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照心态 理性思考——论王立新的报告文学创作 |
| 作者：赵朕 作于：2007-4-25 15:38:03 访问：582 评论：2（查看评论）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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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王立新是在报告文学创新求变的滚滚红尘中，以一篇《毛泽东以后的岁月》（《昆仑》，1988年第6期）赢得广大读者关注的。其实，王立新之于报告文学创作非自即日始。早在70年代末期，他就出版了报告文学《太阳河畔的血泪》。进人80年代后，他相继发表了《复苏之后》（《解放军文艺》，1981年第3期）、《火箭碑》（《解放军文艺》，1984年第2期）、《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昆仑》，1985年第2期）、《震撼大地的十年》（《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7期）、《永不沉落的白帆》（《十月》，1988年第3期）等。于90年代之始，他又连续推出了《地震和人》（《昆仑》，1990年第4期）、《要塞上的海》(《长城》，1991年第3期）和《北方大港之梦》（《河北文学》，1992年第10期）等。他的这些作品从审美形式上看，以《震撼大地的十年》为界碑可分为两种形式。前一者为“单线独进”式，大多以知名人士的功业和经历为表现重心，相继展示了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枚火箭的将军们的风采（《火箭碑》），企业家马胜利的改革壮举（《旋转的世界》），以及名噪一时的全国劳动模范王国藩的升沉降浮（《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等；后者则采用“立体观照”的方式，落墨于世间芸芸众生的悲欢，再现他们在社会变革与动荡中的激奋与嗟叹。他从1986年以来发表的作品均属此类。他的这种创作追求的转向，既是时代生活的激励与馈赠，又是他长于理性思辨的必然归宿，从而使他能够优裕自如地反思历史功过，审视现实利弊和构想未来秩序，充分发挥了报告文学创作的主动进取精神。
（一）
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如果艺术只是为了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如果它不提出问题或者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⑴王立新是在部队服役期间开始涉笔报告文学创作的。军旅生活的熏陶，使他对社会生活的每一震颤都非常敏感，也都能掣动他的创作激情。在他退役之后，他的创作正面临新的选择之时，正是我国报告文学主潮更迭之际。然而，他没有“随波逐流”，却始终怀着“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把表现的触角伸向时代的命题。他或是执着于对改革大潮的“热情的赞美”，或是对一度凝滞的生活所导致的民族心理积垢的“苦难的哀歌”，都饱含着“对国家、对民族的痴情以及由此所迸发出来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⑵因而赋予他的作品以深遂的理性精神和敏锐的穿透力，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反响。如他的《毛泽东以后的岁月》，曾得到万里同志的首肯；他的《北方大港之梦》受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的赞扬，并撰文推荐说；“我相信，我们每一位读者，都会从这篇生动的报告文学中受到启发、受到教益、受到鼓舞”。⑶
诚然，王立新的报告文学是洋溢着时代的激情，而又充满着理性精神的。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作者描述了安徽“农村大包干”两度兴起的来龙去脉。60年代的“包产到户”，刚刚奏出序曲就煞了尾；而70年代末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却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火把，照亮了饥饿和贫困的中国”，在这里，作者不仅纵情地讴歌了饱尝劫难的江淮儿女的革命首创精神，而且反映了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和痛苦历程，同时，还形象而深刻地总结了我党在特定时期的悲痛教训和成功经验。本来，我们党历来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的，可是在60年代的“左”的思想冲击下，党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党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党性原则也被篡改，因而导致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淮大地乞丐成群，田园凋敝。
