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人 |
| 作者：向天歌 作于：2008-1-17 11:09:56 访问：286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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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写下了这个题目，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太大了。
很难准确地说出中国文化的定义及其覆盖面。似乎成摞成摞的线装书，古色古香的小摆设，再配以案上放的文房四宝，墙上挂的笔墨丹青，粘合般的搭配，便搭配出了一片和寻常生活判然有别的风水。而在风水一方，又极其和谐地对应着中国文人的典型模式：踱着四方步，摇着纸折扇，一身长袍裹着一身才气，一派举止透着一派儒雅，徐徐吐出的半文半白抑扬顿挫，如潺潺流水，却凝聚着慑魂夺魄、无威自重的尊严．．．．．．
但如此清晰的印象，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认真思忖，连自己都有点儿发蒙。抑或是一种先天性的神往和潜意识的敬畏吧，靠着星星点点的耳闻目睹，再加上丝丝缕缕的个人演绎，就居然会把极其抽象的事物，极其梦幻地提炼压缩、归拢成形？不敢肯定，也无法确切认知。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中国文化与中国文人，这两个根本无法割裂的连体概念，像情景交汇的画一样，从小便牢牢地镶嵌在我的心中。
这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先天的、抑或是本能的崇拜，除了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引力之外，起码有一多半，受控于传统的价值指南。谁都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个不足为训的古训，就是直到今天，依然还是人们心灵深处信奉和恪守的律条。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接通着遥远的历史，无声的指令，把本该是多元性的社会追求，照例推上了“学而优则仕”的历史古道。学海连着宦海，考场连着官场，刻苦求学的后面，往往躁动着出人头地的欲望。当然，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内容，在今非昔比的广阔层面上，早就超越了原来的狭义，而中国文人昨天的宏观风貌，也在悠长时间的风化侵蚀下，所剩无几。但是，时尚的斑斓色彩，不是淡化、而是着力渲染了精神贵族的社会层次，不是削弱、而是更加突出了大千世界的红尘主调。深镂在纪元表上的陈年旧痕，愈发浓重深厚了。
条条大路都宽广，把目光死死盯住几千年的热点不放，对于现代理念来说，未免有点儿短视、迂腐、甚至过于绝对。孔子说“君子不器”，可全治人去了，全管人去了，谁又去创造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呢？逻辑上不成立，硬伤显然是明显的。不过，渴求心灵的富有，毕竟不是一件坏事，物竞天择所形成的危机意识，也完全可以理喻。只是问题在于，对形式的过于倚重，对手段的过于执着，对文化过于实际和实用的偏执考虑，反倒颠倒了本末，淡化了文化本身。事实正是这样，学历、职称和名气，目前虚开高走的上扬价值，推波助澜地涌起了功利的大潮。大潮翻卷着物欲的浪花，而那个灿烂的文化主体,反倒像道具一样，变得无关紧要。文化被利用着，文化在苦恼着，因为那么多投身并且投机文化的人，一出手，就鬼使神差地敲开了幸运之门。
在这个约定俗成的大背景和大氛围之下，检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人，这和扫雷差不多，这和赴汤蹈火差不多，这和上刀山下火海差不多，难免有数典忘祖之嫌而沦为众矢之的。何必要去点破什么、说穿什么呢？何必要去冒犯众怒、自讨苦吃呢？所以未及回头和侧目，心先乱了。说实话，思路还没捋顺，文章还没开始，我已经感到了一阵阵冷气，正在“飕飕”地袭来。
二
这个自我感觉是有根据的，中国文化，从来便容不得、也受不得半点儿不敬。透过极其斯文的表象，桩桩件件党同伐异，剪除异己的残酷，就极其传神地勾出了中国文人极其不斯文的另一面.。然而这个是非窝子在历史上的神圣站位，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的动摇。因为很明显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无疑起了绝对作用：中国文化的热度，毕竟焐热了中华民族的体温。
以尊命文化，尊神文化，尊礼文化为起点，中国文化一步三摇地渐趋成形。其间鲁国孔丘创儒家，楚国李耳创道家，宋国墨翟创墨家，郑国子产创法家，早在东周后期那个知识大爆炸的历史时段，中国就几乎创始了所有的重要学派。儒家道家也好，墨家法家也罢，他们的属性都是文化，江天寥廓而苍生有幸，攀岩援树之手在奠基了零公里碑石以后，终于握住了智慧之剑。“思索着的精神产生了”，也产生了属于全人类的骄傲。
骄傲缘起于自身价值，以及对世界进步所产生过的巨大贡献。这一点，高山流水可以作证，日月星辰可以作证，辉映千秋的古老文明可以作证，浩如云海的思辨花絮可以作证。几几乎乎是于无声处相继突起的中国文化，在点燃了人间一束又一束圣火的同时，也为中国文人清高的心态组建，输入了第一组密码。
可是，中国毕竟是由农民一手养大的，农民有农民的优势，但也有农民的局限，他们在开拓着辽阔疆土的同时，又把思索的范围，收拢得极为狭小。这便意味着中国文化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超越农民思维的范畴、而进入更宽广高深的认知领域。那柄被牢牢握住的智慧之剑，是单刃的，一面闪着尖锐的理性锋芒，未曾煅造的另一面，却愚钝得无法剖开天地万象的断层。于是，除了对艺术法度的追求，除了对运筹帷幄的掐算，除了对纲常伦理的建设，除了对人生苦短和命运无常的生动叹息，总之，除了在特定条件之下，这人文学科的特定一隅，那个更需认识、更需穷究、更需探索、更需改造的恢宏世界，则隐入了中国文化的大片盲区。遗憾是既定的形成，无法避免，营养不足的中国文化初生伊始，就被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
