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的创作与鉴赏 |
| 作者：田仲济 作于：2007-12-16 8:22:38 访问：217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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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创作与鉴赏(连载）
一 作家和社会
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无论什么样的作家，他所写的总不能超出时代以外。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常是最伟大的史诗的创制者。有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杜甫才能写出《“新丰折臂翁》”、《石壕吏》等作品；有了家国残破、政府偏安的环境，陆游才能写出他许多悲壮的诗篇。所以有人说，世界大诗人当着国运板荡、夷寇侵陵的时候，他们的热情常是火一般地燃烧着；他们的眼睛，泉水似地汹涌着；他们的诗，是热烈悲壮的号音，回肠荡气的行军歌声。……“莎士比亚在他的历史剧中，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家。密尔顿除了写作善恶斗争的史诗以外，还参加了我们历史上的最伟大的革命，而且在他的散文中，发展了他的同胞们在危机时会得疏忽了的政治原理。身为府吏的费尔丁，却是一个贫苦阶级的保卫者和残酷的法律制度的改良家”。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率领壮丁进攻敌人的堡垒的，有大诗人拉马丁；过二十余年兵营生活的，有浪漫诗人维尼；抛弃诗人的悠闲情调而勇敢地参加战争的，有恶魔诗人波特莱尔，有歌咏自然主义的华慈渥斯；拜仑写了哀希腊，更为希腊的独立而战死；显克微支写出了铁与火，加紧了波兰的年轻斗士们对普鲁士武力压迫的抗争；一八四八年，法兰西二月革命的时候，就是固执着艺术绝对自由的波特莱尔，也向全国高呼“艺术非为社会的目的服务不可”；美国的辛克莱更自来就主张艺术就是宣传，意识地无意识地宣传。
苏联文艺百科全书中在“文艺的本质”一个条目下写着：“文艺作品是反映着产生它的社会的实践，反映着客观的现实。同时，文艺作品又是它所属有者的沃罗基，藉此以拥护自己的利害，显示为一定的经济的、政治的利益而与敌人战斗着的本身之对于现实的态度。文艺作品是社会的意识的形态，同时又是行动的形态。与一切意德沃罗基同样，文艺作品不仅是反映，它也组织，它积极地作用于享受文艺作品的人”。在这里已经写出文艺是和社会息息相关的东西了，世界文学大师高尔基在他的《文学的世界性》里有更为透辟的解释：
“……文学乃人生之活镜，施用了悄悄的凄哀或者用了愤怒，用了一个狄更斯的仁慈的笑脸，或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怕人的凶相反映着：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种种复杂相，我们整个的欲望层、庸俗和蠢愚的无底的死池，我们朝着命运的英雄和懦弱性，爱之勇敢和恨之力量，我们伪善的种种不堪和谎话的多得可耻，我们头脑的可厌的停滞和我们无底无休的苦恼，我们心跳的希望和神圣的梦想——一切世界赖以生活的，一切在人心中颤动的。用一个敏感的朋友的眼睛，或者用一个法官的固执的看法来看人，同情他，笑他，羡慕他的勇敢，咒骂他的无用——文学高出于人生之上，并连同了科学，为人照亮了那些到达他们目的，发展他们优善之点的路途。
“文学的和形象的艺术并不特别表现人类的错误：艺术的热望要把人提高于生存的外状之上，把他从堕落的现实的桎梏解放了，叫他明白他自己不是奴隶，而是境遇的主宰者，人生的自由创造者，所以在这意义上，文学总是革命的。”
