以“理性”为根本的逻辑思维范式之建构，无不将“存在”视为一种表象背后更为根本的“实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象世界”好似有着生灭更迭的“表象”幻影。有不断变换的“表象”就有永恒不变的“真理”（现象背后的本质性存在）。人作为万物的灵长，上帝创造的最高等级之存在物，它天然就被赋予了看护世界的责任和能力，显然，这一责任的实施和能力的体现之最为基本的前提是人能揣摩到上帝的意志（世界之本体），并按“理性”（即获得了作为世界本体的上帝所启示给人类的“神意”）去治理这世界。
据考察，现代意义上的“存在”(特指人的存在方式)于18世纪左右才在德语中被广泛使用，其传统意义为“实存”，指实际存在而被规定的存在物。“在作为‘实存’的exsistere一词中，人的存在方式恰恰是被当着非人的,与自然万物并无差别的存在物而对待的。”在柏拉图看来，现实中的“事物”只是作为“理念”的“摹本”，理念世界是永恒而真实存在的，生成变化之可见世界虽然“分有理念”而获得“表象”，但根本上，它只是理念的影子。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Substance）”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它分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第一实体指具体存在物，是其他存在的基础，第二实体指解释和说明第一实体的种和属。这正是具体与一般，现实与抽象的关系问题。但在他关于形式与质料的论述中却又认为“形式”才是真实存在的第一实体，从而否定了个体事物的“基础性”。鉴于生命存在的短暂，希腊人否定现实个体事物，视之为虚假存在，追求永恒的“理念”，他们颠倒具体与一般、现实与抽象之关系，贬抑和否定现实与具体，偏向和肯定抽象与一般，正如尼采所谓“价值争夺”，“诗意创造”，是一种“透视式的”认知方式（但是不自觉的）。否定现实世界的有限性转而肯定理念世界的永恒，这似乎的确是对“存在”的“遮蔽”，是价值之虚无，是人类鸵鸟式的自欺欺人！这对人类的生存恰是十分危险的！
基督教中世纪，上帝是最高的存在（自在而在），作为造物，万物之存在都受“上帝之光”的“普照”，都是被动存在。这种观念牺牲了人的“自主性”，故此，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再划分”以及认识论中主体理性的高扬便成为近现代哲学的主潮。鲍桑葵说，“在重新组织哲学的毕生劳动中，康德可以说把三个根本问题当做自己的目标……第一，他要对确有一个自然秩序的观点进行论证；第二，他要对确有一个道德秩序的观点进行论证；第三，他要对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可以相互协调的观点进行论证。”即处在近现代西方哲学转折点上的康德试图在其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康德认为，“上帝”、“灵魂”等传统观念是无法被证实的，但为了实践活动具有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们必须得“假定”其存在，它们属于不可知的本体（“物自体”）世界，而认知所能达到的只是现象界，因而它们属于“信仰”的范畴。朱光潜说，“关于康德……研究对象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主观意识，是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康德过分侧重“理性”，考虑的总是没有先验的理性因素，经验、道德和审美的不可能，却未作反向考察。他对“存在”的揭示是以一种“偶（然）性”的方式作为“现象的存在”而存在的，仍停留于传统的“实存”意义。在黑格尔“矛盾同一”的辩证法里，“存在”未能真正切入人的现实生存，现实生活为逻辑形式抽空，它抹杀了现实生活的“差异性”，更加堵塞了通向生存意义的可能性道路。在尼采那里，“‘自我’、‘同一律’、‘记忆’、‘怨恨’，在尼采的思想中是同质的……‘同义反复’……一条爬进人喉管的‘蛇’，号召沉睡的人们将它咬断。因为，最根本上，它是对真实人生的抽取与悖离，是一种‘倒果为因’与‘懈怠、疲沓’，是‘旁观’而不是‘行动的’，它表征着认识者的弱小、低级与奴化。此外，它还产生两个恶果，一是认识主体自身的分裂，即逻辑与感官的分裂，他名为‘精神与肉体的割裂’。二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分裂。……归根到底就是本质主义的基本模式：主、客对立。……将它们视为最基本的‘人性’”。
传统哲学的“实存观”没有真正从存在论上把人从万物中提升出来，没有从实践创造及人化的视角去看待生存，而是从被动给予的、自然神话的意义上去看待生存，生存的属人性一直被遮蔽。传统哲学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揭示远没有抵达存在之真理性“敞现”，这个任务似乎天然落到了充满生存之“权力意志”的“酒神哲学家”（悲剧哲学家）尼采的身上。相对于传统哲学于“日神式的面纱”中编织自欺欺人的美梦，尼采以前所未有的真诚性和无比的历史使命感发出“拯救生命”的酒神式的狂歌悲情（“弑父”式的悲情），然而超越了“罪”的意识，其巨大的“真诚性”出于深刻的历史之必然，如果说柏拉图作为“开端性”大哲学家获得某种“崇高性”的话，那么这种荣誉也当归属于“后现代”文化之开端者尼采，他是作为“大地之意义”的“超人”而归属于文化史的！
第二节、尼采与赫拉克利特之“生成思维”
关于“存在”的探寻，超验神学否定感性经验，持灵肉二元论，表现出蔑视肉身欲念而追求永恒真理的信念。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及基督神学，甚至德国古典哲学仍有着上帝的身影。在人类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借助超验的“客体”力量来克服生存短暂之悲恐似乎是人类自然的生理心理需要。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似乎对人起到过“生存保护”的作用，“但毕竟不能否定的是，超验神学生存观实际上是用对无限性的先知先觉意识代替了人们对生存有限性的自我意识。”尼采认为，这种存在观是对人的现实生存的“遮蔽”，是人性的怯懦于集体无意识中把美梦误以为真的“堕落”，十分危险！自然无神论经历了从自然神论到近代自然主义再到人本主义等历史形态，大都从人与自然的关联中思索“存在意义”的问题，关注人生存的自然本性及其条件，以现实存在为根据来确立人自身的生存意义问题。它标示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及人类自信心的增强，它反对灵肉的二元对立，反对超验神学对“上帝”的依赖，强调人类生存的客观基础。但它们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存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生存论”，把生存只是理解为既定的实存形式，没有立足于现实生活，因而只是形而上学建构而非对现实生存的把握，始终未能处理好灵魂与肉体的依存关系，存在着二元分裂，它们都延续了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总是追求“现象”之外的“实体”存在，一再地扭曲历史中的现实生活，“人”一再地涌现于“大地”，却无力逃脱其宿命——“隐蔽的上帝”。“上帝”所展现于历史的“魔性”似乎远大于它作用于人类的“神性”，这便是尼采的崇高叛逆！
传统哲学的存在观是实体主义的存在观，它远离现实生存，遮蔽了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阻隔了人之反省意识及其对现实生存道路的探索。历史向前，超越传统、探寻“生存”的使命首先最为深刻地“遭遇”尼采。他质疑说，“存在——除‘生命’而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也就是说，某些死亡的东西怎么能“存在”呢？”尼采不满于哲学逻辑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干瘪。叔本华与克尔恺郭尔虽开启生存哲学之端绪，但仅仅指出了悲观绝望的“生存事实”（个体生存的弱小无助与自我消解的生存和人过分发达的生存感受力及其悲剧性痛苦体验）。虽不满于黑格尔式的理性思辨，但他们不过是对康德“自在之物”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消极反抗而已！
尼采针对前人的遮蔽和鄙陋，石破惊天地宣告了“上帝之死”，发起了史无前例的“价值争夺”之战！在他看来，所谓“自在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是纯粹的主观臆想，是“主观东西内部的一种错误的方式和矛盾。”由于其荒谬，人们根本不能通过所谓逻辑方式去把握所谓“自在之物”，更没必要去确证所谓“上帝”的存在！“‘自在之物’是荒谬。如果我们撇开一物的全部关系、全部‘特征’、全部‘活动’，就不再剩有该物了；因为物性是由逻辑上的需要由我们虚构进去的。”尼采虽认同叔本华的“悲剧性”分析，但他认为作为生命动力的“权力意志”不是出于叔本华所谓生存斗争意义上的自我保存，而是一种追求强大的本能,人生虽然短暂而可悲，但人绝不当因此而堕入“悲观主义”，作为生命本能的“权力意志”有着追求强大生命力的自我超越性和自我创造性。由此，人是充满希望的存在，作为万物的灵长，人能够凭借其强大的生存意志，战胜生存的深刻“悲剧性”（孤独、短暂、生死等的可怖），并将这种“悲剧性”转化为生命永远向前的动力！尼采的“上帝之死”是一种反传统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是“彻底的虚无主义”。由于传统文化重灵魂轻肉身的“虚无性”构成了对生命的极大危害，这种求“真理”的意志使人类走向衰竭！所谓“真理”不过是柏拉图、基督教式的“理念”、“上帝”等“自在之物”，是仇视生命的“道德真理”！由于它数千年对“人性”的毒害和钳制，尼采认为本应该是健康茁壮的生命，快乐的生存变为了具有深刻奴性的挣扎，人类这个“道德的”生物种类在走向衰亡，“作茧自缚”的人类承受了太多自为的“悲剧性”！
