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朴归真 省察自身——论近年小说创作的粗俗化倾向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7-5-8 15:12:15 访问：372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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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国后，在那文学服膺于政治的岁月里，文学描写常常被净化到超凡脱俗的程度，正面人物被过滤得纯而又纯，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不用说粗俗化倾向，就是偶有粗言俗语也被视为异端。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作家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西方原始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横向参照，他们愈来愈对那种浅层面和线性因果关系的审美机制感到困惑，愈来愈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较之其他民族，经历着更多的灾难，更大的苦痛和更沉重的精神心理负担”，⑴而导致这种民族苦痛与负担的原因，不能单单地归结于社会与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我们这个民族的本身也承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们不局囿于社会功利的层面上描写人，不屑于追求英雄气质，而是焦虑地思考着“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应有责任去同整个民族一起思索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又将如何走下去”的问题。⑵因此，他们从人的外在形象向纵深切入，试图用现代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哲学式观照，试图超越历史环境，从更悠远、更辽阔的历史文化背景，来探求和开掘民族文化心理的本质特征，试图潜进人的非理性层面来触摸灵魂的渴望与骚动，生存的硬度与质感，以期把握我们民族特有的精神现象，并以此启迪人们对自身的反省，唤起重塑我们民族灵魂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基于如此的创作认识与动机，一些青年作家沉入生活的底层，伴随着寻根使他们发现在生活自身的粗俗与朴拙中，既包容着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及其张力，也含蕴着犷悍、热烈、饶有生气与活力的民族本体精神。借助于粗俗与朴拙的描摹，既能从历史的文化层面鸟瞰现实，探本求源地认识我们民族的生命存在形式及其衍变轨迹，又能探寻出新时代的人们无力挣脱贫困、保守、愚昧的精神困惑与物质匮乏所造成悲剧的因由，还能在深广的背景下，在人生状况的如实描述中，寻绎到返朴归真的美学风韵，于是，由此而触动了作家审美情趣的转移，把自己的视点投注到粗俗鄙陋的人和事上。
诚然，那种蛮荒鄙野、原始生态、木讷生灵、饮食男女的描写，无疑会给人丑的印象和不快的感觉。然而，“丑和它所附带的不快感，就是没有征服障碍的那种审美活动”。⑶如果我们对这种粗俗描写，对这种丑和不快感进行审视的话，就会奇异地“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⑷只要我们借助于“征服障碍”的审美活动，就能“跨出决定性的一大步”，就能“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⑸因而使一些作家顿悟到：没有必要，“肆意强化生活，以生活的原本形态表现，反过来却能造成一种更加强烈的效果”，⑹也更能显现出“真”的美学境界。由于这种返朴归真的审美机制的启动，文学中的粗俗描写被作家们视为审美创造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形成了一种颇具声势的粗俗化的创作倾向。
（二）
在近年小说的粗俗化倾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粗俗、直露的性描写。长久以来，性被视为丑的同类，俗的表征，在雅文学中往往是躲躲闪闪，欲说还羞的。可是近年的一些小说却一反常态，似乎像村夫讲趣，直言不讳，带有一种山野犷悍的气势，给人以火辣、浮躁的感觉。尽管这些性描写粗俗而直露，也有违于“温文尔雅”的诗教，甚至使一些优雅之士感到不堪入目。但决不是陈列丑陋，而是把性描写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下，从审美心理的艺术视角加以观照的。在一些优秀之作中，作家们不是孤立地写性，赤裸裸地展示床第行为，而是把性描写与整个艺术形象的创造联系起来。从这种人们本能意识、本能欲求中折射出人生际遇、社会风化、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心态心理等多种态势及其变化。这种性描写是寓言式的一种象征。