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李大钊的诗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7-5-1 18:16:47 访问：1337 评论：3（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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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从小就以能诗善文著称乡里。据说他写过很多诗歌，曾汇辑成一本手抄的旧体诗稿。1924年还写过一首悼念他女儿钟华的长诗，⑴遗憾的是几经沧桑，风尘澒洞，所保存下来的诗作仅有二十七首。这是他从辛亥革命前夕到五四运动前后，时断时续的创作成果。其中有旧体诗十九首，写于1908年到1917年之间，大都发表在《言治》杂志上；新诗八首，写于五四运动前后，均发表在《少年中国》和《新青年》杂志上。
当时，大钊同志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为中国人民寻求革命真理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写诗不过是“余事”，所以他的诗作，与其他文章相比，显得数量不丰。但是，我们从仅存的诗作中，就不难窥见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的诗，是在革命斗争的磨砺中迸发出来的“热情的火花”，⑵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彼时外侮日迫、奸雄窃柄、国运维艰、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伟大先驱者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矢志不移地追求和捍卫革命真理的精神以及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如同他的光辉雄文一样，这些诗也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的丰碑”。⑶
（一）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县人。父母早逝，“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⑷他自幼勤奋好学，才思敏捷。1905年考人永平府中学，在学校里接触到“新学”，常和同学们议论国家大事，共同研读维新派的著作。他立志发奋读书，寻求救国拯民的道路。正如他在《狱中自述》所说的：“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1907年，一心渴望为祖国找到出路的大钊同志，“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⑸就投考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所辛亥革命党人十分活跃的学校里，大钊同志受到他的老师和同窗的深刻影响，进一步振奋了献身革命的意志和挽救民族的爱国热忱。特别是他的老师白毓昆在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就义时，立而不跪，慷慨陈词的英雄气概，使大钊同志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更紧紧地联络在一起，决心为祖国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崛起奋斗终生。
当时年仅十八九岁的李大钊，面对着帝国主义的豆剖瓜分，清政府的积弱不振、库帑空虚，以及疮痍满目，民主凋敝的黑暗现实，悲愤满腔，郁闷充怀。由是，以诗明志，“振翰荦荦，发为感慨悲歌”。⑹他的旧体诗“造意树义，以民生为念”，“伤世痛俗之辞，绵绵汩汩”，⑺表达了他对清政府腐败昏聩、骄奢淫逸和屈从外侮的强烈不满，对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谴责，以及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这是李大钊旧体诗作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现存的大钊同志最早的诗，是写于1908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登楼杂感》（二首）。在这两首诗中诗人于登楼北望之时，浮想翩翩，联想到帝国主义，特别是沙俄对祖国北疆的践踏和蹂躏，气愤填膺，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破碎、凤雨飘摇的无比痛心。
惊闻北塞驰胡马，
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
英雄千载几荒丘。
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为之折腰、献身的祖国，竟然被帝国主义糟蹋得百孔千疮，生灵涂炭，鬼魅猖獗。自己空有楚国大臣钟仪的报国之心，却无力扭转乾坤，这怎不让人痛心疾首，伤时疾俗呢！这首诗写得悲愤沉郁，表现了作者对于处于艰难时世的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切，以及他隐忧惕栗，苦于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⑻在他的旧体诗作中，《登楼杂感》可称之为领衔之作，为以后的作品定下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基调。