人类存在之“悲剧性”主要经历了从古希腊“命运悲剧”到“性格悲剧”再到近现代“观念（意识）悲剧”的演变。“命运悲剧”的要点在于人由于自身力量的微弱，无力反抗不可知的冥冥统治着万事万物的“命运”，而为之毁灭的存在悲剧；“性格悲剧”的要点在于人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从而与无比强大的“命运”展开“冲撞性”的争斗，但最终为之毁灭的生存悲剧；“观念（意识）悲剧”也可以说是“精神性悲剧”，这种悲剧发生于人类已具备强大的自我意识（“理性”），已摆脱“命运”（自然或超自然力）的威胁与恐怖，人类从宿命的“偶然性”进入自我理性主导的命运之“必然性”，这一悲剧的历史开端大致在中世纪末，这是黎明的曙光就要冲破黑夜的蒙昧之伟大时刻！但是，人类科技的进步和自我理性的高扬并没有免除人类存在之“悲剧性”，反而加强（深化）了这种“悲剧性”，“一战”和“二战”的人类空前浩劫则是这种“大悲剧”的呈现！这种“大悲剧”在黑格尔的“伦理实体”中已有着深刻的阐述，但黑格尔却没有超越这种“悲剧”！因为这种“伦理实体”之悲剧性冲突是深刻而必然于人类存在的，更何况黑格尔哲学高悬“绝对精神”（宇宙理性）于人类命运之上，难道“宇宙理性”会拯救人类的“悲剧性”苦难吗？或者“宇宙理性”会通过牺牲掉人类的命运(“大悲剧”)来开创它自身的道路呢？这里黑格尔哲学依然是柏拉图式的，依然乞怜于“上帝”，依然人类自我中心式的把人看作“上帝的选民”，被置于存在的最高等级序列。黑格尔认为人类理性是宇宙理性的最高体现，是“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回复运动！问题是人类理性真可以抵达宇宙理性？这是人们不以为然的！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人类理性根本不能统摄“存在之大全”。人只是“存在之大全”的一分子，大海里的一滴水怎么能“感知”整个海洋呢？矛盾和断裂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尼采，这个后英雄时代的“英雄”，于人类文明积重难返而走向衰弱之际横空出世的“超人”，深深地理解和切入了历史性存在，在与传统不断轮回的“对抛”（冲创与融合）之中，他以“超人”的“意志”冲击整个虚无价值之传统！在他看来，叔本华“悲观主义”是柏拉图主义的极端体现，是梗在喉头的大毒蛇，我们必须咬断它，要么吞噬掉，要么吐之，我们才能获救！尼采通过宣布“上帝已死”把人类置于“死地”，从此没有了上帝救赎之可能性，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渊”，这是伟大之考验——或许人类会因之而灭亡！我们已没有了退路，在此，人类存在之“悲剧性”转化为强大的生存意志，“悲观”转变为“悲壮”，人类将由之而进入生命的“权力意志”创造意义，意志支配命运从而超越“悲剧性”的“崇高时代”，这是尼采之“超人时代”，再也没有了上帝之偶像！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事物的意义随时间、地点以及观察者和说话者的语境而改变；同一个事物一天与一天不同；一个人所说的话，以及所使用的语词，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目的，将意味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事物。”他一反人们对事物的“常态”（同一性实体思维）看法，用其“反向”（非同一性生成思维）的怀疑眼光见人之所未见，从而对传统构成了尖锐挑战：“事物被认作是同一的还是对立的，是由在一个社会的或者世俗的语境中所获得的意义决定的，并不绝对地取决于我们在实体之中发现的一种固定的本性或物质的构造。”他于此已涉及到当代哲学所关注的“语言”、“逻各斯”，“意义生成”等关键问题，难怪他在世时被人们称为“晦涩者”，作为一个愤世嫉俗的隐逸者运用直觉与想象，甚至近乎神话的形式表达其思想。其“一切皆流”的意思是：“1、万物处于流动状态之中，但是2、变化是根据一种不变的规律（Logos）发生的，并且3、这种规律包含了对立面的相互作用，4、但是这种对立面相互作用的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创造出了和谐。”他看到了万物流动变化之根本在于不同的“力”的相互作用之规律，而这种“变化”又是根据不变的规律（Logos，“逻各斯”是现象多样性中的隐蔽的内在统一性）而发生的。此外，他关于“火”与“战争”的思想亦影响深远。不同于那些把某种物质元素直接看成一种“原始实体”的哲人，在他看来，“火”之于万事万物就像“黄金”之于货物一样，并且由于这团包容世界的“火”的作用，世界每隔一定时间就会消失和重现，不断地循环着，这让人不禁想到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他还把“战争”看成万物之父（王），而尼采也是著名的“战争”论者，但他们所谓“战争”主要是关于“存在”的，而非现实政治利益上的冲突。“关于不同交替力量之间的紧张的那个一般命题：战争或冲突（希腊语为polemos）指的是这种宇宙论紧张；正是这种紧张构成了万物之‘父’，也就是说，万物的基本原则。”这又令人想起尼采的“权力意志”所论。观念上的投合再加之他们卑睨大众流俗之“愤世嫉俗”，难怪尼采自比为现代赫拉克利特了。
尼采于古希腊找到了遥远的知音，“赫拉克利特……生命本来就是无辜的、公正的。他对生存的理解基于游戏的本能，并且生成成为一个美学的而不是道德或宗教的现象。”的确，存在是非道德的，甚至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万物方来，万物方去，存在之轮，永远循环。万物方生，万物方死；存在之时间永远运行。”在尼采看来，存在犹如游戏，“万物都在跳舞”。他认为在传统思维里存在着怨恨与悲情，即“意志的怨恨——是时光不能倒流：意志所不能推动的石头是：‘它已如此’。”于此，人类很容易滑向虚无主义的深渊。那么，怎样才能获得拯救呢？“救济人类之过去，改变一切‘它已经如此’，直到意志说：‘但我愿意它如是！我将愿它如是！’”也即是要完全肯定和祝福存在，要拥抱自己的命运和奔向自己的天命，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与幸福！在尼采看来，“意志哲学必须取代陈旧的形而上学：必须毁灭和淘汰它。他认为自己是意志哲学的创始者，而其他人只是形而上学的最后守护者。尼采理解的意志哲学有两个原则，它们共同形成了喜讯：‘意愿＝创造’和‘意志＝欢乐’，‘意愿，这这位解放者和欢乐的使者永远伴随着我。意愿使人自由，这就是意志和自由的真义——查拉斯图特拉如此教导你们。’尼采的自负犹如他的预言，同样伟大，他最终实现了从传统“实体思维”到现代“生成思维”的根本转型，开启了“后现代文化”。其充溢着生成之欢乐的生存观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气质，卑怯的生命从此傲然挺立于大地，人们再也无法安眠于“上帝”、“真理”等如面纱般虚无飘渺的“自在之物”里了，人们的意识里又多了一层“思维的思维”（即海德格尔所谓“存在者之存在”）！而传统思维大部分时间里为“存在者”所“遮蔽”，“生存”的本真性道路被阻断！正是由于尼采对超验神学的反叛和对“悲观主义”的拒斥，“生存论”才进入它真正的历史性，引起现当代思想家（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持续地重视，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关于“存在”问题，“本能性肉身”之“直观”、“体验”等深入方式远大于“逻辑理性”之独能，“这样一来，生存也就从传统的那种为认识论模式所确定的客体式的认知对象转换为一个自为的主体活动，人的自我阐释与理解能力也空前增强。”正是尼采之“生成思维”为他的“审美形而上学”奠定下了深刻的基础。
第二部分：拯救之途：审美形而上学
第四章、价值的翻转：诗与哲学之争
“诗与哲学之争”内蕴于“存在与表达”（“道与言说”）之本质根源处。“道”本不可说却又不得不说，精神渴望实体化，并在这一实体化中呈现“自身”；灵魂渴望肉身化，并就在这一肉身化中表达“自我”。黑格尔哲学清晰地表达了“道成肉身”这一“灵魂渴望变成肉身，肉身渴望升华为灵魂”的双向运动！黑格尔不能忍受灵魂与肉身、思维与存在于根本处的撕裂状况以及人类命运之根本偶然性，因为这在本体论上否认了人存在的理性和意义！他认为，存在的本质是“绝对精神”，整个“现象存在”则是“绝对精神”的呈现（“在场”），即存在的本质是“宇宙理性”，万物都体现着这一“理性”，存在又是有着层次的，人处于存在等级的最高位置，即人是“理性”的最充分体现，“理性”通过人这一存在实现其自我意识的回复。由此，灵魂与肉身、思维与存在同一，人类的命运从此不再是偶然和分裂的，而是“理性”的必然，有着深刻的本体论意义之保障！然而其辨证法得以展开而大行其道的一些基础却是为后世学者们深深质疑的。
诗与哲学是人类“言说道”的两种古老方式，一方面，这两种语言之间有着深刻的裂痕（一个言说着“存在之真理”，一个言说着“生成之游戏”）；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都是关于“道”的言说）。它们是同一与差异的关系，同一使它们在根源处交汇，差异使它们在“现象界”争吵！关于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内在并表征于以柏拉图、黑格尔、尼采以及海德格尔等著名思想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中，其争端最激烈而又本质的便是处于西方文化史两端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和尼采了。诗与哲学上演了激烈的价值争夺，孰优孰劣，甚至彼此排斥。关于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似乎形成了以柏拉图和尼采为首的两大对峙的阵营，然而，他们是穿梭于遥远时空中的精神性争端，这种争端之深刻和本质显示出诗与哲学的内在差异和裂痕，同时亦是交流对话和于更深远处超越现象界的精神性交融，争吵之后鉴别出差异身份而又认祖归宗的血脉相连的那种亲和力。可以说，整个哲学史都反映和保持着这种二律背反的张力性结构，其他哲学家关于此的思考则被置入（镶嵌于）以柏拉图和尼采为“开端”的、波澜壮阔的文化长河之中。
柏拉图（苏格拉底）最早提及诗与哲学之争的问题。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的高深莫测和变幻无常犹如一个隐蔽的上帝，他的出场是面具性的，有着游戏式的严肃风格，其本身就是艺术（化）。反观之，尼采又何尝没有“面具性”呢？他们都是诗与哲学、游戏性与严肃性相结合的大哲学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著名的“三张床”的比喻性言说把整个存在把握为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这是对“存在”的三重划分和把握，影响深远。作为理念的床是原型，是现实的床和艺术的床之存在本体，有如太阳，不可直接把握，对“理念”的把握是深置于灵魂中的回忆，它是隐蔽而神秘的上帝，既在场而又不在场，肯定即又否定，否定而又肯定，这不就是尼采所说的那个掷骰子的天真的孩子在游戏式的不断地创造着与毁灭着吗？现实的床和艺术的床是对理念的床的“模仿”，它们属于有着生成变幻的有限性世界，是理念（原型）的影子。艺术的床通过模仿现实的床而显现，所以它又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由此，艺术处于较低的存在层次，是对理念的模仿之模仿，它距离“真理”（理念）最远，它制造影像（虚幻不定的假象），迷惑人的心灵情志，煽动人的卑劣情欲，制造悲恐和眼泪，把世界变成地狱，引起混乱和骚动，所有这一切都是“艺术之罪过”。进而，诗人的存在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构成了威胁，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著名的“逐客令”：要把那些制造影像和混乱的诗人涂上柏油，拉上大街示众，然后驱逐出他的城邦。诚如尼采所言，“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只要相信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拥有者，就会变成暴君，以至于在希腊人那里，思想史也有了那种暴力的、仓促行事的、危险的特点”