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沉重的历史代价终于换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又使人看到了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强大活力，完整的党性原则及其本义也重新迸发出了光与热”！⑷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序幕，八亿中国农民开始了由穷变富的大转移。作者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扫描昭示人们，要把沉痛的教训作为鉴戒，促成昔日的悲剧不再重演。
在《北方大港之梦》中，作者以翔实的历史资料，睿智的理性分析，“在深远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下，介绍了河北秦唐沧经济开发区的由来和现状，展望了河北经济未来发展的宏伟前景”。⑸北方大港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构想，然而在他生前却未能付诸实现。80年后，这个大港终于屹立于唐山的王滩。作者没有单纯地展示唐山港的建港过程，而是从宏观考察入手，以港口建设为支点，来撬动北方沿海经济的开发，从而弹拨出改革大潮奔涌的新乐章。
《要塞上的海》把举国闻名的引滦济津工程背后的移民问题推到了前台。在引滦济津工程的建设中，有5万农民要把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和祖辈耕耘的田园”交给水库淹没区，而他们自己却要经受一度“创世纪的艰难开拓”。对此，作者一方面揭示了库区移民在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撞击过程中理智与心灵的抵牾，另一方面又以热忱的笔触赞颂了他们“虽有忧虑却并不责备、埋怨，民风依然淳朴，神情依然庄重，胸怀依然坦荡”的豪爽质朴的情操。作品中跃动着的凛然正气，使人们在失落的辛酸和复兴的喜悦中，感触到“新的承转、新的孕育和新的超越”！此外像《震撼大地的十年》、《永不沉落的白帆》、《旋转的世界》等都是在“热情的赞美”声中，用具有现代意识的思维方式，把作家的审美情韵与时代的主旋律融而为一的。
同样，他所表现的“苦难的哀歌”，并不同于某些批判性报告文学的“问题曝光”，而是作为时代发展的负面动力披露于外的。由于作者对自己的题材，既有坚实而丰富的生活基础，又有深入的开掘与理性思考，因而在抒写种种“苦难的哀歌”时，表现出敢于正视社会现实的胆略与勇气。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作者以惊人的胆识暴露了60年代初的“疯狂大幻想”时期的惨剧。诸如，数十万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江淮灾民的“大逃荒”，饥馑摧毁了善良人性的“人相食”，导致生灵涂炭的“逼粮风”，等等。这些阴暗面的曝光，不是目的，而是将其作为策动农村改革的启动点，并作为沉痛的教训来铺设“前进的界碑”，⑹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地震和人》中，作者以现代未来学的“前喻法”，分了地震学界的“地震崩盘论”，并大胆地揭示了唐山这个“阴影下的乐园”的隐忧。一百年前随着李鸿章办洋务而崛起的移民城市唐山，是在不清楚深部地质构造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而铸成了毁灭性地震的大悲剧。而如今的新唐山，却是在明了地层深部构造的前提下在原地重建的，因而仍然摆脱不掉“地震崩盘”阴影的笼罩。这种“警示”不是鼓动人们逃离死亡的断裂带，去寻找新的诺亚方舟，而是和婉而善意地批评了某些决策人，在规划新唐山时，只考虑“政治影响”和唐山的知名度的守旧意识和短期行为。
王立新的“哀歌”还着力揭示了农民告别传统的古代文明的阵痛与骚动。在《要塞上的海》这部他最为钟情的作品中，他写了背负着康熙皇帝的“皇恩施表”的皇匾的南团汀人人，为抵制搬迁而酿就的上访骚动，写了一些辛辛苦苦地做移民安置工作的干部，被热土难离的蓝旗地人折磨得致伤残的悲剧。作者为这些举动写“哀歌”，旨在揭示在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相撞击之时，－些小农经济桎梏下的农民辞别传统生活秩序时的战栗与苦痛。这些农民的骚动与过火行为，与敌人的破坏不能相提并论，但也对移民安置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滞阻与干扰。对这种悲哀的滞阻与干扰，作者并没有予以冷面的鞭挞与抨击，而是以哀惋的悲歌，为古塞人的传统文明举行了祭礼。
