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庚子风云》的风俗描写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7-5-7 8:01:42 访问：425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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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鲍昌同志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庚子风云》，仿佛置身于80多年前的晚清社会。慈禧的祈雨、神甫的“圣洗”、术士的卖卜，巫婆的弄神，海光寺的风光、估衣摊的叫卖……举凡世态风俗，尽收眼底；缤纷世相，融入笔端，使人们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活风俗的氛围之中。这部以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没有拘囿于反映农民战争作品的一般写法，而是运用错综交织的笔触，舒缓跌宕的节奏和断面宽阔的铺排，在表现晚清社会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同时，穿插了色彩斑斓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的描写，活脱脱地展示出晚清社会的风俗画卷。
高尔基在给青年作者的信中说：“世态凤俗——当然是有趣的——在这里，须将地方性的世态风俗变成世界性的，就是要表现得使做读者的我能够好好地窥视人类底一般的世态风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所说的“人类底一般的世态风俗”，就是要求风俗画的描写具备人类的社会性和典型性，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庚子风云》的风俗画描写正是这样。作家撮入小说的风俗画不是自然主义的再现，也不是像清代杨柳青年画那样为统治阶级点缀升平；而是基于为主题服务的原则，有取，有舍，并对它们进行了颇具匠心的艺术加工，赋予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以揭示特定时代的生活本质，加深读者对小说主题的理解。
小说的第一部主要反映了晚清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复杂交织的政治局面，揭示出农民革命运动在官逼民反的情势下，“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必然趋势。为表现这一主题，作家设计了十几幅色彩缤纷的风俗画，生动地再现了大清帝国暮年“西风残照，禾黍生悲”，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真实图景。小说描写的熙来攘往的北京街景，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巡城御史的轿车，提督大人的大轿，做阔的商业大亨，金珠翡翠满身的女人，形形色色，仪态千般，耀武扬威，招摇过市；穿磨肩的挑水夫，脸黑如锅底的运煤工，鹑衣百结的捡破烂者，劳碌奔波，罗盈塞于途。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交织在同一画面之中，使显赫高雅的官绅淑女同疲于奔命的贫苦市民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作家并没有停留在铺排这种风俗画来映衬主题，招徕读者的地步，而是善于把政治风俗化，把风俗政治化，透过声色并作的风俗画面来为人物设置一种活动其间的氛围，促进矛盾的激化，以曲折复杂的方式为小说主题服务。我们不妨看看以下的三组对比性的风俗画：
在子牙河的大堤上，无家可归、面带菜色的贫苦农民，眼望着自己的家园变成了水乡泽国，求告无门，走投无路，陷于绝望。而在这时，帝国主义神甫邓维廉来搞“以工代赈”，趁机拉灾民入教。那种为新教民“圣洗”时，洒“圣水”，分“圣饼”，发“圣象”的闹剧场面，同灾民蜷缩在大堤上的画面相对比，形象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乘人之危，进行宗教欺骗的罪恶。这不仅使我们认清了“洋毛子”的虚伪面孔，也为民族矛盾的激化做了很好的铺垫。
另一组是徐府大管家来马营村收租、查粮和往京城送粮、卸车的风俗画。子牙决口，麦子歉收，贫苦农民席囤空空。而大管家却走家串户，翻箱倒柜，搜掠粮食。连刘老栓父女自己开荒打的粮食也给没收了。如此地横征暴敛，收取了二三十辆大车的粮食，那送粮车队的威风气势，那徐府大粮库一排排高抵房梁的大粮囤，鲜明地揭示出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