柏拉图是严厉的，连荷马亦未能侥幸于其批评锋芒。“荷马史诗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既是阅读的课文，又是古代的‘学问大全’。荷马的创作凝聚了希腊民族，他的名字是诗和诗人的同义词。”然而，在柏拉图看来，“诗人显然是不合格的……民众之师。……诗人不具备求知的主动精神……诗歌不具备本体的意义，只是热衷于摹仿人的行动和事件（即满足于对表象的再现）；诗歌模糊神学与形而上学的真义，歪曲神明的形象；诗和诗人忽视心魂的主导精神，满足人们低级的感官需求。诗和诗人干扰哲学的方向，误导了对人的教育，损害了社团和城邦的利益。”柏拉图如此激烈的批判显然建立在他深知诗歌艺术的巨大魔力的基础上。在文化史上，柏拉图可谓天才的诗人哲学家，其人其说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开端性”的伟大意义，人们提到他，仿佛象征着理想完美、崇高伟大和智慧圣洁，有似从天而降的天神！亚里士多德赞誉道：“岿岿盛德，莫之能名。光风霁月，涵育贞明。有诵其文，有瞻其行。乐此盛世，善以缮生。”柏拉图对诗歌艺术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认为诗人作诗时的迷狂是受缪斯女神的感化，是在代神说话，是无意识中理念的显现和传达。诗歌有着如磁铁吸引铁环般的神奇魔力把缪斯女神的爱（理念）播散在人们的心田。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诗人虽能言说却不知其所以然，诗人是在无意识和非理性地言说，这就难免产生无法控制的癫狂和有人冒充诗人装神弄鬼进而煽动情欲，制造混乱，扰乱神明，危及城邦。这一情况似乎实际存在，但柏拉图在倒污水时连盆中婴儿一起泼出了，他对诗人之非难主要出于对理想国的维护，治理城邦不能是非理性的诗人而只能是理性的哲学家，由此，他提出了“哲学王”的崇高理想，这与中国儒家“内圣而外王”的精神境界不无相似。
苏格拉底哲学实现了一大转向，从初朴的自然天启式命运观念转向人世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德菲尔神喻“认识你自己”便是开启人类认识自我的理性之门，哲学精神终于借柏拉图贯彻和实现了理性的“求真意志”。哲学开始战胜和取代自荷马以来诗人作为城邦之教育者的无上地位，加冕为王，从而开始了西方数千年的理性统治，直至近现代的科技理性以“上帝”的身份自居！理性、逻各斯（话语）、权力纠结在一起凭借其强大的“求真意志”开始了它的征程，诗与哲学之争正是其表征。从此，诗（艺术）有被哲学之求真意志吞噬的危险，然而，思想和情感是自由的精灵，体现着思想与情感完美结合的诗（艺术）从来就不甘于被奴役的地位，诗的灵魂是美，而美是自由的光辉，诗以自由女神的形象始终挑战着权力（“真理”）的统治。“哲学是发现真理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如是说。相反，伊壁鸠鲁学派则利用了亚里士多德感觉上的认识论。他们对寻求真理冷嘲热讽和拒绝，他们说‘哲学是生命的艺术’”。诗人和艺术始终是权力的“他者”，是同一中的差异，是攻入权力这座坚固城堡的“特洛伊木马”，因为诗神，大地才如此丰饶而多彩！存在（人生）之意义才因此而涌现！
黑格尔“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观念某种意义上是柏拉图主义的。诗人在谜狂中言说着神的话语，却并不知何以如此。理念和美是有着深刻的本质性关联的，理念是美的灵魂，美是理念感性显现的肉身，不可把握的理念在其可见（感性）的肉身“美”中显现。当然，理念和美之间并非“无碍”，距离的存在依然是保护性的，凡俗的我们并不适宜直接逼视光耀万丈的太阳！海德格尔认为，显现（表象）作为“去蔽”的同时意味着“遮蔽”，甚至“遮蔽”更重要，它是一种深刻的保护。在黑格尔那里，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理性精神的显现，它们存在着层次差别，理念在艺术中的显现总体上还是模糊不清的，是不充分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相比艺术更是理念的体现，是较深刻和充分的，但艺术和宗教最终都不得不让位于哲学，哲学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和最终胜利，哲学凭借其强有力的概念性逻辑工具直抵“理念”。自此，“人是万物的灵长”在黑格尔那里得到最充分的阐释，人类的命运在理性光芒中明朗起来，必然性代替了偶然性。黑格尔哲学代表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求索和将之纳入主体理性之必然性把握的乐观精神信念！然而，尼采认为，“辩证法不是世界的悲剧图景，相反，它用理论概念（苏格拉底）或基督教的概念（黑格尔）替代了悲剧图景，从而宣告了悲剧的死亡。”
在尼采看来，传统文明的重负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孱弱，人这个生物种族在退化，人日益丧失了强大的生存意志，人类正滑向“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深渊，挣扎在无可避免的悲剧性冲突之泥沼里，人世弥漫着绝望的死之气息，死神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人不过是永恒时空中的一瞬间，如白驹过隙。在死神面前，人的存在意义和力量显得微弱和荒谬，似乎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尼采的诞生正是“悲剧（精神）的诞生”，其哲学直面存在意义、个体生存、虚无主义以及悲剧性及其超越之“大困惑”，即“意义之拯救”问题，因为人类的存在须臾都不能离开“意义”这个问题，如呼吸之空气。“人类哪怕是追求虚无都不能没有追求”正是尼采对此的深刻洞察。在海德格尔、福科、德里达等哲学家看来，尼采是整个西方文化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这一伟大转折关头的大哲学，堪与柏拉图比肩。这位恶魔式天才哲学家以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巨大的毁灭力与创造力相伴生）向整个以柏拉图为开端的西方文化传统发起了史无前例的猛烈冲击，其叛逆性之坚决和彻底，影响之巨大，使他成为大地上突兀的标志和历史性的英雄人物，至今依然能感觉到尼采情志的炽热和思想的魔力！关于诗与哲学之争，尼采的主要论敌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他看来，苏格拉底的道德真理不过是一种“权力”之价值争夺，其“求真意志”是一种疯狂的理性，最终难免与权力合谋，整个存在（尤其是人世）都只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其本质就在于求得更多更大的“权力”，它是一种“意欲”，它意愿更多。从根本上讲它是无意识而盲目的，由此悲剧的诞生无可避免！作为生命底蕴的那种无意识冲撞本能的狄奥尼索斯精神是悲剧诞生的根源，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生成与毁灭力量（“性本能”是这一力量的注脚）。古希腊文明正是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冲撞与调和，这两种精神冲撞如此之强烈和深刻以至于在希腊文化中无处不在，其典型形态是“悲剧”。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温克尔曼所谓希腊文明是“静穆而伟大的宁静”的表象式论断。尼采提出“艺术有着高于真理的价值”；“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理由”等惊世骇俗的评判向柏拉图与黑格尔抬高哲学而贬低艺术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给以猛烈轰击，把哲学的上帝赶下了神坛，开启了通向审美形而上学的拯救之途！
尼采认为，柏拉图主义正是欧洲虚无主义的代表，这种“虚无主义否定了真实的世界，否定了存在，虚无主义是神的思维方式”，它通过设定一个永恒的不可直接把握的“理念世界”（彼岸）从而把有生成变化的现实世界（此岸）判定为“非存在”（短暂而虚幻的存在），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模仿和影子，是虚无缥缈的影像世界。“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在哲学家的脚下，大地已被抽走，因为他独特地专注于不可见的‘存在’的世界。“这一否定现世的倾向在后世基督教里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尼采对此哲学观念及其贬损诗人的言论持激烈的抨击态度，并对柏拉图传统进行了有力的颠覆，从而实现了诗与哲学之争的价值翻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是人类生存的至高形式，从事哲学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但哲学沉思作为形而上的理性探索是思想的试验，而非社会实践（政治）的最高形式。美国学者罗森认为亚里士多德较好地处理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马基雅维里等以强权界定成功的倾向，拒斥着哲学与权力的合谋。他说，“诗是一个中间概念，处于哲学与政治之间，它使三者都各自保持其根本同一性，而又不互相分离。那种分离是对人的灵魂的肢解，会导致……政治扭曲。”诗在此被置于解决哲学与政治结构性冲突的关键地位，担当了维护文化同一和完善人性的重任！在罗森看来，“整体”通过柏拉图“诗”的形式（戏剧对话）得以呈现，犹如隐蔽的上帝，而亚里士多德则用独白形式（逻辑概念式），从而丧失了“整体性”言说，只剩下对类别现象的肢解。他又认为，海德格尔“存在之遮蔽”学说的基本内涵是：对“整体”所进行的描述和解释，必然是对整体的遮蔽或分解。那么，作为“整体”的不可“言说”意味着什么呢？或者，“整体”不存在，经验的整体性是一种“透视”（也即诗意创造）；或者需要以诗提供关于整体的宇宙论神话，即如果没有整体，必须通过诗去创造意义之“整体”。由于种种视角之透视性，“世界观”不就是诗意创造么？人从根本上讲应该是艺术的动物，并且创造着属人的世界。在罗森看来，柏拉图“理念”、亚里士多德“范畴”以及康德“先验”等都是自然的诗化形式，他们以哲学方式从事着诗意般的劳作。在后现代语境中，哲学成为了尼采“透视主义”意义上的诗性劳作，古典哲学不过是追求完美的神话，是人类最辉煌的梦，是伟大风格之艺术！
