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真意切 朴实无华——论曼晴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7-5-1 18:07:54 访问：687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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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晴是在我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诗人。他原籍河北省广宗县，从3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新诗创作。当时，他被“饥饿的浪潮从农村冲击出来”，⑴流亡到天津，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举目无亲，满目苍凉，更使他悲愤填膺，于是，他开始“用自己造的酒——诗歌，浇自己的块垒，反映当时的生活，描写亲眼看到的一些场景，塑造了自己所熟悉的一些人物的形象，编织了一些亲自经历的故事”。⑵这样，他就带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步上了诗坛。由于他的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受到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的重视，并被接纳为会员。不久，他和王亚平等人又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河北分会，编辑出版《新诗歌》，从事新诗歌运动。当时，他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很深，特别是1934年读了鲁迅先生给《新诗歌》编者的信后，鲁迅先生指出的“新诗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更使他觉得眼前的道路变得明朗起来，并积极自觉地实践着鲁迅的诗歌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曼晴同志投身于抗日的洪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他曾和田间、邵子南、方冰等同志一起，发动和组织了边区的街头诗运动，创作了大量的街头诗、岩石诗和诗传单。1939年初，曼晴来到晋察冀边区。在这里，他为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所鼓舞，“不顾战争的频繁，生活的艰苦，物质条件的困难，毅然拿起战斗的笔，书写战争的诗歌”。⑶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诗人坚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坚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与农民群众有了更多的接触”，⑷因而使他诗情澎湃，创作丰收，进入了创作年华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他还参与创办和编辑一种油印的诗歌周报——《诗建设》，积极扶植诗创作的新生力量，努力倡导大众化的新诗，因而被誉为晋察冀边区“新诗播种人之一”。
纵观曼晴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诗都取材于现实的火热斗争生活。他以热情、朴实、自然的笔触，表现了诗人对民族解放战争的强烈责任感，抒写了作者对人民子弟兵、劳动群众和根据地的挚爱之情，以及对生活的乐观情绪和战斗豪情。他作为中国诗歌会的一个成员，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中国诗歌会的“捉住现实，歌颂新世纪意识”的主张，努力使诗歌成为时代的琴弦，弹拨出时代的乐章。对他来说，写诗不是为了吟风弄月，抒发百无聊赖的闲情逸致，而是“带着一颗火热的心，一腔诗情，投入火热的战斗”的。⑸他的诗无论是表现兵刃相接的战斗，还是揭露侵略者的浩劫，抑或是抒写军民的鱼水深情，尽管有时浅吟低咏，有时陈情述怀，但无不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展示出时代的欢乐与爱憎，因而使他的诗具有鲜明强烈的时代特征。不仅在当时像火红的旗，似闪光的剑，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就是对后来者也具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共同参与的反侵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民和军队同仇敌忾，通力合作，结成了亲如骨肉的关系，也产生了许多动人心弦的事迹。曼晴作为一个时代的歌者，及时地反映了这样的主题。如《羊圈》这首诗叙述了几个游击队员在朔风刺骨的寒夜里，宿营于羊圈的故事。作者在诗中反复渲染冷的气氛：
小鬼们，
拥挤起来，
架起一堆篝火。
……
“才进来的，
不要靠近火呀！
小心耳朵掉下来！”
