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7-4-27 14:44:05 访问：582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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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在小说、诗歌、散文陷于读者危机之时，报告文学却异乎寻常地成为读者关注的“热门文学”。对这种文学现象可以归纳出各种各样的产生原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报告文学观念的复归与拓展，张扬了批判性功能，加强了现实感，拉近了文学和读者间的距离。
从报告文学衍变发展的流程来看，较早出现的那些具有严格意义的报告文学特质的作品，都是紧紧地拥抱时代，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以鲜明的批判性来及时而深刻地回答人们所嘱目关注的问题。
最早出现的德国作家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1754～1794）的报告文学《莱茵河下游景色》（1791～1794）和《环游世界的旅行记》（1772～1775），就是以批判的姿态闯进文坛的。这些作品都是通过作者旅行时目力所击的见闻，揭露和批判了殖民主义者推行种族压迫的劣迹，真实地反映了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的呼喊与反抗，因而被称作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急剧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而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时代的忠实记录”的报告文学则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机会。被恩格斯誉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⑴维尔特创作的报告文学《不列颠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速写》（1843～1848）以大量的事买材料，揭露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抨击了旧制度的罪恶与虚伪。作品在批判、揭露的同时，还肯定和歌领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刻画了英国宪章运动的领袖人物的形象，为报告文学创作增添了一股清新、热烈的气息。此后家俄国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外省散记》（1856）、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1883）、俄国作家高尔基的《一月九日》（1905）、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1906）等都是以强烈的批判性鞭挞了资本主义的旧秩序，表现了作者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憎恨情绪和对被压迫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怜悯与同情。但是这些作品往往带有一种灰暗的色彩，缺乏激人奋进的斗争精神。
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报告文学创作十分重视。他在1919年给高尔基的信中强调报告文学要“直接观察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人口生活中的新事物”。⑵由于列宁的倡导，高尔基、绥拉菲摩维支等人的大力实践，使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功能发生了新的衍变。开始以歌颂的基调来讴歌新的社会制度和新时代的杰出人物。这种创作思想和实践，推动了报告义学的进一步发展，也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世界的报告文学创作面貌，并由此构成了绵亘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世界歌颂性报告文学的创作主潮。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的报告文学作家继续张扬着“艺术地揭发罪恶的文告”（基希语）的写实主义传统，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局囿于老圈子里徘徊，而是跟随时代演进的步伐，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发展结构，不断地拓宽观念，使报告文学的思维方式、审价特征，都呈现出新的风姿。
在我国，处于历史坐标系中的报告文学，自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以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创作时代。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批判性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更以强烈的参与意识，强化了批判性功能，拓宽了报告的观念，显示出思维方式立体化、多层次，表现手段全方位、多侧面，审美特征重思辨、多启迪的特征，使我国的报告文学苑圃中出现了歌颂与批判功能共存的多元化的繁盛景象。这种变化绝非历史的偶然，从整体状态考察，它是几种特定的矛盾相互撞击的结果。