大钊同志把帝国主义的肆行无忌的侵略，视为镌骨铭心的深仇大辱。因此，是凡他涉足之处，常常睹物感怀，抒写自己的一瓣心香。在《吊圆明园故址》（二首）中，作者借“陟高岗，凭吊圆明园故址”之机，控诉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
（一）
圆明两度昆明劫，
鹤化千年未忍归。
一曲悲笳吹不尽，
残灰犹共晚烟飞。
（二）
玉阙琼楼委碧埃，
兽蹄乌迹走荒苔。
残碑没尽宫人老，
空向蒿莱拨劫灰。
那昔日琼楼的倾颓委败，令人惨不忍睹；于残尘暮霭之中，又传来硬咽凄凉的笳声，则越发激起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罪恶的愤怒声讨。在这里，作者以圆明园两次被帝国主义劫掠的凋零衰败的景象，来象征祖国万劫难复的惨状，旨在唤起人们的爱国精神，驱逐帝国主义，创建新的中华。
大钊同志深知，帝国主义之所以“通牒之酸虐”，“横暴之侵陵”，“强携我国若民族濒于万劫难复之域，而随之于九渊之中”，⑼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其结果导致敌势益见披昌”，竟使祖国颓败于“太平歌舞沉沉酣梦之中”。⑽在《咏玉泉》中，作者采用侧写手法，揭露了封建王朝昏聩羸弱、朝政日非的渊源：
殿阁嵯峨接帝京，
阿房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宫墙水，
耗尽民膏是此声！
专横跋扈的慈禧，置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和国家的安危于不顾，竟然将筹建海军的经费挪用建造颐和园，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无耻生活。这里的一山一石，一水一木都凝结着劳动人民的血汗，都是封建帝王敲骨吸髓地剥削劳动人民的结果。作者由园外玉泉的潺潺水声，联想到封建统治者姿意挥霍，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鞭挞了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尊荣安逸，不惜加征重敛于民的罪恶，并对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把他忧国忧时、吊民伐罪的思想感情倾泻于笔端。
李大钊的旧体诗的另一个特征是，通过热情讴歌献身于民族民主革命先烈舍生取义、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振奋国群”的斗争精神，来寄托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写于1911年的《哭蒋卫平》和《题蒋卫平遗像》是为代表作。蒋卫平是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的好友，后肄业于保定陆军速成中学。1910年春天，在东北与其好友图谋起事反清，失败后，蒋卫平逃到黑河，参与了同俄国交涉边界的公务。在他只身到俄国勘测边界时，被俄吏逮捕。后俄方佯称释放，在俄兵护卫蒋卫平过江时被暗杀。对这样一个被誉为“关东大侠”的爱国卫士，大钊同志寄予了沉痛的悼念：
斯人气尚雄，
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
零泪一抔土。
不闻叱咤声，
但听呜咽水。
夜夜空江头，
似有蛟龙起。
——《题蒋卫平像》
诗人十分悲愤地唱道，烈士虽然长眠于黄泉，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叱咤风云的反帝呼号了，但他那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却像黑龙江奔腾不歇的激流一样，流贯千古，永远鼓舞着人们奋力完成烈士的未竟之业。诗中既洋溢着作者对亡友深切怀念之情，又赞颂了为国家和民族而英勇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1913年秋，大钊的学友筱舫（即尼鼎云，河北任县人）、寿山（即刘锡龄，河北唐山人）受北京政府委派押送军火去阿尔泰前线，以抗击沙俄的侵略。大钊同志在为其友送行时，先后写了《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前意未尽更赋一律》等诗，来劝慰学友要像爱国志士荆轲那样去履行为国为民的神圣职责。尽管征途遥远，道路艰辛，也不必过分悲伤，胜利的捷音是会传回内地，给人民以鼓舞的。作者以豪爽乐观的情怀，勉励挚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抗御外侮、支援前线的光荣任务，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这些诗虽然没有直接抒写作者忧国忧民的感慨，却从维护国家及民族利益的壮举上展示了宽阔的胸襟。
1911年的辛亥革命摧毁了我国维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城堡。大钊同志为之欣喜异常：“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⑾他热烈欢呼民主共和的实现，使淤积多年的“隐恨”得以申报。然而不久辛亥革命的成果就被窃取国柄的袁世凯给吞噬了。大钊同志为祖国的“危机万状”，民权旁落，“民生益沦于涂炭”而痛苦万分。⑿这种思想情绪，促使他用诗来声讨封建军阀争权攘利、复辟倒退、侵蚀共和的罪恶，表达自己誓要铲除国家叛逆、国民公敌而“再造中华”的雄心壮志。这是大钊同志旧体诗的第三个特征。
