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商隐——憧憬光明的诗人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7-4-27 14:46:35 访问：398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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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813～858）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一生中，诗文均有建树，但诗歌成就最为突出。据笔者统计，他留存下来的诗歌总计五百九十五首，其中五古二十首，七古二十一首，五律一百四十一首，七律一百九十一首，五绝三十五首，七绝二百〇三首，五言排律五十首。他的这些诗，从题材上看，可分为政治诗和爱情诗两大类。前者是他忧国伤时、雄心抱负的折光，后者是他潇洒通脱和叛逆性格的写照。他的这些诗深刻地揭露了晚唐时期宦官敌政、藩镇割据、朋党对峙的黑暗现实，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统一，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寄寓着诗人殷忧世变，憧憬光明未来，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李商隐生活的时代是李唐王朝穷途末路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政治日趋黑暗；宦官弄权，藩镇据地称雄，导致统治阶级内部财产与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以牛僧儒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围绕着藩镇而展开的“牛李党争”，互相排挤，彼此倾轧，前后斗争了几十年。而李商隐恰恰在此期间，被命运之舟载到了“牛李党争”的漩流中来。李商隐在考进士时曾得到令狐楚父子的提携。在他获取了功名，充任径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时，又做了王茂元的乘龙快婿。由此命运使他步上了坎坷的仕途。因为培养、提携他的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而他的泰山王茂元被目为“李党”。尽管诗人是个“官不挂朝籍”的小吏，“若其踪迹名位，绝无与于党局”，⑴然而在朋党倾轧之时，“官竖横行之日”，“所遇皆此辈”，⑵也难脱瓜田李下之嫌，于是他就无端地成了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挣扎的人物，使他饱受了两个官僚集团的白眼。尽管如此，并没有便他意志消沉，丧失施展抱负的雄心大志。
李商隐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父亲英年早逝，孤儿寡母的生活使他倍尝世态炎凉。为了改变“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处境，他发愤苦读，以“九考非迁，三冬益苦”的精神，⑶来寻求重振门庭的契机。促使他苦读的另一个因由，是他的先祖与唐王朝李渊的祖先是同族关系。在他看来，“我本系王孙”，既应重振门楣，光宗耀祖，又应一展雄才，报效国家。基于此，他渴望参与政事，发挥聪明才智。在他进京为进士试时，就自况为“嫩箨香苞初出林”（《初食笋呈座中》），冀望能为唐王朝的“中兴”施展自己的抱负。
然而，公元835年发生的“甘露之变”，却给予他很大的刺激。面对着宦官仇士良挟持文宗皇帝，诛杀大臣的残酷现实，他气愤至极，写了五言排律《有感二首》，表明了“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的力主削平宦官势力的政治态度。在《赠刘司户贲》中，热情洋溢地表现了他对勇于反抗宦官擅权的刘贲的推崇和敬仰。“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不仅写出了他与刘贲的友谊之深厚，同时也表现了对宦官当道的控诉。当他得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有意讨伐宦官时，欣然命笔，写了《重有感》，号召握有兵权的武将“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李商隐的这些诗，是在宦官强权不可一世的恐怖气氛中写成的。如果他没有匡扶李唐社稷不畏强暴的嶙峋风骨，是不敢如此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的。
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就陷于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名义上是“王臣”，但实际上各据一方，称王称霸。就连藩镇之间，也“峙若敌国，相忌若仇”，⑷但也有时为了共同对付唐王朝，又狼狈为奸地勾结在一起。这种藩镇势力，对人民的剥削压榨十分残酷，对唐王朝也非常嚣张跋扈。李商隐虽然没有陷于“牛李党争”之中，但他却力主削平藩镇势力，实现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在《韩碑》中，他借韩愈撰写《平淮西碑文》的史实，热情地歌颂了先王李纯重用裴度为相，平定藩镇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历史功绩。诗中的“元和天子神武姿，被何人哉轩与羲”，把宪宗李纯誉为黄帝、伏羲氏那样的贤达圣君予以赞美，还称赞裴度平藩是“帝曰汝度功第一”。在《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中，把拥镇自立的叛将刘稹喻为“狂童”，将其反叛的处境比作“沸鼎”之鱼，“危巢”之鸟。诗中写道：
鱼游沸鼎知无日，
乌覆危巢岂待风。
早勤勋庸燕石上，
伫光纶悖汉廷中。
这些诗句既形象生动地揭示了叛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岌岌可危的命运，又热情地鼓励讨藩的正义之师为国家的统一建树功勋。
宦官擅权乱政和藩镇割据为王的惨重后果，不仅严重地削弱了唐王朝的国势，而且也给广大人民造成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诗人沉痛地揭露了赋重役繁，生灵涂炭的惨状：“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可是，曾几何时，这里却是“官清若冰洁，吏善如六亲”，“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困”的“乐土”。昔今对比，更激发了他对宦官弄权、藩镇割据的愤慨，同时也坚定了他对忠君爱国，憧憬未来的襟抱。
在《安定城楼中》中，他难抑激情地写道：
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
情意鵷鶵竟未休。
他的“欲回天地”的抱负，决不是为自己争名夺利，也决不因恶人的诋毁而放弃自己的努力。