它含蕴着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是落笔于此，着意于彼的。《厚土•眼石》（李锐）中写了一种交易式的性行为。“拉闸人”的儿子住院欠下医院的帐，被扣住不准出院。“花手巾”借给他钱还了帐，却借机占有了他妻子。“拉闸人”心中恼恨，欲寻机报复。“花手巾”意识到危机的所在，就用自家的婆娘回报了“拉闸人”，因而平息了一场生命攸关的纠纷。这种不道德的性交易颇有蛮荒时代的色彩。在这里，男女的隐私不再具有传统观念中不可凌犯的特质，相反地却变成了交易的媒质。“拉闸人”在屈辱中本欲将“花手巾”置于死地，可是他却从性交换中得到了慰籍，使失控而倾斜的心理得到了协调与平衡。透过这种性交易，我们看到的决不是无法泯灭的生命意识，而是那贫瘠的环境，落后的文化，苦焦的生活，以及闭锁的心态。他们的心理定势还处于遥远时代的“原初意象”和物化状态。他们看重物的交换，笃信中庸之道，为了使倾斜的心理得到平衡，女人不惜以自己的贞操相许，男人则像阿Q般地聊以自慰。小说描写的那些男男女女的愚昧状态映照出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模式，深刻地体现了封闭的农民意识中的均衡心态，以及他们从遥远的神话时代因袭下来的劣根性。
如果说《厚土•眼石》中的性描写只是表现了俗而鄙的交换意识、均衡心理的话，那么《狗日的粮食》（刘恒）则是从较深的层面揭示了一种生态的丑。在物质与精神、环境与人生的双重矛盾中，渲染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客体环境中的困惑和恚恨情绪。瘿袋女人杏花因其家无粮，被前夫卖给杨天宽为妻。到杨家后生活本有起色，但因连续生了六个娃儿，使他们的生活陷入极度困顿之中，最后又因购粮证丢失，全家无以糊口而导致杏花自寻短见。这篇小说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将人的性欲与食欲狡黠地联并在一起，并“在这一做一吃之间寻到了联系”。《礼记•礼运篇》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杨天宽和杏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生殖意识，而且手脚勤快，“半世里逞能扒食”。可是在那普遍饥谨的年月，物质的匮乏，粮食的奇缺，严重地遏制了他们的本能欲求而变得“清心寡欲”；而性欲的衰颓又反衬出物质匮乏给人造成的残酷压力，这就使得小说的性描写不是肤浅地表现本能的冲动，而是被赋予了社会批判的内涵。
从表层来看，这两篇小说的性描写是粗俗丑鄙的，但要看到，这种粗俗丑鄙的意象却正是“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需要特别探讨，因为他们还几乎难以觉察地转换成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的‘世界’”。⑺确实，当这种性描写与特定的文化氛围、历史脉搏、社会风化，以及人生际遇、心理态势结为一体的时候，它就具备了转换的机制。如果只写“花手巾”占有他人的妻子，而不写他以婆娘的回报，只写杨氏夫妻疯狂的性欲，而不写他们的食欲困惑，那么小说的性描写就失去了象征的底蕴，因之，也就不能转换成小说的“特殊的‘世界’”。
还有些小说不忌丑，不嫌俗，把生活本身的那些质朴、粗俗、丑鄙、鲜活的东西，提升到审美的层面，并赋予其象征的内蕴。韩少功的《爸爸爸》就是这类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小说描写的古怪愚钝的乡俗，浑浑噩噩的村民，以及那俚语方言都给人粗俗丑陋之感。尤其是那个永远13岁的小老头——白痴丙崽的形象更令人作呕。他那痴呆的目光，愚钝的行动，他那时不时地舔着吃的鼻涕，他那时不时地散溢着腥臭味的脓疮，他那满把满把地搓鸡屎的乐趣，以及他那只能含糊其词地表述肯定（“爸爸爸”）或否定（“×妈妈”）意念的语言，都表明他是个只知道吃喝拉撤睡玩的中国式的班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白痴，却成了两个村寨打冤家的“神明”。在村民们向他问卜时，他不经意地晃动了一下手指，就被理解为指的是屋檐，而檐与“炎”和“言”谐音，因而使一统的村寨分裂为“火功”（炎）和“言和”（言）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派别。这个在智力和体态上都呈现出童稚状态和返祖现象的丙崽是粗俗丑陋的化身。他本身并没有象征的蕴涵。但是，在打冤家时村民们对他顶礼膜拜的举动，却暴露了他们在闭锁的生活环境中所存留的原始性愚钝和民族的劣根意识。这样，在丙崽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人群被扭结在一起时，对他的粗俗描写就上升到审美层次，构成一种带有象征意蕴的“特殊的世界”了。
罗丹说：“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出它的‘性格’，因为内在真实在愁苦的病容上，在皱蹙秽恶的瘦脸上，在各种畸形与残缺上，比在正常的相貌上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既然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的美，所以常有这样的事：在自然中越是丑的，在艺术中越是美”。⑻在这丑与美的辩证关系中，“内在真实”是为要害之处。我们上述的例证的确有太粗、太俗、太野、太寒伧之嫌，然而作者却机敏地发掘了丑的背后的“内在真实”，将社会与人生、文化氛围与历史脉搏结合起来，因而这种粗俗描写也就成了象征意蕴的载体，使读者借此认识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劣根性，从而达到了“描摹事态，见其炎凉”的目的。