1913年大钊同志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正赶上孙中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他深感国事日非，壮志难酬，决定东渡扶桑，寻求救国拯民的真理。是年冬，他在出国前夕写的《南天动乱，遣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就抒发了他的爱国情怀：
班生此去意何云，
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怀屈子恨，
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
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
连天烽火独思君。
这首诗表面看来是自责在“神州日曛”之际，没有像岳家军那样投身军旅，为剪除军阀而驰骋沙场。但实际上，大钊同志并没有避世，而是怀着屈原出走郢都的心情，离开“羽檄纷”的祖国寻求救国方策。诗中的忧愤情绪，恰恰是作者“痛自振励”，⒀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反映。
1916年初，大钊同志为联系讨袁事宜，带着留日同学的爱国热忱，暂返上海。于舟行途中，写了《太平洋舟中咏感》。这首五言排律首先抨击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色旗，自兹少颜色。”作者深刻地揭露出，袁世凯挑起的连年战乱，导致了神州动荡，兵燹满地，炭涂生灵的恶果。接着，他豪情满怀地歌颂了“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的讨袁护国的巨大声势，赞扬了全国掀起的反袁义举。他认为，只有剿灭逆贼，“中华维新之命运，始有成功之望”；⒁所以，他勉励友人为匡时扶危，“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而努力奋斗：⒂
鹏乌将图南，
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
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
匡时宜努力。
作者用《庄子•逍遥游》里鲲鹏直上九万里的故事，鼓励挚友，策勉自己，表达了作者无视荆天棘地，决心征讨逆贼的冲天豪气和直前迈往的斗争精神。
同年春日，大钊返回日本，适逢留日学友幼衡回国。在为其饯行时，大钊同志即席口占一绝，进一步展示了他匡时救国的伟大抱负：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这首诗可称之为他的压卷之作。它一扫历来送别诗所流露出来的哀惋、感伤的离情别绪，代之以豪壮、乐观的情调。诗人告慰大家，在行将分别之际，“尽将离恨付东流”，待到我们直捣“黄龙府”，铲平内忧外患之时，我们再聚集一堂，举樽欢庆伟大的胜利和祖国的新生。这个绝句写得格调高昂，慷慨豪放，蕴藉丰厚。大钊同志与祖国同忧愁、共欢乐的爱国主义思想，与黑暗社会相抗衡的斗争意志和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英雄气概，以及他坚信胜利的磅礴的乐观精神，在诗中都得到深刻的体现。
大钊同志的旧体诗，都写于国难当头，战乱频仍的年月。这是他奔走呼号，反复求索，努力寻找救国拯民真理的革命实践活动的思想感情的生动体现。当年《言治》杂志主编郁嶷先生曾在《送李守常留学日本序》中，概括了李大钊文章的总特点是：“絮贬聩蒙，鼓舞群伦”。其实，他的诗又何尝不是如此？他那“以民生为念”的“伤世痛俗之辞”，是开一代先河的。彼时充斥极端的“拘孪法理”平庸之作，⒃是根本无法望其项颈的。正因为大钊同志“始终以人民对利益为重，以解救民族危亡为己任”，⒄所以他的旧体诗，无论是寄友、抒怀，抑或是咏物、送别，都不是无病呻吟之作，而是于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情势下，发威感慨的悲歌。这些凝结着血与火的镶词，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思想主线，生动地记录了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趋向共产主义战士的心灵历程，表现了他追求真理、矢志奋斗的满腔热忱和不倦精神。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发兴起，颂声交至”。⒅
（二）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新诗处女地的拓荒者之一。他的新诗创作始于中国新诗的幼年时期。本来他十分熟稔于旧体诗的创作，但改弦易辙，创作新诗，决不是附会“时髦”，而是旨在为新诗的发轫呐喊助威。
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逐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对文艺的“伟大之功能事业”的认识更深入一步。⒆1919年12月，他在《什么是新文学》中强调，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作为发展的“根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创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同时也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他率先提出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统一的原则。在《劳动教育问题》中还提出了用“通俗的文学”代替“古典的文学”的文学革命的口号，对当时的新诗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大钊的新诗实践了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提供了借诗言革命之志的范例，反映了新兴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愿望，给诗坛带来了刚健清新的气息。像其他的新诗倡导者的作品一样，“复活了诗的生命。这对于中国的诗歌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⒇