首先是改革开放的启动力与传统文化积垢的堕性力的撞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随之而来的是观念的更新，意识的解放和竞争机制的确立，构成了一种超前性的启动力。这种启动力代表着现代心理意识，反映了人们强烈的改革要求；同时也打破了僵化保守的经验性思维定势，与传统文化的积垢，与民族性的国民性沉疴发生了激烈的撞击。在撞击中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那种滞阻社会前进的惰性力，不只是附着在“左”倾思潮的躯体上，还潜藏在人们的意识中。它具有很强的附着性和顽固性：既能在代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里据守一隅，又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保护色，以取得合法的身份，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它繁衍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给民族的新生，社会的进步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塞。这种严峻的现实。激起了有胆识的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激情，也为具有时代同步性的报告文学提供了新的对武之地。
其次是作家的参与意识与单一的思维模式的撞击。报告文学的新生代是带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来观照社会，审视生活的。他们思想敏锐活跃，有鲜明的思辨意识和探索精神。当他们怀着浪漫主义情绪去现实社会采撷那“解民于倒悬的感人事迹”时，可是所“拣到的，尽是些令人痛心的事情”。这样的题材，既塑造不出英雄模范光辉照人的形象，也描述不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先进事迹，而且同当前盛行的歌颂性报告文学相悖逆。一时间，被局囿于这狭窄的艺术空间的作家们陷入困惑之中。然而，生活的呼唤，现实的启迪，终于使他们冲破那单一的思维模式，去开拓新的艺术思维天地。他们不再满足于运用小说手法来描述人物的坎坷命运，也不再满足于向人们汩汩滔滔地叙述某个事件的始末缘由，而是将他们的耳闻目睹的“令人痛心的事情”，加以考察和研究，探求这种体现传统文化积垢的“事情”，对改革现实的滞阻与封闭状况，从而给“许许多多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提出一个‘？’，引起一个‘！’，寻求一个‘。’”。⑶作家的这种强烈的参与意识，促使他们积极开拓艺术思维空间，为批判性报告文学的复苏与发展提供了主观条件。
其三是读者的审美需求与报告文学某些“失重”现象的撞击。我国的文学面临着挑战，新的观念、新的表现手段，新的审美需求冲击着文学的殿堂，也冲击着报告文学创作。前几年，报告文学的创作成绩是构成新时期文学大观的重要标志之一。无论在题材的开掘，还是在表现手法的更新上，都令人赞叹不已。然而，就是在这赞叹声中，我们逐渐地感到报告文学又在悄悄地失落着自我。它几乎成了传记文学的代用语和小说的新变体，而且逐渐地拉长了时间的跨度，不能满足广大读者对时代生活的渴求。这些创作“失重”现象与读者的审美需求自然产生了撞击。置身于改革大潮之中的广大读者，由于时代巨涛的冲激，也由于他们对社会命运的关注，他们急于要对身边司空见惯的事物做出新的判断和思考，也急于掌握大量的信息，以供采取决策时参阅，同时也盼望对他们所发见、所忧思的一些社会矛盾引起关注。他们并不希望报告文学为他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这种职能已被通俗小说所承担），而是要求报告文学“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他们看”。⑷这种审美需求与报告文学的某些“失重”现象的激烈冲突，促使一代思想敏锐的作家们去寻求报告文学的自我，去探索新的表现形态，于是，以匡扶时代为己任的，以报告和研究为重的，以系统思辨为特征的批判性报告文学则获得了新的生机。
别林斯基曾说：“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如果它不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⑸近年来崛起于文坛的批判性报告文学就是我们的作家怀着“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以睿智的理性和蓬勃的热情，去剖视，去扫描我们这个大千世界的“问题”、“弊端”而创作出来的。它是时代生活的开拓者，也是改革潮头的一支劲旅。它的崛起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改革事业将产生很大的启动力和冲击波，也将对报告文学的发展发挥促进作用。对此是不可低估的。
显然，这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崛起的批判性报告文学是报告文学观念的回归、完善和进一步的拓展，而不是走向倒退。何况当年产生报告文学的时代是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的。今天批判的目的在于匡扶、清理垃圾而不在于破坏。当然，作为刚刚建立起来的批判性报告文学的体式、内容，也存在着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只要热心扶植，这种批判性报告文学会在反复的创作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调整，形成自己的创作体系，同歌颂性、建设性报告文学一样放出异彩的。
（二）