尽管李商隐为报效国家雄心勃勃，但在那分裂割据、乱政擅权、排斥异己的社会里，他所遇到的却是壮志难酬的“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然而他并没有气馁。他从“安危须共主君忧”的忠君思想出发，企望走股肱贤臣致君于尧舜的道路，从而使圣主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实现“中兴”。于是他写了一些咏史劝喻诗，婉转地劝谏皇帝，使其道德完善，幡然醒悟，挽狂澜于既倒。
李商隐认为，国家的兴盛取决于人杰而不在地灵。即使有龙盘虎踞的山川形势，而朝廷昏聩，歹人当道，也会“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咏史》）。因此，他在《井络》、《九日》等诗中一再强调“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河沙有龙盘”（《咏史》）的观点。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他又借用战国时期的史事，来阐明治理国家的经验：“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在《题汉祖庙》中，他以“乘运应须宅八荒，男儿安在恋城隍”的诗句，来讴歌汉高祖刘邦建功立业的气魄，鼓励君王为“中兴”而创建功勋。
然而，唐王朝的统治者并非是“彼何人哉轩与羲”那样的圣君，最高统治者的淫乱奢靡、求仙问卜，不理朝政，直按导致了宠宦弄权，穷兵黩武，国势倾衰，民不聊生。对此，李商隐忧心如焚，创作了许多劝喻诗来劝谏帝王。在《隋宫》、《北齐二首》、《华清官》、《齐宫词》、《楚官》、《筹笔驿》等诗中，都以史鉴今，指出了帝王的失德丑行的危害性。在《隋宫》中，诗人批判了隋炀帝南幸江都时穷奢极欲，祸国殃民的罪恶。在《北齐二首》中，诗人借用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小怜）而误国的故事，揭示了荒淫误国的必然规律。“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本来“周师入晋阳”与“玉体横陈”并非紧紧相接，可是诗人将其粘合在一起，就更具有警策意义。在《贾生》、《海上》、《射鱼曲》、《瑶池》等诗中，都讽刺了帝王求仙媚道的虚妄性。“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讽刺了帝王的愚钝无知，求仙废政。“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瑶池》），根据西王母盼穆王归来的故事，揭示出求仙之于长生不老乃为无稽之谈。
李商隐的这些劝喻诗的创作动机是出于心向“紫宸”，企盼“中兴”的。可是，他只不过是个“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的“薄宦”（《蝉》），官微而言轻，所怀抱的一腔热情，一片丹心，也仅仅表露出他企盼“中兴”，憧憬光明未来的良好愿望。他的这种努力是根本无法扭转李唐王朝的颓势的。
在李商隐生活的晚唐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井的繁荣，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趋于活跃。许多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官吏倾心标榜风流自赏、潇洒通脱的作派。他们思想活跃，不拘封建礼法，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尤其男女间的社交活动更鲜少禁忌。这种社会环境使仕途蹭蹬的李商隐在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和补偿。他在和女性交往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她们的善良、纯洁与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形成了极度的反差。他尊重女性，同情女性，更珍视她们的爱情和友谊，同时也在同她们的交往中使自己的心灵创伤得到抚慰。于是，他把讴歌真挚的异性之爱同排解心头的郁闷情绪和追求个性解放联结起来，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爱情诗。
他的爱情诗总括来看有两类。一类是以男性为视点，来表白对爱情的真挚而热烈地追求的。这类诗有些是他与王氏分居异地期间写给妻子的，如《夜雨寄北》、《房中曲》、《临发崇让宅紫微》等；也有些是写给他的女友们的，如《柳枝五首》、《月夜》、《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等。这些诗大都写得情谊绵绵，幽思切切，基本上可以用“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来概括。就是说表现的主要内容是借写所爱之人的缱绻思念来表达“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般的真挚爱情的。另一类是以女性为视点，来抒写闺阁幽怨之情的。李商隐的“无题诗”除个别的两三首是抒写男主人公的情怀外，都是从女性视角来抒发胸臆的。这些诗当然也表现了李商隐的爱恋情怀，但其主旋律还是借写女子的闺怨来表达渴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的。无论是“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无题——“重帷深下莫愁堂”》，对爱情遇合的温馨回忆，还是“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都洋溢着突破封建礼教樊篱无畏精神，争取爱情自由的叛逆情绪。李商隐作为一位男性诗人，在当时标榜风流自赏的时尚中，完全可以毫不避讳地以自己的视点来抒写对恋人的爱慕与思念。而这里他却在诗中特意转换抒情视点，就意味着他的抒情重心不在于写情、写爱，而是以此来宣泄他因官场失意而产生的反叛情绪。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曾把贾宝玉“对少女们的爱悦、同情、尊重和一往情深”，视为反叛性格的表现。其实，李商隐的一些爱情诗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的反叛情绪。
李商隐本来以“王孙”自居，是颇想为唐王朝的“中兴”干一番事业的。他这种“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⑸曾促使他忧国伤时，抨击朝政，以求匡扶唐王朝的统治。然而，腐朽的封建秩序、僵死的官僚体制，又严重地挫伤和扼制了他的积极性。于是他感到窒息，感到愤懑，渴望冲决封建的樊篱，实现个性解放，以求一展鸿图。这种企盼“中兴”，憧憬光明的政治抱负与他仕途蹭蹬的失意情绪，构成了他思想矛盾的核心。他的政治诗和爱情诗都是这种思想矛盾的反馈。
注：
⑴⑵冯浩：《玉溪生诗详注•发凡》。
⑶李商隐：《与裴氏姊书》。
⑷王夫之：《读通鉴论》。
⑸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写于1976年7月20日（发表于《六盘水师专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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