第五章、悲剧精神与审美人生
第一节、尼采对希腊悲剧的考察
早期代表作《悲剧的诞生》集中体现了尼采悲剧美学思想，甚至是其哲学的奠基，理由是：尼采哲学构思始终不离此书所表达的主题；其哲学独具风格，以“悲剧哲学”为内核，采取审美化的人生价值取向，走上了对“存在深渊”的“审美拯救”之道路！
尼采哲学可谓叔本华哲学与古希腊文化（尤其“悲剧”）相结合的体现。尼采认为，叔本华与瓦格纳深刻地把握和表现了对世界之本体的看法：生命意志的原始痛苦。他们似乎在相互“阐释”着对方的理念，叔本华哲学的“抽象”与瓦格纳音乐的“形象”在此交汇！从叔本华将整个存在把握为“意志”和“表象”的观念中得到启发，尼采新奇独到地以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核心来阐释“希腊悲剧”，其“日神”相当于叔本华的“表象”，“酒神”则相当于“意志”。尼采认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不仅之于希腊悲剧，而且内蕴于整个西方文化史，这两种力量源于大自然，是艺术发展的深层动力，它们相对于艺术就像男女两性之于生殖，由此获得根本动力和整个生命存在的不朽！在尼采看来，在起源和目的上,阿波罗艺术和狄奥尼索斯艺术形成强烈对照。它们并驾齐驱,不断地相互激荡从而引发更强有力的创造，希腊悲剧正是这两种精神的冲突与融合。日神代表的是“梦境”，是形象的纯粹观照，它创造幻象和迷梦，借“梦之面纱”来遮蔽现实生存的巨大苦难。其美丽幻象“创造”了和谐，犹如“天上人间”，这里是智慧的宁静和人生痛苦的解脱。它凭借“个性化原则”创造出无限丰富多样的存在，“人”就沉缅于日神精神创造的如明媚阳光般的梦之徜徉里，缓解了生存之悲剧（如同“麻醉剂”）。日神精神主要体现于雕塑、史诗、叙述类文体之中。希腊悲剧中更为深沉和原始的力量是“酒神精神”，它代表的是“醉境”，是“原始痛苦”之反响。内蕴于人们的“酒神冲动”最终冲破日神式的虚幻梦境之安慰，不愿再受“假象”欺骗，渴望追求世界之本体。在酒神式的醉境里，存在于生命个体的那种分明界限隐去，日神式的自我主体意识消解，存在之间不再设防，人由此进入忘我之境，与大自然神秘为一。可以想象一滴水融入大海的欢腾，感受那万古常新永不朽灭的自然之伟大生命力！个体的毁灭在此成就了整个生命存在的辉煌（永恒不朽）！酒神精神于艺术中主要体现于音乐，尼采继承了叔本华“音乐是意志的直接写照”的观念，将它置于艺术的最高等级序列，并认为“悲剧”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以音乐为核心的。
在悲剧的历史演进中,日神艺术表现为“对白”（舞台形象展示的剧情）；酒神艺术表现为“萨提儿歌队的歌舞”。尼采认为萨提儿歌队比剧情本身更为古远,也更为根本。关于希腊悲剧中歌队的“合唱”，席勒把“合唱”视为一堵将现实世界隔绝开来并维护着诗的理想领域的生命之墙；谢林“将合唱称为最高级的创举，因为它并不纵容粗俗的欲望，并完全摆脱对感情欺骗的低庸趋向，将观众直接提高至真正的艺术以及象征式表现之最高范畴……摒除周围环境的偶然性……合唱最显著的作用在于：使伴随情节的反思客观化和人格化……主要使命在于：使悲剧臻于完美，使其将一切集注于自身，甚至将它所激发的思想连同心绪和同情纳入其范畴”；谢林的这一观念应该说影响了后来的黑格尔，黑格尔将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看成是“正义”的化身，代表一种较高的实体意识，对悲剧伦理实体之间的冲突进行评判。“合唱队所代表的就是带有伦理性的英雄们的生活和动作中的真正实体性”；相反，尼采认为“合唱”是“原始悲剧”（悲剧的发端），“合唱”是自然精灵的再现，通过装扮成自然精灵，希腊人摆脱文明而回归自然母体，进入酒神情状，与自然神秘合一，从而感受到自然无穷的生命力，由此获得“形而上”的超脱慰籍：“尽管万象流动不居,生命本身到底牢不可破,而且可喜可爱”。随着“合唱”职能的扩大，为了更多人能体验到“酒神情状”，于是出现了对白、情境、舞台形象等。这些被引入“合唱”的因素是日神因素，日神只是为酒神智慧服务的手段，尼采将希腊悲剧理解为不断在一个日神画面世界中得到宣泄的酒神合唱。8即酒神精神的日神客体化，它虽然是叙述性与情节性的，但其内涵始终表现的是：生命个体的毁灭与原始存在的混沌为一！随着“原始悲剧”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神的表达愈益形象化，真正的“悲剧”也就诞生了。“合唱”于此的任务就是激动观众的情绪，使之进入酒神情状，当“悲剧主人公”出现时，观众看到的不过是从自身迷醉中产生的“形象”，一个如幻影般不断变化的新世界诞生于我们眼前。这样，酒神之情绪就借日神之场景而得到表现！
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音乐”处于“悲剧”的核心地位。叔本华认为“意志”的客体化是“理念”（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象界”），艺术通过摹写“理念”与“意志”发生间接联系。而“音乐”则跳过了“理念”，无需借助媒介，“是全部意志的直接客体化和写照。”即是说，其它艺术形式只是接触到“意志”的“表象”（现象界），犹如柏拉图所谓艺术只是理念的模仿的模仿。而“音乐”则反映了“世界的本体”，直达存在之深渊——“意志”，故而“音乐”是最为本质的艺术形态。“对世界上一切形而下的来说，音乐表现着那形而上的。”叔本华认为，音乐之普遍意义犹如几何数字，最为直截正确地揭示了世界之隐蔽本质。这里似乎可见柏拉图受毕达戈拉斯影响而视“神秘数字”为世界之根本的观念。对此，尼采深为赞赏，音乐超理性地揭示了原始矛盾和原始痛苦，是原始意志的写照，是酒神精神的最好体现，伴着音乐的旋律而轻盈有力地舞蹈。在悲剧中，音乐无需媒介而径直入世界的内核，神话则借助形象画面间接指向世界之本质，在悲剧中充当音乐的辅助手段。作为凡胎肉体的人受不了纯粹音乐对“意志”的宣泄，它可能导致人的毁灭，由此，神话在悲剧中正好充当了保护人类的“缓冲剂”。由此，悲剧中既离不开直抵世界本质的酒神精神，也离不开如幻梦般徜徉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讲叙着日神精神的语言，日神精神最终也讲叙着酒神精神的语言，由此达到了悲剧以及整个艺术的最高目标。
在尼采看来，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以及相伴随的赫拉克利特哲学代表着希腊悲剧的黄金时代，但由于苏格拉底及欧里庇得斯之“理性”，“悲剧”走上了理性乐观主义及自我意识的毁灭道路。尤其是苏格拉底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进路，扫荡着“悲剧”之酒神精神，在他看来，悲剧之诗煽动人的情欲，引起城邦的骚乱，故而，在其“理想国”里，诗人是被驱逐的对象。作为理性之代表的哲学排斥着非理性之体现的诗。这也预示着后世科学理性与艺术之间的裂痕。“哲学家们出于道德偏见，以理性为高贵，非理性为低贱……尼采认为，一切理性的事物，追根溯源，血统并不纯洁，都是来源于非理性……精神、理性、认识、思维、灵魂、意志，一切都是类的保存的工具。肉体是一个大理智，精神只是个小理智，是为肉体服务的。”艺术在与哲学合谋的政治王国里似乎始终被边缘化，像一个飘浮不定的流浪者。苏格拉底晚年似乎有所悔悟：他承认自己在很多问题上是“无知”的，甚至有渎神的危险。在尼采看来，酒神精神（悲剧精神）再次复兴的伟大使命似乎落在了德意志民族的肩头，在德国音乐大师瓦格纳的音乐里，他似乎看到了这种希望。“瓦格纳所梦想建立的‘整体艺术’，它是对所有艺术门类的综合，是为‘整体的人’而创造出来的艺术。”但尼采最终失望了，因为“在瓦格纳的音乐里有最高度的热情，有不可遏制的官能的欲望，有最阴森的悲观主义，这一切都最终体现为对观众的感受的支配。”瓦格纳正好是尼采所要极力摒弃的鄙俗的厌世者和歇斯底里者，而尼采起初只不过把他误以为救世的天才罢了。
第二节、从存在之“悲观”走向生存之“悲壮”
雅斯贝尔斯认为，在以逻辑化的哲学体系把握世界之前的阶段，“神话的力量，启示的权威和生活的戒律乃是真实的存在。”这些以往认识真理的形式是哲学之困惑的原初意象，它们形成了一个浑然不分的整体，塑造和完善着人类的生活，在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宗教、艺术和诗才彼此分离。从此，关于真理的语言碎裂了，但那种“原始统一体”仍然影响和关联着分裂后的各个支脉，作为隐蔽的上帝，其“道成肉身”既是一种在场又是一种不在场，在场/不在场是一体两面的存在/非存在，貌似语言游戏的言说在此其实并非游戏的语言，现象界的生成变化在转瞬间“又换了人间”，作为人把握世界的“持存化”（信以为真）之真理更是作为人的生存阐释，人以为站在牢固的大地上，其实，我们更像是停留在飘浮的冰山上，一不小心，则可能落水，生存与拯救，存在与毁灭，始终是人要去面对的一种现实处境，一种进退维谷的“临界状态”。显然，尼采就曾深处在那种“临界状态”，一面是“存在之深渊”的紧迫，一面是生命意志渴望获得拯救的强烈“意愿”，肉身与精神于冲创中分分合合，纠缠难解，千百年来为无数先哲所探寻的“真理”之路在何方呢？从17世纪笛卡尔唯理论，经18世纪启蒙理性，一直到以黑格尔为其高峰的古典哲学，可谓文艺复兴之后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它高扬“理性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并认为“理性”是认识和创造世界的根本。然而，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大机器工业之下的人性分裂，存在之“悲剧”却愈来愈显深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性王国”逐渐幻灭，所谓永恒的“正义”、“自由”等“理性”（理想）价值终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灰飞烟灭！由此，充满怀疑和叛逆性的“非理性”开始代替曾经不可一世的“理性”主体地位，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意志论”成为了这种历史的转折点，实现了从“理性本体论”向“生存（命）本体论”的现代性转向，影响十分深远。