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功能是使这种文学样式独立于文坛的重要支柱，也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然而，在我国由于50年代中期的“左”的影响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功能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某些作品在审视现实，针砭时弊时，尽管小心翼翼，欲吐又止，但仍然没有摆脱厄运。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报告文学创作只强调唱颂歌，谱升平曲，而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弊端、丑罪现象的揭露则视为异途，慑于越雷池半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贯彻，报告文学创作获得了新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不仅热情地拥抱生活，切近时代，激情满怀地讴歌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谱写了一曲曲气势恢宏的华彩乐章，而且还拓宽了报告文学的观念，使其批判性功能得以复归和张扬，相继出现了许多敢于触及社会生活的尖锐矛盾，揭露和剖析社会隐患和暗流的作品。特别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在审视生活，针吸时弊方面更是鞭辟入里，所向披靡，产生了爆炸性的社会效果。
这种“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题材相当广泛，举凡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或是瞩目关心的，或是鲜为人知的，或是视而未悟的，或是疑窦丛生的，或是政治的，或是经济的，或是伦理道德的，或是世态民情的，作者都能以犀利的笔触加以透视、剖析，使人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也使人们在思辨中得到启迪、反省和彻悟，尤其是在改革的浪潮勃发汹涌的时代，这种勇于干预现实的报告文学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邓加荣的《君子兰之谜》通过揭示80年代前期疯狂的君子兰之潮的勃兴与衰败的奥秘，反映出我们政治生活中的腐败因素。本来，端庄高雅、雍容华贵的君子兰受到人们的青睐是正常的，可是为什么一盆君子兰能卖到人民币十四万元，能顶四十多两黄金的价值呢，其实，这并非是物之所值，而是由于财大气粗的国营单位插手君子兰交易后所导致的恶果。某些领导干部求奢华，摆阔气，慷国家之慨，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君子兰交易的疯狂发展。同时也给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君子兰成为“打开一切关系之门的绿色金钥匙”。有了君子兰，找工作，报户口，签合同，无所不成，甚至还有的因君子兰受到提拔、重用，得到爱情，但也有的因盗窃君子兰而身陷囹圄的。正如作者所说：“君子兰弄得人们神魂颠倒，使社会处于一种病态心理状态之中。那样一种品格高尚的花，竞会成了一股祸水，……导演出多少污浊怪诞的荒唐事来。”其实，我们拨开君子兰交易的云翳所看到的，决不仅仅是几多家一夜之间暴发为腰缠万贯的首富，几多家孤注一掷，倾刻破产，而是令人吃惊地认识到党风与民风间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党风不正导致了民风的败坏，而民风的衰落又影响到党风的失重。相反地，随着党风得到端正，靠挖国家财政墙脚而勃发的君子兰的虚假繁荣被揭露和抨击之后，那场君子兰的疯狂闹剧也就无以为继了。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还十分注意报告和研究那些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如霍达的《万家忧乐》提出了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产品质量、价格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问题。作者有理有据地揭露了那些转手倒卖、以疵充好、哄抬物价、坑害顾客、制造假劣商品等种种恶行劣迹之后，忧心忡忡地感到：“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却令人遗憾地大幅度下降了，甚至‘企业信誉’、‘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这些崇高的信条也大大贬值，在某些人眼里毫毛不如了！坑、蒙、拐、骗这些本来应该日趋绝迹的毒菌却大大膨胀，恶性繁殖，招摇过市，某些人已经到了要钱不要脸，要钱不要命的地步！”这些旧社会的沉渣的泛起，死灰的复燃，直接导致了伪劣商品的猖獗，价格的暴涨，而且使我们的“改革的声誉，政策的权威，党的形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误解、破坏和损害”，是决不能掉以轻心的！
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以重新审视历史的气魄来审视现实，认识生活，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腐败的现象，提出了一些与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尽管作者的感情是悲愤的，采撷的事实材料是怵目惊心的，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但却能使人们在杯光交错的祝福声中，更加清醒、谨慎地认识和思考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更加全面、深刻地认清加快改革步伐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锻炼，对于改革事业健康发展是具有激进意义的。