王立新对他表现的题材有一种执着的探求精神。他不屑于浮光掠影地展示生活的表面现象，也不热衷于“近距离”地提出令人咋舌的社会问题；而是钟情于那些从生活中发掘、提炼出来的能体现“时代的主导思想”的题材，如安徽农村的“大包干”，引滦济津工程的移民，唐山的大地震，天津的SOS儿童村等。这些题材在社会上都产生过热烈反响，人们通过传播媒介也有所了解，可是对其具体的来龙去脉却又知之不多。作家王立新正是以此启动来探求题材的内蕴的。在他笔下不是原原本本地再现生活，而是以睿智的思考，深人开拓生活的底蕴，因而他的作品能够“超越事件的本身，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对所写人物和事件的关心中超越出去，想到历史、文化以及现行体制所应承担的责任”。⑺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每一种感情或每一种经验，都能使人有所彻悟，唤起人们心弦的共鸣，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二）
苏联文学理论家扎东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艺术与20世纪》中，提出了“向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是“向心小说”的代表作；它通过人物的个人意识来“反映、折射和‘分解’生活”，并以此来达到“对最主要的社会现象的概括”。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王立新没有得到扎东斯基的薪传，但他喜读外国文学作品，从那里汲取了许多宝贵的营养。
王立新的报告文学，不论是表现知名人士的皇皇功业或坎坷命运的，还是抒写事件过程或评骘褒贬的，都倾心于描摹、揭示人的心态，以期借助于社会变革或生活动荡所诱发的人的心态反馈，来间接地反映、折射社会的运作趋向。
首先，以芸芸众生的心态来映现复杂的社会人生景观。他的《地震和人》，罗列了十几个人在地震后的心灵历程，展示了他们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在作家笔下，最为牵心动魂的就是那“凝在花布上的忏悔”了。煤矿工程师李成栋因家庭生活拮据、没有答应小女儿要衬衫的要求，“并且在一气之下还打了她一巴掌。殊不知，就在这天夜里，大地震突兀地发生了。他的妻子、儿子女儿都身遭横祸。因此他精神崩溃了，只要一想到“震前半夜所发生的家庭纠纷”，就肝肠欲裂，后悔不迭，总觉得永远无法还清欠小女儿的这笔沉重的心债。此外像作者描述的如履薄冰的重组家庭的隐痛，截瘫病人的精神失落，以及孤儿们的淡漠与酸辛等都维妙维肖地揭示了当事人的复杂心态。这里，作家运用调查报告集纳事实的客观化手法勾勒的每一种心态，都是一个灵魂振颤的世界。作家将其集腋成裘般地连缀起来，就构成了震后唐山的一种社会景观。在《要塞上的海》中，七十二岁的王占林蹲在房屋的废墟上，抚摸着倒塌的墙壁，老泪纵横的情景；移民们离开要塞前带几块长城砖的举动；迁到沿海的移民因想喝家乡水而患病焦灼的呼唤；以及蓝旗地移民的返迁浪潮和上访骚动，都生动揭示了这些要塞山民的故乡情结和封闭心态，通过对这种种心态的透视，告别传统文明的阵痛也就付之于笔端。王立新出身于冀东农村，对故土的乡情乡俗、父老乡亲的苦辣酸甜都有深刻的把握与体验，因之，他所表现的心态都能反映出特定文化层次的生存态势。
其次，以典型的心态昭示出人物心灵的隐秘。列夫•托尔泰说：“艺术的主要目的——如果世界上有艺术也有目的的话——就在于表现、说出人的灵魂中的真实，说出那些无法用简的语言说出来的秘密”。⑻报告文学主要是通过描述典型事件来再现时代生活的，而任何事件的存在与发展，都不能离开人而独立于世，因此写好人物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文学塑造人物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揭示人物的心理冲突，表现人物的内心真实，则能使各种各样的灵魂直接与读者交流，而拉近了欣赏与被欣赏间的心理距离。
王立新的报告文学较为注意通过心态的扫描来“表现、说出人的灵魂中的真实”。譬如，十八户农民聚集在小茅舍里，面面相觑又愤懑难抑地把一簇簇硬茧托起的指纹按在“保证书”上的动作和“把你们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的誓言（《毛泽东以后的岁月》），王国藩在飞黄腾达时颐指气使、刚愎自用、骄横妒嫉、自私狭隘的心灵轨迹（《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某县领导向省长汇报时不谈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只讲“治理整顿“计划生育”的保守心态（《北方大港之梦》），还有那些把自己的生命之舟停泊在神秘莫测的SOS儿童村的职业妈妈们爱与恨的感情漩涡（《永不沉落的白帆》），等等。作者从发掘人物“灵魂中的真实”入手，借助于“心灵的辩证法”，拉开人物丰富、复杂而隐秘的感情帷幕，使读者窥测到隐秘很深的感情世界。这样的创作追求，会使作家笔下的人物跃动着生命的火花和灵气，同时，也有助于扩大作品的思想容量和拓展审美意蕴。
（三）
捷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说：“具有社会意识的作家承担着双重的任务，即斗争的任务和艺术的任务，但他如果只限于从事他的艺术或者斗争，那么这双重任务将会因为单打一而一无所成，两方面都会没有效果和价值可言。”⑼诚然，报告文学的创作成就，轰动效应，不单单取决于题材，而且有赖于艺术表现技巧的纯熟与高超。