这种深深的阶级烙印，造成了中国文人事实上的软弱。安邦定国干事业，他们往往比不上草莽野夫；翻云覆雨搞政治，他们常常斗不赢市井流氓。农业文明，本是以春种秋收为主旋的，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才高八斗，转化不成一粒粮食，身怀六艺，又和当时所有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相去甚远，学问一大堆，却派不上实实在在的用场，都顶不了饭吃。对于一个以经验为本的古国来说，中国文人的那些说教，过于抽象了；那些规矩，过于繁琐了；那些可争可不争之事，太不着边际了；那些可论可不论之题，太缺乏价值了。作为一个有你也行，无你也可的初级社会，中国文人从教化初开的开始，就非常微妙地扮演了非常窘迫的角色。这就难怪孔夫子为了施才展志，组团远行，周游列国，讲经布道，一肚子的道德伦理放出来，竟然无人买账。当一队饱学之士，又贮满了一肚子苦水，不得不沮丧地打道回府时，日暮乡关，天空布满了愁云。圣人之道打动不了凡人之心，失败固然属于中国文化，但是，中国文人的自大感觉，却从此投下了一块浓厚的暗斑。
好在一切军事集团和一切封建王朝，又都无一例外地，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和文人的支招。于是，在上层周旋、与权势厮混的生存方式，仍然扩大了中国文化的社会影响和抬升了中国文人的社会标价。然而，作为事实上的附庸帮衬，势利场上的奔波游走、纵横捭阖，一点儿也不会改变中国文人被驱来逐去的命运本质。需要你的时候，用双手捧上来，封侯拜相，居庙堂之高；厌烦你的时候，再一脚踢出去，罢官免职，贬江湖之远；但凡哪句话没说正、哪步棋没看准，偶一不慎犯了上，就更惨了，自己非死不算，动不动还会殃及子孙，甚至祸灭九族。成年累月地战战惊惊，诚惶诚恐；旷日持久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站位，使得中国文人，不得不一直绷紧着特殊敏感的神经。
然而，即便如此，明明知道宦途多险恶，生死一瞬间；明明知道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中国文人还是架不住诱惑，削尖了脑袋，飞蛾扑火一样地，争着抢着朝上挤。马克思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资本家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可以冒上绞架的危险，如果把这一舍命不舍财的阶级特质，稍加易动，就可以贴切地熨合在中国文人的身上。在几千年的时间长河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跌倒了爬起，爬起来还上，他们执着的趋官意识和顽固的功利本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背后，抖动着颤来颤去的纱翅。就像极其投入、极其敬业的演员一样，中国文人一旦校准了自己的坐标系统，认定了自己的前进方向，选择了自己的生命角色，便沿着旋转的时空舞台，经年累月、跨朝越代地苦跋，一直走了下去。岁月悠悠，痴心不改，伤痕累累，百折无回，从此再也没有走出戏外。
三
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化圈，就像闹闹哄哄的政治圈一样，同时闹闹哄哄。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高深莫测的微言大义，各抒己见，各执其词，各立门户，各不相让。春秋无义战，伴随着战场上的打来打去，骂来骂去的中国文人，便骂出了一道百家争鸣和学派林立的历史景观。百家争鸣，也百家争吵；学派林立，也学派对立，中国文化在史前的华夏大地上刚一露脸，就显示了强大的排异功能。
虽然同行是冤家，虽然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国文人当时迹近夸张和绝对偏激的彼此挞伐，还是很难解读。在许许多多并无意义的事情上，龃龉连连，詈口嚣嚣，竟然把话说得那么死、把弓拉得那么满，一些远非原则，甚至一些远非是非的命题，竟然把这一派和那一派弄到了有我无你，你死我活，剑拔弩张，不共戴天的地步，热闹而无聊，热烈而空泛，究竟有什么必要、又有什么用处呢？借来一段光阴，谱写一段合唱，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是有什么样的理由，他们都是把应该珍惜的智慧、精力和时间，虚掷得太过浪费了。
表面上，好像中国文人是为争而争，为斗而斗，争来斗去的，连自己都糊涂了，未必会觉察到主观行为的客观内因。但回头看去，事情则是非常清晰的，是尊与卑、贵与贱、上与下、治人与治于人的悬殊比例，使当局者自然地感受到了生存危机，这才会出现势不两立的场面。竞争是绝对的，相关的学术歧见，只是由于和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生死攸关，才变得无法调和。既然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只能允许极少数的人居高临下，那么反过来，平步青云的有限机率，就会为他们的精神和情绪，随时注入一种斗争的原力。
僧多粥少的现象，也同时决定了最靠近统治轴心的中国文人，还有着另外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窝里斗的百忙之中，又把火辣辣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向了世袭贵族的深宅大院。于是，以白领阶层的优越身份，纷纷寄人篱下地投靠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在秦始皇横扫六合之前的整个群雄逐鹿期，便成了社会的风行时尚。高谈阔论，以博青睐；谋计献策，争相邀宠，便成了当时三十六行之中，最为光彩露脸的职业。在这里，中国文化出现了大尴尬，一心想往高处走的中国文人，正是从充当仰人鼻息的帮闲和食客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云黑风高的宦海惊途。
知识就是力量，可对于中国文人来说，这显然是个少见的例外。拥有知识的中国文人，却并没有拥有应该拥有的生命力度，只能像缠树的藤一样，环绕着依附物扭曲攀升。放眼回望，在他们乞食的时候，细察眉眼高低的那种复杂神态，此刻便仿佛在脸前晃来晃去。当然吃了人家的五斗米之后，再矫情地自命不凡，抱怨食无鱼、出无车的也有，比如冯谖。不过，在奴仆的基本角色已经被明确的前提下，这种由自卑所变异出来的狂傲，就显得很不好看了。记得我第一次读这则故事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此人的情绪闹得太小儿科了，而大人不见小人怪的孟尝君，反倒显得高高大大。