（三）
在新时期的文学潮流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是继“反思文学”之后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较之反思文学，它不是着眼“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省”，⑹而是就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一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进行探源追踪的考察和研究，以引起人们的沉思，以致顿悟。这类考察和研究的问题，除上面提到的一部分审视现实，针砭时弊为其特征外，大部分都属于非政治功利和客观评价人类文化意识的性质。
我们的时代正处于一个陈新交替的阶段，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的东西，以其很强的同化力和情性力，继续维持着合法认同的地位；新的思想、观念、意识在不断地成长、壮大，但也时而遇到历史文化积垢的滞阻。在这新旧嬗替，除旧布新的时代，“生活中总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新难题，迫使人们去认识、去思考、去改变，不这样生活就无法前进。”于是一些有胆识、有锐气的报告文学作家“睁大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眼睛，满怀兴趣而又焦灼地注视持这错综复杂的现实”，⑺创作了一批旨在观念更新，意识解放，重新审视人类历史文化积淀和思考认识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如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张开理的《人道与天道》和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等都是颇有代表性的。
《中国的“小皇帝”》提出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独生子女的问题。表面看来，文章的落脚点是：“溺爱算不算爱。”其实，这只是问题的表层，它的深层内蕴涉及到民族的生态平衡和国家未来的命运问题。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落后，还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奋斗。然而，我们的下一代能不能很好地接过这历史的接力棒并很顺利地传下去，这是一切有识之士的忧念之事。可是，我们这被称作是“小皇帝”的一代的心灵中，中华民族的美德正面临着挑战。营养过剩，教育不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劳动观念淡化，群体意识败落。在他们身上潜孕者未来社会生存发展的危机；而造成这种社会危机的，不是别人，正是对孩子情之所钟、过分溺爱的父辈和祖辈！作者不无忧虑地提醒人们，未来是属于今天的孩子们的。他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母亲的襁褓中，终究还是要独立生活，要开拓生活道路的，而“开拓却是意味着劳动与创造，在别人不敢走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可是这些“四二一综合症”的患者们由于父辈和祖辈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附属物，对孩子的感情缺乏理智的控制与调节，最终导致的却是用自己的心血培育了与美好的期冀相悖反的生存危机，因而作者振聋发聩地发出了“我们的一大批年轻的父母们时下所做的不仅仅是哺育孩子……同时也是在缔造历史”的呼唤！
如果说《中国的“小皇帝”》提出了一个优育的问题，那么《人道与天道》则是从人类繁衍、发展的角度强调了优生的重要意义。在这篇作品中，作者通过描绘了一系列的群痴图，向人们敲响了如何提高人口素质的警钟。对于优生这个人类自我完善的法宝，至今仍没有为广大群众所熟知，更谈不到在生育过程中自觉地运用优生知识了。因之，一些严重地违背优生原则的事仍然堂而皇之地发生着、进行着。如近亲结婚，盲聋哑人联姻等，甚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过程中还屡屡发生给那些生了痴呆、残疾儿家庭再发“准生证”的事情。这种“鼓励劣等品种”繁衍的举动是后患无穷的。长此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哪堪其苦，哪堪其害！”
《黑色的七月》的作者是把自己的笔触伸向了中学生，同样以忧郁的情怀，揭示了每年七月高考前后，从模拟考试，到录取，到落第补习等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与浩大的中学毕业生队伍不相适应，也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造成了每年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紧张局面。于是，围绕着这“激烈厮拼的七月”，形形色色的攻坚战，各种各样的悲喜剧相继诞生了。为了这个七月，老师们把全部身心都交给学生，甚至有的日劳心瘁，“在题海边为自己立了墓碑”。家长们也是一场鏖战，那些没有“门子”的家长，自己粗茶淡饭、省吃俭用，为应考的子女们买高级补品，以求在厮拼中获胜；至于那些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打通“招生官”关系的家长们，尽管有纪律的条文赫然在目，有纪委干部督察其间，那些不出大格又颇伤原则的交易，以无数条子为媒介，有节制地进行着。