作者渲染天气寒冷的目的，是为了表现牧羊人对子弟兵忘我的爱。为使子弟兵得到温暖的休息场所，他把羊圈腾了出来，自己却赶着羊群去承受刺骨的寒风。这里没有正面表现牧羊人的心灵境界，也没有夸饰牧羊人与子弟兵有什么关系，但从诗中我们同不难看出牧羊人的一片深情厚意。言在此而意在彼，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打灯笼的老人》和《女房东》则是从另一角度表现了人民群众热爱子弟兵的真挚感人的事迹。这两首诗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颇有典型意义。那位打灯笼的老人，身躯佝偻，穿着单薄、破旧。他宁可自己受累挨冻，也要给行军战士照亮“难以辨认的路”。在《女房东》中，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婆媳两代人对子弟兵的热爱之情。“少妇微嗔我们来的太晚”，老太太“拍着我们的肩膀”，“絮叨”着“母亲般的爱”。无需更多的渲染，仅此几个细节就把军民间的亲密关系表露于笔端了。反映这一主题的还有《同志没有走》、《母亲》等，都写得声情并茂，真实感人，深刻地揭示出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热爱子弟兵的精神面貌。
《县长病好了》、《区长》等诗反映了敌后根据地的密切的干群关系。前者着力塑造了一位老中医的形象。当他听到人民自己选出来的县长病倒的消息时，心中焦急，从家里徘徊到村外，又从街上踱回到家里。“他带着药，冒着风雪，沿村打听”，终于找到年青的县长，给他治好了病。诗的末尾这样写道：
县长好了
这消息又传遍了乡村，
人民身上像卸了重载似的。
全诗以老中医为县长治病为主要情节，着重表现了县长“病倒”和“治好，”在人们心里所引起的感情变化，写出了人民群众对自己选举出来的县长的热爱和关怀。后者则是叙述了日寇搜捕抗日区长时，人民群众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干部的故事。日本法西斯为了“捉拿”八路军区长，将全村人“赶到村头旷场上”。他们“一连绑了四个青年，都被指为“区长”。这四个青年“一声也不吭，一动也不动，像四块磐石，站在人群中央”。当“刺刀尖挨近四个青年的胸膛”时，诗人写道：
“且慢！”
从人群里跳出一个人，
“不要杀他们，
我是区长！”
由于区长挺身而出，四个青年得救了，而他自己却“上了五花大绑”。面对区长的处境，“静坐的人群，突然沸腾起来，从里边又跳出几个人，高声抢着喊：‘我是区长！’‘我是区长！’”这样，“原来的区长，淹没在人群中了，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区长”。这首诗写得感人肺腑，动人心魄。它紧紧地扣住在生命攸关的严峻时刻，人民群众保护区长和区长为解救群众挺身而出的场面，既表现了在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干部和群众间所形成的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革命关系，同时也暴露了日本侵略者色厉内荏、心劳日拙的狼狈相。
曼晴的这些诗都以他自己擅长的叙事形式和白描手法来加以表现，貌似平易，却有动人的魅力。诗人的老朋友孙犁同志曾称赞他的诗是“晋察冀战争生活诗的素描集：它写了战争的集市，空袭，在羊圈的宿营，傍晚，老大伯提着灯笼送路，半夜农村大嫂掩着怀，开门留宿八路军……诗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所写到的人物，在诗的意味上，是生动的形象”。⑹无疑，这种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曼晴还有些诗，尽情地讴歌了抗日军民机智干练、勇猛顽强的斗争精神，深刻地反映了抗日军民勇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思想面貌。《巧袭》和《狙击》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出来的。这首诗可以称之为姐妹篇，它们以不同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主人公老幺的形象。在《巧袭》中，着重表现他带着伙伴，乔装改扮，深入敌人炮楼，智擒伪军的故事。诗人并没有把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写得离奇曲折，金鼓齐鸣，而是在从容自如的叙述中，把老幺机智果敢、镇定自若，“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思想性格描绘得有声有色，栩栩传神。《狙击》是描写老幺两次只身闯进火车车厢，擒拿日寇的故事。虽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并没能擒获日寇，但他那勇猛机智的英雄形象却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如写他纵身登车时，诗人这样写道：“老幺，顺着铁道，飞翔。抓住车柄，轻身一纵，像只燕，飞到车上。”这轻巧敏捷的动作，不正是他那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的写照吗？在火车上，老幺对准打盹的日本兵，扳动枪机，子弹却没有响，这时，日本兵“惊醒了，顺手抄起身边的大枪”……。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为老幺捏一把汗，可是作者却写道：
老幺，
一个箭步，
飞出车厢。
顺手，
又把车门关上。
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老幺顺手带车门的动作，使读者释然兴奋，不禁击节喝彩。这个节生动地表现了老幺临危不惧，机智多媒的英雄本色。
再如《粜粮食的》这首诗写的是路东的革命群众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把粮食转运给路西子弟兵的故事。这首诗的情节很简单，只写了运粮群众路过日军岗楼、集市上遇皇协军和把粮食交给子弟兵三件事。诗人没有像《巧袭》、《狙击》那样展示出具体的情节，而是只写了三次回答。每次问法不同，回答却是重复着“粜粮食的”这样一句话，前两次面对敌人的盘查，这句话显得干脆有力，理直气壮；后一次是对真正的顾主（子弟兵）的回答，则在所答非所问中显现出机警和幽默。“粜粮食的”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在不同的场合表现了不同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生动地写出了劳动群众的聪明才智、斗争艺术和乐观精神。