李大钊的新诗大都写于五峰山暂住期间。五峰山是河北昌黎境内的一座“峻岭亘天，怪石高撑云际”的连绵峭拔的山峰，（21）山腹有崇祯年间修建的韩文公（愈）祠。大钊同志曾多次来这里度暑和避难。现存的新诗八首，有六首描绘了五峰山婉娈多姿的风光景色。1918年夏初，他写的《山中即景》（三首），（22）就是其新诗的滥觞之作。现录其二如下：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刘半农在他编的《初期白话诗稿》中，曾称大钊的《山中即景》颇具唐人王梵志、寒山、拾得诗的风韵。如就其语言通俗，质朴清新、写景状物、形象简洁而言却也相近，但大钊的诗中绝无他们那种出世超俗、山林隐逸之趣。这首诗确实是描绘了北国峰峦的风姿，流露出热爱大自然的愉悦感情，然而作者的本意决不限于此。他是在观赏五峰的壮美形象时，触摸到当时政治斗争的脉息，把眼前景同胸中情融汇在一起，从而赋之于深刻的寓意。我们只有联系到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才能清楚地理解。
1919年大钊同志借参与编辑《新青年》之便，猛烈抨击封建文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使得军阀政府十分恼怒。他们唆使一批反动势力，对《新青年》群起而攻之，为其罗织“非圣无法”的罪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反动军阀恫吓、攻击面前，大钊同志并没有消沉、委顿，除了执笔为文，还挥毫赋诗，抒发胸臆。《山中即景》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写成的。当时，艰虞万难横于目前，即使是在战斗间隙赏游山景时，也难兔流露出笼罩作者心头的情绪。在诗人看来，白云茫茫，渺无涯际，青山被遮，人难辨向，似有“乌云压城”之势。但是，白云终究会飘逝而散。巍巍的青山依然挺立。大钊同志用“白云”和“青山”分别喻指反动势力和革命力量，形象地指出：反动势力的猖狂，只是暂时的现象，革命力量必然会取得最大的胜利。写于1919年的《山峰》，也是基于同样的立意和构思，以即景抒情的形式，表现了作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笃诚于革命真理的高尚情操。这是大钊新诗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
这种信念和情操，在《欢迎陈独秀出狱》中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作者认为，“强权和威力，终竟找不胜真理。”尽管敌人妄图用“什么监狱什么死”来迫使革命者就范，然而，这只不过枉费心机。因为革命者坚信真理在握，即使个人为真理献身，也会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哺育的“许多的好青年”，“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来继续进行捍卫真理的斗争。这首诗是大钊同志的新诗中思想性最突出，最为直陈胸臆的杰作。与其说是为欢迎陈独秀出狱而作，勿宁说藉此袒露了作者蔑视敌人，笃信真理，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义无反顾的内心世界，使我们瞻仰到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雄姿。
1980年从白坚武《惺亚日记》中发现的大钊同志从未发展过的《山中即景》之三，则是从另一角度，以托物抒怀的形式，表现了作者的坚定信念和革命情操的：
一年一度果树红，
一年一度果花落；
借问今朝摘果人，
忆否春雨梨花白？
作者以反诘收束，发人深思，启迪读者：革命的成果不是上帝赐降的，而是从那些沐着潇潇春雨怒放的雪白花朵中孕育出来的。只要我们像辛勤的园丁那样精心培育，革命之蕾必然结出胜利之果。这与他在杂感《真正的解放》中所说的：“真正的解放，……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们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道光明来”和在追怀黄花岗烈士说的：“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的思想观点是一脉相承的。（23）大钊深信，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就能迎来使“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的美好未来。（24）