严格地说，两个人都在演戏，只是戏一开场就露了底，让人一下子看出了上下主次。其实广泛去想，历史上礼贤下士的美好遗篇，又有哪一篇的字里行间，没有刻写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呢？有意思的只是，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恰恰又是中国文人审时度势的呕心之作，所以，谁大谁小，各自的心里都有一页明账。这便难怪无赖出身的刘邦，可以顺手摘下衣冠楚楚的儒生帽子，得意忘形地以充溺具了。人格受到了如此之大的贬损，可叔孙通他们，居然能够脸虽变色心不变，鞍前马后，继续为那位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汉王”，效鹰犬之劳。一泡尿，竟然轻松地冲垮了中国文人尊严的大堤，中国文化的神圣殿堂，也缘此灌满了羞辱。
悲哀固然来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特殊结构，来自中国文人互相挤压互相斗、互相蚕食互相整所必然会引发的负面效应。可假使太重的包袱，压弯了太软的脊梁，那么，对仕途近于癫狂变态的苦恋，则必然要生发一个在权势面前逆来顺受的病理性格。但是殊不知，当为了一官半职，当为了妻荣子贵，当为了泽被乡里，而可怜兮兮地发出了谄媚的信号时，也意味着同时把轻视你自己的权利，赋予了被你自己求告的对象。当你自己处心积虑地为治人者设计了一整套治人的手段时，也意味着同时为你自己设计了请君入瓮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唯唯诺诺于自己塑造的神祗，任其支配、摆布、轻视和作践，就成了中国文人别无选择的主流生活。不难想象，他们那一颗颗丰富、敏感、矛盾的心，会凝积着怎样的辛酸和痛苦。应该说，在封建制度行将全面取代奴隶制度的前夜，一直不公正的天定秩序，便已经把发育期的中国文人，揉搓得日渐畸零。
然而，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好的转化。公元前第479年，曾经栖栖惶惶的孔子，带着未竟的宏愿和不了的遗恨，告别了礼崩乐毁的百味人生。但这位伟大的哲人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统治者在其身后，却似乎一下子发现了儒学保驾护航的功能，他死去仅仅339年，就为之矗起了一块连天接地的丰碑。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现象，和天下一统的政治现象，默契呼应，主导着现实和未来，雄视着大地和天空。这一派和那一派、这一伙和那一伙文人之间，明争暗斗的长期较量，终于决出了胜负，七吵八嚷的中国文化舞台，帷幕好像已经悄然落下。胜者王侯的天子，把也是胜者王侯的圣人，隆重地请进了宫廷，中国文化与中国政治，真正意义上的携手会师和精诚合作，正式开始了。遍布神州大地的孔庙香烟燎绕，慈眉善目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肃然端坐，写满沧桑的脸上，绽出了永恒的笑容。
这时，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问鼎天下，政权和儒学的成功组合，产生了空前的效果，文治武功，两手都硬。一个强大的王朝，以后无来者的426年统治，在封建社会的排行榜上，创下了寿命之最。
千古圣人被树起来了，苍生仰视。令人目醉神迷的高度，增加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但也挡住了一个民族的视线。在那遥远的地方、在这同一片蓝天之下，学贯文理的“最博学的人物”，像欧几里得、像苏格拉底、像亚里士多德，此前不久，就已经相继推开了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两扇重门。他们把文化引上了高山，导入了河流，放飞了长空，撒向了大地。一项又一项的发明和一次又一次的发现，和中国文化单一的知识结构、以及中国文人单薄羸弱的身影，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四
不是说中国这块土地，压根儿就开不出科学技术之花。《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的问世年代，与《几何原本》在欧洲的风行，时间几乎相差无几。甚至在近于混沌的上古，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够纯熟地利用规矩来制作方圆，开了人类改造世界的先河，更不用说一直为我们提气壮胆的四大发明了。但是，面对那些天之骄子，面对那些世界级的创造，面对那些过得硬的、叫得响的、实打实的劳动成果和客观真理，中国文化却翻转着轻蔑的白眼，不屑一顧。从刘微到王孝通，从张衡到祖冲之，走遍他们为之服务的祖国，找不到为他们塑像的庙宇，找不到为他们悬匾的祠堂，找不到为他们立传的碑文，这便从一个侧面，再准确不过地反映了自然学科在当时所承受的歧视与冷落。至尊的儒学排斥科学，至上的儒术不容技术，结果，东方特有的怪象产生了：作为时代的进行曲，中国历史频频地响起了改朝换代的战歌，却很少传来上天入地的叩问。畸形的社会似乎在呼唤着什么，然而，没有谁去理会。
客观地去看，在先秦的诸子百家当中，其中儒学与权力的接轨，是最为成功和最为明显的；儒家文人的功利取向，是最为清晰和最为外露的。孔子的诸多封号和谥号，漏掉了极其重要的一项，他首先是一位政工干部的培训大师，毕其一生，他把所有治人的学问，都研习得炉火纯青。“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这种以民为敌、与民作对的纯政客思路，竟然遥遥暗合了刚刚离我们而去的现实，令人浮想联翩，不寒而栗。但是“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思维惯势，又使儒学吃尽了苦头，直到引来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横祸。而吸取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千千万万的后来者，就规矩得多、驯顺得多、圆润得多、也聪明得多了。从公元前213年到公元前140年，仅仅是过去了短短的73年，曾经的坑底冤魂，便翻身转向，戏剧性地飘上了生命的绝顶巅峰。太浓缩、太紧凑、太强烈、太刺激的大悲大喜大反差，不可能不使儒学从里到外，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嬗变。与之相协调、相互应的，是统治者所做出的积极反应：其教育成果，也通过官僚化了的儒家文人，得到了明确的认证和广泛的体现。从此，扶摇直上，日月经天的社会地位，就使得儒学和儒门弟子，一直主导着中国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文人，在事实上，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人的概念泛指。