抗战时期，曼晴还写了大量的街头诗、岩石诗和诗传单，如《匕首》、《青纱帐》、《枪》、《支应不了》等，直接以诗的形式参与了抗日斗争。
上面我们所提到的，仅仅是曼晴抗战诗歌的一部分，但从这一部分中就可以看出，诗人把自己的诗与革命斗争、与人民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努力通过一些生活的场景，斗争的片断来表现足以体现时代本质、时代精神的东西。大处着眼，小处落墨，从而使他那朴实无华，貌不惊人的诗作闪烁着时代的光华。
在艺术表现上，曼晴的诗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这种风格特色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寓情于事，意在言外。曼晴早期的诗作多为寓情于景之作，常常是从生活中摄取典型的特写镜头，借景抒怀。到了抗战后期，受到了解放区诗风的影响，他的诗向叙事方面发展。诗的构思以事件为依据，大体表现一定的故事情节，在叙事时将诗人的感情渗透其内。如《永远热闹的小集市》叙述了敌机轰炸解放区的一个小集市的故事。诗人用四个诗节叙述了敌机轰炸的过程，看来好像有点过分渲染了敌人的残酷。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写道：
一个老乡，
爬起来问我；
“造一个炸弹得几两银子吧，”
“是的！”我答。
他胜利地笑了。
应该看到，敌人的轰炸是残酷的，有着很大的破坏性。然而，我们的群众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去留，而是消耗了敌人的实力。特别是作者用“几两银子”这句口语，更强调了敌人经济损失的严重程度。今天看来，似乎这个老乡有点幼稚可笑，但在那残酷的轰炸之后，他能说出这样乐观的话来，不正写出了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乐观情怀吗？他的笑，不也正是胜利的笑、自豪的笑、蔑视敌人的笑吗？诗人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的赞美之情就借助于这点晴之笔流露了出来。此外，像《羊圈》、《打灯笼的老人》、《女房东》、《县长的病好了》等诗都是通过叙述一定的故事情节，寓情于事，来抒发诗人的激情，塑造形象和揭示主题意义的。
第二，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对所表现的事物进行粗线条勾勒，朴素无华，和谐流畅，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曼晴其诗犹如其人，质朴单纯，不拐弯抹角，不故作高深，不追求花里胡哨，而往往是在平易通俗之中有着隽永的诗情。如：
你年轻的少妇，
惺松着眼睛，掩着怀而起来开门的少妇哟！
虽然微嗔我们来的太晚，
但，我依然从你那轻微的呵责里，
感到真挚而又亲切的善意了。
你和蔼的老太太哟，
安详地坐在炕上，把手伸出来，拍着我的肩膀，
虽然我能不能完全听懂你絮叨的话，
但我从你的语气里，
已尝到了母亲般的慈爱了。
——《女房东》
这里用白描的笔墨不只很简括地勾勒出少妇和老太太的形象，而且还表现出军民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诗人的感奋之情。真可谓是言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于朴素中显现出深远的意境。
第三，节奏明快，语言晓畅，韵律和谐。曼晴对新诗的形式有不倦的探求精神。在他的诗歌创作早期，主要是写自由体的白话诗，诗行、诗节、韵律都无拘谨，有散文化倾向。1934年鲁迅给《新诗歌》编者的信发表后，曼晴开始实践鲁迅的诗歌主张。但是他的诗真正改变过去的面貌，还是到解放区以后的事。特别是经过文艺整风，更坚定了他探求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诗歌形式的信心，并在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章法结构上看，逐渐趋于节有定行，但又不拘于固定的成规，随物赋形，灵活处之，因而他的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在语言形式上，他力求在学习群众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诵之上口的语言。同时，诗句普遍变短，注重韵律的和谐，增强了节奏感。如：
支应，支应，
支应不了！
鸡，
杀了；
猪，
宰了；
鬼子票，
给抢光了……，
——《支应不了》
这首“诗传单”，每节两行，诗句短小，节奏明快，富于鼓动性。又如：
打，
打，
打野场，
打了豆子打棒棒，
快快打，
快快藏，
提防鬼子来抢粮。
这是用儿歌形式写成的诗，朴素无饰，毫不雕琢，精炼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
曼晴的诗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长河中，并不是“能使评论家刮目相待的冒尖的作品”，⑺但他的诗确也是流汇到中国新诗之河的一支涓涓细流。新诗哺育了他，他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自的贡献。
金无足赤，诗无完诗。从曼晴抗战时期的诗来看，存在的主要缺憾，一是题材不够广泛，二是有的作品缺乏应有的深度。但瑕不掩瑜，曼晴的诗在解放区诗歌史上放射出的熠熠光辉还是夺目的。
注：
⑴⑵⑶⑷⑸曼晴：《曼晴诗选•后记》。
⑹⑺孙犁：《曼晴诗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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