学生们更是深受其害了。品学兼优的冯君，因考前闹了痢疾，结果差五分而名落孙山；李新明连考三年，高考分数逐年上升，可是录取分数也逐年上升，最后他以一分之差而落榜。诸如此类的种种心态、种种行为和种种悲剧，只能从单一的教育体制上去找原因。多年来，我们直在喊“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可是这只是形诸于外的口号。社会、学校、家长，甚至教育领导机关却都以升学率的高低作为奖优罚劣的唯一标准。这就把“千军万马”都调集到高考这座“独木桥”上来了。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虽未能为矫治这种弊端提供秘方良药，但他呼吁“把选择留给青年，把安宁还给家庭”，并企望“社会能有足以诱人的理由和人化物化的榜样”来为这传统王国的河谷分流，从而使千百万中学生自由而畅快地选择自己理想的归宿。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将人们司空见惯或见怪不怪的社会问题，通过考察和研究，集纳和综合，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社会历史的演进的角度，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侧面，进行了理性思维和社会性批判，使人们借助于宏观与微观的把握全局性观照，对问题的本质得到清醒的认识，为进一步疏导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供了典型的对象物。
（四）
报告文学作为新闻的衍变体，对社会生活负有严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它既要与时代保持同步性，将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反映出来；也要把那些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潜隐性的要害问题揭示出来，以警醒人们的关注和思考。这后一种职能在近年来出现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中得到较为突出的体现。如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罗达成的《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桑逢康的《赴美华人录相》和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刘汉太的《中国的气丐群落》，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以及孙洪康的《“死亡档案”》等都属于这类揭示要害，反馈信息，启人心智的作品。
《多思的年华》和《少男少女的隐秘世界》都是反映中学生生活的。多年来，文学作品把反映中学生生活视为畏途，五千万中学生们在文学艺术领域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而这些作品则破天荒地从探讨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入手，打开了一个隐秘的世界。前者抓住中学生“多思”的心理特征，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困惑与迷惘。这些中学生涉世不深，但却渴望走向社会，“期望在社会活动中展现自己的价值，检验自己的能力”。他们勇于向现行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挑战，也对老师和家长不能理解他们，不能以心换心地进行感情交流而感到困惑和忧愤。后者则以揭示处于“青春骚乱”阶段的中学生早恋问题，披露了他们既单纯又复杂的感情世界。他们趋向早熟，有较强的自尊心，喜欢独立思考，然而，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对他们都缺少理解和默契。特别是对“早恋”，他们遇到的武断限制多于引导和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发生在豆蔻年华的悲剧。这些作品所揭示的80年代的中学生们在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在追求与困扰的矛盾中显现出来的种种心迹，般般表现，为社会、家长和教师提供了一把开启中学生心灵之扉的钥匙。这对于认识和了解当今时代中学生的思想、追求，以及迷惘与困惑是颇有意义的。
《赴美华人录相》和《世界大串连》是落笔于教育，着眼于社会的两篇反映青年们“出国潮”问题的作品。如何看待从80年代初兴起的“出国潮”？似乎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褒扬，或贬斥，各执一辞，莫衷一是。可是当我们读了这两篇作品之后，就会产生豁然开朗，顿开茅塞之感。原来“并不是裹进去的一切人都是被一股膨胀了的‘崇洋’情绪驱赶上路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希冀借留学途径改变目前处境，或打算自己为自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实这只是问题的表层，其深层的内蕴还应该归结于民族的国民性，归结于我们同胞的排内性和媚外性。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的乞丐群落》和《丐帮漂流记》为我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使我们看清了聚集在文明场所的乞丐们的内幕。那些沦为奴隶的残疾人、失恋者、出走者，以及游手好闲的无赖汉、流氓，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帮伙，过着野蛮的生活，构了社会犯罪的温床，为社会带来严重的不安定因素。最令人忧心的是，目前乞丐部落的年轻人日渐增多。这种乞丐队伍“年轻化”的倾向，必然导致社会犯罪的“低龄化”。这些乞丐群落像个大染缸，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在好心人的同情和怜悯中，在繁华的文明场所，明月张胆地腐蚀着年轻的灵魂，“造就”着乞丐王国的后继者。这对我们的社会、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难道不是个严重的威胁吗？遗憾的是这种威胁还没有被社会所认识，反而它却在东郭先生们的同情和怜悯之下，在繁衍，在发展……