叔本华不满黑格尔逻辑概念性的庞大体系，认为它远离现实生活，空洞无物。由此提出了他的基本哲学命题：“世界是我的表象”与“世界作为意志”。颇有贝克莱主教“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意味。叔本华认为，一切存在都只是“表象”，都只是作为与进行表象的“表象者”（主体之人）相关联而存在的，世界的本体是“意志”，存在之一切都是“意志”的客体化。纷纭的表象世界都逃不了根据律（因果律），因而是不自由的，唯有作为世界之本体的“意志”才能超越现象（表象）而摆脱一切束缚，抵达“自在之物”。叔本华所谓的“意志”是存在于万事万物背后那个推动万物不断地去生长、繁殖、运转的根本力量，它是一种盲目的、永无止境的欲求和冲动，而且它既是大自然又是人的内在本质。并且，“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所以也就是出于缺乏,所以也就是出于痛苦。这一欲求一经满足也就完了；可是一面有一个愿望得到满足,另一面至少十个愿望得不到满足……需求可以至于无穷……如果我们还是欲求的主体；那么，我们就永远也得不到持久的幸福，也得不到安宁”。有如佛教的“众生皆苦”。叔本华最终堕入了“悲观主义”：生命意志因其盲目而无止尽的高度激烈的生存、繁殖欲望而永久痛苦；人的欲求从根本上讲产生自需要、缺陷，因而是痛苦的；由于现象界之因果关系，阻扰了大部分欲求的满足，欲求越强烈，痛苦也就越大；意志现象愈完全其痛苦就会愈显著，而人正是“意志”的最高客体化，动物感受到的痛苦非常有限，人由于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痛苦，所以更加痛苦！对于这种本体论上的“痛苦”，叔本华选择了“禁欲”，放弃欲求的生命意志：首先是放弃性欲，因为它是生命意志最为坚决的表现；其次，否定和超越痛苦，凭借内心直观而达到超脱一切的神圣境界；再就是通过死亡的方式来获得解脱，达到佛教般的“涅槃”之境。
悲观主义的时代病深深影响了尼采，但尼采没有滑向叔本华的悲观绝望。对古希腊文化的深刻研究,使他领悟出对希腊人之生存有着重大意义的“悲剧精神”,从而成为“第一个悲剧哲学家”（悲观主义者的反面）。尽管尼采也认为整个世界荒谬不堪，充满了矛盾痛苦，存在根本没有所谓的“意义”，“意义”不过是人类自我理性的编织物，但他却与悲观主义者截然相反。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是一种盲目的无节制的欲求，是作为万事万物运转之根本动因的“自在之物”。尼采用“权力意志”取替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带有“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的意味，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里所谓“自在之物”（虚幻的“上帝”）。尼采认为，“意志”不是“什么”，它只是存在者自我现身的方式。尼采摆脱了传统对存在者整体的思维方式（追问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而先行进入了20世纪“存在主义”之思（追问事物如何“是”，如何存在的问题）。显然，尼采的“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内在一致，其悲剧哲学力图把人类从压抑痛苦的世界中解救出来,以使人类获得可能性的自由。他坚持艺术是人生的最高使命及正确的超脱活动。希腊悲剧既是一种艺术现象,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第一要意，即希腊人是怎样处理悲观主义的——他们用什么手段克服了悲观主义……悲剧正好证明，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也如其他地方一样，叔本华又犯了错误。”在尼采看来,“美”是生命力之丰盈与精神之自由，“悲剧精神”正是通达这种自由的道路。可以说，尼采美学是关涉人类命运的生命哲学,它向往和追求着生命的完满,渴望着与自然融为一体，人类正是通过悲剧精神才拓展了生存的可能性空间！
希腊神话中酒神童年曾被提坦神肢解而死，此经历使之饱受个性化及其毁灭的痛苦，因此酒神成为了“原始痛苦”的象征。尼采认为，酒神的受难启示我们“个性存在”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但它本身也是一种愉快的经历。酒神肢解后的再生标示着:个体于毁灭中融入了原始的生命之流。“狄奥尼索斯肯定一切存在的东西，‘甚至包括最深重的苦难’，而且以各种被肯定的形象出现。多样与多元的肯定——这就是悲剧的本质。”由此，酒神以悲剧主人公的身份却代表着最高的快乐，“狄奥尼索斯的个性：欢快、轻盈、优雅、灵活善变并无所不在……正是狄奥尼索斯掷出了这些骰子，正是他舞蹈着将自己转化，正是他被唤着‘万乐之神’，即成千上万种快乐的神灵。”此外，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主人公俄狄浦斯智慧勇敢,但冥冥中却注定遭受磨难。然而，年迈的俄狄浦斯顺天安命地接受一切,此时，他却获得一种超然物化的快慰，在纯粹的被动态度中达到了最高的主动性,而此前的努力却使他陷入深沉的被动。由此尼采认为，天命的辩证法中存在着一种最为深刻的人间快慰,这正是悲剧的审美快感之源——“超脱的慰藉”，“尽管万象流动不居,生命本身到底牢不可破,而且可喜可爱”。这正是酒神精神之真谛。进而，他认为人生是一场永久的战斗和征服,其对象正是“自己”，即克服停滞被动的存在状态而不断地超越自我。于是，尼采美学便有了如是“真理”：首先只有人是美的，其次生命意志力衰竭的人是最丑陋的人。尼采美学由此成为了人类精神的新启蒙。在尼采看来，希腊人感受到了生存之恐怖,为了活下去,他们在自己前面安了排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辉梦境。也即是借助“神化”来寻求人生超脱般的安慰。“‘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一切羞耻和不光彩的行为都给了神祗：盗窃、通奸、欺诈。’然而正是希腊人格神的这种缺点和不足使得人们能够在人性与神性之间架构起沟通的桥梁。在荷马的史诗中我们看不到两个世界之间有什么确定的屏障。人在他的神祗中所描绘的正是他自己，在神的一切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人的千姿百态、喜怒哀乐、气质性情，甚至于癖好。”这里希腊人通过神的“人化”为生存辩护，于是，无情统治着一切的命数、俄狄浦斯的可怕命运等一切痛苦都被“神化”，从而消减了希腊人对现实人生的痛苦感受。“艺术拯救了希腊人,透过艺术,他们重新获得了生命的意义”。通过艺术中间世界提供的缓冲保护，希腊人超越了现实悲剧而获得心灵自由！可以说，“悲剧精神”赋予了尼采美学强大而自由的精神内涵及追求卓越人生的鲜明个性。
第六章、艺术至上：审美形而上学
第一节、尼采的“艺术本体论”
在文化史上，赋予“艺术”以崇高地位的思想家不乏其人，但把艺术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则自尼采始，其影响十分深远。尼采的艺术本体论是基于他把传统的道德宗教之“真理”价值判定为“虚无主义”，传统价值所谓“真理”其实是虚幻而背离人本真之现实存在的，是人类虚妄的“理性”之编织物。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否定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则是这种“虚无主义”的极端体现。尼采赞同叔本华对人生悲观之深刻而清醒的看法，但认为其悲观主义是人类生存之剧毒，是“悲剧的深渊”，人类正因之而变得意志力衰竭。人作为一种存在，离不开有关“意义”的价值支撑！尼采说，“虚无主义”是人类的大敌，是梗在喉头的大毒蛇，我们必须吞噬掉它。“存在”从根本上讲是“非道德的”，人生是短暂而可悲的，人的存在是一种戏剧性（悲剧性）存在，面临着无比深沉的“悲剧之深渊”，甚至这种“悲剧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在黑格尔那里，悲剧性矛盾（伦理实体之间的深刻冲突）最终在个体的毁灭中得到“赎罪”，“正义”以它的永恒来调节人类存在之悲剧性，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片面的合理性，有着自身的深刻局限，它最终通过“毁灭”而融归于混沌（宇宙、绝对）。尼采认为，整个传统文化根本上都是“虚无价值”，所谓“文化”是人类因为生存的一种创造，“真理”不过是人的建构，甚至“理性”也只是“身体”（不同于传统文化中与“灵魂”相对立的那个“欲望机体”）为了自身的一种功能属性，而不是有如传统文化上“求真理的意志”颠倒了存在的根本价值，生命反倒成了“真理”的奴隶工具！尼采将之斥之为“虚无主义”，人类一直活在这种自己编织的迷梦里，如同沉睡在漂浮的冰山上，非常之危机，人类将会因之而走向毁灭！既然人类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虚无价值，生命不过是一种追求自我强大的“权力意志”，那么所谓“真理”不过是生命的权力意志之价值创造与价值争夺！如《红楼梦》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只不过，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为了生命之根本存在，而传统价值却积重难返，走向了生命的反面！它奴役甚至窒息着生命，生命的“权力意志”（创造与自我超越的意志）因此而走向衰竭。“人”，垂死而挣扎！存在本已可悲，而人却自戴枷锁！尼采深刻意识到文明的这一巨大悲剧性，其哲学正是要彻底扭转价值——生命才是最高的价值！其出发点是要拯救病入膏肓的欧洲人，进而拯救整个人类！
既然人类因为“求真理的意志”正滑向虚无，走向生命的反面，那么，尼采则翻转传统价值，发展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把“求真理的意志”变成“求假相的意志”！“正是创造谎言的艺术将假象提升为这种最高的肯定性权力，是它将欺骗意志变为制造假象的权力中被肯定的因素。在艺术家眼里，表象不再意味着对这个世界真相的否定，而是意味着以上那种筛选、纠正、强化和肯定。于是，真理或许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真理即是表象。真理意味着实现权力，提升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尼采那里，‘我们是艺术家’＝‘我们是求知者或求真者’＝‘我们是给生命带来契机的创造者’”。尼采担负起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重估一切价值”，而“权力意志”这个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正是他进行这种重估使命的“哲学之锤”，他用这把锤子首先猛力地砸向柏拉图所谓的“真理”（因为在尼采看来这正是虚无主义的总祸根），惊世骇俗地提出“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而艺术正是“权力意志”最为明显的体现，由此，“无论抵抗何种否定生命的意志，艺术是唯一占优势的力量，是卓越的反基督教、反佛教、反虚无主义的力量。”在此，尼采通过极力提升艺术的地位并且用艺术维护生命的价值来对抗“虚无主义”。他认为，西方人的历史命运早已误入柏拉图哲学歧途——用对灵魂与天堂的追求来压迫肉身与尘世、用虚无飘渺的超感性（理念世界）来压迫感性生命（现实世界）！