所以说“为艺术而艺术”，“为创作而创作”，和说“为科学而科学”、“为富而富”一样，是一种奇怪的理论。车勒芮绥夫司基说：“人类一切的事业，要使他不变成空虚的无用的东西，就非服务于人类的利益不可。就是，富是为了人们要使用它而存在的，科学是为了做人民的指南针而存在的。艺术也不是为了无用的满足而存在，它非为了某种本质的利益而服务不可”。一个作家，既然他是身子在现世上，生活在现世上，又怎么离去？强说超越时代的话，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文艺是生长在社会的土壤里的，没有方法使它们分离。不持“宗教或哲学和传统，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能够发生很大的作用，……这类“观念”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可能在决定艺术作品的形式上占着优势。……在完成艺术作品的诸因素中，最后决定的因素，……是经济变动。”并且“没有思想的内容，艺术的作品是不能存在的。但倘若艺术家看不见那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潮流，则那时候，由他们在那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的性质，在那内面的价值上，就显著地低下了。而且因此，那作品也必定蒙害了。”(《艺术与社会生活》62—63页)
福斯脱在《小说与民众》中说：“写小说是一种哲学事业。世界上的伟大小说，例如吉呵德先生，葛庚段和潘脱格鲁尔，鲁滨逊漂流记，琼纳逊•怀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感伤的教育，众生之路等等，其所以伟大，的确是因为它们都隐藏着这种思想的性质，如果你高兴，你可以说是因为它们都是想象很高的，很动人的，生活的注解。”龚枯尔的日记中有一段论巴尔扎克的话说：“我刚刚重读了一遍巴尔扎克的农民。没有人曾经称巴尔扎克为政治家，可是他也许可以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政治家。只有他深知我们的病源，只有他看清了从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的瓦解，看清了法律的真像，话语后面的事实，在表面的秩序底下进行着的利益掠夺的混乱，代替了贿赂的运动，审判的不公平毁坏了法律的平等，总而言之，他看清了那以金钱交换显贵的一七八九年纲领中的欺骗——惟此而已。可是看穿所有这些的还是一位小说家。”固然，有许多哲学家政治家试写小说，结果都遭到了失败，但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够创作，如果他不具备概括人物的才能。而这种才能是从生活的哲学，政治的理解中产生出来的。
一个作家，因此，不独离不开社会，还得生活在社会里，认识他的生活。福斯脱的话是对的：“艺术家如果不敢思索生活，他就不能够创造生活。他可以替一个不重要的人物描写一幅小小的肖像画，或者他可以很精细地解剖一个无害的情绪，但他却不能没有思想而创造生活，‘我思想，因此我存在’，这话对于艺术，有和对于生活同样的意义。”并且，他又说：“只有经过实践才能认识真理，因为真理就是人类自己密切地考察客观的表现，而这考察主要的就是一个人类的活动，特别是一个社会的和生产的活动。”
“真正伟大的作家，不问他自己的政治见解如何，必定是经常地处在一个猛烈而且革命的和现实的斗争状态中。”可以说无论那个作家，只要不甘于被弃于时代后面的，都不能例外，连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作家也是如此。就文章的流变说，封建时代的古典主义的作家，写宫庭帝王的生活，浪漫主义的作家想象着创造英雄与美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就产生了表现现实生活的写实主义。在十八世纪的早期，“这些诗人，讽刺家和小说家，并不曾特别的喜欢布尔乔亚社会的创造物，可是他们已经忠实地照着他们所见到的描写人类。可是现在却对人发生恐怖，这几乎是对于人的憎恨。人已不再是一种残酷的、愉快的、强壮的、奋斗的、人性的动物，却已是一个等待超度的罪人。这个光荣的堕落，秘密又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秘密在英国本身的发展，破坏男女关系的金钱势力的膨胀，无情的农民剥削，以及渐渐代替旧市镇的新都市生活的悲惨上去发现的。”这是福斯脱论《维多利亚时代的退缩》中的话。实际上，写实主义在各国的情形是大致相同的。“英法二国的小说家，都觌面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都得表现他们所不欢迎的社会。在英国，他们到后来只能以和现实相妥协完事，可是全部法国的历史，却使得这样的一种妥协成为不可能。”