就是在这个亘古未有的背景之下，人才争出、风骚迭起、纵向延伸、横向展宽的中国文化，迎来了划时代的空前繁荣。楚辞和汉赋、散文和骈文、乐府古诗以及书法，一经出现，立刻把文学和艺术的道场，铺排得异常浓烈。尽管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依然至高无上；尽管一条以成份为重的组织路线，还在顽强地支撑着贵族体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出身寒门的文人来说，那条仕途经济之路，本来并没有被完全封死，到了现在，便产生了更大的缝隙空间。岂但如此，他们混身上下的知识锋芒，还以挑战的态势，直接威胁着世袭制的合理生存。山雨欲来风满楼，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后期，官场上那个子承父业，近亲繁殖的垄断局面，实际上早已经摇摇欲坠、朝不保夕了。
隋文帝在公元587年，因势利导，废除了人分九等的“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望族的那一堆历史垃圾，终于被铲除了。基本上不合理的社会，总算产生了一个基本上合理的竞争机制：分科举士像一部梯子一样，从苦难的大地，架向了明亮的云端。逻辑的制衡是多么富有思辨性，中国文人所设计的官僚机构，反过来调控着中国文人，又去设计着千千万万个人生。
随着科举制度被全社会的接受认同，一张试卷定终身，政体的权威，便得到了无以复加的表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者用叠屋架床的职称、职务以及职位，收买了国家机器，收买了人才人心，收买了不安定因素，收买了朕即天下的合法权力，也收买四海之内相对时间的相对平稳。一个卖方市场轻易地构建了，五花八门的虚性支出，换回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政治收买了文化，但是文化的本质，又决定了它的良知和它的批判性。“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诸多沿着科举之路，一帆风顺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的中国文人，并不会因为命运的突然“挑头”，就摇身一变地和过去判若两人。面目全非的决裂，是需要过程的，经历还在，记忆还在，感情还在，愤世嫉俗的浅吟低唱，并不会因此而戛然中断。平民的理念，毕竟能藉此传进宫廷；人间的哀怨，毕竟能因之流入官府，尤其是一些大器晚成者，比如那个被夕阳染红的“范进”，一步登天之后，却又去日无多，悲凉困窘的深刻记忆，时间都来不及消磨了。他能够忘掉老妻的蓬头垢面吗？他能够忘掉“胡屠户”那记带着油腻的嘴巴吗？仅仅是这些往事的残留，就可以或多或少地淡化上流社会的愚昧、昏愦和骄横，使得一支支决断诉讼，以及批复公文的笔，能够不时地流淌出人性的温柔和喷溅出理性的火花。
一束束祥和之光，投向了尘封的宝座。百姓当然受惠，帝王亦可偷生，好像是双赢了，然而，大好处的后面，潜隐着大不幸，被强权勉强弥合的独裁专制，生命在继续舒展。和谐是相对的，对立是绝对的，书声琅琅的晨昏，既养育着顺从，饥肠辘辘的昼夜，更谋划着反抗；皇上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蕴含在底层的渴望，随时都会点燃起冲天的战火。可惜，一次接一次地揭杆而起，转化为一遍接一遍的黄袍加身，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仅仅改变了农民政权的年号，人民创造的历史，在辽阔的时空，也无非是对既定程序的一种演绎。“其兴也浡，其亡也忽”，没有永恒的王朝，只有和君权血肉粘连的中国文人，才是不朽的。待到硝烟散去，新主登基，他们重整一下衣冠，重换一块笏板，重喊一声“万岁，万岁，万万岁”，又从容地再度跻身权贵一族，扬起补天之手，重复地撰写着古老的故事。于是，又一轮的盛极而衰，又一轮的生死循环，开始了。
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封建社会在中国反复的翻牌换脸、反复的的回光反照，显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无与伦比的保皇才能。
就这样，中国文化在中国文人的调制下，化为宫廷验方，几千年的传承，渐渐地浓缩成了一杯大补糖浆。
就这样，滚滚长江东逝水，水载忧愁。
五
科举制度取代了世袭制度，中国官员从此成了中国文人的分支，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从公元587年分科取士时开始算起，一直到公元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推行学校教育时为止，自然学科，却从来没有纳入科考的内容。大雅之物竟然被拒之门外，竟然登不了大雅之堂，这个进步显然就要大打折扣了。如果不是事实明晃晃地在那里摆着，咄咄怪事，无论如何，也是难以让人想象的。不过狭小的胸怀气度、以及背离文化本意和文化精神的偏执愚昧，作为活生生的例证，倒是活脱脱地显示了中国文化和农业文明的血肉亲情。
必须特别提及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20世纪末叶的邓小平时代，才为中国人所普遍熟知，真理之光被阻隔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法国的拿破伦曾经把中国比作东方的睡狮，局外人的观察往往流于表面，浅尝辄止，痛苦的揭秘还得靠我们自己。除了满世界的议论纷纷、除了那些惊诧而又并不尽然的指指点点之外，我们也真的应该思索了，难道这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内里就没有更深刻的病因？
君权天授的神话，翻版了“学成文武艺，赁与帝王家”的神话，两个平行不悖的主流意识，组合了一个长达1381年的梦。梦中无大事，应试第一桩，迤迤逦逦的漫漫野径上，除了逃荒的难民以外，最多的，恐怕就是赶考者的足迹了。读书的终极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一言九鼎地站在高处光宗耀祖，发号施令，而“高处”的有限容量，又预示了一个可怜并且庞大的牺牲群体，将必然存在。所以千千万万的中国文人，面对着生死赌博的“科考”，都在竭力地矫正着自己，都在削足适履地去迎合“市场”所标定的尺码，这就使得正统、正规的中国文化，不可能不带有明显的官方倾向和浓重的“歌德”色彩。于是心中的千顷波涛，变成了一滩死水；于是毫端的万种风情，凝结为一种模式。一纸纸拘泥、古板、僵冷的试卷上，搭建着八股文的牢笼，中国文人横溢的才思，在里面痛苦而无奈地蜷缩着。