在中国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车祸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引发这种祸端的，是机动车桀骜不训的脾气，还是机动车数量的骤增？《“死亡档案”》借助了大量的具体材料告诉人们，这种劫难的肇事者归根结蒂还是人。其肇事原因也极为简单，或是“驾驶疏忽”，或是“酒后行车”，或是“疲办过度”，如此而已。既然肇事的原因这么简单，为什么还不能杜绝车祸发生呢，作者对此又深掘一步：“至今我们的交通法规还严重残缺不全，施行于世的还是一部50年代由公安部、交通部颁布的交通规则”。可是星移斗转了三十年后，这套交通规则本身就带有饶有风趣的讽刺意义了。
这种反馈性、扫描性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肩负着信息时代的雷达兵的神圣职责。它把那些社会生活中人们熟视无睹，但又没认清其潜隐性要害的问题，采取系统集纳的方法，报告于众，既能启迪人们的心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又能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敦促这类问题早日解决。
（五）
报告文学区别于新闻通讯的一个质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如果失掉了文学性，那么报告文学也就失掉了本身。近些年来，报告文学家们在开掘题材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寻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奥秘。随着报告文学观念的突破与发展，它的文学形式、表现形态也出现了新的态势。这在“社会问题报告文字”创作中体现得尤为引人注目。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突破，就是运用系统的理性思维，通过宏观把握，全景观照，将作者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系统化、客观化、理性化。作者不再像平面镜那样，直接地映现具有引人魅力的人物和事件，而是根据作者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感受，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分析和归纳工作，然后再上升到理性认识，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反省。为此，作者常常拓展报告文学时效性的外延，甚至采用今昔沟通，中外映衬的手法，对某个社会问题进行分类、集纳，使具有不同时空观念的材料系统化、理性化。如《“死亡档案”》对车祸的描述，既有中国不同时期的车祸事实材料、数据记载，又有国外的资料统计，将历史与现状，国内与国外联系起来思考，从而使作者提出的问题富于危机感和警策性。这种报告文学的人物退居次要地位，情节也趋于淡化；作者关注的就是事实本身。借助于微观的事实材料，展现出宏观的面貌，因而不仅扩大了报告的容量，而且增强了报告的深度。
思维方式的演进，也引起了结构方式的变化。“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改变了那种以人物、事件为主体的单向流程的思维、结构观念，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以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多侧面的思维流程，构成了头绪繁复，穿插密集，时空交错，参差相济的景观。如《啊，老三届》通过北京的六个默默无闻、不见经传的老三届毕业生的坎坷经历，以“滴水见海”的构思，展示富了一代人的痛苦遭际，作者所写的这六个人各自成章，互不勾连，似乎给人散乱之感，然而作者正是通过这散乱的侧面、视望、失败与成功、惶惑与挣扎，以及旁人难以想象的曲折的历程，从而购成了全景投视，全方位扫描，给人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审美印象，同时，也使作者要阐述的问题具备了充足的理由律，产生出势如劈竹般的穿透力和论辩力。
叙述方式多元化也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表现形态的一个特征。报告文学一般以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为主体，但“社会问题很告文学”的叙述角度、人称方式都依据表现题材的需要赋予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如《中国的乞丐部落》的叙述方式就很有特色。文中既有第三人称采访式的客观描述，又有被采访者的自我叙述，还有第三人称的议论。这里有作者以第一人称写的过渡性的叙述文字和议论，有当事人提供的第一人称“证言”，有第三人称形式写的事件、案件始末的直接叙述，也有以“手记”形式出现的第三人称的间接叙述。第三人称的叙述带有较强的客观性，便于反映事件的整体形态。第一人称叙述主观性强，有助于挖掘深层的精神活动。这样，主观与客观，深层与表层参差交错地构筑在一起，显得作品起伏跌宕，斑斓多姿，富于艺术魅力。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议论方式是以强化理性、强化思辨力量和哲理启迪为重点。它改变了过去那件“撒花椒盐”的议论方式，而采用大幅度的议论，甚至旁征博引来扩大议论的容量，这种议论很少是就事论事地发表“点评”式的表层议论、动态分析，而往往是就某个问题进行系统而理据充实的静态分析，或引经据典，或列举数据，或直陈褒贬，都注意抓住关键，切中要害，开掘以深层的审美愉悦，加强作品时哲理思辨和启迪。这种议论方式几乎涵盖了这类作品，但又给人模式化的感觉，似乎有必要再做些新的探讨。