“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的伟大天才，也是王政拥护者，正统派，加特力教徒。他有意地把写‘民族史’的任务放上自己的肩膀。他的人间喜剧，那人类生活的广博的研究，是他那一时代的革命画。所谓革命，并非指的作者的意向，而是因为他那时代的内心生活是被忠实地描写着。恩格斯在他写给英国小说家马格雷脱•哈克纳丝的信中，曾经着重地指出巴尔扎克的写实主义方法的真理：‘我把巴尔扎克看成超过所有左拉——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很远的写实主义大师。在他的人间喜剧中，他给我们一部非常现实的法国社会史。从一八一六年一八四八年止，他用编年体的方式，几乎是逐年逐年地描写着新兴布尔乔亚渐渐侵入那在一八一五年以后复兴自己而且尽可能地重新树立古老法国风尚的贵族社会。他描写贵族社会——他心目中的模范社会的残余，是如何地渐渐地屈服于有钱却是庸俗的暴发户的侵占，或者是如何地被这暴发户所腐蚀。他描写那个贵妇——她的不贞只是保全自己的一种方法，和她出嫁时的做法完全一样——是如何地投入那个因为现金或贷款而侵占她的丈夫的布尔乔亚的怀抱。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配合着一幅完全的法国社会史，从那里，甚至从像革命以后的动产和不动产的整理那样的经济细目中，我学习了比从自称专家的，所有那一时期的历史家，经济学家，以及统计学者那里还要更多的东西。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的确是个保王党。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于他那‘好’社会的不可挽回的崩溃的永恒的挽歌。他同情那个命定要灭亡的阶级。”可是虽然如此，他对于自己所同情的男女——贵族，却讽刺得最为尖锐，嘲弄得最为刻毒。他所唯一毫不掩饰地赞美的人们，却就是他最仇恨的政敌，那些圣梅利广场的共和国英雄。这些人，在当时（一八三零——三六）自然是广大群众的代表。巴尔扎克就像这样地被迫着反对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清了他那心爱的贵族却有消灭的必要，所以他把他们描写成不能再得更好的命运；他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唯一能够发现的未来的真正人类——这些我当成写实主义的最大成功之一，也是老巴尔扎克的最伟大的特征之一。‘巴尔扎克以后的写实巨匠有福禄贝尔，他也是最帜热的对于布尔乔亚憎恨和厌恶，以至在信扎中的签名，都用了“布尔乔亚憎恨者”的名义。他认识朽烂的法国布尔乔亚的社会最深刻，他曾经为着一篇描写这个可厌的阶级生活的小说而受尽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一个同样感到社会脉搏很清楚的作家，爱米尔•左拉，是“一个模糊的，却是严肃的天才，正在暗中探索着一个解答；当他比较接近粗鲁，苦痛，却是热情的工人阶级生活的时候，他恍惚地觉得有一星光明。可是他失败了。他被他的前辈们的错误理论所累倒。他把这些理论发展成宿命的，机械的，自然主义的学说。”
“小说家的职责是把他所见到的生活真相告诉给读者。”“忠挚的文学家，也同忠挚的革命者一样，是牺牲自己的权益、维护民众权益的最公正的检察官。伏尔推儿、卢骚、巴尔扎克……是法兰西民众的检察官；普希金、柴霍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民众的检察官。”每一个作家都是替他所属的阶层利益服务的。苏联的作家，是为他们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斗争；我们中国的作家，过去在反帝反封建的阶段上，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子夜》、《倪焕之》等；在抗战期间我们有了《新苗》、《鸭嘴涝》、《新水浒》、《南京》、《春雷》、《差半车麦秸》等。日本军阀驱使他们的法西斯作家到中国战场上来无耻地赞扬他们的“圣战”，同时，他们的有正义感的作家却写出了《未死的兵》；希特拉为着保卫本身的利益，一上台便从纳粹德国驱逐了世界著名的大作家托玛斯•曼，亨利曼等，甚而开除了托玛斯•曼及其夫人儿子的国籍；这些事实所显示的作家和社会的关系不是很明显么？