即便这样，供与求的悬殊比例，还是使得大量的中国文人，一批又一批地魂断考场。承受着屡试屡败的打击，他们的世界，连同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志向，大多都已经一起破碎。往事不堪回首，而今糊口维艰，除了满口“之乎者也”，又一无所长，人都废了，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当然官，总是要有人去当的，也有幸运者。金榜题名，新科及第，书到底没有白念，梅花香自苦寒来，秉烛面壁，刺骨悬发，终于迎来了夸官游街的大轿。打点行装上任去吧，然而一抬腿，却从此就迈离了文化的热土，江郎还是那个江郎，可是才尽了；文人还是那个文人，可惜心死了；还是那种蕴藉有度的举手投足，还是那种引经据典的思维惯式，可怜浑身的灵气在命运的交点上，掉包了。紫气东来君去也，只有那渐趋谙熟的吏道圆滑，围筑了一座座森严的城府。
借着科举的跳板，跃上了仕途的行旅，对于一心向上的中国文人来说，这既是一个圆满的人生轨迹，更是一个残酷的逆向因果。因为从自己攀上高枝儿那一天开始，他们文人的路，就大多走到了尽头。头上或轻或重的乌纱，吸吮着头内的悟性，身外或大或小的诱惑，吞噬着身上的火花，繁冗的案文公牍，又把一支支生花妙笔，消磨得呆滞而艰涩，宦海沉浮，心也沉浮。且不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就是这一等温情的摧残，便实在让旷世才华难以招架。谓予不信，请看林林总总的传世之作，有哪一部是出自状元郎之手呢？在今天，除了那些专攻文史的学者之外，有谁还会忘情地捧读那一篇篇官气十足的枯燥文章而醉乎其间呢？
官位，横在眼前，俸禄，横在眼前，随之而来的酒色才气，横在眼前，与之紧密相连的不尽纷争和无穷烦恼，横在眼前，被科举制度抬举上来的中国文人，实在是太不幸了。人生的万里晴空，在荣华富贵的横遮竖挡之下支离破碎，可见处，惟有那波诡云谲的一角。
眼界窄了，视野所及，咫尺天涯；胸怀小了，魂牵梦萦，升降荣辱。创作的冲动消退了，人性的定位模糊了，生命的意义丢失了，自己的价值被自己贬损着，自己的天赋被自己阉割着，自己的人生之舟在利欲的苦海里，不由自己地颠簸着，连尊严，都被荡来荡去。
文人变成了官员，文化减少了给养，但是，政治力度，却得到了强化。才尽而术至，文竭而权倾，能量在悄悄转化着。中国文人的官本位观念，本来就是没齿难忘、刻骨铭心的；而以儒学为本的中国文化，它所提炼的妙言要道，本来就是一整套近乎完美的安民艺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他们驾轻就熟，反倒更加接近了本行，苦读其间的纸上谈兵，那些被迫蛰伏的强项，反倒更加有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请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句经典的唱词，咏出了一声经典的变腔。当手段服务于目的、当既得导向着追求的时候，权和令的统一，就会最终实现权和利的转换，这是非常逻辑的。同样非常逻辑的是，农民意识、文人意愿以及皇权意志，缘于同根一体的三股血脉，也相互贯通，水乳交融了。这不仅了无痕迹地交融出了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整体氛围，尤其为一片皇天后土，虚幻出了无处不在的龙恩浩荡。结果，两千多年相继出台的政策法规，逐步系列化地建立和完善了一个缜密的统治体系。且不论功耶过耶，反正中国文人确实成了气候，在古往今来的整个人类史上，他们殚精竭虑，推出了一个又一个黄金般的帝国模式。
可是，有血有肉的人，却在承受着苦难。从女童的缠足，到对精神系统的全面专政，凡是和人相关联的一切，事无巨细，中国文化就全都想到、全都顧上了。总领全局的三纲五常，面面俱到的繁文缛节，莫明其妙的清规戒条，没来由的讲究，用不着的说道，不讲理的刑律，都是冲着人去的。痛斥着本能，桎梏着活力，毁灭着创造，重压着生命。三千礼仪，就像三千套绞绳，把一个伟大的群体五花大绑，捆了个牢牢梆梆。别说你有力拔山兮的伟力，别说你有气薄云天的志向，就是你有了四大发明，又能怎么样？罗盘也不是依然没有校准一个民族的航向吗？炸药也不是依然没有轰开遮天盖地的阴霾吗？倒是那泛黄的堆堆故纸，代代流传，在那上面，吃人的技术和技巧，或张牙舞爪、或声平气和地潜伏在一页一页的字里行间。
文化应该反映反映力的释放、情的挥发、与爱的柔肠；应该反映人的觉醒、人的睿敏、和人为万物之灵的根据；应该反映美好的憧憬、不倦的探索、以及勇敢壮美的搏击。而正好与之南辕北辙，一种以人为敌的、一种跟人作对的、一种老是折腾人、老是跟人过不去的言行，却把中国文化，无情地推向了文化的反面。剿杀欲望、围戮欢乐、打击思想解放、压抑个性张扬，似乎成了中国文人生存的理由，存在的目的，成了他们必须执行的天命，天命横行，天性就没了，炎黄子孙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被框架规范着、限制着，变得老老实实，麻麻木木，板板正正。我常常忍不住冥思苦想：在他们无所不为、无所不能、无所不至的得意之时，大概连天上的行云和地上的流水，也快要凝滞不动了。
像一剂慢性毒药缓缓释放一样，对于大一统的中国而言，她文化的每一次兴盛，在时过境迁之后的远期效应，就是文明的又一轮衰退。顺着时间数下去，这几乎无一例外。宋朝和明朝，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连元朝和清朝，当铁蹄踏上了我们这块礼仪之邦，作为入主中原的外来户，他们也依然没有走出兴亡无定的怪圈。历史的现象是多么耐人寻味，铁马冰河的前进，只要一遇上中国文化，就会纷纷丢盔卸甲；马背上的骁勇民族，只要臣服和皈依了那一整套礼教与秩序，哪怕是一代天骄呢，也会日渐孱弱和蜕变，最终窝窝囊囊地沦为逆来顺受的废物。江山易主，社稷全非，亡国的惨烈结局，照样无法避免。在这里，中国文化已经几度显示了无坚不摧的腐蚀性和同化异类的强大力度。
浩如云海的史籍深处，中国文人一直阴沉着脸，与其相伴相随的那一段漫漫长夜，也因为缺少了生命的温度，而显得异常干冷。类似于董仲舒、朱熹这样的超级文人，居然都成了卫道士的领班，居然都把广大博深的学问，搭成了通向权力的桥。礼义廉耻，掩盖着满脸凶像；万卷诗书，包裹着一腔冷血，连热源都在辐射着冷气。如果不是中国文化已经在事实上，成了全人类的财富，如果不是中国文人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主体，单单看这些，我们便难免失望惶惑、难免茫然凄迷：中国文人，还算是我们的骄傲吗？中国文化，还算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吗？
这壁厢，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寒气肃杀，黑手高悬；那壁厢，却苦苦向上抛送着春情万种的眼风，状若死水般的心头，依然会闪出旖旎的波光。转过身去就变样，中国文人真是太矛盾了，太复杂了，很自然地，我们就会联想到他们的媚权特征：即或被贬谪了，也要“每饭不忘君”；即或被流放了，远隔千山万水，也要向着京城遥施一拜；即或被赐死了，大限临头，也要依例三呼万岁，叩头谢恩；即或故作姿态地隐退了，躲在终南山里，也要偷偷地瞄着皇上的脸色。和统治者的心贴得这么实，这么近，这么紧，中国文人，真的还会有黎元在心头吗？作为一个备受推崇的阶层，他们身上熠熠生辉的智慧和人性之光，到底来自何方？