人类的命运落入虚无主义的掌握之中，人类历史症发性地展现出它的魔性——生命沦为牺牲工具之“大悲剧”！在尼采看来，生命永不泯灭的种子存在于“艺术”世界，唯有艺术才能修复和完善人性，不仅如此，“艺术的本质方面始终在于它使存在完成，它产生完美和充实，艺术本质上是肯定，是祝福，是存在的神化......”这句话充分展现了艺术的本体论地位及其崇高使命：因为“艺术”的存在，“存在”才得以“如其所是”的呈现（完成、完美、充实），艺术犹如“造化”之神奇。由于数千年“虚无主义”的毒害，人世充满怨恨与悲观，存在不复是“完美”的存在，甚至沦为“非存在”（短暂而虚幻的感性存在），这样现实生活中肉身化的生命被否定。“存在”如何才能被拯救呢？惟有通过艺术对存在的完成、完美与充实，在艺术世界里，我们对存在消除了怨恨，我们按照存在“是其所是”完整地接受存在，只有超越道德的界限（存在本身就是非道德的），我们才能获得完整的存在，成就完整的人，也才能行进在生命“永恒轮回”生生不息的“权力意志”的道路上，从而抵达本真存在，获得与万物为一。“存在”正是由于其“悲剧性”之门，从此一跃，才得以获救！故此，尼采一变叔本华之悲观主义而为激情昂扬的悲剧精神！人类由于悲剧精神而走向强健，看来，我们不必畏死，且一定要有不怕死的精神，虽然我们不必就着死而自寻死路！这是何等的生命豪情，这是强大而自由的生命个性，有如是精神者，他将成为他自己的上帝，成为命运的主宰，连死神也奈何他不得！尼采把无条件地接受整个存在，并勇于“去存在”的精神看成是生命意志的强大，将此种“完全肯定”的人生态度称之为“主人道德”。存在之“神化”并非“主观化”，在尼采看来，“浪漫主义”是将存在“主观化”的艺术，是对现实不满的结果。所谓“艺术是对存在的神化”即是对存在的完全肯定（颂扬和祝福）！惟有在艺术的世界里，存在才如其所是地完满地存在着。故此，艺术是存在之真理得以现身的方式，在艺术世界里，存在是光辉的，是一种“澄明”的“无蔽”的真理之敞现！艺术家正是通过他们的“创造”活动，使“存在”才得以打开其现身的通道，从而进入“无蔽”的光辉存在！除此，存在之生成受阻，“存在”始终处于“遮蔽”的黑暗世界中，是之为“沉沦”！由此，是艺术家使我们得以与“存在”照面，从而进入真理不断涌现的世界，此之为“存在之澄明”！
面对背负传统“虚无主义”之重遏而生命意志力衰竭的现代人，“艺术成了尼采开出的对抗现代性的药方，现代性在尼采看来就是对生命的阉割，是衰弱，是病态，是营养不良，而尼采认为‘艺术的根本仍然在于使生命变得完美，在于制造完美性和充实感；艺术在本质上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祝福，使生命神圣化’。这是艺术的形而上学，是从宏观的角度所阐释的艺术与生命的关系。”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活动。”人生只有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才是合理而值得过的，艺术在此充当了生命的守护神。通过艺术，生命为自己设定意义，故此，艺术活动也即是生命本身的“形而上活动”，并且，生命的意义首先为艺术所确立，有着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即尼采所谓“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但尼采鄙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他指出，艺术家的至深本能更确切地说是指向艺术的意义（生命），指向生命的热望，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此外，尼采的其它命题如：“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艺术本来可以是生命的伟大刺激剂”、“悲剧是一种强壮剂”等。在此，他所谓“兴奋剂”、“刺激剂”和“强壮剂”等可谓同义反复，意在强调艺术是生命的精神动力，因为艺术，生命才值得过，而且艺术有着使生命更加强大的本体论意义。
尼采谈论艺术，总是以“真理”为靶子。这里所谓“真理”是指柏拉图主义“超感性之物”、“真理世界”、“自在之物”。通过设置作为“真理”的“理念世界”，而将生命的感性世界斥之为“表象世界”（现象界），存在的本质在于灵魂对作为永恒“真理”的“理念世界”的无尽追求，是之为“求真理的意志”。在柏拉图那里，艺术处于较低的位置，甚至是被驱逐的对象。难道艺术背负了一种“原罪”——也许艺术正背负了违抗“真理”的“生成之罪”？“很年轻的时候，我就非常严肃地看待艺术和真理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即使是现在，我也是在神圣的恐惧中面对这种对立。”尼采的神圣恐惧就在于他深刻地意识到艺术与真理之间的裂痕与冲突，一场绵延数千年的悲剧性冲突在柏拉图的教唆中发生，人类的命运于此中载浮载沉，滑向虚无主义的深渊。为了阻止历史的这一可悲进路，尼采颠覆传统价值，宣告“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借此，新的价值等级秩序才得以确立。既然所谓“真理”不过是弥天大谎，那么，所谓“求真理的意志”也就是自欺欺人，是愚蠢而又危险的，也是对生命的反动！而艺术则是其相反运动：它是对生命的热望，是求感性之物的意志，是求存在变化也即是求生存（成）之“权力意志”！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艺术形而上学的总命题反映在尼采关于艺术的一句格言中，“我们发现艺术是生命的最大兴奋剂”。即是说艺术促进着生命的繁荣，艺术亦是权力意志的典型形态。正如尼采所言，“‘艺术家’这种现象最容易一目了然，从那里去窥视强力、自然等等的基本本能!甚至宗教和道德的基本本能!”由此，艺术还是强力意志形态中最本质直接的那一种，比道德、宗教更本源。不仅如此，尼采还说，“游戏，无何可用——恰恰是充溢着力量的人的理想，是‘稚气’。”而“游戏”正是艺术的基本审美特征，故而“艺术”作为权力意志是生命力充盈的表现，艺术是权力意志的典型形态，处于最高的等级序列。“权力意志”（一切生命存在都有寻求使自身更强大的欲念，这种欲念正是生命不竭的动力和本质）是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其重估一切价值的那把砸碎一切的“哲学之锤”。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宗教、科学、政治、道德等)都不过是生命之权力意志的表现，而艺术无疑是最能显现权力意志的人类活动方式，由此可见艺术在尼采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
尼采的艺术哲思始终在与柏拉图的论战中围绕艺术与生命、感性世界的关系而展开。相对于柏拉图所谓“真理”的虚无价值，尼采所高扬的艺术的价值就充分体现在它同时是对生命和感性世界的最高肯定与祝福！尼采正是通过作为“权力意志”之最为明晰体现的艺术实现了他所谓的“价值之重估”，故此，尼采的“艺术本体论”是其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及其哲思不断回复环绕的内核。
第二节、伟大风格之艺术
关于尼采所谈之“艺术”，我们不能就普通意义上来看待它，尼采“艺术”一词无疑是指生命的形而上学活动，是生命的最大安慰，也是最大的兴奋剂或者强壮剂，更是作为存在之根本的“权力意志”之最为典型的形态。理解尼采“艺术”，得以其哲学要旨为依托，从其哲学之思的最根本处出发。尼采“艺术”是指“伟大风格之艺术”，他的艺术观不仅是其哲学的内核，而且还与他的“大政治”紧密相连。尼采的出发点始终是“关注存在”、“关注生命”，是他的哲学真正首次以“生命”为最高的价值评判标准，而传统以“真理”为最高价值评判标准的哲学最终与权力合谋，甚至沦为权力奴役生命的工具。尼采宣布自己为德国的太阳（甚至是普罗米休斯式的人类的太阳），他想照亮“存在”，使人类免于自柏拉图以来的虚无主义的“大悲剧”，他毕其一生于一役，他“疯狂”了，无宁说他融化了，融化在拯救存在与生命的巨大哲学激情之中，犹如飞蛾扑火，在高温中灰飞烟灭了！
在尼采看来，艺术有三件美好事物：高贵、逻辑和美，而“伟大的风格”是更好的事物，并且与“大众”无缘，与瓦格纳英雄式的狂妄自大甚至背道而驰。“在尼采看来，瓦格纳是现代人类的原型，最大的戏子作者，服务于现代大众以及那些虚掷名望和名声的天才。”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所谓“伟大的风格”最接近严肃的风格和古典的风格，并且这种伟大的风格乃是最高的强力感，“艺术”一词标示着等级概念，它把整个此在置于决断之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古典风格本质上体现着这种安宁、简化、缩略、集中——最高的强力感集中在古典类型中。反映迟钝：一种伟大的意识:没有任何斗争感”。即是说“伟大的风格”标示着此在中那些巨大对立面的统一。“具有伟大风格的艺术乃是从对生命的至高丰富性的保护性掌握中产生出来的简单安宁。它包含着对生命的原始解放，但却是一种受约束的解放；它包含着最丰富的对立，但却是处于简朴之物的统一性中的对立；它包含着增长的丰富性，但却是处于长久而希罕之物的持续中的增长。”这里再次强调了“伟大的风格”之巨大“包含性”，颇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味道。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惟何物能使我们再生？——完满之物的景象”是其“伟大的风格”的注解。尼采将赫尔德尔、温克尔曼及黑格尔同时代人把“古典”理解为“自然性”斥之为“蠢材”，反对他们把“古典性”理解为完满而无害的、不言而喻的“自然性”，认为这是将其内在丰富性和生命力阉割成无矛盾性和贫困！尼采强调美学的生理学方面以对抗蠢材式的肤浅理解，从而“把生命的原始冲突以及一种胜利的必然性的根源突现出来”。并且，尼采的“古典”之生理自然性更接近于古希腊人所意识到的“可怕的东西”（或者“神秘的东西”）。