大钊同志的新诗的另一特征，是以热情的笔触抒写了他同资产阶级改良派斗争的豪情壮志，表现了勇于捍卫革命真理的顽强精神。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加深入广泛，使得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十分恼火。为了抵制这种科学的革命思想和新生的革命力量，他们一方面取媚军阀，向反动势力靠拢，另方面，公开跳出来开历史的倒车。在这场斗争中，胡适首先发难。他利用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即将离京度暑的机会，于1919年四月中旬炮制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阻挠进行社会革命。对此，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度暑时，除写了批驳胡适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的公开信外，还在《山中落雨》中流露出当时的心境：
忽然来了一阵烟雨，
把四山团团围住，
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
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
水从山上往下飞流，
顿成了瀑布，
这时前山后山。
不知有多少樵夫迷失了归路。
这首诗形象而含蓄地反映了当年的斗争形势。那时，的确有像胡适那样的新文化运动的“勇士”，在一场反动军阀围剿新文化的“烟雨”中，被他们乱加“过激派”的叫嚣声吓破了胆，“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茫然若失，“迷了归路”。对这样的激流勇退者，诗人在尾句中以反诘的语气，给予了善意的批评。他认为像胡适那样的在“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得不过尔尔，即使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的人，（25）是不足取的。从这首诗中，我们还可看到，大钊同志对于坚持真理的自信心极高，任凭“风狂雨骤”也不能扼制他的战斗豪情，更不能动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五四以后，大钊同志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工作。于战斗间隙所写的几首新诗，则显得更加珍贵。这些诗以讴歌革命真理为主题，充满着无产阶级的战斗激情，表现了作者坚信其理和勇于捍卫真理的雄健精神。他的新诗，为五四新诗带来了崭新的革命主题，对我国新诗产生了开一代诗风的影响。
（三）
如前所述，大钊的诗来自火热的斗争生活实践，发于战斗者壮怀激烈的胸臆；因此诗中充溢着“伤时痛俗”，“慷慨悲歌”，“箴砭聩蒙，鼓舞群伦”的“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26）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这就使得他的旧体诗形成了雄健悲壮，高亢沉郁的艺术风格。而他的新诗则别开生面，写得刚健清新，含蕴丰厚，流畅自如。他的诗风的变化，是由于时代的嬗替，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使然。
五四前后，是中国的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坛上，锐意革新的旧体诗同异军突起的新诗并行不悖。而大钊同志基于时代的原因，文学革命的需要，运用了不同笔墨进行创作，使得他的诗既具有着鲜明的革命内容，又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尽管诗体有别，风格迥异，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其中的许多篇章都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大钊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斗争风貌，同时又借助于大胆想象和富有策勉性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伟大抱负，深邃的思想，使他的作品达到了反映现实和表现理想的辩证统一。大钊的诗都写于“风雨如磐”的灾难深重的年代，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封建统治者的屈辱腐败，反动军阀的窃取国柄，以及对革命斗争的迂回曲折，都没有回避和掩饰，而是如实地予以揭露和反映。如《登楼杂感》、《吊圆明园故址》，《咏玉泉》、《太平洋舟中咏感》等诗，都比较形象而真实地描绘了“北疆驰胡马”，“神州悲板荡”，“家国十年多隐恨”的艰虞形势。但同时，作者又以深沉的感情，丰富的想象，表现了革命者“鹏乌图南”的伟大抱负、豪迈气概和光明的前景。在《神州风雨楼》中，作者用“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的诗句，写出了革命的理想，预示了光明的前景。这一理想体现了亿万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和当时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理想和现实达到了辩证地统一。同样，在《欢迎陈独秀出狱》中，作者在揭露敌人用“监狱”、“死”的手段来镇压革命的同时，发出了“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的抗议之声，深刻地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在这感情的抒发过程中，把作者正视现实而又憧憬理想的伟大革命胸怀展现在笔端，使人读后受到鼓舞，增强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即使是有的作品写得沉郁一些，但也不使人委顿、消极，反而更能激起人们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痛恨之情。如《登楼杂感》里对“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的感叹，表相看来，似乎格调低沉，给人以沉沦之感。然而这决不是诗人的本意。实际上他是用反语形式表达了对国家积弱不振的隐恨，以及渴求为祖国建功立业的满腔热情。正如鲁迅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一样，不是避时遁世，而是其斗争气魄、进取精神的“曲映”。