六
宇宙和人间是相通的，人间是宇宙的浓缩。就像发光的天体一样，它的背后，通常隐伏着巨大的存在。
幸亏在中国文人当中，还有那么多失意而不失志者；幸亏还有那么多一辈子都在为文而文，一辈子都不曾、甚至也不想扶摇直上的饱学之士，延续了和展阔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他们或者欣羡高贵，但却苦于无门而入，只好一头扎进了街市的人群，“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比如柳永；或者洞穿了高贵的底蕴，压根儿就自断了那一份孽债，冷冷地瞥一眼浮云蔽日，埋下头去，一任笔情泼洒着豪情，置身于清苦落寞，痴迷忘我地深翻着艺术沃土，比如张芝；或者出身高贵，奈何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之手，摧毁了花团锦簇的美好年华，钟呜鼎食之家的纨绔公子，一下子陷入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窘境，然而，绳床瓦灶，尤壮胸襟，命运无常，更添才情，比如曹雪芹。还有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施耐庵、蒲松龄、关汉卿、吴敬梓等等，类似的例子多了，浩浩荡荡，不胜枚举。这些人，有的尽管也名重一时，甚至狂傲不羁，但是在大红蟒袍的映照之下，还是显得那么灰头土脑。可到头来，就是这些为文化教头所不屑、所不容的落魄文人、落难文人，竟然功德圆满，正果修成，一个个地当上了白衣卿相，一个个地抓住了百代留芳的永恒。爱之者死，恶之者生，天道无欺的创意，在机智地调侃着权势，与之又成比照的是，那些为行情看好而被择优选用，封官晋爵的栋梁之材们，反倒一个个地走进了万劫不复的死寂。
文化的人民性，文化的大视角，文化的纯度以及文化的功能，决定了文人最合理的社会站位。能在大地之上奔波，能在百姓之中煎熬，能通过油盐酱醋，去体会甘苦，能靠着穷愁困顿，来保鲜才情，实在是天大的运气和造化。饥寒连年，足以保持清醒；世态炎凉，活该激活冲动；小人翻着白眼，索性就去修炼大度；门庭长满衰草，正好因之品味安宁。再也没有什么官场纷争可以堵塞神思了；再也没有什么身外之物会来遮挡慧眼了；再也犯不上以心血去应酬无聊了；再也用不着用良知去典当富贵了。一颗平常的心，享受着生活赏赐，饱饮着生命原浆，时时刻刻都在自如、鲜活、澎湃、亢奋地跳动着。生命已经进入了最佳状态，真是应该感谢上苍的安排，远离浊风黑浪的灵魂，正悄悄地踏上壮美的路程。失望的历史蓦然回首，大笔如椽，已经撑起了一片深邃的云天，云天之下的竹篱茅舍里、云天之下的灯火阑珊处，此起彼伏地漫出了千古绝唱。
思想需要情绪去激扬，才气需要磨砺去引发，深刻需要挫折去打造，平民的底层感受，从来都是发酵文化的温床。但这绝不是等于说，中国文人应该拒绝幸福而热爱苦难，也绝不是等于说，物质上的既得利益和文化上的苍白肤浅，就完全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因果转换。其实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根本没把功名利禄当回事儿的中国文人，历来都有，他们在前呼后拥之中，依然能够用平常的状态，冷对着超常的幸运，直面芸芸众生的痛苦而命笔抒怀，不去把玩风花雪月，却一任眼角挂着悲悯同情的泪花。正是这些叛逆中国文人传统性格的阶级异己，在超越了站位的局限和认识的羁绊以后，把自己也潇洒地溶入了中国文化的主流。
对比着无福消受大幸运的轻狂，对比着人一阔脸就变的浅薄，这种对显赫身份的不屑，一直不断地在给我的心头，输送着高层次的美感和快乐。漠然着花团锦簇的神仙日子，却倾心地投入了自己修建的炼狱，自己逼视着自己，自己压迫着自己，艰苦地破解着自己出给自己的难题，升华的生命，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写到这里，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长串的名字，啊，这一长串的名字，犹如一道灿烂星河，曾经照亮了我灰色的童年，流光溢彩之下，连一长串的灾难，都被诗化了。
被遗弃与被遗忘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被荣华冷淡与冷淡荣华的中国文人，跨过了文化之车的驾辕人物，也跨过了被五彩云霞所遮盖的荒丘与大漠，不知不觉地抢了戏，爆了冷门，肩起了和履行了中国文化的神圣使命。于是，对应的一切，在走向了反面以后的戏剧性对应，就显得极其合理和真实了：虽然宠爱的阴影之下，疯长着低矮的灌丛，但迎着寒风料峭，却挺起了参天的秀木。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欣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中华民族的文化家园，满园春色，终归还是育出了金灿灿的果实。
然而丰收，并不能掩盖欠收，喜悦，也无法化解遗憾，何必沾沾自喜、一再炫耀呢，何必忘乎所以、反复顧盼呢。因为我们可以据实推算——如果悠悠岁月，没有那么多的风刀霜剑、内耗虚损；如果悠悠漫途，没有那么多的摧残戕害、棒杀捧杀；如果悠悠奇思，没有那么多在法令之下的阻断、在律条面前的折返，那么中国文化，她还了得吗！有久远的厚重积淀，还有喝足了眼泪、喝足了鲜血的土地养育，卷佚的更加浩大恢宏自不必说，那份光照人寰的华彩绝伦，还有谁能与我一争短长呢？欲语更愁，不想也罢，但是，只有天知道，那些胎死腹中的精品和精品意识会有多少。望一眼天边的浮云，我仿佛听见了一声声幽怨而无奈的叹息。
洒一杯酒，为那些成名和没成名的才子，为那些当官和没当官的文人，为那些自生自灭的锦心绣口，为那些未及面世的妙语华章，为那些被封堵的神思，为那些被误导的追求，为那些被禁锢的想象，为那些被束缚的豪笔，为那些被窒息的吟唱，为那些被扭曲的灵魂，遥寄一份惋惜、一怀酸楚、和一腔愤懑，再逆向时间的深处，去唱一曲长恨的悲歌。
七
由于知识的展阔，学科的细化，内容的融合，文治与教化垄断中国文化的大格局，早就不存在了。曾经下曾嫌其酸，上曾厌其迂的文言或半文言，经过千锤百炼之后的现代语汇，已经如行云流水般酣畅、如玉液琼浆般醇厚。自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尤其是经过了“文革”劫难之后的各类著作，包括散文、小说，已经以其优美的行文、凝重的内涵，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而与物质生产的发达相适应，传播媒体的丰富，制作手段的革命，更极大地扩展了人文深度和人们视野，把文化当中所包含的文学艺术、把文学艺术当中所包含的一切表现形式，统统都带入了崭新的境界和空前的高度，一座座丰碑，傲然耸立。在这种情况下，吟诗作画，泼墨挥豪，学史弄文，潜心经术，重翻典藉，探微索引，“设神理以景俗，教文化以柔远”的中国文人，也不得不敛止了文化即我，我即文化的遥远辉煌。置身于中国文化的崭新版图，仅仅缩编为传统一族。