王立新的报告文学在切住时代的脉息，选取具有社会意义题材的同时，也对“艺术的任务”频送秋波，努力探求新的艺术境界。他的作品进一步弘扬了报告文学的“逻辑的命题”的意义，着力追寻和发掘现实时空生活中的思辨美与理性美。这首先表现在，善于运用客观化手段，把一些非文学因素置于整个艺术架构之中，使其在系统的艺术氛围中焕发出理性的光华。在他的作品中，直接引用了许多时评、公文、碑文、书信、笔记、谈话记录以及各种数据等。这些非文学性的理性材料，经过作者的精心筛选与编排，已不再是干巴巴的“以普遍性出现”的东西，而是“经过明晰的个性化”，⑽穿插于形象的叙述之中的。这样就使读者在“个性化”的理性材料与形象叙述相勾连中，理清事件的腠理，充分认识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感性的显现’中体会到余音绕梁的理性美。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穿插于叙述事件之中援引了9封党员和群众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向毛泽东反映情况、保荐“责任田”的“进谏书”。这种客观化的援引并没有滞留在再现历史过程与氛围的层面上，而是引导读者去体味人所共感，却未共明的生活哲理。
其次表现在，作者善于把生活激发的心灵体验，化为诗的激情与语言，渲泄出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思想与评骘。在《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中，作者在叙述了林彪鼓吹“一句顶一句”的时代，王国藩也顺理成章地被“誉”为“绝对权威”、神的化身之后，这样写道：
荒谬的时代产生荒谬的政治，荒谬的政治产生荒谬的逻辑；反对王国藩就是反对红旗——反对红旗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于是，王国藩失去了生活中“人”的面目。
这种社会学的思考，触及到我国政治生活中曾一度影响全局的形而上学的简单推理。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王国藩这个连中央文件都念不通的老粗干部，被某些人神化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社会政治生活中“左”派幼稚病的灾祸。在这种简单的推理一下，革命导师被架空，群众的意志被否定，党的传统被破坏，于是历史的大悲剧成为不可避免。应该说，作者的思辨是深沉而敏锐的，极简洁的几句话所概括的历史教训，给人留下了反复咀嚼的余味。
王立新的报告文学气势恢宏，开阖自如，纵横驰骋，上下呼应，犹如千岩竞秀，万溪争流，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在艺术处理上，他一般是围绕着某个中心事件，采取中国画的散点透视的方法，以跳跃性节奏，将一系列原生态事件置于立体的架构之中，予以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这些局部的原生态事件，都是单线叙述的片断，可以自成一个世界；而局部的事件之间虽相关，却不相连。作者在展示这些原生态事件时，时而此，时而彼，时而异峰突起，时而放马平川，表面看来似乎毫无节制与约束，但实际上却有一条思想主线暗中束缚着，使得事件、情思与哲理有机交融，构成形散而神不散的逻辑机制。在《要塞上的海》中，作者恣肆淋漓地描述了喜峰口人民举村搬迁的景况。这里既有移民超越古代文明时的骚动，又有喜峰要塞的历史辉煌；既有迁离故土的恋乡情结与困惑，又有搬迁时老少两代人的心灵抵牾。这些事件，看似杳无次序，信笔由之，但实际上人们却能从这跳动的节奏中，聆听到人类改造自然，也同时改造自身的深沉的旋律。
作者在结构作品时，还试探着创造一种隐喻的整体气氛，来拓展作品的审美内蕴。在《地震和人》中，作者于开篇就描写了教堂的钟声，在收束一章又写到“没有钟声的城市”，使作品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令人莫解。然而，只要我们仔细探索，就会发见这种钟声是一种隐喻，一种警示，微妙地透露出全文的题旨。18世纪欧陆教堂的钟声，预告了里斯本大地震的降临。可是在20世纪的唐山，虽然建起了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堂，却听不到钟声。作者是以没有钟声的教堂来隐喻“人们对于灾害的一种心态”，提醒人们对于灾害不要“因逝者如斯而视而不见”。⑾在具体的艺术处理中，作者以钟声启动，继而展现了一系列原生态的事件，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地震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或肉体的创伤，最后又以钟声作结。全将波澜起伏，浑然一体，在整体气氛的渲染中深化了主题意蕴。
王立新在结构作品时，还善于将所描述的事件置于历史的坐标系中，使其在历史的观照下，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以便把凝重的历史感与浓烈的时代气息沟通起来，使作品在作者通脱的历史审视力的驱使下，焕发出恢宏的时空意识。譬如，在《要塞上的海》中，作者在现实的大屏幕上扫描了喜峰口要塞的三段历史，即秦大将蒙恬修筑要塞、明将戚继光扼塞戍边和抗战时期张自忠将军抗击日寇等；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引述了“列宁的转变”、“斯大林的悲剧”和“毛泽东的教训”。前者揭示了背负着历史的辉煌的要塞移民，在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撞击中，怀乡恋土的思想源渊；后者则是在历史的反思与顿悟中，为“大包干”的发展奠下了基石。此外，像《地震和人》、《永不沉落的白帆》、《北方大港之梦》等都是在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中来观照中国现实的。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立体观照，既是作家凝重深沉，长于理性思考的产物，又是思想敏锐，善于天马行空般地联想的结果。