大钊的诗还善于将鲜明的形象同澎湃的激情融汇在一起，构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达到了情与景的辩证统一。如《吊圆明园故址》，作者描绘了一幅动静相宜、虚实相衬的夕照图。那倾颓的琼楼、断残的碑碣、丛生的蒿莱、西照的暮辉，同出没的鸟兽、蹒跚的老者、悲怆的笳声交织在一起，描画出一派萧然衰败的景象。而这景象又同作者由此触发而生的情感融为一体，构成了寓意深远的意境。作者因情写景，借景抒情，景因情而获深意，情以景而更昭然。这样，就把作者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无比憎恨和对祖国的深挚热爱的感情，自然而然地传导给读者，使之受得启迪、教育和艺术感染。
至于地的新诗，更是善于寄情于景，托物抒怀的。《山中即景》（三首）就是绝好的范例。这里仅举“其一”，略加陈述：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这首诗的第一、三、四句是实写浑然天成的造化美，而第二句则用虚笔写出了诗人领略山景的感受。于虚实相映之中，勾勒出淡雅清丽的素描画。同时，还以“响流泉”衬“无人迹”，动静相衬，寂处有音，使寂静的气氛更为幽深。作者正是通过描绘五峰山层峦叠翠的风姿，把他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对反动势力斗争的豪情客观化的。特别是“空山响流泉”一句，既烘托了作者当时的愉悦心境，又揭示出新生的革命力量必然战胜反动腐朽事物的客观法则。诗的思想境界也因之而升华。在古典诗歌中，有一种直写景物，内含曲意的表现手法，如陶靖节的《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即是。表面看来描写真景，似不用意，其实却是委曲而有情致，写出了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归里的超然襟怀。大钊的这首诗就其思想内容与陶诗截然相反，但在手法上却同样采用了宛转曲折艺术手法，“用本色语，直陈所见，而情寓景中，神游象外，有得意忘言之妙”，（27）不失为上乘之作。
大钊的诗在民族形式的继承和创新上也达到了辩证的统一，表现出勇于革新的创造精神。这是与他在《“今”》、《今与古》等一系列著作中的“崇今派”思想有关的。他认为，对待古代的文化遗产应取“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态度，（28）不要“因怀古而复辟，要拿新的来改造”。（29）对于诗创作，也是如此。在创作旧体诗时，除表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要求，保存了节奏上音乐美的特点，还从表现特定内容出发，对传统的东西予以突破和创新，充分体现出时代的特色和要求。
以用典而论，他的旧体诗在“举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时，往往是把古人的典实赋予新的内涵，以便为表现崭新的主题服务。如“痛饮黄龙府”之典，本出自《宋史•岳飞列传》：“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撤，与诸君痛饮尔！’”大钊仅取欢庆胜利的相似点，来勉励大家努力奋斗，大大增强了诗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在《哭蒋卫平》和《吊圆明园故址》二诗中，作者两次引用《搜神记》中丁令威学仙化鹤的神话故事，取义截然相反。前一首是用此典来喻指蒋卫平为祖国而献身，后一首则是用其来渲染圆明园劫后的凄惨气氛。连化鹤的幽灵都不忍目睹，归而复返，那么活着的人的触目所感更是可想而知了。这个典故的每次运用，都能赋予新的内涵，唯我所需，听之我便，运用灵活，各臻其妙。此外，大钊还常把古人的诗句略加点染，拓出新意，如《岁晚寄友》里的“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是从唐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鸟衣巷》）点化而来。用这个典故来表现清王朝的崩溃瓦解和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真是再形象不过了。还有，把“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点染成“不教胡马渡江来”（《哭蒋卫平》），稍加变化，就情趣横生，而且丰富了原典实的内涵。大钊运用典故，绝不泥古，更无“掉书袋”之嫌，常常是用人们所熟知的典故，“援古以证今”，同时，又除鄙去俗，翻出新意”，因而显得不落窠臼，充满着“讴歌现代，颂铸今人”的现实主义精神。（30）