功过是非，全都成了过眼云烟、全都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为昨天留下了一席之地。有充分的时间去粗存精，有足够的条件研磨整合，传统，似乎应该集粹所有的美丽。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古老的遗传基因在传统一族之内，依然因人而异地在转化为形形色色的力量，并且一如既往地塑造了千差万别的生命和迥然不一的人格。
是对沿袭的发展，是对历史的复制，中国文人正是在文化的本意上，上天入地两茫茫，继续分化着。一座座丰碑，也一道道伤口，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举不胜举。比如，曾经为中国文化服务、并且事实上在今天已经与中国文化摘钩的书法，却当仁不让地擎起了中国文化的帅旗。一个过去时的书写工具，竟然充当着进行时的主打产品；一个三不沾的特种行业，竟然承载了几千年的传统重量。百花齐放日，遍地书法家，并且盛世自应大道大开，虚怀若谷而又理直气壮。恕我直言，那些黑色的线条，此刻正尴尬地勾描着黑色的幽默。
绝不是贬低书法，但本末倒置、珠椟不分，硬把中国文人的入世手段，当成中国文化的终极正果，硬把离水之鱼以及脱秧之瓜吆喝得炙手可热，这便难免喧宾夺主、小题大做、甚至有欺世盗名之嫌了。想知道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现状如何吗？请看书法在当前的单打独斗，就是一个极尽其妙的读本。
再比如，或者是鼓吹传统，或者是强调创新，不该争论的争论，从来就被炒得翻花冒泡。什么是传统？昨天的创新便是今天的传统；什么是创新？明天的传统便是今天的创新，你中有我而已，相互依存而已，具体事物在不同时段的不同称呼，仅此而已。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头脑，是复杂的，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头脑，是简单的，硬将一个自然的因果关系，分裂成两个韬空的对立概念，言之凿凿，言之滔滔，只许这样写，不许那样写；只许这样画，不许那样画，上述这些内行人所讲的外行话，统统不通，却又比比皆是。但就是这些无事生非的东西，竟世世代代养人，以至于在今天，仍旧大行其道。连神仙也要纳闷了，都说嚼过的馍没味道，可中国文化的盛宴，为什么又永远撤不掉这碗软饭呢？
还有，文化是不封顶的，历史上的光荣，早就骄傲地彪炳于史册，与其再不断地献上花环，倒不如收回眷恋的目光，去欣赏一下今天的经典呢！可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又是遭到了中国文化的冷遇。没有谁公开过自己的观点，不过中国文人的业绩之一，却是手制了“顶峰论”，永远的诗、词、赋，永远的八大家，永远的春秋论语，永远的四书五经。历史上的群峰翘楚是永远的高度，永远的星光灿烂，永远的聪明才智，仿佛全在昨天。社会是前进的，人类是发展的，而唯独文化在永远地倒行，笔越来越笨，人越来越傻，对生活的感受越来越粗糙，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稚嫩，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夕阳一沉，旭日无升，由低级向高级的过渡，变成了由高级向低级的回流，列祖列宗们的脚步声远去了，留下了漫长无垠的垃圾时间。不用细想就会知道对错，这可能吗？这还叫进化吗？这和文明的演绎规律吻合吗？但无法成立的谬论居然能够约定俗成，长期风靡，这就难免不会让人思前想后了：其间见怪不怪的极度不正常，是不是藏匿了某种深层的隐私？
把文化仅仅当成一张无价证券、当成一块获取“黄金屋”以及“颜如玉”的敲门砖，中国文化从来都毫不掩饰，甚至广而告之着自己的终极指向。文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效益和文化效应，现实的、现得利的低调宣传，是深入人心、也是深得人心的。事实无庸讳言，背离文化宗旨的文化追求古已有之，但却于今为烈。这就难怪投机文化的文化异己者，与日俱增了，他们像走江湖一样，鱼目混珠地掺杂在中国文人之中，心在文外地，开始了混事生涯。应该承认，在中国知识份子的群体当中，抱残守缺者的数量历来是太大了，而这个太大的数量又被注入了太多的水分，双重的比例失调，便逼出了一种扬长避短的生存方式。
如同气功宗师，都潜身于绝尘的山林，如同仙风道骨，都飘逸于昨日的时空，在神圣的文化殿堂里，凭吊声声，遥拜频频，同样地虚空神秘。于是借古非今，扬古抑今，和名见经传、威重历史的先贤们一起过秤，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种可以理解与谅解的选择。可始料不及的是，趴在古人的身上狐假虎威、发难放横、妄自尊大，在古人的字里行间爬行蠕动，索解着连古人都不曾知道的寓意，自己制谜自己猜，无中生有地搅起了满天学问，这种原本起自无奈的手段，反到误打误撞，俨然成了“治学”的根本。而当越务越虚，越虚越务的闹剧，一直重复到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现在时，并不钟情文化，也不被文化钟情的文人，已经心安理得，毫无愧疚了，甚至已经自命不凡，气壮如牛了。问题还不仅如此，更深刻的危害似乎在于，耳濡目染于中国文化的诸多变态，或多或少的老百姓们，也或多或少地学会了躲重就轻地去生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体面人群的示范打样作用，强化了一个民族的劣性。
厚古薄今的宗旨，是为了古为今用，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在形式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是形影相随的传统背景之下，类同于过去的“科考”，烫金的毕业证，往往会变成含金的升官图。这就注定了往上交的隐形资产后继有人；注定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渊源，依然把文人和官员这两个范畴，极其自然地，融入了当代同一道景观。文人靠官员显示价位，官员靠文人炫耀档次，以攀权附贵、斯文儒雅为荣的彼此需要，轻易构建了一个特殊的人际关系与一个特殊的交换市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受制于这只手的调控，清高的文人，常露轻浮之态；稳重的官员，也时有失重之相。文人和官员，都在酸文假醋地东效施颦，都在极其蹩脚地反串着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角色。揎拳鼓噪、觥筹交错、制巧卖乖、误哗众取宠、过从甚密、各取所需，友谊的油彩以及私欲的油汗，在一张张春风得意而又踌躇满志的脸上，已经混合得难解难分了，就连疲于奔命之中，间或忙里偷闲所挤出的一脸脸笑容，都带有明显的世俗甜腻。喝下了有度数的酒，吐出了无度数的噱头、无度数的诗，整个社会的王气，被掺兑得日渐稀薄。在文人和官员以各种名目聚会的大小酒宴上，宿疾难医的痈疮溃疡潮红泛起，再一次灿灿然，表现得艳若桃花。