（三）
在审视近年小说的粗俗化倾向时，会令人有趣地发现：这类小说往往带有地域性和系列性。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李锐的吕梁山系列、刘恒的洪水峪系列、叶蔚林的菇母山系列，等等。这种地域色彩十分鲜明的系列性小说的出现，固然与横向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世系小说”的参照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反映了作家们以其最熟悉的生活基地为中心，来实践他们对民族文化底蕴的探索。在探索中，他们发现在漫长的历史演讲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基因代代相继，构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模式，即民族意识的传统力量。而这种传统力量又受着地域的制约，愈是闭锁、隔绝的山乡泽国，相对的稳态性则愈强，地域性的民俗色彩则愈浓，因而地域性的民俗风情就成为民族意识的传统力量的化身。这种地域性的民俗风情，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沉积物，同时还是构成小说环境、背景的重要因素。很好地把握它，对探索民族历史文化的底蕴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不无裨益的。所以许多作家很注意把民俗风情“放在整个宏观的社会生活的结构之中”，以此“作为一种补充和陪衬”。⑽诸如打冤家时，把冤家的尸体和猪肉一起炖着吃（《爸爸爸》），女子不怀孕到百子堂求神明相助（李杭育：《土地与神》），腊月十八，村民集结在野地里甩火把，唱“火把谣”，来祝愿吉祥（李杭育：《沙灶遗风》），打井师傅受伤致残，想用招夫养夫的办法组成二夫一妻的家庭（贾平凹：《天狗》），菇母山的女人风流放荡，以勾引男人为荣（叶蔚林：《酒殇》），以及口口声声反对迷信的老支书为14年前死去的女知青配冥婚（《厚土•合坟》）等等，这些民俗风情正是闭锁、落后的地域环境所酿就的苦酒，反映了闭锁、落后的历史惰性。因此，借助于这种民俗风情的描写，可以沟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探究民族文化历史渊源。特别是那些粗俗丑陋的民俗风情的描写，因其粗俗、丑陋，因其带有民族文化的“原初意象”，所以也就更能反映出历史文化的积垢，民族文化心理的沉疴；也更能使人们感悟到：地域性民俗是以什么样的传统力量制约着民族的文化心理，而形成种惰性的传统力量的，从而强化了作品的社会批判意识。
（四）
近年小说的粗俗化倾向除表现为意蕴的象征和地域的民俗性的特点外，还表现为以反省与渲泄为中心的展示生活功能的渐进与深化。志于这种美学探索的作家们不愿意去舔适结了新疤的伤痕，而要正视造成人的苦难的根源；不愿意在轻歌曼舞中去编织奇妙的梦幻，而要立足于苦难反省人的自身；不愿意用武打、情杀、侦破的故事来占领自己的灵魂空间，而要渲泄对人生的愤激情绪。基于这种反省与渲泄的动因，他们对传统的审美心理、审美原则提出了挑战，不去追求矫情、空灵、柔婉的美感，而是力图寻找一种刚烈、率真、粗犷的感情突破方式。他们沉入生活的河床，发掘那些悖于成规世俗的心态，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臧否社会，议论人生，企望探寻人的本质精神和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劣根性。为此，他们在寻找自己的生存形式的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努力，使小说的美学风貌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通过某些异乡异闻、奇人奇事的描写，表现一种非理性精神、非英雄气质和变形夸张的生命意识。这类小说的主人公一般都是根扎于生活底层的芸芸众生、平头百姓，即使有的人物有一定的地位，但也都是集褒与贬、毁与誉、功与过于一身的并非高大完美的人物。在这类人物中阿城笔下的王一生（《棋王》）是很有典型性的。他的特点以一字以蔽之日：“俗”。他“吃饭时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用整个食指抹进嘴里”。有一次他下棋时，“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地将那个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从王一生的身上找不到英雄的气质，他一身俗气，令人生厌，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年月，他的入俗却正是出世的表现。他不屑一顾那心为形役、趋炎附势的人生哲学，更耻于盲从社会潮流而失掉自我价值、自我意识的处世态度，于是他选择了寄意棋术、衣食为本、崇尚实际的人生道路。小说极写其俗，不仅鞭挞了造成他生命异化状态的世俗，同时也揭橥了他不与“世俗”为伍，超凡脱俗的精神。