文学家是最敏感的，当社会的黑暗还没有显著，内部的腐烂还没有暴露到外面时，文学家如暴风雨前的海燕，已先感觉空气的低压和雷雨的将至了。他们发出广大的呼声，唤醒被蛊惑于欺骗及尚在迷梦中的人们；他们举起智慧的火炬，给彷惶无所适从的人们指出正确的路向。《狂人日记》在反封建的浪潮里指出社会不过是一个人肉宴席，历史是一本学迹斑斑，人吃人的账簿；《阿Q正传》，写出了一个落后的浮浪性的中国农民的典型，通过他表现了二千年来被封建制度束缚着不能向前发展的中国社会；《子夜》写的是铁样的有奋斗意志，急想向上爬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性格吴逊甫，以及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操纵跋扈的“买办阶级”的典型性格赵伯韬，并通过这些性格，“反映出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及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后至一九三0年间中国社会的动态。”《倪焕之》反映了五卅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态。抗战爆发后的作品，如以上列举各书及《淘金记》、《老夫妻》、《新垦地》……等，是完全反映了抗战的各方面，前线上英勇的军队，游击区里和敌人血肉相拼的战士，后方努力生产的民众。
作家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任务，不独生活在社会里，认识那社会的一切，还得出入于种种社会里，积蓄着各方面的种种的经验，“例如托尔斯泰，他的家庭是一个富裕的贵族，他自己既曾出入过华贵的莫斯科的交际社会，也曾当过荒唐的高加索的驻屯兵，且曾身赴过克利米亚战争（大家说，这是世界战争中最悲惨的了），晚年又过着村落闲居的生活。托尔斯泰所以能做一个伟大的作家，虽也是出于他的天分，但是这些经验之愈使生光，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再看陀思妥夫斯基是怎样呢？他曾经上过一次死刑台，在西伯利亚的监牢里受着苦难的时候，则曾同时发现了人类最肮脏的地方和最高贵的地方。”(木村毅)少年的陀思妥夫斯基除了住在一个宗教氛围气很浓的家庭里外，接触到的是乡下一些纯朴的农民，他的作品到处闪烁着热爱农民的情绪的原因，便在这里。一八四八年，他以加入佩特拉修夫斯基革命团的罪名被捕，判处了死刑，在刑台上又得到了沙皇的恩赦，他在当时该是经验了任何人都没有经验过的紧张的几分钟。他利用这体验写成了《白痴》的一段插话。近代作品里，巴比塞之所以能够写出《火线下》，雷马克之所以能够写出《西线平静无事》，幸克莱之所以能够写出《屠场》等的原因，更是人人皆知的了。这些作品对社会发生的影响也是不需要赘述的事情了。不独对于国内各方面如此，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被瞭解，也是主要的靠这类伟大的文艺作品的力量的，木村毅论《文艺在国际上的势力》中说：“日本在日俄战争的时候，曾以空前未有的利害的敌忾心和俄国战斗了。但是懂得俄国文学的一些文学家们，对于俄国虽是敌视的，对于俄国人却未能敌视。他们简直倾倒于俄国‘在战争上胜了，在思想败了’的话，大概是这里生起的吧？”小泉八云述说英国人对于俄国人感情的变化说，最初大家以为俄国非常狞恶，都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真的怀着温暖的心肠的人种。到俄国一些大作家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夫斯基等被介绍到英国法国，他们完成了使人了解俄国的大事业，再不以俄国是一个蛮族，对俄国人都生了亲切和同情心，也知道了这是有无限的坚韧、诚实、和热烈的信仰的民族；文艺的力量是何等的巨大！
如今，正是发挥我们文艺巨力的时候了，让我们养成巴尔扎克似的“拿破仑用剑干不了的事业，让我用笔完成它”，的气魄，也如海涅似的“为了歌唱战争之歌，把七弦琴给我吧” ，“假如我战死了，请不要给做墓碑铭，请给我一把剑放在墓前！”为了民族解放，每个文艺作家，也该洒出他最后的一点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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