尼采认为，“伟大的风格”不仅要遵守法则，而且它本身就是这种立法，惟有这具有“立法性”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伟大的风格”）。“伟大的风格”是在把艺术视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上来把握的，最高的强力意志成为它自身的绝对命令！海德格尔阐释说，“艺术状态，亦即艺术，无非就是强力意志。现在我们就理解了尼采的那个主要命题：艺术是‘生命’的一大‘兴奋剂’。‘兴奋剂’的意思是：把人们带入伟大风格的命令领域之中的东西。”在尼采有关“存在”与“生成”思维中，他所说的“伟大风格”与其酒神艺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是“对生成、变异的要求，因此也就是对破坏的要求，可能——但未必——‘是充盈的和孕育着未来的力量的表现’。这就是狄奥尼索斯的艺术。”而作为叔本华哲学之写照的瓦格纳音乐艺术则是“浪漫的悲观主义”，是对存在的不满，是把本己的痛苦强加给一切事务，并以此向存在复仇！尼采认为，这是病入膏肓者的歇斯底里，是误入歧途者、失败者和贫乏者的厌恶，他们都憎恨现实存在。而“古典性乃是一种从馈赠者和肯定者的丰富性而来的对存在的要求。”海德格尔阐释始终紧密结合其“此在本体论”：“伟大的风格”是生命的丰盈，是对存在的肯定，只有当何谓“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得到一种本质性决断，并通过“伟大的风格”本身得到决断时，“伟大的风格”才获得它最内在的本质规定性。这里可能存在陷阱：尼采“伟大的风格”是否恰好克服（超越）了“此在”的本体地位呢？那么，决断的问题是否突兀了些？此在的决断在于求存在的“意志”，而“伟大的风格”恰是这种意志把生成扬弃于自身（“正是在伟大的艺术中……艺术家与作品相比才是无足轻重的，为了作品的产生，他就像一条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是对自我的超越，是一种返朴归真式的存在之轮回，或者说，它既是生成又是存在，它于界限之上轻盈而有力地舞蹈！“若用公式来表达，我们可以说：凡充溢抑制自身而成简约处，就有伟大的风格。”“伟大的风格”是强力意志的最高形态，它把各种矛盾对立物纳入其内在张力性结构中，并且矛盾双方相互转换，保持了一种力量的平衡，呈现出宁静的简朴性！在海德格尔的艺术观里，艺术的本质应该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并且“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在者之存在。”由此，海德格尔所谈之艺术正与尼采相合。在读过海德格尔写于战火纷飞年代且风格严肃统一的两卷本《尼采》之后不禁感慨：如果说尼采是作为创造之神太阳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则是拨开绕着太阳的乌云的那只巨大的手，作为伟大的阐释本身也参与了作品的创造！
歌德曾提出“世界文学”的观念，内心里隐约憧憬着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融汇，畅想过欧洲的统一。尼采将歌德的这一余绪深化开来，提出了他所谓的“大政治”，即实现欧洲从分裂状态走向政治文化等的统一。并且期盼和赋予“德意志”去实现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当然这是哲人的伟大情思，很难想象有人牵强地把它与“二战”时希特勒的做法搅和在一起，哲学家无需承担这种“政治罪恶”，尤其是尼采，因为他早就指出：种族主义，德意志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德意志民族的毒液，以俾斯麦等政治家开启的军国主义将把德国引向毁灭！这是多么睿智的先见之明！甚至他隐约感到了“大悲剧”（大冲突）的爆发，甚至连时间都与后来的历史实情基本吻合，奇哉！无疑，尼采与现实政治保持了非常远的距离，他甚至鄙薄人类文明历史中载浮载沉、短视无知的所谓“政治”，他多次警告说糟糕的读者将毁了他的学说。尼采是悲情的，因为他有过无数最糟糕的读者；尼采也很幸运，因为直到今天他的情思依然牵动着世界无数志士的灵魂，更不用说他的哲学在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德勒兹、福科、德里达、斯特劳斯等一流思想家及无数名作家那里已经绽放出的奇葩和结出的累累硕果，谁能与之争锋呢！
尼采“伟大的风格”固然有探本溯源式的“古典”诉求，但他更着眼于未来，如“未来哲学序曲”、“超人”、“人是一座桥梁”、“酒神精神的复苏”乃至“权力意志”等等，我们都能感到尼采身上那种神圣的使命感——重估一切价值，创造健康而自由的新人类（因为现代人为“虚无主义”所毒害，已沦为了意志力衰竭的末人，可谓“朽木不可雕也”），这是伟大哲学家的辉煌梦境！尼采“伟大的风格”契合于他的“大政治”，当归属于那种辉煌梦境之“绝对命令”，这种风格是历史上不曾真正有过的，它是对未来的深切召唤，或许萌生于查拉图斯特拉的伟大预言！尼采的出发点和轮回之归宿都是其“生命的形而上学”，是还没有人攀上的高峰，如其所言，“我们要像疾风一般掠空而过，与雄鹰为邻，与白云作伴，与太阳为友。疾风就这样的劲吹。”我想，关涉生命拯救问题之“形而上学”才是尼采真正的“大政治”，那么其“伟大的风格”无疑是作为“权力意志”之典型形态的最高力量感之体现的艺术，它召唤并参与创造着人类的未来！
第七章、形而上学的终结者与新的开端
尼采哲学奠基于他对古希腊悲剧的深刻认识，其悲剧美学及其审美形而上学始终是其哲学的内核。关于尼采哲学，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福科、德里达等西方现代著名思想家都给予了极大地重视和颇为崇高的评价，“后现代主义”更是奉尼采为开山鼻祖。在海德格尔看来，柏拉图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者而尼采是其最后的完成者（终结者），故尼采思想仍归属于形而上学传统。对此评判存在着争议，认为海德格尔对尼采“毁灭与创造”的巨大开启之功评判不足。尼采不仅是形而上学的终结者，更是新的开端，未来哲学文化之启蒙。上面所提及的著名思想家无不是在批判继承尼采思想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的？尼采的影响最初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因其“特异性”而为传统哲学所驱逐，亦为后世所扭曲，“尼采哲学”甚至成为不同思想交锋和汇聚的战场！也许，尼采之后并不曾有所谓真正的“尼采哲学”，尼采的伟大甚至就是在其身后的这一部阐释与误读的效果史。
海德格尔把尼采遗著《权力意志》一书定性为尼采哲学之最高峰，这在尼采还是些计划大纲和残篇断章，在海德格尔的阐释中却成为关键。对此，国内外尼采研究者们并不以为然。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对“存在”有所追问，但又认为尼采把存在者之整体把握为“权力意志”，依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依然是对“存在”的遮蔽，似乎对“存在”的叩问惟有通过海德格尔所谓“此在”来开辟前进的道路。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对此却持异议。“德里达让尼采进入游戏。人们想要在存在的最终结果中思考存在的真理……就应该‘沿着尼采的路线不是海德格尔的路线行动’……尼采不是海德格尔在讲座中所构造的那个体系化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以前并不为人所知的解构能力的尼采。似乎唯有尼采哲学才以其独特方式打开了通向“存在”的道路。我们细心体味德里达“异延”那幽魂般的解构身影及其“踪迹”，象特洛伊木马时常攻入具有宏大叙事结构的哲学建构之中穿梭自如，继而使其瘫痪，颇有些电脑中的“黑客”味道，不由得想到德里达之尼采遗风！
关于尼采警句格言、碎片残篇、灵动跳跃式的文风，呈现出瑰丽雄奇激进狂热而又阴森尖刻叛逆冷血的特征，“尼采引为得意的洒脱飘逸、震撼人心、个性洋溢和勾人魂魄的特点：尼采的著书告诉人们，那些都是魔鬼的作品。尼采着书似乎执意要伤人……”这一切令后世难以琢磨，甚至连尼采是否“哲学家”都存在争议，不过，我们得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之：“尼采之哲学，是以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外观，以他当时所能了解的各种科学为内容，以冥想与思辨为论述方式的新式哲学。他是对以往概念推理式的哲学的一种反叛，也可以说是一种清算和终结。就像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现代派绘画毁掉了真正的美感一样。”由此，尼采哲学是一种“未来哲学之序曲”，其人其说便是通达这未来的桥梁！通常认为，哲学是有着完整体系的世界观，似乎很难说尼采有如同康德与黑格尔那样完美的古典哲学体系，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其逻辑使命之循环轮回，不过依照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整理”，尼采分明是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家，而且是最后的一个（终结者）。然而，雅斯贝尔斯认为尼采的哲学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完满体系”，并且强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逻辑理性之建构。在尼采看来，“德国人是智力的骗子，费希特、谢林、叔本华、黑格尔、康德、莱伯尼兹以及席雷尔马契其实都是面罩的制造者。”人类被缠绕于虚幻的理性编织物之中，人类的命运因此而面临悲剧性的深渊！人变得愈益卑微，丧失强大的生命意志力，再也无能担当人之历史性此在的伟大使命，这也是尼采对现代人的悲情与绝望，所谓“超人”不就是对囚笼于困境中的现代人之超越吗？查拉图斯特拉正是这“超人”，也是酒神精神之现代回响，“超人”寄托着尼采对人类未来的殷切期盼。
尼采的崇高在于其巨大的“热诚”（生命力的丰盈），这种热诚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诚性”投入对传统价值锤子式的拷问。在其重力击打之下，一切虚无的价值都现了原形。他之所以要破除传统价值之神话，是因为“人”已为这种价值之重轭弄得疲惫不堪，人类的生命力在被“虚无主义”的毒蛇吞噬！“人”再也无力去承担、去创造，去勇敢的存在，奔向自己的天命，雄健而有力的屹立于大地之上。尼采所憧憬的新人类（人类的新生）当如酒神狄奥尼索斯于沉醉之际载歌载舞般轻盈有力地舞蹈于大地之上。生命不是“不能承受之轻”，而是“不能承受之重”，尤其是“虚无主义”令人窒息的重轭。人作为肉身性存在是脆弱的，根本不能也不应当承受基督教之“原罪”，“人”是有罪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更愿意说：人是大地上诗意栖居的精灵！作为“权力意志”的最高形态，人的本质是创造，甚至从本没有道路的地方开辟出此在“去（能）存在”的道路来，“意义”是创造之花！
在尼采的著作里，极其矛盾甚至相反的话都大有存在，比如，他崇尚战争但又鄙视德国的军国主义，“谈到真正的憎恶，德国人是让人们真正厌恶的地方。首先是‘德国皇帝’，一个人可以好好花一生的时间只厌恶他一人。然后就是俾斯麦，作为人们厌恶的本源，这位‘宝贝’只能与他的主子‘媲美’”。他憎恶犹太人，却又认为犹太民族是领袖民族，是真正优秀的民族。甚至对于他一向攻击甚厉害的女性，他也表达过对女性的理解和痴情。此外，对其论战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基督教、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瓦格纳等他又何尝没有内心的徘徊呢？即一种爱恨交叠的复杂情节。对于尼采其人其说，危险的是瞎子摸象式的把握和任意切割式的利用。历史告诉我们，政治对思想家借尸还魂式的利用是对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的摧残，作为尼采的读者，“你要成为你自己”