王立新的报告文学常常遴选一些典型的行动细节，来加强戏剧性效果，进一步深化主题。譬如，在那刮单干风年月，村干部挨家挨户收集铁锅。一位老大爷跪下乞求说：“留下一口锅吧，烧开水用。”可是这个村干部却当着老人的面，把铁锅砸个粉碎（《毛泽东以后的岁月》）；在王国藩浮夸风得意之时，某些人竟把华国锋接见王国藩的侧身照片，移花接木般地换成华国锋与王国藩正面握手的照片，王国藩不仅没有惶恐感，反而报以得意的微笑（《一个“县革务”主任的沉与浮》）；企业改革家马胜利把一位老销售员提拔为中层干部，为的是他一辈子兢兢业业，“为国家出了力”，退休后得到较好的待遇（《旋转的世界》），等等，类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鲜活的细节能够拨动读者感情的琴弦，引发人们深入一层的思考，具有窥一斑而窥全豹的意义。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也是艺术的载体。文学作品的语言不单是形式层面的事，而是与作家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渲泄密切相关。王立新的语言除了具有文学语言的简洁、准确、鲜明等一般特点外，其独到之处还在于语言质朴、通脱而富于张力，热烈风趣而富于活力。他的叙述语言，一般说来是两副笔墨：一是侃侃而谈，娓娓道来，状物叙事，不枝不蔓，拙朴明快，引人入胜。像《要塞上的海》、《毛泽东以后的岁月》等都是以这种笔墨来叙述事件的。二是像《永不沉落的白帆》、《地震和人》及《北方大港之梦》那样，语偕情韵，绚丽隽永，含蓄深沉，文采斐然。在《地震和人》中，作者以诗的激情和诗的语言，描绘了每逢灾变之日地震幸存者的悼念活动：
当灾难之夜终于来临的时候，成千上万痛不欲生者从每一个楼道中走出，汇成了祭扫的狂流，燃起了纸钱的高山。
心灵的大堤崩塌了！
在枝叶繁茂的丛林中，在车水马龙的叉路口，在刚刚崛起的新楼旁，在滚滚滔滔的陡河边，到处是骚动的人群，到处是悲绝的嚎哭。平素，卫生检查部门对大街小巷的卫生是最挑剔的，此刻却一任纸钱飘落黑雨飞洒……
这不是矫情做作，而是泪与情的凝聚。对灾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没有休戚与共、感同身受的人，是很难营构出这种牵心动魄的意境的。
基于作家对理性的追求，他穿插于叙述间的议论，或直抒胸臆，或冷静剖析，无不精粹动人，蕴含着丰富的张力。在《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中，作者在凭吊杜奎时，这样写道：
他是不幸的，自己射出“左”的枪弹，又被“左”的枪弹所伤；他是既不能原谅，而又只能原谅的，因为他属于那段黑暗历史。尽管他已长眠不醒，可人们还是听到了他无声的控诉和无声的呼喊，这是一首用鲜血谱写的《长恨歌》！
在王立新的作品中，类似这种富于张力的议论所在多有。这是作家体验的升华，思辨的结晶。它不单纯是就事论事地慷慨陈词，而是以涵括性颇为丰富的哲理思辨，来启迪或导引读者认识和理解时代生活中的命题。
王立新作为“时代的表现”者，为我国报告文学珍圃增添了新的珠玑；但实事求是地说，这颗珠玑，还没有琢磨到玲珑晶莹的极致，还有打磨的余裕。他的某些作品，或许是出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观照的构想，铺排面过大，对材料择取的节制性欠火候，甚至某些“穿插”性描述也使人产生枝蔓并生之嫌。这不仅造成了作品的臃肿、膨胀，而且更重要的是减弱了作品的力度。
王立新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正值创作的盛年。他热爱生活，并有深切的体验和丰富的积累，同时，他又长于思辨，倾心于发掘生活中的哲理性内蕴，因而他对时代生活的每个震颤都充满着激情，期望“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者更好、更充分地表现出他那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⑿我相信，在他的“期望”兑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超越自己，同时也超越他人的。
注：
⑴《别林斯基论文学》。
⑵⑾程步涛：《我认识的王立新》。
⑶⑸邢崇智：《寻找启动河北经济发展的杠杆》。
⑷⑹张文苑：《为江淮儿女的创举讴歌》。
⑺谢泳：《试论近期报告文学的主题转移》。
⑻《托尔斯泰论文学》。
⑼基希：《论报告文学》。
⑽黑格尔：《美学》。
⑿普列汉诺夫：《沦西欧文学》。
——写于1992.年11.月5日（发表于《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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