大钊的旧体诗虽数量不多，但形式较为多样，律诗、绝句、排律并举，五言、七言杂陈。一般说来，侧重于感遇抒怀者，多用律诗和绝句，如《登楼杂感》、《神州风雨楼》、《题蒋卫平遗像》等诗，尽情挥洒，喜用典故，给人以悲壮沉雄之感。而侧重于叙事而兼及抒怀者，则用排律，如《太平洋舟中咏感》。作者直陈其事，奋抒胸臆，使感情的激流一泻而下。可见，大钊同志熟练地驾驭了古典诗歌的多种形式，师古而不泥古，在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革命的新内容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至于他的新诗，也吸取了古典诗歌的宝贵营养，不尚辞采，工于白描，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事物特征，使之形象清晰，情溢于辞，颇有一种从容、平和的气度。同时，他的新诗又大胆地冲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形式的樊篱，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如果说大钊在1918年写的《山中即景》（三首）和《悲犬》，还带有旧体诗形式的某些痕迹的话，那么到了1919年写的《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欢迎陈独秀出狱》等诗，则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诗坛，使人耳目一新。在《新青年》诗群中，他可以称之为佼佼者。他的诗与同时创作新诗的胡适、刘半农、陈独秀相比，在思想和艺术上要略高一筹。
大钊新诗的形式以自由体为主，无拘无束，挥洒自如，把胸中的感情自然地流露于笔端，毫不雕琢。譬如《岭上的羊》：
我在古寺门前站立，
小羊的声音来自天际。
看呵！岭上的羊，白的掺着黑的。
一个一个的都爬上山去。
羊啊！我细听你的声音里，
纤弱带着仁慈，悲哀带着战栗。
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
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
天天只傍着那山水，
吃些草叶或草子。
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
我不但不怕你而且怜你；
我不怕你，而且怜你，就是你的性利！
这是一首用散文化的句子表达思想的新诗。行数、字数没有固定的约束，音节长短不定，起伏参差，节奏跌宕多姿，韵律和谐流畅，很有音乐感。语言清新质朴，口语入诗，毫不拖沓牵强。特别是这首诗善于在每个段落的音节起伏中“蓄势”，层层加深，到最后一段陡然而起，力蓄千钧，把作者同情被压迫和被损害者的深沉感情一涌而出，掀起了情绪的高峰。看来，他的新诗除了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格律传统、表现手法外，还注意吸收了外国进步诗歌的养分。现在我们虽然尚未找到大钊借鉴外国诗歌手法的佐证，但从他对海涅、雪菜、惠特曼、涅克拉索夫等著名诗人的赞美，以及从他的新诗的艺术形式来看，大钊还是从外国进来诗歌中受到裨益的。
鲁迅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事实确乎如此，（31）从来的伟大作品总是和作家的思想品格分不开的。大钊同志的诗以天马行空似的革命精神，谱写了爱国主义的篇章，表现了探求和捍卫革命真理的满腔热忱。正是基于这样的“大精神”，才使他能冲决传统的思想和手法，写出了铭人肺腑，历久不衰的艺术杰作。
注：
⑴⑵贾芝：《李大钊诗文选集•前言》。
⑶鲁迅：《守常选集•题记》。
⑷⑸李大钊：《狱中自述》。
⑹⑺⒃⒅郁嶷：《送李守常留学日本序》。
⑻⒀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
⑼⑽⒆李大钊：《国民之薪胆》。
⑾李大钊：《岁晚寄友》。
⑿李大钊：《论民权之旁落》。
⒁李大钊：《民彝与政治》。
⒂（24）李大钊：《青春》。
⒄贾芝：《李大钊诗文选集•重版后记》。
⒇《郭沫若谈诗歌问题》。
（21）李大钊：《游碣石山杂记》。
（22）对《山中即景》的写作年份，学术界其说不一，据笔者核查，此诗写于1918年。
（23）（24）李大钊：《此日——致“太平洋”杂志记者》。
（25）李大钊：《“今”》。
（26）鲁迅：《摩罗诗力说》。
（27）清•许印芳：《诗法萃编》。
（28）（29）（30）李大钊：《今与古》。
（31）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
——写于1983年3月3日（发表于《唐山教育
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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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极好 |
游客 |
<2008-4-24 20:5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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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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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
<2008-3-24 21: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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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 |
游客 |
<2008-3-2 11: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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