社会活动，换回了社会回报，“公关”，果然攻下了关，荣誉、头衔、名气、地位和利益，该得的和不该得的，凡属身外之物，他们都轻取囊中。但人生之舟，却从此负载了人生之累。日益干涸的点滴知识，死水一般的定向思维，还有起自名利的勾心斗角，为了邀宠的殆思极虑，意在争风的飞短流长，凡此种种，和虚支冒领的文人形象并列出现，巨大的反差又怎么能不是一幅写意传神的尖刻漫画？坐下身来，再去拜读那一篇篇结结巴巴、不尴不尬、所言无物、诘屈聱牙之作吧，读着读着，心头便经常会掠过几丝不忍，而掩卷沉思，抽紧的神经也会呻吟：难道这就是文人吗？
真是让人欲哭无泪。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心甘情愿地透支着生命；为了展示人生的风采，他们心力交瘁地断送着人生。自己轻慢自己，自己丑化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自己对自己都施以虚伪。骨头风化了，厚度混薄了，势利的垃圾填平了思想的沟股，除了有行无市的空洞标价以外，他们已经一无所有。
正是这种一无所有，才蕴含着一个信息：尽管整个社会对德高望重与广大博深的倾心景慕，已经异变为对一种形象制式的盲目崇拜。然而文化朝圣者的迷信，终究是要被文化本身破除的，看客起哄，弟子上托的造神术，终究是要无效失灵的。所以我认为，文化品位的整体高度和文化理念的新潮澎湃，一定会在中国文人的内部，逐渐诱发出一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清理。
既然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又何妨一吐为快呢：那些御封自封的，那些添乱添堵的，总之，那些不是中国文人的“中国文人”，古往今来，其实完全都是一帮没用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一帮没用的人和中国文化，毫无关系，没有了他们，中国文化皮毛无损。倒是其间的病变和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裹足不前以及中国人民时下尚存的麻木冷漠，会永远向我们的子孙后代，哀哀地诉说着一笔不大不小的罪孽。
八
写到这里，如下的话已如鲠在喉：“明躲枪口，暗防冷箭，才离云峰，又入迷川，早晨生龃龉，夜里多谋算，怕的是失宠，盼的是升迁，一次次心乱如麻，一回回望眼欲穿。剪不断，理还乱，几番纷争，只可惜堵死了曲径通幽离离路；多少是非，到头来堆满了万紫千红深深院。”还算是熟悉中国文人的历史和现实吧，一闭眼，他们的诸种神态便栩栩如生。而随着上面这首打油小调的跃然纸上，我自己也禁不住失声地笑了。
不知道凝望中国文人的崇拜目光，有多少最后变成了怀疑的审视？以我而言，心中的偶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被某些几乎是一触即溃的文化风骨，就被某些文人整文人的肆虐无情，就被某些文化泰斗不忍目睹的轻薄表演，比如争相揭发别人，也争相埋汰自己等等，弄得污渍斑驳了。等到大劫过去了，诸多文人无行，文人无德，诸多硬装出来的高贵和高傲之类，终于串在了一起，像鞭子一样，抽碎了一个从少年飘来的梦。
为此，我们呼唤着真正的中国文人。
在中国，真正的文人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热爱长河落日、高山飞瀑、小桥流水、阡陌纵横、甚至荒郊流萤，野外人家，就连庄稼院里袅袅升起的炊烟，都可以勾起万缕情丝。可是，面对灯红酒绿的奢靡，华盖如云的尊贵，前呼后拥的张扬，显要荟萃的官场，他们却只会投去寻常的一瞥。
在中国，真正的文人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的一支笔出神入化，却从来不写违心之作；他们的一张嘴妙语连珠，但绝对不吐阿谀之词；他们才高八斗，却没有锦上添花和见风使舵的聪明；他们学富五车，但总干雪中送炭和助人为乐的傻事；他们没有丝毫城府，却城池森严，常拒无聊的大人物于户外；他们缺少任何心计，但心香馥郁，敢迎获罪的蒙冤者于舍中。
在中国，真正的文人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讨厌俗气扑面的那种官气，讨厌行情掩盖的那种感情，讨厌冒充文化的那种文化。在街头巷尾，他们便兴奋地左顾右盼；在楼台馆榭，他们则烦躁地坐立不安。为了自己心中的净土，他们会和屈原大夫一样，既有婉转音喉唱《九歌》，也能义无反顾写《离骚》。而一旦邪风四起，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就能紧随鲁迅先生，再发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
我知道，这是一种深卧心底的呼唤，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一个光荣的民族。我们呼唤的不是一颗又一颗流星，在夜空中划出一道又一道亮线；不是几位、几十位、几百位的精英降临大地，在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里各领风骚。让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中国文人，永远告别那个高大而不笔直的身影、告别那个伟大而不丰满的生命、告别那个好强而不坚强的形象、告别那个孤独而不独立的状态吧。凤凰涅槃，形神再造，我们呼唤着群体的文化人格。
也许，当真正的中国文人以宏观巨擘的形象再次闪亮东方之后，中国文化就会万象更新，玉壁无瑕，成为人类思维和世界走势的导航潮头。也许，那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看不开、想不透的困扰，就会随之而消失。也许，一个务实、文明、公平、民主、且又富甲一方的中国，就会实现一百多年来的强国梦想，从人类最先起步和最早发祥的地方，向着千山万水，向着七大洲八大洋，不停顿地播放着大治天下的福音。
苍天在上，我们对此已经苦等了太久、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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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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