再一组风俗画是慈禧的寿日“放生”和朱红灯、本明和尚的“法场”就义。这两幅风俗画是颇有讽刺意味的。慈禧企望益寿延年，永持朝纲，但焚香礼拜，“放生”几千只鸟儿又怎能赎回她镇压人民的累累罪恶？与“放生”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她下令剿灭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刚尚的“法场”被斩。“放生”与“杀生”，都不能挽救其注定覆灭的命运，相反地则暴露出封建统治者穷途末日，忧心如捣的困境。
这三组风俗画描写，从一定的角度体现出当时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对立关系，预示出大清帝国腐败衰颓，“昏惨惨灯将灭，忽刺刺大厦倾”的必然趋势。作家通过这些风俗画，反映出的云谲波诡的历史现象，构成了表现小说主题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
社会风俗画不仅能展现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渲染时代气氛，增强典型环境的真实感，而且有助于在特定的活动场所和氛围中，促进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庚子风云》的风俗画或是浓墨泼染，或是白描勾勒，都为塑造典型人物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小说中曹福田听评书和张德成看巫婆弄神的两幅风俗画，就从侧面促进了人物性格的发展。面对着民穷国弱，外患内忧的社会现实，行伍出身的曹福田从“净街王”讲“青梅煮酒论英雄”的评书中得到鼓舞。他以刘、关、张自况，决心揭竿而起，重振朝纲。而张德成被帝国主义输入的交通工具夺走了运盐生意，再也不能忍受内外的欺压了。但在酝酿练拳、铺团，闹它个山飞海立时，又苦于鲜少叫人宾服之策。这时，作家设计的那幅巫婆弄神的风俗画，人们为巫婆奇谲举动的慑服，使他受到启示，由此产生了“起手闹事”的“诡秘的念头”。这两幅风俗画都是在人物的朦胧中打开了心灵的窗口，为他们以后练拳辅团，揭竿而起埋下了伏笔。
人物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通过环境来衬托人物的心理活动，比直接渲染更有引人的力量。海光寺南门外的风俗画，描绘出旧社会穷苦百姓谋生的种种方式。变戏法的，耍叉的，举礅子的，无所不有，表演也精彩。特别是那个吞铁球的，技艺更是高超。但逃难到这里的李大山、杨二大爷等人，见到这精彩的表演，并不在意。因为他们沉沦在茫茫尘海里，衣食无着，举目无亲，其处境连那个拼死拼活地吞铁球的艺人都不如，哪有闲情逸致来欣赏这些表演呢？这就从侧面衬托出大山等人的处境更加悲惨，心情更加郁闷。
风俗画描写，有时只选取富有表现力的场景或事物，就能衬托出人物性格。如小说描写慈禧祈雨时，没有按宫中云祭的常规仪式，由皇帝“步祷社稷坛”进行，越俎代庖的慈禧却改在“养云轩”举行，而且一反盛大隆重之举，颇为滑稽突梯。从这个场景中我们不难窥见慈禧专横跋扈、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征。通过对这一典型事物的勾勒，对塑造人物也能收到“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田稼过年时的对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它的隐喻是缺一（衣）少十（食）。仅此一幅小风俗画，就写活了一个村塾先生狷介不群的性格特征。还有裕禄的小老婆瑞太太供奉的大泥娃娃，更是妙笔传神地揭示出这个贵夫人的内心隐秘。她本是从丫头收房的，出身低贱，裕禄的原配夫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她如不能生个胖娃娃，使裕禄子嗣有继，又怎能博得裕禄的宠幸呢？
世态风俗本来是社会经济基础的折光反射，是在社会发展中长期沿袭下来的风气和习惯。作家把这些传统的、民族的风俗赋予了新的涵义，借以衬托人物的性格，顺乎情理，涉笔成趣，感人颇深。
鲁迅说：“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长知识的。”这虽然是对罗清桢的绘画讲的，其实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庚子风云》的风俗画就以富有浓烈生活气息的特色，把河北地区的世态风俗形象逼肖地展示在读者眼前。如估衣摊商人一边翻倒着衣物，一边唱着《赢藏歌》是北方城镇估衣商的叫卖传统；为亡故者吊丧、送殡的仪式，更富有北方的特色。这些古朴的风俗画，充满着美和力，为小说增添了醇厚的生活情趣。不仅使北方人有亲切真实之感，就是对外地人、外国人，也能开眼界，增知识。
《庚子风云》的风俗画生动形象地铺排出晚清社会形形色色、摇曳多姿的社会场景，并曲折有致地穿插在小说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全书绚丽多彩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风俗画使作品充溢着民族的、传统的生活气息，浓烈的时代氛围和地方色彩，是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重要因素。
——写于1981年10月日（发表于《天津师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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