莫言笔下的“爷爷”（余占鳌）、“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红高粱》）是集人性与匪性于一身的人物。他们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浴、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人。⑾他们既有精忠报国的一面，又有杀人越货的一面，称不上是什么英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概念中的英雄形象相去太远”，而且作者“在描写他们时丝毫不掩饰每个人身上那些不光彩甚至阴暗的东西。然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光彩照人，都有一种内在的魅力。这魅力不是别的，正是潜藏于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身上的崇高的人格力量”。⑿这种奇异的性格组合，反映了一种原生态的文化现象，再现了生活中的“真”。他们颇有梁山好汉的气度，对生与死、爱与恨都不矫情，不装腔作势，不虚言妄语，而是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真情、自己的欲念姿肆淋漓地表现出来。作家已不再把艺术倾向视为单向度的，更不仰慕那头带灵光圈的神，企望在“既高雅又庸俗、既有正确思想又有错误观念、既是完全情感混乱和丑恶猥亵，而又是极其光明磊落和真诚坦率”之中，⑶渲泄一种充满洒脱与纯真、粗俗与犷悍的感情，呼唤着人的本质精神的复归。
（五）
近年来，有些小说把粗俗现象提升到形而上的美学层次加以审视，大大拓宽了艺术空间，使作家在美的判断与创造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达到了新的境界。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创作现象。
然而“崇高与可笑，只有一步之差”（拿破伦语），小说粗俗描写的崇高与可笑、美与丑之间所差的一步，在于能不能“把阴影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换句话说，就是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⒁当前小说的一些下乘之作，并没有做到“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相反地却是只求其表层粗俗，而忽视了深层的崇高；只示其丑，而没有映现其美。有些作品写性，格调低下，借口揭示生命意识，把性意识、性行为写得露骨无聊，不堪入目；有些作品陈列污秽丑恶，一些粗俗的情节和细节游离于小说主题之外，缺乏内蕴，给人哗众取宠之感；有些作品的语言开口撒野，闭口骂人，甚至把淫夫荡妇的语汇也写进小说。尽管我们可以举出产生上述现象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其要害还在于：某些作者只注意追求所谓的文化意识而忽视了社会意识；只注意追求粗俗丑陋，怪力乱神而忽视了审美税制，审美判断与创造。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步之差，崇高也就变得可笑了。
小说的粗俗化现象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和审美指向是值得重视的。它对于改变前段那种标榜洋腔洋调的域外情趣的现象，起到了披荆折棘的作用，也为文坛输送了一种刚健清新的气息。但是它决不是一种终极性的创作现象。莫泊桑在谈到左拉从浪漫主义走向自然主义时说：“一种形式无论多么美好，它最终必然会变得单调乏味，……于是，我们心中产生了要求‘变’的这种奇怪的需要，连我们曾经吹为精品的杰作也使我们厌弃了，……于是，我们开始探索另一种东西”。⒂我想，莫泊桑的这段话对小说创作粗俗化倾向的复苏和变易现象的解释都是富有力度和恒久意义的。
注：
⑴⑵朱晓平语，摘自应红：《同整个民族一起思索：访首次获奖的六位
在京青年作家》，文艺报，1988．5．14。
⑶克罗齐语，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92页。
⑷⑸⒁雨果语，引自《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83页。
⑹乔良语，摘自应红：《同整个民族一起思索：访首次获奖的六位在京青年作家》，文艺报，1988．5．14。
⑺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第165页。
⑻《罗丹艺术论》，第26页。
⑼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51页。
⑽鲍昌：《1985年小说创作的新趋向》，莽原，1986.2。
⑾莫言：《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3。
⑿李陀：《读〈红高粱〉笔记》，小说选刊，1986.7。
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第67页。
⒂莫泊桑：《爱弥儿•左拉研究》，段宝林编，《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620页。
——写于1988年11月15日（发表于《河北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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