（六）
近年来，论辩性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以其饱满的信息量和咄咄逼人的气势饮誉文坛，甚至有的篇章产生了“爆炸性影响。这是可喜可贺。
这种刚刚崛起的报告文学的新样式，在充分地发挥报告文学的优长之余，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够完善的瑕疵。
首先表现在作品的真实性和严肃性的问题上。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报告，在处理新闻题材时，必须遵循真实性与严肃性相统一的原则，这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本质特征。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如果“失去了真实，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⑻也就贬低和否定了报告文学的存在价值。有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责难、抗议，以至控告，往往都根源于失实或是对真实性的不同理解与要求。应该说，仅仅真实还不够，还要求作者在从采访材料到挥毫成文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始终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之。只有将真实性与严肃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报告文学的应有的作用。可是多年来，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严肃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因其具有强烈的论辩性，所以真实性和严肃性的问题也就尤为重要。有的作者为了加大作品的“安全系数”，“不使喜悦的人们因而忧伤，忧伤的人们更添忧伤”，⑼常常采用将真名隐去的作法，来回避虑之以外的非议、纠纷。即使如此，由于作者对题材处理的严肃性重视不够，也难免出现失实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写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却引出了相反的结果。还有的作品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其原因盖出于严肃性的不足。
其次表现在材料的臃肿与技巧的困乏的矛盾上。报告文学是富于凝聚力和战斗性的文学样式。作者的褒贬爱憎感情，真伪虚实的创作态度，关系着作品的成败得失。目前有些报告文学作品就某一社会现象，罗列了大量的材料，而这些材料臃肿杂乱，使人既抓不住材料的“纲”，又弄不清作者汇集这些材料的目的与动机何在。如有的作品列举了大量的材料，但作者对这些材料的态度是暧昧的、模湖的、二元性的，因而在读者中产生的社会效果就值得深思了。还有的作品停留在调查报告的档次上，连缀、集合了大量的材料，但叙述的语言单调、平淡、乏味，议论语言刻意欧化，冗长、拖沓，甚至脱离事实材料而进行漫无边际的说教。这种材料臃肿与技巧困乏的矛盾扼制了文学性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创作危机。
从目前看，那些勇于开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块新垦地的作家，多是刚刚步上文坛的年轻人，他们思想敏锐，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和改革精神，善于捕捉信息，对社会生活中的事件、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和开拓兴趣，也敢于触及社会矛盾，针砭时弊，这都为报告文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但由于个别作者急功近利，对社会问题缺乏独立而冷静的思考，或者是以一种偏激得情绪来审视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或是肤浅地罗列材料，而舍不得挖掘更深的潜隐性问题，因而使得论辩性报告文学在狂飙突进式的崛起之后又陷入了困境。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扬其长，避其短，同时还要不断地提高作者的政治素质和文学素养，使其创作的报告文学更具有文学性和理性美。
注：
⑴见《马克思恩格斯》第21卷。
⑵见《列宁全集》第35卷。
⑶刘汉太：《中国的乞丐群落》。
⑷茅盾：《关于“报告文学”》。
⑸转引自祁淑英：《“报告文学”的采访与写作》。
⑹何西来：《探寻者的心踪》。
⑺柯岩：《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报告文学集•导言》。
⑻夏衍：《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
⑼陈冠柏；《黑色的七月》。
——写于1988年1月15日（发表于《唐山师专•教
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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