结语
尼采是文化史上的一座神秘雪山（同时也是座活火山），令人望而生畏，国内外研究尼采的方家名人辈出，晚辈后学在此提笔写尼采其人其事，实为初生之犊。本人“研究”尼采，实为尼采的“崇高性”所感召，一个出生于牧师家庭而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虔诚之人为何又如此激烈的反基督呢？一个崇尚“权力意志”之体现的强者的人怎么又会为一匹马而流泪，转而同情弱者且徘徊于人的善良倾向与存在之悲剧性的沼泽地呢？尼采的铁血意志与柔弱的人性究竟又如何这般冲突之强烈呢？尼采的思想语言都是异峰突起，以他的精神意识为内核形成飓风般的狂暴力量，摧枯拉朽，扫荡着人世文明之沉积。
尼采终其一生都活在以女性为主的家庭环境里，如果说文明是人类脱离原始母体（“失乐园”）而走向异化的话，那么女性尤其被异化，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异化，甚至他认为整个文明都太女性化了，其哲学所高扬的“悲剧精神”就是要召唤和培育强健有力的新人类，追求所谓具有创造精神的意志力处于不断上升的男性化文明。尼采哲学之最大内涵无疑是他在与柏拉图的争锋中的批判性建构。一方面是他将自柏拉图以来的所谓道德之“真理”判定为“虚无主义”之毒瘤，并认为它正吞噬着人类的心灵，使人类的意志力日益衰竭！“如果生活、自然和历史是‘不道德的’，那么为何还要道德呢？”在他看来，人类一直就生活在自我欺骗的表象里，因而是十分危险的！另一方面，他通过考察古希腊悲剧而获得克服和战胜“虚无主义”（或者“悲观主义”）的所谓“悲剧精神”。在他看来，“肯定生命，甚至肯定生命的最陌生和最棘手的问题。要生命的意志即甘心牺牲最高的无穷无尽的生命类型——我称之为狄俄倪索斯的，我认为，这就是通向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同情，不是为了用激烈迸发来摆脱危险的冲动——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误解——；而是为了越过恐惧和同情，成为生成本身的永恒欢乐——这种欢乐本身也就包含着对毁灭的欢乐……我有理由认为我自己就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即悲观哲学家的敌人和对手……肯定消逝和毁灭，这对狄俄倪索斯哲学来说是决定性的。肯定对立和战争，肯定生成，甚至坚决否定‘存在’……‘永恒轮回’学说，即万物的绝对和无限重复循环——查拉图斯特拉这一学说，最终也可以说是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学说。”这段引述文字对理解尼采之悲剧精神及其生成思维非常重要。在此，尼采的“悲剧哲学”是超越“悲观主义”的一种有关生命之拯救的新的精神启蒙。
尼采赞同叔本华对人生悲观的清醒看法，但他决然否弃了叔本华的悲观绝望。鉴于此，他通过“上帝已死”的伟大预言把“虚无主义”推向极至，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英雄主义。“是什么能造就英雄？——倘若能够同时面对至深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这是尼采为了救治衰败之现代文明而开的一剂猛药，它甚至就是毒，“毒剂可使弱者走向毁灭，但对于强者，它无异于增强剂”。他也意识到巨大危险，人类有可能会因之而走向毁灭！这使他走向了“超人”的哲学，超人也即是对被“虚无主义”所毒害的现代人的超越，只有超人才配有光辉的未来，也才是大地的最终意义。而人的伟大则是作为通向未来的桥梁！由此，可以看出尼采对充满“权力意志”（这里的“权力”应当把握为最为宽泛意义上的生命的自我扩展与自我超越之力）之新人类的殷切期盼，这也是人类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在尼采看来，“生命”应该是犹如大地上轻盈有力的舞蹈，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的所谓“原罪”，生命再也不能承受千百年来加诸人类自身的虚无主义之重轭!传统的所谓道德、宗教、文艺等人类活动不过是一种体现“权力意志”的价值争夺，“求真理的意志”其实也即是“求假相的意志”，人类生存的世界不过是因人而异的“透视主义”的所谓“真理世界”，“理性”不过是身体借以把握和对世界作出反应的工具，实在应该是“真理”为了人类，而不是虚无主义者的反向所为！这样，在尼采对传统“真理”价值的颠覆中逐步确立起“艺术”的透视主义特征，甚至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尼采认为，人生是艺术，甚至存在即是艺术。人生因艺术而得到辩护，存在因艺术而成其为自身，也即如其所是的“敞现”，此之为“澄明”，而以往传统虚无主义的历史，存在一直为假相（或者表象）所“遮蔽”。可以说，尼采哲学的内核是他的审美形而上学，而其美学的内核是对存在和生命的拯救及其对悲剧的超越！尼采说，哲学家应拥有如舞蹈家般的技艺。的确，尼采的哲学就是要把生命绚烂如花般的舞蹈之技艺教授给人们，让人们从此解除传统虚无主义的重轭，成为大地上诗意栖居的轻盈有力的舞之精灵！
对于尼采，人们已评说的太多，也争夺的太多，到底谁距离尼采最近或者最远，这是一个永远也猜不透的秘密，因为尼采似乎用了“显微”之术，类似于柏拉图的戏剧化面具，犹如隐蔽的上帝，躲在某个地方漠然地修理他的指甲。也许正如尼采所谓“透视主义”，也即“权力意志”的价值之争夺，关于其哲学之后世评说，他似乎早已做好了准备，随时都准备消逝和牺牲自己，为了新人类的未来！借用福柯的话说，“对于像尼采这样的思想家，最合适的表示敬意的办法恰恰就是去使用它、改造它，让它发出痛苦的呻吟和抗议。如果评论家们说我没有忠实于尼采，我绝对会对他们不屑一顾。”可以说，尼采美学结束了传统逻辑的思辨抽象，把美学上升到生命形而上学的高度，成为人类求取强大的精神启蒙，它号召人类于生存的行为中实现美学的最高价值，美学也从虚无缥缈的灵魂世界回归到肉身化的大地上。“美学”成为了生命的诱惑剂、兴奋剂、刺激剂和强壮剂，人生从此得到了辩护！
参考文献
一、尼采著作
1、（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
2、（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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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尼采的著作及其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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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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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中文版前言》），张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
32、（法）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年，2002年。
3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34、毛崇杰著《存在主义美学与现代派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
35、陈中梅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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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邹诗朋著《实践—生存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38、秦露著《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华夏出版社，2005年。
39、刘旭光著《海德格尔与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40、张明仓著《实践意志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致谢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中加入了毕业的行伍，即将告别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们以及美好的校园生活。人生难再，在川大近三年的求学生活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段，她让我获得学问高深的感知与无数名师言传身教的知识奠基以及美好生活方式之启迪，这一切都珍藏于我的心灵，并为未来的人生道路开启了无数可能！
也许，“存在”作用于不同的生命个体，人们内心的感受大异其趣，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生存域限。对于我来说，不是用“感谢”二字就能传达我对川大的那份“意念”，她对一个曾深陷于弱势群体且苦于无路的追求者来说，意味着“拯救”和新开端！
此次动笔写有关研究尼采的论文，实属初生之犊，虽平时多有涉猎其人其说，但总觉所学尚浅，更何况国内外尼采研究纷争芸芸。于此，我受尼采“悲剧精神”之崇高性感召，唯真诚而为以求宽慰。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终于在匆忙中脱稿了。
于此，首先感激阎嘉老师不嫌弟子资质平庸，于人生困境中给与我的提携以及平时学习上的严格要求与指导，另外，就是此次论文从开题到中途修整成形，多谢导师精细的指点！弟子能有今天，当不忘师恩！其次感激李天道老师、李益荪老师、张怡老师等对我生存困境的关照以及对我学习上的教诲和帮助！再次感谢曾为我开课指导的陈应鸾老师、谢谦老师、冯川老师、吴兴民老师、刘文勇老师、马睿老师等，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广大教职员工！最后感谢川大与我同行的同学们，感谢你们带给我的善意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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